第三节 理解者的“前见”与文本的解读
在以上两节有关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阐述中，可能还存在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究的问题，这就是理解者的“前见”（prejudice）与文本的客观解读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以上所说的哲学史研究“三阶段论”的第二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杰出学者之一，徐复观非常自觉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了解古人，仅能凭借古人直接留下来的文字。朱元晦读书的精细，及态度的客观，只要看过《朱子读书法》的人，便不能不加以承认。但当他费最大精力注释《孟子》时，对《孟子》中言心、言性的地方，几乎无不颠倒，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理气的哲学横在胸中，不知不觉地便用了上去。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18]在这里，徐复观所说的“哲学修养”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前见”。没有“哲学修养”的人，当然没有自己的“前见”；对于哲学文本的解读来说，没有“哲学修养”的人的心灵像是一块“白板”。没有“前见”，固然避免了曲解文本的可能性，但是哲学修养上的“白板”也缺乏理解哲学文本的能力和条件。换言之，在我们看来，徐复观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认识到了“前见”对于客观地解读文本所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而且意识到了“前见”或者“哲学修养”乃是对哲学文本的理解和解读得以可能的条件。他说，“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这句话的含义应该就是，研究者所具有的“哲学修养”乃是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的条件。
对于“前见”与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深层次的系统理论阐发的无疑首推伽达默尔，不过，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与我们本章所阐述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间的思想关系却较为复杂。首先，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是一种存在论的诠释学，而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诠释学。虽然伽达默尔所说的“诠释学经验”包括“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但是，作为有关“诠释学经验”之理论的哲学诠释学，却并不以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或者广义的精神科学研究方法论（“哲学史研究”是一门精神科学）为旨归。其次，在伽达默尔的存在论的诠释学之中，我们所说的哲学史研究的“前两个阶段”或者“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们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不仅受到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概念的决定性影响，而且其存在论基础也是应该被克服和超越的近代西方主体性的意识哲学。所以，伽达默尔说：“我们探究的问题乃是，诠释学一旦从科学的客观性概念的存在论障碍中解脱出来，它怎样能正确地对待理解的历史性。”[19]同时，在伽达默尔的理解中，“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是偶尔出现的情况，而是始终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且始终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0]。再次，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只是与我们所说的“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或者哲学史研究的“第三阶段”存在一定的思想关联，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看作对“哲学史研究的第三阶段”之一种存在论的阐释。不过，我们并不完全接受这种阐释，在我们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强调了“文本”本身的真理性要求，但却未能充分地考虑对“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的一面。最后，基于以上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下面对理解者的“前见”与“文本”的客观解读之关系问题的探讨，虽然借鉴了伽达默尔的相关论点，但却与之有所不同。
理解者有其“前见”，“前见”也表现为理解者的“视域”。而就理解者的“前见”与“文本”的客观解读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说，有一种情况就是，理解者的“视域”可能与“文本”的“视域”没有交集和切点，在这种情况下，对“文本”的曲解或者离题的解读就变得不可避免。比如说，当一个研究者从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主流形态出发，来研究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等思想论述的时候，这种曲解和离题的解读就出现了。当然，从当代西方的环境伦理学的视野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之思想，大致也属于这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理解者的“前见”与“文本”的核心理念是不一致的甚或冲突的。比如说，一个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者已经非反思地成了现代“平等”理念的坚定信仰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可能总是倾向于去批判“文本”的立场和思想，而不是先行地悬置自己的“前见”及其绝对性，以便让“文本”中的见解和理路显现出来。再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研究古希腊哲学的学者是一个常识化的经验主义者，那么他就可能错失了古希腊哲学有关“感觉与理智之关系问题”的独特见解，换言之，他可能进入不了古希腊哲学家的文本所蕴含的“视域”；或者，他可能感到古希腊的哲学家说了一些难以理解的话，但却又对近在眼前的问题没有触及。[21]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本”本身具有某种思想维度和视域，但理解者反而不具有相应的“视域”和思想维度，这个时候，“文本”本来具有的思想维度和思想内涵就被遮蔽了，或者说，无意之中被“忽视”了。例如，对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及其分歧，研究者通常都习惯于从一种道德哲学的视域来理解和透视，但是孟、荀的有关“文本”之中又的确蕴含着一种政治哲学的维度和视域，这样一来，孟、荀的人性论及其分歧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很可能被“漏掉”了。总体上看，对于“文本”的客观解读来说，一方面，理解者不仅需要对自己的“前见”具有一种反思的意识，而且应该悬置自己的“前见”，不固守自己的“前见”，以便对“文本”的“视域”和“见解”保持开放，并使之向自己敞开；另一方面，理解者应对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之间的差异和歧向保持敏感，并能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以便找到契合于“文本”之“视域”的“前见”。
另外，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及其方法的应对需要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的“文本”及其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与其方法的应对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已多有讨论，让我们再次引述徐复观的有关论断，以结束本章的探究。徐复观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他们的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的展开，这便使读者易于把握。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有意识地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观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和事所需要说明的某一方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22]
[1] 余英时曾在其“清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这两种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取向的区分。这两种研究取向被分别命名为“外缘的解释”和“内在理路的解释”。参见氏著《论戴震与章学诚》之“外篇”的第六部分“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22—356页。
[2]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卷，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63页。
[3]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卷，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67页。
[4] Scruton，Roger.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New York：Routledge，2002，p.viii.
[5] Scruton，Roger.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New York：Routledge，2002，pp.10—11.
[6] Scruton，Roger.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New York：Routledge，2002，p.11.
[7]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0页。
[8]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9]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1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页。
[1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页。
[1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14] 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页。
[1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16] 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0页。
[17] 牟宗三：《圆善论·序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2卷，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6页。
[18]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自序之三》，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9]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2页，译文有改动。
[20]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03页，译文有改动。
[21] 参见宋宽锋《感觉与理智之关系的希腊观念》，载氏著《科学的哲学解读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254页。
[22] 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和态度问题（代序）》，载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