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综述

一 城镇化与乡村都市化研究

（一）城镇化研究

1.城镇化的概念与时间界定问题

不同学科视野对“城镇化”有不同定义，据初步统计，各种类型的城镇化概念不下30种。[13]人口学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经济结构从分散的第一产业向集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转化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镇地域、城镇景观替代乡村景观的过程。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则认为，城镇化是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的城镇社会，乡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镇生活方式的过程。排除研究者个人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不同的影响，城镇化定义的纷繁复杂性，源于不同学科的理解，也源于城镇化本身作为系统工程的复杂性使然。不同学科的不同理解对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十分有益，但也可能会陷入学科的狭隘境地。应了城镇化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城镇化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与思维。

关于城镇化的时间界定问题。根据现有研究来看，国内的学者在理解何为城镇化时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较深，普遍将城镇化视作近代工业化以来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农业生产效率和商业交换没有出现突破之前，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受到限制，始终不可能持续提高，城市化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出现的现象”[14]，因此仅关注到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城镇发展。更有，在国内学术界为10%的城市人口比重标志着城市化进程的起步。[15]这样来看，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0.64%，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此时开始的。

但部分学者关注到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具有的相对性和历史性，并以此来考察和分析中国古代城镇发展和历史演进。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以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结合的思维，研究中国古代城镇的社会结构、商业形态和市场体系，及由此引发的城镇化现象。他还就1893年的中国城镇进行分析，并以此统计出各个区域的城镇化水平。[16]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结合宋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的状况，以杭州等地为案例，对此期的城市化做了专题考察，指出城市化的基础是农村，宋代大量涌现的市镇，在行政上是乡村，在经济上却是城市。[17]李伯重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化道路和现今主要依照近代西方经验得出的所谓城市化的普遍模式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异，若以近代城市化标准认识和判断中国古代的城市，显然是不合适的。[18]陈国灿还对古代江南乡村都市化做了阶段性的划分，认为其经历了宋元时期的起步和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19]他一方面从城市角度分析江南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和不同阶段的特点，旨在弄清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以市镇角度分析农村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旨在弄清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内在关系。[20]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城镇化时，从宏观角度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归纳为一次演进的三种基本形态，即“现代以前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的现代模式”“未来的城镇化模式”[21]。其中所说的“现代以前的城镇化”，就是指工业化以前的城镇化。马戎教授将中国城乡社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古代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城乡社区主要体现出封建社会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二是1949—1979年，主要表现为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是1979年至今，其间随承包制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政策的推行，城乡关系出现新特点。[22]

2.小城镇的概念与研究

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小城镇的概念，指出小城镇是“一种比乡村社区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他们既具有与乡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乡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从本质上而言，小城镇“是个新型的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许多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进程”[23]。这个定义较为全面、明确地阐述了小城镇的内涵。其后，他还在后续研究中深化了对城镇化的探讨，小城镇的概念也逐渐被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规划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认同和采纳。从学科整合视角来看，小城镇的内涵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小城镇是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连接城乡且兼具二者功能的过渡性社区；小城镇是城镇体系的基本单元、重要组成部分；小城镇是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生活服务中心。[24]

小城镇[25]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费孝通先生提到小城镇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小城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正是城乡的纽带，是城乡发展的必要环节。不仅如此，它又是一个调节城乡人口的蓄水库”[26]。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研究是在“城—乡”关系把握基础上的研究，亦是他对前期乡村研究所提出的乡土性的反思，在小城镇的研究中，他补充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乡土性外的城市性的一面。小城镇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城乡统筹的重要纽带，小城镇作为乡村向城市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既有城市的一面，又有乡村的一面。因此，小城镇的研究既属于城市的研究范畴，也属于农村的研究范畴，有人则认为“小城镇”兼有城乡的双重性，既属于城，也属于乡，或分属于城乡。这也看出小城镇的双重特性或是具有超越双重特性而杂糅的多重特性，同时也看出小城镇研究的复杂性。关注城镇化的研究可实现对城市与乡村过渡地带的观照，同时也形成对城市与乡村的整合研究。在今天看来，小城镇可以作为城乡二元体制泾渭分明的矛盾调和地带，可成为解决农民工生存、发展的重要地区，以形成矛盾的缓冲地带，且能够利用伸缩自如的城镇优势。

中国社会学界最早涉足小城镇研究的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对燕京大学校址之东北约三里地的清河镇的调查研究，有专文对此研究之创举做了举例。[27]施坚雅是人类学领域最早关注城市化研究的，他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序言中指出，“我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趣始于1949年。该年夏天，我在四川进行常规村庄人种史的田野调查。当时的人类学家尚未开始注意城市，大部分人集中精力于研究小型原始社会，少数则另辟蹊径，将注意力转到农业社会，然则亦仅限于研究村庄。我在四川所看到的，大型村庄很少，大都是由集市联系在一起的小村落。我于是放弃了调查一个百来户的村庄的预定计划，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2500来户既分散又有联系的从属于集市的经济区域”[28]。而其后，规模化的城镇化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之后形成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成为人类学学科在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过程中的关键词。自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三访江村”，写下《小城镇 大问题》[29]的文章，主张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应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城市为辅以来，研究中国社会如何将城镇作为节点来组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成为关注的热点。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小城镇的建设进行了探讨，研究领域中的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乡村都市化（农村城镇化）、历史学的市镇研究等，均有涉及城镇化的研究。《城市规划汇刊》《城市规划》《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地域研究与开发》《城市问题》《小城镇建设》等，成为城镇化研究的阵地。费孝通的《论小城镇及其他》[30]、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著的《小城镇发展政策与实践》[31]、陈光的《小城镇发展研究》[32]、陈一筠编的《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33]、许学强的《中国小市镇的发展》[34]等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代表。

关于城镇道路的争论在20世纪80—90年代也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35]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有工业主导型、交通兴镇型、市场带动型、旅游开发型、强村膨胀型等。研究的内容包括小城镇问题、民工潮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城镇化发展方针、城镇化发展道路问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规律、城镇化动力机制、城镇化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趋势等。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非农化与城镇化、城镇化与现代化、城镇化与城镇规划、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到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小城镇已经从问题意识的层面，走向了行动策略的层面，对小城镇进行了全面学术观照与战略意涵的表达。1995年，《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颁布。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写进了城镇化的内容，其中把“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写到了一起，充分说明城镇化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二）乡村都市化研究

都市是城市和城镇的总称。[36]1993年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所提出的都市化定义强调了生活方式的变迁，认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37]。周大鸣、郭正林认为“都市化，如果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都市中的人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都市化生活方式的人增加；如果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都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都市化；如果从过程看，经历着村的集镇化、乡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这么几个阶段”[38]。周大鸣还把都市化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日益渗透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动力之一；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从保守、落后、守成转为开放、先进和进取，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提高。[39]因此，城市化的过程更是作为微观层面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

都市人类学意在加强城乡关系的研究。周大鸣指出将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研究是人类学的传统，而我国过去不太重视这方面的研究，都市人类学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注重城乡的相互影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互影响，协调城乡关系等课题的研究。[40]都市人类学还倾向于对都市文化职能的研究，具体关注都市的文化整合、文化持续与传递、观念的变迁。[41]并且，我国的都市人类学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生态学、考古学等方面，强调对都市进行全方位的考察，[42]即在强调学科的交叉研究。人类学的都市化研究在吸纳其他学科对都市化概念的同时，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都市化概念，侧重于对人的都市化的研究。

乡村城市化属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故而乡村城市化往往单独从城市化的研究中提出来，成为众多学者普遍关注的课题。[43]周大鸣在考察比较了国内外的城市化实践以后，也认为乡村城市化是中国等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国家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现象。在这种体制下，由生产力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可是原有的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非农化和都市化成为必然的选择”[44]。在他看来，“乡村都市化”不仅要使人们获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更为便利的生存空间，更要使人们抛弃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逐步迈向现代文明的时空，获得新的生活方式，使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中，只是物化了的都市化，只有城市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实现了现代化才是完全的都市化。在这里，人类学者更注重的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可以说是研究一种“文化”而不是“物化”。以顾定国与周大鸣所提倡的“乡村都市化”定义为代表所理解的乡村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这种过程。“即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融合后，产生了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即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就是‘乡村都市化’。”[45]乡村的城市化应当是一种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双向互动过程，直观地来说，不是单向的“乡村→都市”，而是双向的“乡村都市”，不是意味着要将乡村变成都市，而是要通过乡村与都市的有机联系和取长补短，实现乡村与都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全面整合。[46]

乡村都市化在研究过程中，也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农村城镇化。农村城镇化是农村社区逐渐发展为城镇社区的一种多方面综合的社会经济运动，使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农村固有特点消失和城镇特点增长，并逐渐发展为城镇社区的过程，其实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并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农村城镇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是农村城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我国城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4%，高于当时世界平均3%的水平。到1949年，我国的城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47]而至当下，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呈现了快速的增长势头。

但是乡村都市化的过程并非简单的人口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再进而，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村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48]乡村都市化不是终结目标，物质的都市化也不是发展的目的，根本的目的应该是村民观念的改变、社会制度的转型与市民社会的建立。那么，人的都市化、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便提到了日程上来。[49]在乡村就地都市化的层面，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对乡村的转型研究与人们生计生活方式的变迁进行了探讨，如科技下乡[50]、都市化进程中的宗教[51]、文化留村[52]、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53]等。更值一提的是，李小云和林志斌[54]、周大鸣和秦红增[55]、杨小柳[56]、叶敬忠[57]等，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亚洲银行、英国海外发展部等国际组织合作，围绕“以人为本”“文化优先”等理念，在中国乡村发展中展开相关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的讨论与实践。

在探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人类学关注在接收都市文明的同时，如何守望乡土，让文化留村，营造一个既充满乡土气息，又有强烈时代感的乡村，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的“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58]这样一来，城市与乡村才能形成有效互动，乡村才能在都市化进程中，得到永续发展，这实际上也正是中国乡村都市化的初衷。

（三）乡村都市化的“文化转型”

对转型的理解是多面向的。在当下学术界对“转型”的研究中，会涉及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文化转型，并且不同面向的转型所探讨的学科支撑也是不一样的，现有转型的研究有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介入，不同学科视角对转型的理解也可谓千差万别。同时，对转型的时间跨度的研究也复杂而多样，有关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转型，有关注近代至今的中国转型，更有研究将中国的转型置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维度之内。尤见，“转型”的研究取决于不同时间维度的界定基础之上，会伴随不一样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论题。

文化转型指的是在变更的社会环境中，文化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使得文化形态产生嬗变的过程。[59]文化转型的基础是文化变迁，这是人类学研究中长期备受关注的主题，“单线进化论”“多线进化论”等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变迁提出了各自的思考。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时间段的积累过程，与社会转型互为动力、互相促进。在中国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从农业文化到现代都市文化，都不断在发生转型。就程度而言，文化转型有剧烈转变和逐渐演变两种类型。

乡村都市化的研究，涉及“文化转型”的命题。而问题在于，多数研究将都市化视为一种社会转型。所谓“转型”，其含义在于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不断经历的“社会转型”主要包含社会形态的变迁、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模式转型三条大的主线。[60]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学者们多是从利益调整、体制机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换等方面去看待乡村都市化的问题。比如从地理学的角度，都市化是一个空间的再组织过程，行政区划调整、非正规建设、工业重组、居住空间分异都可以视为“转型”的表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都市化就是关心政治权利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与经济过程之间的连接；都市化也可以被表述成为一个社会阶层重构的过程。[61]

在人类学界，费孝通先生曾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中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命题。他以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因森林破坏而受到威胁，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为例，提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路，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62]。2012年10月13—14 日，于新疆塔里木大学举办的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专门对“文化转型”专题进行了讨论。周大鸣的《文化转型：冲突、共存与整合的意义世界》以宏观的视野论述了文化转型研究的意义及未来走向，他认为“社会转型背后是更为深刻的文化转型问题。文化作为社会转型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性逻辑，文化机制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式”，同时指出“在一个多极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是一种基于文明秩序的文化重构。全球化与地方性、西方与非西方、冲突与整合将在未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共存，并成为未来文明转型取向中不可分割的组成要素”[63]。刘珩在《文化转型：传统的再造与人类学的阐释》中从人类学的理论出发，指出文化转型不是一种文化模式的断裂，是现有文化与自身传统和谐相容的变通。[64]由会议对“文化转型”的讨论可见，“文化转型”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是社会转型背后的深层结构，“文化转型”涵盖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全球、传统与现代、西方与非西方、整合与冲突等，这些要素均是在探讨“文化转型”时需要厘清的意涵。

除会议外，亦有相关论文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转型”。刘珩的《乡村建设与文化转型：欧洲人类学“本土化”的借鉴与启示》认为“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再造的问题”[65]。赵旭东的《在一起：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视野》认为“文化转型的核心还是要回到传统的概念上去，那就是权力，即转型背后的权力（power）如何使原本赤裸的暴力逐渐转变成各种形式的非暴力，即各种形式的社会与文化的支配。首先，时间就是一种 ‘权力’，它在控制你的生活”[66]。周大鸣的《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做了深度的论述，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并从人类学角度看待都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现象，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较为典型的方面进行阐释。[67]

从学科的特性出发，人类学着眼关注都市化的文化转型。人类学关注的都市化文化转型核心就是告别乡土社会，这不是简单地指乡村演变为城市或城镇的过程，而是指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整合后新的社会理想的生成过程。这是自汉代以来就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农业文明开始向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中国乡土社会百年来发生深切而长远的文化转型的延续和深入，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虽然隐蔽而缓慢，却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68]

（四）研究述评

首先，针对以上综述，笔者认为关于城镇化的研究需要达成以下几点共识：一是应关注不同区域城镇化的差异。有研究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69]有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性大，部分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经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应走扩散型城市化道路。而其他区域仍处在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走集中型城市化和大城市化道路。[70]王小鲁分析发现全国的“百强镇”，90%以上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71]小城镇区域的差异性较大，西部城市的发展明显滞后。“乡镇社会就是对非农化率已超过50%即经济结构已根本转型的镇的共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括和规定”[72]，显然，西部很多地方行政建制下的乡镇，还未达到学术研究所界定的乡镇社会的要求，这可以看出西部乡镇社会的发展明显滞后。现有学术界普适性的乡镇社会、城镇化概念并非明显适用于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表达。西部的城镇化既是现象，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西部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而笔者欲研究的石羊古镇即提供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参照之一。二是城镇化的研究不应该从乡村的研究和都市的研究中割裂开来。中国传统的城镇，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而当下的小城镇乡土性与现代性并置，城镇化是随着强大的现代性的介入，乡土性渐为消失的过程。三是现有城镇化研究应加强对历史的观照。现有中国城镇化的研究仅限于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段，并且，大部分研究索性将中国的城镇化当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产物，[73]这样中国城镇化的研究便仅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段。并且深受西方城镇化概念和理论的影响，城镇化的概念亦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概念范畴，忽略了对中国传统城镇的理解。因此，对城镇化的理解，应加入历史的维度及中国本土的维度。城镇的发展都是作为过程的存在，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古至今演化的过程。城镇化还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近现代城镇是在古代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的城镇化是从前社会长期发展的延续，只是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城镇化的发展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城镇化作为一种理论概念是近现代才出现，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作为一种社会发展与变革现象，在古代就早已存在。在今日有关“乡土中国”的讨论中，无论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再阐释，还是对中国传统性的文化意义的再建构，均需要从历史的维度来研究中国本土的城镇化，利用人类学学科特性，形成中国本土人类学发展的探索。

历史学的研究从区域的范围来看，大多指向较大区域的研究，研究以区域内的府、州、县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托。而相比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历来偏向较小区域的研究，通常是以小型村落为考察对象，如开弦弓村、黄村、林村、台头村、凤凰村、南景村、下岬村的研究，均是小型村落的研究。因此对小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现有乡镇建制的研究，因缺乏对历史资料充分有效的把握而被历史研究放弃，因人类学小型社区的研究范式亦被人类学学科所抛弃。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深感人类学研究对小城镇的关注不够，在他70岁时，他将自己预计的生命的最后10年比作仅有的10块钱，用以购买自己心爱的东西，这一心爱的东西就是城乡关系的研究。由此看来，人类学对小城镇的关注、城镇化的研究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其次，应该有对城镇化的新定位。现有对城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指出城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它本质上是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中国的城镇化研究和制度设计必须从传统城市规划学、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科领域的局限中“走出来”，并上升到城市社会变迁、社会现代化的广域角度和高度来研究。[74]这与人类学所倡导的都市化、城镇化内涵较为一致。同时，现有城镇化的建设，主张“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个性鲜明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传承、文脉的延续和历史的记忆，将成为不容回避的文化命题。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灵魂，是新型城镇化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城市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75]这些对新型城镇化的定位与实现，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也与人类学乡村都市化的文化转型指向同归。

再次，在城镇化研究中，学界关注更多的焦点是农民如何进城镇和城镇如何更好地接纳农民。实际上，城镇化的关键不是农民进不进城镇，而是农村能不能实现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更是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如何兼容并包，农民如何享有现代性的文化转型。其中，善用文化资源，推动经济转型到文化转型，是实现城镇良好、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文化转型的命题渐已被重视，其研究有待深入。

二 历史学的市镇、城市、城镇研究

历史学学科视野下的市镇、城市、城镇研究，虽在研究过程中有各自称谓，但研究所具体指涉的对象具有共通性，因此，这几个专有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如无特定情况，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有较大的重合性。由此，笔者关注了历史学对市镇、城市、城镇的研究，这些研究于笔者关注的石羊古镇历时性的城镇化研究均有助益。尤其是历史学在与国外关于城镇研究的学术对话中，将市民日常生活、活态的人的历史展现出来。

所谓中国传统市镇，是指未曾遭受近代工业化浪潮的浸染，介于传统县治与广大乡村之间的相对独立的商业实体。[76]中国古代的市镇发展大体经历了秦汉的定期市，魏晋隋唐的草市，宋元时期的草市镇，明清市镇这几个重要阶段。[77]市镇的研究中，江南市镇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大观。[78]傅衣凌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79]，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框架下，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尽管他的开创性研究一度中断，但他提出的“专业市镇”概念，对后来的研究起到引领性作用。1970年，我国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做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以“专业市镇”为核心概念，刊布了其成名作《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80]他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业市镇、米粮市镇等类型，这种研究范式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南市镇研究有推动的作用。我国台湾的李国祁、范毅军等随后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开始丰富。[81]樊树志、陈学文等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在汇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市镇的个案分析较为深入。王家范、陈忠平、范金民、王卫平、朱小田、包伟民、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等的研究，注重江南乡土生活、社会风气、慈善事业、会馆公所、商业市场等方面的探讨，从多角度、多领域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施坚雅，提出了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有效分析工具——“施坚雅模式”[82]，其后，相关学者依循“施坚雅模式”从事市镇研究，以王笛[83]为代表的学者参与“施坚雅模式”的对话中。

一些学者在研究市镇时，并未将市镇作为孤立体而是将其纳入城乡关系的范畴中研究。其中赵世瑜关注“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及其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84]吴滔在梳理市镇研究学术史时指出，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在国内学界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而对市镇的起源、市镇对四乡的统辖关系确立于何时等重大课题，则基本没有涉及。他针对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空缺，力图突破从西方经验出发的“城乡二分法”及“城市化理论”的预设，全面审视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85]

城市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政治学、人口学、生态学、统计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门学科。[86]例如，王铭铭就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自己家乡泉州从公元3世纪到1949年长达1600年的历史进行考察，通过一个空间的历史转型的演变，来说明域外和本土的权力与文化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而这个演变过程也是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中的世界之间互动的演变。[87]不同时期的城市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时期的城市人有不同的生活。明清时期的城市研究是古代城市研究中相当活跃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研究有《明代城市研究》及《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88]随着城市史研究的深入，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扩大，城市日常生活史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颇成规模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89]，宏观地介绍了唐、宋、元、明、清历代城市生活。“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研究计划也有较新成果问世。[90]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相继增多，代表作品有《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91]《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92]《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93]《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94]《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95]《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96]等。受国外学者此脉研究的影响，中国学者开始针对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熊月之对上海张园、李德英对城市公园的研究，[97]乐正、忻平、李长莉对城市社会心态、社会伦理的研究，[98]刘海岩对城市贫民的研究，[99]苏智良对城市黑社会的研究，[100]郭绪印等对城市移民群体、同乡团体的研究[101]等。

关于云南历史维度的城镇研究还相对较少，具体述列于下。秦树才对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状况、特点和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102]其后，陆韧注意到明代时期云南城镇的规模、分布、居民构成，与当时大规模的移民有关。[103]赵小平探讨了云南盐矿生产、移民与工商业市镇形成、发展的关系，认为历史上在云南的一些盐矿产区兴起了一系列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在这些市镇的形成过程中，大规模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大批前来从事采矿的外省移民的涌入是其成因的两大主导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了此类市镇的布局和发展规模，也影响了城镇经济、文化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104]总体来看，云南城镇的研究主要关注明清时期云南城镇发展演变过程中移民在市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 盐与地方社会研究

笔者选取的田野点石羊古镇是云南历史上的重要盐产区，当地的传统社会呈现典型的盐业社会风貌，因此，“盐与地方社会”议题为笔者深入细致地探讨石羊古镇以盐的开发利用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起到铺垫与参考作用，特专门进行综述。

“盐与地方社会”，主要探讨盐在生产、运输、销售、消费和管理各区域的具体体现，包括盐对地方各基层组织的影响，以及地方各基层组织对待私盐的不同态度，简言之就是两者之间的互动。[105]日本的佐伯富教授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从探究“近世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扬州盐商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对文化的贡献以及对奴婢制度的影响等问题，是盐与地方社会研究的开拓性著作。[106]盐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私盐、盐商、盐业社会生活等纳入了研究的视野。

（一）私盐

私盐问题是盐与地方社会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民国时期著名盐务专家景学铃解释过：“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人不知，有税为官，无税为私。”[107]清代私盐泛滥，名目很多。从贩盐地点和工具来说，可分为场私、邻私、船私；从贩盐者的身份来说，可分为官私、商私、枭私等。为了杜绝私盐，盐业管理机构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为杜场私，设立公垣，专司启闭；官兵贩私指名题参，严加治罪；设立缉私卡巡，加大缉私力度；加强缉私队伍建设等。[108]对于私盐贩卖的具体表现形式，王澈通过列举若干发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东峄县的私盐案例，对私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09]吴海波对私盐的研究颠覆了以往大多数研究成果对私盐的活跃持否定的态度，他指出既要看到私盐活跃的消极面，也要承认它的积极面。[110]王小荷较早关注广东私盐问题，其在《清代两广盐区私盐初探》[111]一文中认为清代两广盐区与全国一样，私盐盛行，并对私盐的贩卖情况、从事贩私活动的人员、贩私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联系和影响进行了探讨。黄国信先后撰文对清代两广盐区的私盐贸易、贩运及私盐盛行原因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私盐贸易在清代相当普遍，并对清代两广盐区私盐贸易的机制、方式、社会影响、私盐贸易量的历时性变化和两广盐区私盐贸易量与全国私盐贸易量平均水平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12]张小也的《清代私盐问题研究》[113]一书对私盐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将私盐活动作为主要脉络，而不是盐法盐政的参照物或补充，研究涉及全国各大盐区的私盐情况。

（二）盐与人群

在现有的研究中，盐与地方社会的研究除了对私盐的关注外，还有盐商及与盐发生密切关系的人口、族群、宗族、移民、社会变迁等的研究。宋良曦认为，清代的盐商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对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大众心态、社会文化都曾产生巨大的影响。为此，他在《清代中国盐商的社会定位》[114]一文中对清代盐商的社会作用、影响进行了具体、全面的分析。刘德仁、薛培认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和利用政策，集中反映了清政府与盐商的政治经济关系和相互结合的原则。[115]卜奇文在《论明清粤商与广西圩镇经济的发展》[116]中指出，明清时期是广西圩镇经济从发展到成熟的阶段，粤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盐的运输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关文斌的《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117]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角度出发，对清代天津盐商进行了研究，旨在通过对天津盐商的活动来探讨晚清国家、地方社会和经济的互动。王振忠在淮盐的研究中，先后对明清时代的两淮盐商与青楼文化、盐商社区文化、扬州的城市结构、城市人口、苏北社会变迁、仪征民俗、民间信仰等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而扎实的研究。[118]

王果的《移民入川与四川井盐的开发》[119]认为，移民入川成为古代四川盐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在原因。李绍明的《少数民族对开发盐源盐业的贡献》[120]认为，唐时盐源的盐井一直为少数民族所开采，由于经济价值而成为唐王朝与吐蕃、南诏三方争夺的要地。张学君、张莉红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121]中指出，7—17世纪四川食盐产量跟不上人口增长，处于产不济销状态，反而有其他产地的盐运销蜀地。李清清的《唐代西南地区盐的产销及其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122]论述了唐代西南地区的盐业生产对当时该区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指出西南的盐充当民族交往的媒介，并为乡村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三）人类学的“盐”与“物”

近年来，人类学亦参与了盐业社会的研究，舒瑜的《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23]及《从清末到民国云南诺邓盐的“交换圈”》[124]关注了盐的流动性，总结了学界已有的关于物的流动的研究，以云南诺邓盐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例，对诺邓盐井由内而外的交换圈进行了细致分析，力求透过盐的流动与交换来呈现诺邓的上下、内外关系，管窥晚清帝国如何通过“物”来实现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她的研究指出，在西南研究物的流动，不仅要关注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到国家力量、区域市场体系以及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等。李何春亦从人类学视角，选取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为田野点，考察盐井不同时期盐业生产和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125]

笔者将盐置于物的研究视野下来梳理。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史和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国内呈现发展的势头，物质文化的研究现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艺术史、城市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领域的介入。例如，2015年5月16—17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了“言必有物：近现代中国的物与物质文化”工作坊日。人类学脉络下的物质文化研究，主要探讨物质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动。研究范式从人类是物件的主宰者到物件成为人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且主宰着人与物的关系，Lash和Scott就指出，人不再是知道物件，而是去体验物件，物件也不再被视为仅是功能性的东西，而是被赋予了影响、需求、关注、陪伴、共存等文化上的意义。[126]物质不仅赋予了文化上的意义，更再现了文化，物件参与了我们自身与他人的过程，而此也正是社会自我形塑的过程。[127]物是社会文化意义的承载体、传承者与散播者，物是个人特性、价值、品味、生活状况之反映者，物对人的意义会随着人、时间、空间的不同而有所转变，物对人的意义可以被记号化。[128]

人类学视角下的物的研究，都将物作为理解人、理解社会的途径而非目的。在摩尔根那里，物质文化成为他观察古代社会的媒介，他对待古代的遗存物就如达尔文对待消失的物种残骸一样，将社会遗存物作为了解社会进化的重要一环。莫斯《礼物》中的礼物建构了稳固的社会关系结构，其后更多人类学对礼物的研究，延续了将礼物作为人与人交换和取予的关系场路径。道格拉斯的《物品世界》（The World of Goods），成为在方法上独出心裁的物质文化研究范本。而从巴塔耶（George Bataille）开始，物质文化从古老的社会遗迹和他者的文明真正转向了当代社会，从而借他者的研究变为直接地对自己所在社会物质现实的研究。[129]

阿帕杜莱（Arjon Appadurai）在将物从时间维度进行发掘的过程中，与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进行了对话。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商品存在的物经历了生产、消费的环节，就意味着作为商品的物的终结；而在阿帕杜莱那儿，一种物质的生命不是变成商品、走出生产线、走向市场和消费就完结了，市场生活只是物生命史中的一个段落。物质的商品生命的终结，不意味着物质本身的终结，物质的生命可能延续到商品的死后来生。“如果马克思主义侧重研究的是物质怎样获得商品价值，那么阿帕杜莱等人引入人们视野的是商品如何从市场价值转入社会文化载体的，或者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之后的商品究竟变成了什么。”[130]阿帕杜莱关于物的社会生命研究的总体基调就是要把商品视为物的社会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经历丰富的物必定经过商品化、去商品化，甚至循环往复的过程。[131]

《甜与权力》将我们日常生活再熟悉不过的糖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中考量，探讨伴随糖的传播、接受、使用并赋予意义的文化过程和社会过程。糖从由贵族阶级独享降格到非常平民化的位置。闫云翔以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切入来研究人际关系背后的社会网络的生成：横向的关系流动——人情伦理以及纵向的关系流动——等级秩序。[132]“礼物”一词，将“礼”和“物”拆分开来看，物是礼的载体，礼是物的灵魂，作为物的基础之所以能成为礼物，在于其在一定社会规范和文化之下赋予的流动性意义，在流动中实现了物的社会生命。物的社会生命就是礼物在流动中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和文化及结成的社会关系。[133]王铭铭从认识论的层面探讨古代中国物观念的原型，世界之物全为生命，并无有生和无生之分，更为接近人类学所谓的“泛生论”，人和物是可以相互体察的，所谓“人物一理”，从一草一木中也可以悟出人的品质。[134]

以物的视角的切入研究，可以实现对物由表及里的深层认识。例如，物视角下的滇越铁路，滇越铁路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由法国人在中国的边疆修建，隐喻着一种社会发展的阶序性，其作为法国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的综合体，在殖民时代体现着法国的权力、地位。在滇越铁路主权收复后，作为帝国殖民隐喻的符号意义逐渐消失，更多的是为边民社会发展提供现代运输条件的现代表征，从而使滇越铁路自身的历史书写发生转变。[135]例如，探讨当下山参之“野”的建构过程，以及背后的文化动力与商业逻辑。人参被商人层层赋予文化意义，在“国家检验”与“山寨检验”的标准、程序面前，“野”的文化意义与价格在现代被制造与消费。在东北野山参的社会生命史中，生态资源、国家制度、民间行为、社会需求与市场行为形成一个相互联结的联动模式。[136]林淑蓉以阿帕杜莱的“物的社会生命史”这一概念作为切入研究问题的架构，试图探讨有机食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如何传达“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如何建构有机食品的“物的价值”，如何成为个人追求“自然的”“健康的”生活理念，以及个人的身体如何实践体验此种理念与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基础的生活实践。[137]以上诸多关于物的研究，都超越了物作为自然实体的存在基础，而从文化层面直指物背后的权力、象征、关系、观念的形态研究。

（四）云南的盐

黄培林等较早对云南盐进行研究，[138]赵小平对云南盐的研究较为深入，[139]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关注。李兴福论述云南的盐产地——黑井古镇的发展、形成过程，以及文化特色，并就其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若干意见，以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140]徐建平与文正祥从盐业法律角度对清代盐业法律制度与工商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论述，认为清代云南的盐税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对盐井的开发也形成了新的高潮。[141]訚柏认为云南楚雄黑井和石羊（白盐井）盐业古镇的兴衰对滇中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该文论述了黑井和石羊两个古镇井盐产业兴起、发展，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从中探寻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142]另外，张崇荣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清代时期的白盐井市镇文化做了细致的研究。[143]

（五）研究述评

首先，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抽象的王朝食盐专卖制度必须落实到具体地区才能实现，而这一实现过程又必然要通过具体社会中的人来完成，因此，盐业与社会的关系、盐区与盐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在研究盐业问题时必须重视的。这样自下而上看待问题的方式给了人类学研究的空间。其次，从研究的区域来看，盐的区域研究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盐业研究中对区域性盐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两淮、广东、四川等地区。相比而言，对云南的盐业研究还较为薄弱，研究起步也较晚。并且在原本屈指可数的云南盐研究中，多是关注盐商、盐法、食盐专卖制度的研究。既有的研究忽略了云南盐业有其自身的区域特点，这样来看，重视云南盐的研究于盐业制度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一种加强与深化。再次，从研究方法和资料运用来看，相对单一。以往的研究多采用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法，历史资料主要依赖正史、档案、地方志书等文献资料。近年来，黄国信等学者试图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口述史料与历史文献等对以往研究进行补充。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仍需进一步提高和深化。在当前讲求科际整合、多学科理论方法结合的动向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可以融入盐业社会研究中的。

四 资源型城镇研究

资源型城镇是指因当地的资源开发而形成、发展，并且资源型产业在当地经济结构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资源型城镇的形成、发展对当地的资源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受资源储量的约束和资源可耗竭性的影响，表现出独特的发展特点和规律。[144]前文笔者在论述“盐与地方社会”专题文献综述时，已经附带关注了盐业城镇的研究，在此不赘述。下文的文献综述，笔者将关注其他资源型城镇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资源型城镇的研究，主要针对单一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研究，没有考虑资源型城市随着资源枯竭将面临的衰退和转型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逐渐出现了应用经济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进行资源型城镇的研究。[145]这主要因为许多地区相继出现资源枯竭和结构性衰退、资源采掘业破产和资源加工业的亏损，引发了一系列的失业、经济下滑、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解释资源型城市产业的兴起和衰退，及在这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特点。国外对此的研究有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资源型城镇的实证研究，提出资源型城市发展建议。[146]有从人口迁移角度对加拿大魁北克省拉布拉多地区资源型城镇人口特征进行研究，指出采掘业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周期性对矿业城镇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147]马什（B.Marsh）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煤炭城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研究后指出：煤炭城镇经历了两个不对称的阶段，即早期的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环境给新来的居民提供了物质财富，但此时的精神财富贫乏；进入衰退阶段，环境向人们提供了较多的精神财富，但物质财富短缺。[148]社区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资源型城镇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坎贝尔（A.P.Campbell）、昂格尔（D.G.Unger）、弗里德（M.Fried）、吉尔（A.M.Gill）、沃伦（B.Warren）、鲍尔斯（R.T.Bowels）等都对此进行过研究。[149]面对濒临衰竭的资源型城镇，国外许多学者开展了资源型城镇可持续发展等综合性的研究。首先是经济转型研究，国外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问题，一般称为衰退地区经济振兴或结构性问题地区的经济振兴，在这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德国鲁尔区的振兴、[150]日本九州地区的振兴等。[151]

国内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老工业基地改造问题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有很大助推作用。李文彦率先对我国资源型城镇进行研究，发表了题为《煤炭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的论文。[152]沈镭和程静[153]、许光洪[154]在分析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特征和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优势替代、优势再造、优势互补、优势延伸、优势挖潜五大经济战略，指出产业结构调整是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起步较晚，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引起重视，多以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主，一般从宏观角度出发，以归纳总结的方法对矿业城市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国外的成功经验，提出我国矿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可供借鉴的途径。其中，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中，主要以经济转型为主，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对产业经济模式转变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155]研究内容上，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等。

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资源开发与城镇兴衰的关系，我国目前有390个单一资源型城市，其中20%处于成长期，62%处于成熟期，18%处于衰退期。[156]例如，云南的东川、个旧，山西的大同，辽宁的阜新，安徽的淮南、淮北等，这类城市大都依矿而建，先有矿山后有城市，矿山的开采带来人口的聚集和城市的兴起，随着矿产资源的枯竭，导致人口的弱减和城市的衰亡。

对资源型城镇的研究学术成果前期多集中在经济方面，其后才陆续出现对资源型城市社会、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积极对国外资源城市转型案例进行借鉴，如冯春萍[157]、任保平[158]等对德国鲁尔区的经济结构转变的借鉴研究。张国兴[159]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大系统的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分析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概括来讲，认可可持续发展是避免“矿竭城衰”的有效途径，加强对资源型城市的综合型研究，已经成为研究资源型城镇的共识。

社会学、人类学专业近年也有相关研究选取资源型城镇或是社区作为田野点来进行关注的。例如，《中国工人阶级的变迁——以安源矿工为例》[160]关注从安源煤矿企业社区的形成和逐渐解体过程中考察矿工的职业分化与流动，农民工加入工人队伍以及矿工由单位制下的政治、劳动、社区三重属性的高度合一演变成三者分离的变迁过程。《矿山社区分化与社区重构——云南大姚铜矿的变迁研究》[161]从社会学的学科角度，以云南大姚铜矿为个案，考察铜矿产业衰微背景下的社区重建。《锡都个旧：资源开发与族群认同》[162]，从锡矿开采中介入的族群，来考察资源开发背后的族群认同。《人、资源与自治：凉山矿产和雅克玛森林开发案例研究》[163]关注森林资源开发下的权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