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本书以蒙古族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为研究对象。就两个民族的史诗而言，印度史诗早就已经定型，所以，本书将以我国著名的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和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翻译的《摩诃婆罗多》为研究蓝本，其实这两个译本本身就是我国学者研究印度史诗的成果，也是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蒙古族史诗作为活态史诗相对印度史诗而言较为复杂。一般来讲，蒙古族史诗所指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包括东起大兴安岭，西到伏尔加河流域，北接贝加尔湖，南至内蒙古高原的广阔区域的整个蒙古族史诗传统。在这个地域辽阔，时间历久的传统中，有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蒙古境内的西蒙古卫拉特、喀尔喀，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巴尔虎—布里亚特、扎鲁特—科尔沁，新疆卫拉特，青海卫拉特等多个中心区域，可见对蒙古族史诗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大的。本书为比较研究起见，对蒙古族史诗进行了科学的选取。首先，我们所做的是中国的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比较，因此，我们主要选取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史诗；其次，就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史诗而言，既有已经整理完成的文本史诗，又有正在传唱的活态史诗。鉴于印度史诗为定型史诗，其叙事的内容是以完整的文本呈现出来的，所以，对中国的蒙古族史诗我们主要也是选取现有的比较完整的文本史诗进行研究，以在中国境内流传的卫拉特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为主，兼及其他。

蒙古族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在世界各地流传范围广、影响大。目前虽然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如何准确把握蒙古族史诗的独特风格，需要有参照系，故此我们借邻壁之光，将印度史诗与蒙古族史诗加以比较研究，这对于我们拓宽对蒙古族史诗研究的范围，加深对蒙古族史诗内涵的理解，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本书共分八章，主要是从史诗的文学发生、史诗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史诗的文学和禳灾功能、史诗的原始思维特征、史诗主题与民族精神、史诗人物、史诗审美以及史诗诗学等方面对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文学发生。史诗的文学发生与民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地域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自身地缘所给予的独到特征，同时，同为东方的两个民族，其史诗也浸润着东方史诗的共性特征；在个人意识觉醒和社会生活转型时期，史诗创作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当然，民族融合与文化互渗也引发了史诗的分化；史诗中保存的大量神话表明，史诗的形成与神话密切相关；史诗的流变也加剧了史诗的异质特征。第二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宗教文化。两个民族的史诗在其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混杂有较复杂的宗教思想，但萨满教对蒙古族史诗的影响与婆罗门教对印度两大史诗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三界”文化、自然崇拜意识以及史诗人物都显现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蒙古族史诗讲唱中的萨满仪式与印度史诗中的宗教祭祀，更是直接彰显了宗教意识。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对史诗的宗教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也是我们的困惑之处。第三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文学治疗和禳灾功能。本章运用文学人类学理论对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治疗和禳灾功能进行了阐释。我们认为，史诗具有什么功能均取决于听众为它制造的心理基础和外部环境。不论是蒙古民族生活的草原，还是古老的印度，在萨满教和婆罗门教影响下，大部分民众认为史诗具有神异性与杀伐性这种“超文学”的功用，如史诗的治疗功能和禳灾功能。在这种意义上，两个民族史诗的超文学功能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作用是一致的，这就反映出原始初民的心理是相通的。第四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原始思维特征。产生于神话时代的史诗，包含着大量的原始思维信息，渗透着初民的原始思维特征。两个民族的史诗都体现了直感形象性思维、整体性思维、神人互渗性思维、原逻辑性思维等原始思维特点。两个民族史诗都不太注重描写主体所获得的印象，如心理、感情、精神等，而是偏向于表现客体在空间里的形状、位置和动态，也就是喜欢描写直观和具体的东西，即所谓用具体比抽象，这就体现了直感形象性思维的特点；在初民的思维中，上界、下界、中界，即天上、地下和人间是相连通的，神、人甚至动物、植物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就是原始人的一种整体思维方式；两个民族的史诗都通过人神互化、对法宝的运用等来消解物我的界限，从而达到人神互渗的效果；对预言、咒语、征兆以及梦的坚信不疑，对祭祀活动的虔诚都彰显了原逻辑特点。当然，由于史诗产生年代的差异，文化背景和地理生存环境的不同，使两个民族的史诗对同一种事物或现象的思维方式或表达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五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故事主题和民族精神。征战与婚姻是史诗叙事最为重要的内容，透过战争与婚姻，能够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都描写了战争给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的灾难与创伤，具有反战的思想情绪，但比较而言，蒙古民族认为战争可以换来和平安宁，因此，蒙古族史诗表现出既认可战争，又反对战争的矛盾态度；印度民族则显示了宽容和仁爱精神，因此，印度史诗表现了止戈息武，彰显非战和平的思想观念。在婚姻上，史诗表现了深受种姓或门第制约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较完整地体现了印度民族追求和平、恪守道德、崇尚仁爱之心和自我牺牲的超脱精神，而蒙古族史诗则反映了蒙古民族重视荣誉、追求勇武、务实的精神内核。第六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人物形象。英雄史诗的重头戏是塑造英雄人物，本书将两个民族史诗塑造的古代英雄群像分为领袖型、勇士型以及智慧型等加以比较研究，我们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同文明中的英雄气质与风貌。当然，作为被古代战争边缘化的女性也是史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本书研究了两个民族史诗中的女性与战争的关系等问题。第七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审美意识。两个民族的史诗所蕴含的自然审美意识反映出以“万物有灵观”为哲学基础的东方审美“同情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展现了自然与人彼此间天然的本原的“同一”，没有主客体之分。但是两个民族，在“同情观”影响下的审美意识还是略有不同。同时，两个民族的史诗中展现着对“生命”的朴素的审美意识，即以展示有旺盛生命力的东西为美，包括人体之美以及人的精神生命之美。第八章，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的诗学研究。史诗诗学是后世研究者在搜集整理古代口传史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史诗研究理论。本书对史诗诗学中涉及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两个民族史诗的分类问题：活态史诗、定型史诗、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史诗的叙事与构篇、隐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