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通史

第一章 箕氏朝鲜建立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11世纪，人类文明主要集中在中国、埃及、两河流域、爱琴海以及印度半岛这几个区域，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则尚未开始萌芽，仍然处于混沌状态，或是处于野蛮蒙昧的迷雾之中。伴随着商、周王朝更替的完成，中国的古代文明逐渐由中心向边缘传播，这期间移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殷商末期以及商、周二朝更替之际，由于政见差异、政权易姓等因素，出身于商朝贵族，与比干、微子并称“三仁”[1]的箕子，婉拒周武王的重用，出走到朝鲜半岛。在箕子及其后人的努力之下，朝鲜半岛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政权实体——朝鲜。西汉初年，卢绾之乱发生以后，燕人卫满所建立的政权仍然以“朝鲜”为国号；14世纪，李成桂所建立的政权也被朱元璋赐国号为“朝鲜”，[2]为了进行明确的区别，学界将箕子所建立的朝鲜，称为“箕氏朝鲜”。作为二千年前政权的主人，箕子与其后代对于朝鲜半岛的文明及其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原王朝的“侯国”，箕氏朝鲜在中国东北边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 夏商周的嬗替[3]

1.夏朝的兴衰

夏本来是指夏后氏，是居于黄河中游夏地的部落联盟的名称。夏联盟包括12个部落，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4]夏族姒姓，姒与相通，从女从。而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当为耜之象形字”，“以为其民众的标帜，可见有文字以来夏族就已跨入了农业时代。”[5]可知，夏的文明进化起始较早。

夏朝（前2070—前1600）[6]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创建者禹至亡国者桀，共历14代，计有17君，国祚长达400多年。其统治区域大体上是在今天河南省的嵩山至伊川、洛水流域一带，以及山西省南部。有关夏代的存世文献史料较少，《史记·夏本纪》主要叙述夏立国之前，大禹治水的相关史事。终夏一朝，所有的记述仅有区区数百字，并且主要集中于启代益位、启伐有扈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桀亡国等方面。

夏朝的最后一个君主是桀，此人慧黠而有勇力，然而却依恃武力，不修德政，奢靡暴力，所以不得民心。由于他自命为太阳，故而百姓歌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7]对于直言劝谏的关龙逢等大臣，则展开无情的杀戮。桀的倒行逆施引起各地方诸侯的不满，为显示自己的淫威，桀在有仍举行诸侯大会。有缗氏中途撤回，夏桀为挽回面子，大兴问罪之师，虽然最后灭亡了有缗氏，但是却耗尽了夏的国力。对此事史书记载道：“桀克有缗以丧其国”。[8]正当夏王朝陷入动荡之中的时候，政治中心区域伊洛一带发生大旱灾。在天灾人祸的综合作用下，夏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2.商朝的兴衰

接着夏王朝而兴起的是商王朝（约前1600—前1046），[9]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关于商族的来源，《诗经》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0]《史记》的记载在此基础之上，更加前进了一步：“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1]可知，商始祖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母简狄是有娀氏的女子，可能是帝喾一系。[12]《国语·周语下》记载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因为契是玄鸟所生，故而称之为“玄王”。从契到汤灭亡夏朝，建立商王朝，期间共经历了14代，学界称为先商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内，都城共历经了8次迁徙，最后汤迁都到了亳。[13]针对其具体位置，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14]

夏朝末期，东方的商族势力不断扩大。商汤首先灭掉亳附近的葛，接着又灭亡了韦（今河南滑县）、顾（今山东范县）、昆吾（今河南澲县），最后，灭亡夏朝，建立商朝。商朝8个都城的位置，基本上均分布在以今河南省商丘市为中心的河南东部地区和河南省北部的漳河流域。自汤至纣，共传31王，经历了17代。其势力范围大体在今河南、山东和河北一带。与夏王朝相比，商的疆域扩大了许多：东至海滨，西达今陕西，北至今河北，南至今湖北。从汤建国至第20代王盘庚，商朝5次迁都，最后盘庚将都城回迁于汤的故都亳，也就是殷。[15]商朝前期之所以数次迁都，主要原因在于商王想要通过政治中心的变动来扭转颓势。《史记·殷本纪》载，从第11代王仲丁迁都至盘庚，由于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至九世衰乱，5次迁都发生在这一期间。

公元前1300年，盘庚定都于殷，[16]这是商王朝由衰落走向中兴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历经小辛、小乙，至武丁时期，由于他“修政行德”，故而“天下咸欢，殷道复兴”。[17]随着国力的发展，武丁对邛方、鬼方、亘方、御方等周边势力用兵，北至河套，南达江淮，西向到达与周接壤的渭汭地区，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孟子·公孙丑下》云：“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而，武丁时代的复兴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其后继诸王皆“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18]，武乙疯狂取乐，曾搏神射天。历代商王的寿命普遍较短，导致王位更替频繁，催化了社会的动荡。同时，商朝上层社会的荒淫无道与暴虐，从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下层民众怠工、逃亡以及武装暴动，一些实力雄厚的方国纷纷叛离商王朝。

商代末王帝辛，谥为纣，纣有“残义损善”[19]的含义。商纣王资质超群，据《史记·殷本纪》载：“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然而，他的政治素养与经营方略却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奢靡淫乱。为了博宠妃妲己一笑，纣王除了修筑华美的楼台亭榭之外，还建造酒池肉林，并制“北里之舞”和“靡靡之乐”等“新淫声”，每天沉迷于歌舞、享乐之中，鲜理政事。庞大的娱乐开支加重了商朝对百姓的盘剥，搜刮来的钱物充斥“鹿台”，粮食充溢露积于“巨桥”；二是刑法严苛。由于朝政败坏，平民纷纷反抗，出现“小民方兴，相为敌雠”[20]的情况。为对付百姓的反抗，商纣王采取了“炮烙之法”等措施，残酷虐杀有“怨望”的百姓和有叛离之心的诸侯；[21]三是拒谏饰非，残害忠良近臣。《史记·殷本纪》载，由于商纣“淫乱不止”，微子数次上谏，纣都不肯接纳听从，于是，微子与太师、少师等约定好，一起黯然离开；比干“以死”强谏惹怒了商纣王，结果被开膛剖心，纣王还戏谑而残忍地要看看其心的颜色是否与众人一样；箕子迫于无奈，装疯作傻，“佯狂为奴”，但是，最终并未逃脱商纣王的迫害，而是被囚禁起来。不仅忠贞直言的大臣无法摆脱商纣王的百般残害，其他近臣同样不能独善其身。《殷本纪》又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疆，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可见，纣王对于忠臣、近臣的严苛无情；四是亲小人。擅长毁谗的恶来、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的费仲等等四方罪恶累累之徒麇集朝廷，大小贵族无不“草窃奸宄”，行为“非度”，使朝政更加昏乱；五是战争靡耗严重。《左传》载，昭公四年“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也就是说，商纣王将兵力集中在太行山地区的黎地，准备对西北各族作战，致使东南空虚，东夷反叛。商纣王用三年之功对东夷作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这把“双刃剑”也导致商朝严重自“陨”，[22]消耗了商王朝残存的国力。

3.周朝的建立与“仁臣”政治

周是居住在今天陕西省中部、甘肃省东部的氏族部落，姬姓，以农业始兴。《国语·周语》载：“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23]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朝15代王的世系为：弃（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公季）—昌（西伯、文王）。[24]当然，学界对于后稷是周代始祖的记载一直存在争议，其真实始祖当是不窋，生于夏代，统治中心不窋城在今天陇东的庆阳地区，穴居。公刘时，周迁于豳（今陕西省彬县、旬邑县一带），发展300余年。到古公亶父时，由于受到戎狄的逼迫，不得不过梁山、漆水，来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周原土地肥沃，“堇荼如饴”。[25]同时，设“五官有司”，[26]治理百姓，势力迅速壮大。而值此时，商王朝国势日微，“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27]意即周人已经具备了取代殷商的实力。

至季历时，出于抵御西方戎狄的需要，周与商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先后击败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以及翳徒之戎。《竹书纪年》载，武乙时期，季历入京朝见，得到赐地30里，并于文丁时，受封为“殷牧师”。然而，周族的壮大，引起了殷人的不安，殷人开始征伐周人，甲骨文中的“王哉酉巾”，所说的就是商王讨伐周人的事情。

周文王继位之初，还仅仅只是商朝的西伯，也就是西部各诸侯的君长。经过发展农业、修明政治、招纳贤才等多方面的努力，势力渐强，西征犬戎，东来耆、邘和崇，并将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省长安县沣河西岸），[28]周朝的势力范围大增，“三分天下有其二”，[29]基本完成了灭亡商朝的准备。

周武王即位之后，将都城迁至镐（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东岸），施行“仁臣”政治。一方面，重用吕尚为师，负责军事建设；重用周公旦为辅，佐助政务；另一方面，重用召公、毕公等，规划攻打商朝事宜。周武王于继位的第二年，“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省孟州市），“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30]再历时二年，周人的势力持续增强。而此时，恰值商纣杀比干、囚箕子，大施暴政之际，商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公元前1046年，周集合各民族之力，灭亡商朝。[31]

二 朝鲜半岛南部的早期居民

史前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历史需要借助考古发掘，才能得到大体清晰的勾勒。

1.旧石器时代已有居民生息

早在旧石器时代，朝鲜半岛南部就有人类居住，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位于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汉滩江边的全谷里遗址，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生活的时期是相同的。[32]公州郡向锦江上游大约7公里的石壮里村的石壮里遗址，在向东夹有小河的海拔约12米的冲积台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前期文化层出土了双刃砍伐器、手斧、刮削器、锥形器等，[33]这两处遗址被学界认定是旧石器时代的标杆性遗址。[34]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居址，典型性的代表是垂杨界遗址，位于韩国首尔东南100公里忠清北道丹阳县Aegok-li境，大约相当于东经128°20′00″，北纬36°57′15″的位置，这是一处露天遗址，年代为距今18630年至15410年间。其中的第V层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由石英岩制成的，工具一般为重型，很少进行细致加工，锤击法和碰砧法用于加工工具，该层还出土有手斧、砍砸器和锛等重型石核式工具。[35]另外，在石壮里中期遗址[36]出土了细剥裂器、切割器、刮削器以及砍伐器。从所发现的遗物数量来判断，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朝鲜半岛南部的人类活动较为频繁。

旧石器晚期，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垂杨界IV层遗址，[37]石器主要是用石锤在石核上打击而成的，同时，间接打击法、压制法等剥离石片的技术也在使用。出土有手斧、砍砸器、刮削器、刀形石器、石斧、有舌尖状器、细石核等一批典型的石器，其加工方法，一般是先间接地打击出石片，然后再用压削法进行修整，从而制造出器形较为完整，刃部（或尖部）较为锋利的石器。[38]其中手斧的主要器形呈椭圆形，保持了阿舍利文化传统；圆头刮削器用石叶和石片的一端制成，具有圆弧状的刃，刃口的长度是宽度的一倍，依形态可以分出四角形、扁形、舟形等几种；有舌石片尖状器是垂杨界石器组合中颇具特征的器物，而细石核则是该遗址中典型的石器之一。从石器的制作方法来分析，垂杨界的细石核采用了中国的下川、虎头梁技法，与日本的涌别、荒尾、峙下等技法十分相似。[39]这一时期的石器制造技术明显提高，器形多样。表明朝鲜半岛南部的居民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随着劳动实践水平的提高，人类的观念和意识有了飞跃，朴素的审美情趣与原始宗教萌芽。在2万年以前的石壮里遗址第一号房址中，发现了各种形象生动、富有美感的动物雕塑品，有画在居住址面上的鲸鱼等；秃鲁峰第二洞穴的主人用鲜花来装饰自己的住址；新洞发现的胸饰也表现了新人的爱美之心，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艺术行为；[40]处女洞中洞熊头骨与葛氏斑鹿角的放置位置，[41]说明彼时的人类也已出现了原始宗教信仰。

旧石器时代中期产生了母系制度，晚期进入了发展阶段，确定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生产组织和领导的地位，社会文明呈现出相对固定的模式。

2.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与社会

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发现较多，其中东三洞贝冢位于釜山市影岛正对面的东南沿海，最下层是“先梳齿纹”陶器时期的遗存，这是半岛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一。出土的尖底无纹陶器，有的表面用手指头粗糙地涂抹；半卵形的圜底陶器，在口沿上压印斜交线纹，贴上断面呈三角形的细隆起带，或在陶器表面用手指蹭堆起细线等。这些陶器与打击石核周围只研磨刃部的页岩制扁平石斧一起出土。[42]在东三洞遗址出土的自然物中做抽样调查，统计野猪、马鹿、獐、鲸、海豚、海驴的骨骼数量，在可以确定种类的985片骨头之中，野猪占9%、马鹿占26.4%、獐占10.8%、鲸占28%、海豚占8%、海驴占26.9%。其中马鹿、鲸、海驴各占了1/4左右，野猪则几乎不是狩猎对象。如果以生活环境为主进行区分，则有陆上动物和海上动物，二者分别占38.4%和61.9%，海上动物占有绝对的优势。再考虑到鲷、鲈、金枪鱼等的数量，可以推测，东三洞贝丘遗址以渔业作为经济生活的中心。[43]这种情况在当地应该是一种常态。

在西生面新岩里遗址中，出土了器表上稀疏地贴有几条如豆粒般隆起纹的特殊陶片，同时也出土了大量打制石器，以及制作石器时掉下来的剥离石片。[44]这些现象表明，东三洞下层陶器和新岩里陶器，都是在梳齿纹陶器人迁居到此地以前，在这个地区定居的人们所使用的。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先梳齿纹陶器使用的时间是从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梳齿纹陶器时代的上限恰是公元前3000年。[45]金海平原南侧的水佳里有纹陶器时期的贝丘遗址，从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分析，主要有海豚、鲸、狗、狸、赤熊、獾、山猫、野猪、獐、梅花鹿、牛等。所出土的骨骼角制品大部分是利用鹿骨做成的。不过，金海贝丘遗址和东三洞贝丘遗址中没有发现海驴。[46]从东三洞遗址出土的石斧、磨盘以及水佳里出土的狗、牛骨骼来看，南部沿海地区的农业和人工饲养业有一定的发展。

通过出土的陶器和石器的情况来看，生活在梳齿纹陶器时代的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已经学会了陶器和石器的制造，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这一地区的人类文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与进步。

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是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动联系的加强，以及两性关系由同一血统内杂交的混乱状态，过渡到严格的族外婚制。族的界限自然且明确，于是氏族的组织形式便逐渐形成和确立。“母系氏族”制度是首先出现的人类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制度下，“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在最初的群婚制度下，只能确认孩子的母亲，而无法确认孩子的父亲。朝鲜学界认为，胜利山人和晚达山人时期，已经进入了氏族社会，即母系氏族社会。斯大林指出：“母权制时期，妇女被认为是生产的主人……因为在当时的生产中，在原始的农业中，妇女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她们担负着主要职能。”[47]

朝鲜半岛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氏族内部的日常生活是以一个个母系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半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可能就是这些母系家族的居住址。据测定，这些房址面积一般为30平方米，有的只有20平方米。如果扣除火塘、地洞等基本生活设施所占有的面积，每间房屋只能住5至6人。据此推测，生活在这里的母系氏族集团可能是由许多5至6人的小家庭组成的。[48]当然，也存在该房址是母系氏族中某个大家族集会议事场所的可能。

三 大同江流域的早期居民——良夷

在朝鲜半岛大同江流域出现政权实体之前，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良夷。良夷是古朝鲜的先人。在远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良夷为大同江中心流域的开发做出了艰辛的努力。

良夷并不是一个单一民族，而是复合民族，是由朝鲜半岛的土著居民与迁徙而来的中国大陆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据《逸周书·王会篇》记载，良夷曾经参加成周之会，是处于周天下秩序之内的民族体。

良夷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的民族，其分布区大体上是在大同江流域，以及我国的东北地区，尤其是辽东地区。这一区域之内，良夷同我国东部、山东半岛的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总的倾向是上述地区居民的东渐。单从考古文化来看，环渤海地区对良夷乃至整个朝鲜半岛的影响十分明显，而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趋势。

朝鲜半岛在新石器时代盛行有纹陶器，其中主要是“梳齿纹”陶器。在日本及韩国，有学者主张这种有纹陶器的渊源同欧洲有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朝鲜半岛的考古文化是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我国东北地区的考古文化具有更多的共性，并且与我国内地，尤其是山东半岛的考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良夷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从考古发掘所见的房屋址来看，良夷已经具备了原始建筑业，而且建筑业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产业。同时，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等制造业也较为发达，表明当时人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良夷民族体形成之后，在朝鲜半岛西北至半岛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墓葬，灵魂不死的观念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及辽西、辽东的人口迁徙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东亚诸国学界对于朝鲜半岛的无纹陶器时代、青铜时代支石墓的起源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南方起源”说、“北方起源”说和朝鲜半岛“自生说”。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考古发掘还是古文献记载来看，南方说是符合实际的。概括地说，中国的辽东、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的支石墓是伴随着半月形石刀、有段石锛和稻作的传播而传入的，只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支石墓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并在海东地区兴盛起来。朝鲜半岛早期支石墓的发生，与无纹陶器的起始时间基本同步，良夷地区也不例外。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母系氏族社会趋于萎缩，父系社会取而代之。在母系社会中，农业生产和人工饲养家畜以及采集植物的活动，大多数由妇女来承担，但在农业有了显著发展以后，男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情况也随之增多。同时，随着农业创收的不断增加，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男人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人们由原来对女性的崇拜，转为对男性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有统治地位。”[49]当然，在无纹陶器的初期阶段，也就是青铜时代到来之前，是处于母系转为父系的过渡时期。

商末周初，中原地区政治局势动荡。由此而引发了新的民族迁移高潮，尤其是处于环渤海地区的居民，移居海外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有一部分东夷人、貊人、殷人分别从海、陆两个途径流向朝鲜半岛，甚至日本列岛。良夷地区无论就水路而言还是陆路而言皆处于要冲之地。彼时的良夷社会，也因此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就目前所知，韩国庆尚南道蔚山郡新岩里、釜山东三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发现有小朱山下层（距今6000年以前）和后洼下层（距今6000年左右）文化典型的压印席直口筒形罐。[50]朝鲜义州郡平安北道美松里洞穴遗址中，有辽东半岛的压印席纹和“之”字纹；[51]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等的刻画纹中，有一种双钩涡纹（朝鲜称为螺旋纹）与小朱山中层和山东半岛蓬莱紫荆山的双钩涡纹彩陶图案花纹是一致的；[52]甚至苏联远东地区海参崴大彼得湾查伊桑诺夫遗址中，也有小朱山中层那种刻画纹直口筒形罐。[53]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由我国东南沿海海路以传递“接力棒”的方式北上，经过山东半岛至辽东半岛，并继续向东绕朝鲜半岛而行，直达今俄国滨海地区。良夷地处这一交通线上，自然多得交通之利。商末周初的移民，有的是取海路而移往朝鲜半岛的。[54]良夷历史性的变化，也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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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18《微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5494页。

[2] 《李朝实录》第1册，《太祖实录》卷3，太祖元年二月己丑条。

[3] 本部分参考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史记》卷2《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页。

[5] 徐中舒：《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1分册。又载于《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6]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6页。

[7] 王肃伪，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8《汤誓》，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38页。

[8]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昭公十一年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4473页。

[9]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7页。

[10] 毛亨传，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20《商颂·玄鸟》，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343页。

[11] 《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

[1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9，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 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卷1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05页。

[15] 《世本·居》：“盘庚复居亳。”《史记·殷本纪》：“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16]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60页。

[17] 《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3页。

[18] 王肃伪，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6《无逸》，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471页。

[19] 《史记》卷3《殷本纪》注引《史记集解》，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5页。

[20] 王肃伪，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0《微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75页。

[21] 《史记》卷3《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6页。

[22]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45昭公十一年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4473页。

[23] 左丘明著，韦昭注：《国语》卷3《周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24]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118页。

[25] 毛亨传，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6《大雅·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097页。

[26]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4页。

[27] 毛亨传，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20《鲁颂·閟宫》，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1327页。

[28]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6—118页。

[29]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8《泰伯》，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5402页。

[30] 《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页。

[31] 王肃伪，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11《牧誓》，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387—389页。

[32] [美]裴基同：《朝鲜旧石器时代研究概述（1945—1982）》，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5年第2期。

[33] [美]裴基同：《朝鲜旧石器时代研究概述（1945—1982）》，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5年第2期。

[34] [韩]李隆助：《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主要记述秃鲁峰和水杨介遗址》，李占杨、李勇军译，赵志文校，《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35] [韩]LEEYong-jokongsu-jin：《韩国垂阳界遗址石制品的空间分布分析》，王春雪、赵海龙、方启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2007年第1期。

[36] [美]裴基同：《朝鲜旧石器时代研究概述（1945—1982）》，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5年第2期。

[37] [韩]李隆助：《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主要记述秃鲁峰和水杨介遗址》，李占杨、李勇军译，赵志文校，《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38] 姜孟山主编：《朝鲜通史》第1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39] [韩]李隆助：《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主要记述秃鲁峰和水杨介遗址》，李占杨、李勇军译，赵志文校，《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40] [韩]孫寶基：《舊石器文化》，《한국사 1韓國의先史文化》，국사편찬위원회1973年。

[41] [韩]李隆助：《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文化——主要记述秃鲁峰和水杨介遗址》，李占杨、李勇军译，赵志文校，《华夏考古》1998年第2期。

[42] [朝]韩炳三：《朝鲜梳齿纹陶器》，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3期。

[43] [日]甲元真之：《东北亚地区的初期农耕文化——以分析自然遗物为中心》，滕铭予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7年第2期。

[44] [韩]任孝宰：《慶南東萊郡西生面出土隆起文土器》，한국고고학회《고고학》1 집，1968年。

[45] [朝]韩炳三：《朝鲜梳齿纹陶器》，李云铎译，《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第3期。

[46] [日]甲元真之：《东北亚地区的初期农耕文化——以分析自然遗物为中心》，滕铭予译，《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7年第2期。

[47]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0页。

[48] 姜孟山主编：《朝鲜通史》第1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49]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50] [日]有光敎一：《朝鲜栉目文样土器の硏究》，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丛书3，1962年版。斋藤忠：《庆尙南道蔚山郡西生面出土の栉目文土器片》，《考古学杂志》25、6，1935年。

[51] [朝]金用玕：《美松里遗蹟의考古学的位置》，《朝鲜学报》1963年第26辑。

[52] [朝]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朝鲜考古学概要》，顾铭学译，黑龙江文物出版社编辑室1983年版。

[53] [苏联]Т.И.安德烈耶夫：《在大彼得湾沿岸及其岛屿上发现的公元前第二至第一千年的遗迹》，孟陶译，《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54] 苗威：《“良夷”解析》，《民族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