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同思想的内涵、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吴光

一 儒家“大同”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首次借孔子之口提出了儒家“大同”理想。文曰：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是说孔子参与宗庙祭祀大礼之后，出游观上，颇有感慨地说：在大道通行的尧舜禹三代，选举出最好的人才来治理国家，我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但愿意正确地记载它、描述它。

那么，儒家“大同”理想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礼运篇》记者藉孔子之言，对“大同”与“小康”社会的两种情景作了具体的描述，文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应当指出，先贤关于《礼记·礼运篇》的注疏，指称的“大同”时代是含糊不清的，或以为“大道之行”的时代是指五帝时代，而以“与三代之英”的“三代”为尧舜禹三王时代。实际上，这是对“大同”所指时代的误解。

我认为，按照子思《中庸》的说法，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故《论语》从不言“五帝”。《礼运篇》篇首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所指称的，显然都是指尧舜禹三代，而非分别指五帝与三王两个时代。所谓“与三代之英”的“与”是推举、选举之意，“英”是指精华、英才，是呼应“大道之行”的，全句意谓在尧舜禹三代能选举出治理国家的英才。而该篇所谓“小康”时代，则是指“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的时代，即“夏、商、周”三代。

那么，《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理想的基本涵义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其基本涵义有四点：

第一，“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大公”社会。所谓“大公”者，是指国家政权和天下财富为天下人民所共同拥有，而非一家私有，所以尧舜的王位是传贤不传子。如果要讲所有制的话，则这个社会的所有制应是公有制，所谓“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描述，就显示了“大同”社会所有制的主体是公有制；

第二，“大同”社会的政治制度是“讲信修睦，选贤举能”的制度，即保持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邻里乃至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友好相处，选举贤能的人治理国家；

第三，“大同”社会的人际关系相亲相爱，人们不仅爱护自己的亲人与孩子，而且关爱别人的亲人与孩子，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安定生活，老人得到赡养送终，壮年人能充分施展才华，儿童能顺利成长，鳏寡孤独、残疾之人所养，其社会福利制度确保人人都能安居乐业。

第四，《礼运篇》的“大同”社会是否就是上下齐同、没有差异、大公无私的社会呢？或者说，“大同”社会是否有私有财产呢？这是历来被忽视但却是必须澄清的关于“大同”理想基本涵义的一个认识。过去有不少人就认为大同社会是大公无私、没有差异的共产主义社会。康有为就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无国家、无阶级、无刑罚、无私产甚至无家庭夫妇之分的社会，其《大同书》写道：“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显然，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在我看来，《礼记·礼运篇》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并不是没有差别、完全平等的大公无私社会，而是存在私有财产的和而不同的“太和”社会。其理由有三：

第一，有东汉经学家郑玄《礼记注》为证。郑玄在该篇“是谓大同”句下注曰：“同犹和也，平也。”按此注解，则所谓“大同”，就是“大和”“大平”。古音“大”读为“太”，如《周易》“保合大和”读为“保合太和”。因此，我们可以将“大同”解释为“大和”即“太和”，其意即“最高级的和谐境界”。

第二，有宋儒张载的《正蒙》为证。其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太和，所谓道”，即以“太和”为最高级别的“道”。又说：“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所谓“此”者，即“太和”之道也。清儒李光地注解说：“此节以‘和’言道。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人为和为静，在天则为太和、太虚。和者其大用，虚者其本体也。”这也证明了所谓“太和”即最高境界的“和”。

第三，有《礼运篇》本身内容的证明。《礼运篇》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篇首孔子之言“与三代之英”前后一致。这个“选贤与能”本身就是以有贤愚、能与不能的差别为前提的，“讲信”是相对于“无信”而言，“修睦”是相对于“不睦”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篇说“男有分，女有归”，即指男性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妇女则要嫁人找归宿，即有家庭存在。既然有家庭存在，就有人口多寡的差异，就有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差异，也就有家庭私产的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礼运篇》所谓的“大同”社会理想虽然是“天下为公”即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但却是存在家庭差异和家庭私有财产不均的社会，即大公有私、和而不同的和谐、和平社会。

二 儒家“大同”理想的人文精神与时代意义

如上所说，《礼记·礼运篇》说描述的儒家“大同”理想，即大公有私、和而不同的“太和”社会理想。根据这一基本认识，我们可以概括儒家的大同理想，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廉洁奉公、和而不同、选贤举能的精神。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精神，其“天下为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则体现了“克己奉公”的廉洁传统，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理想则体现了儒家公正选举、和而不同的精神。

那么，在当今时代，我们提倡“大同”即“太和”的理念有些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主要有四点：

一是有助于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大同社会的“大公有私”性质，这是可望而又可即的社会理想，而非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空想。认识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再去鼓吹那种所谓“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实实在在地为实现这个可望而可即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

二是有助于培养君子人格。我们这个时代，正人君子实在太少，而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小人和钩心斗角、工于权谋的奸徒太多，许多大好的发展机会都因内耗而丧失殆尽。故亟须培养君子人格，表彰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提倡为人处事要树立宽松、宽容的和谐包容品格，反对小人的结党营私、阴谋争斗。

三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社会、国家间的良性竞争。毋庸讳言，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竞争求生存的体制。竞争好比是企业发展的发动机，是企业的活力与动力所在。但过度竞争也会导致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各种关系的高度紧张乃至崩溃，所以需要提倡良性竞争，需要通过建立和谐机制来平衡和引导竞争。和谐就像一部机器的润滑剂，如果没有这个润滑剂来调节，机器就会烧坏。对于企业而言是这样，对于国家、社会而言也是这样。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文明国家，需要保持和谐共处的良性竞争。这就需要执政者有把握全局、“和而不同”的大智慧来处理各种矛盾与利益的冲突，摆正竞争与和谐的关系，使国家、社会建立在一个良性竞争的制度之上。

四是有助于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处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还达不到“大同”即“太和”的理想阶段。而且整个世界也将是以“小康”为目标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必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而“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以“大同”即“太和”的理想精神去处理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坚持“远交近和”的和平外交理念，应“谨于礼”，“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能行乎此，则离“大同”即“太和”的境界“虽不中也不远”了。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大同”即“太和”的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以承认多元化为前提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精神。在多元和谐精神指导下，既要摒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而坚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补、和谐共生的文化和谐主义，用“多元和谐”文化观去化解“小康”时代可能出现的“文明冲突”。

总之，儒家“大同”社会理想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空想，而是一个可望可及的社会理想。“大同”并非完全的同一，而是有差异、有私产、和而不同的和谐和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