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现代启蒙文学后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中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变异与深刻的断裂。不揭示和理解这些变异和断裂，就不能真正恰切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不能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变异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艺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后者所表现出的转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是实质性的。只有揭示出历史的内在变异，才能充分把握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本质。而这里发生的历史变异的最内在断裂，就在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取代了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支配。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某种意义上说，激进革命未尝不是另一种现代性启蒙。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讲话》，由此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

1.立场与态度。立场和态度问题，实际就是世界观问题。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就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差异。

2.方向与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就是世界观立场转变问题的具体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这些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其实也就是一些自由组合的文学社团，这是扎根于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他们无疑具有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形成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它们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

3.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们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所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是这里的“团结、教育”绝对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

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指南，为革命文艺确立了方向和任务，规定了革命文艺的属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组成部分），为作家艺术家指明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途径，明确了创作方法和艺术标准。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它既反映着革命的激烈进程与愿望，也创造着革命文艺自身的宏大而艰苦的历史。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直接而生动的反映。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她于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热烈关注。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押解到南京入狱三年多。1936年秋，经多方营救逃出南京，在上海短暂居住后，丁玲转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作品。1948年，丁玲写成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小说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先后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等职。1955年和1957年她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丁玲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反映了1946年党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下达后华北解放区土改的情况。小说细致地描写了暖水屯的土改运动，从农民还处在犹疑观望的状态，经过工作组启发教育，骨干积极分子带头，终于发展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地主钱文贵被打倒，农民分得地主的土地浮财，最终翻身解放。小说塑造了张裕民等率先觉悟起来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尤为细致地描写了农民程仁从与钱文贵的侄女黑妮的感情纠葛中摆脱出来的过程。小说对地主钱文贵的刻画也颇为成功，精于算计的钱文贵却不能明白历史剧变的现实，因而必然走向厄运。小说揭示了地主阶级在革命来临时表现出的自作聪明、绝望与极度恐惧，同时表现出贫苦农民对翻身的急切渴望与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心理。就革命文学而言，该小说是最早深入描写阶级斗争的作品之一。其以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土改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写出了不同人物在这场革命中的命运遭遇。“不要落在群众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这是这部小说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实际上也是整个土改运动的经典语录。这是革命斗争实际需要创造出来的经验，它能有效推进革命形势发展，对于更加全面深入打倒地主阶级起到强有力的作用。

在这里，要重点理解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经典作品所创造的美学范例。即是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在这个时候已经基本确立了。

1.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

2.启蒙主义的“爱”，在革命文艺中转化为阶级仇恨，革命文艺的情感本质就是“恨”（或者斗争）。

3.革命暴力的快感问题。小说的高潮部分，描写了斗争钱文贵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作为革命的高潮与成功来表现的，在当时无疑是诉诸快感，是大快人心的阶级斗争最早的象征仪式。

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他们逐渐觉醒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作品对于鼓舞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理想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生于贫农家庭。1923年小学毕业后任农村小学教员，1925年考入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革命，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9年后到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1965年回山西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致死。赵树理1930年首次发表了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1943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稍后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被周扬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此后，赵树理又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中篇小说《邪不压正》，短篇小说《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登记》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1954年后著有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评论等。他的作品已结集为《赵树理文集》和《赵树理文集续编》出版。

赵树理一度被塑造成“革命文学”的样板。然而，他始终凭着自己的本色在写作，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自然纯朴之气。赵树理是革命文学期待已久的一个新起点，所有此前的革命文学都依然是在“五四”的影响底下，那是在现代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创作；只有赵树理出现后，革命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它所期待的起点。革命文学在乡村、在最朴实的西北土地上，找到最坚实的根基。

1943年9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在解放区迅速传播，在国统区也引起强烈反响。这篇小说讲述了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由，克服重重封建阻力，最终成就幸福良缘的故事。小说歌颂了解放区新一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嘲笑了落后的封建势力，鞭挞了地主恶霸的丑恶嘴脸。它生动地揭示了解放区的新生活给人民带来的乐观情绪，通过婚姻自主这个角度，表现了新生的革命制度对农民美好生活的承诺，揭示了封建落后的旧秩序必然失败的命运。小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有朴实无华的口语叙述、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故事情节曲折有致。这些都使人们感受到一种不同于过去欧化痕迹明显的五四主流小说的审美情趣，使人们看到了民族风格的真实体现。周扬评价赵树理的作品时说：“他的笔是那样轻松，那样充满幽默，同时又是那样严肃，那样热情。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他的《登记》在《说说唱唱》上发表，这篇小说讲述两对农村青年登记结婚遇到波折，最终在新婚姻法颁布后获得成功的故事。小说营造了解放后新人、新事、新气象的时代氛围：农村青年艾艾与小晚恋爱，燕燕与小进恋爱，他们都被村里人看成作风不正派。艾艾的母亲小飞娥年轻时与同村的青年保安相恋，却被嫁到了张家庄的张木匠家。张木匠得知后，不依不饶，他本来非常爱这个漂亮的老婆，但经不住母亲的反复怂恿，就动手打了她。从此后，老婆再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每晚睡觉前都握着那个曾经作为恋爱信物的罗汉钱。令人感叹的是，张木匠的母亲年轻时也曾被自己的男人打得死去活来。小说要揭示的是包办婚姻给中国女人带来的世代冤屈，但她们却无法反抗，反而成为旧式包办婚姻的帮凶。赵树理在这里指出中国乡村依然处在小农自然经济状态中，长期的封建传统对人身自由、婚姻与家庭伦理都造成了深深的创伤。这篇小说不只暴露了当时农村婚姻生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不仅揭示了封建传统在农村根深蒂固的现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了农村出现的新制度、新人物、新生活；这就是新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幸福景象，只有新社会才能给农村青年提供幸福保证。

1955年，赵树理的《三里湾》在《人民文学》第1—4月号连载，当年5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这部小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合作化运动的作品。小说通过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事件，描写了合作社在波折中顽强前进的历程，刻画了四户人家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和生活观念方面的矛盾，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困窘与艰难的选择，反映了不可抗拒的时代变革趋势，揭示了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深远意义。赵树理在这部小说中显示出了他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农民的生活，他把家庭中的矛盾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上，指出农民不只是按照阶级成分被划分为了不同的阶级，而且按照他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与把握，还分成了进步的社会主义与没落的资本主义。老中农马多寿等还在想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在书中被描写成性格褊狭且在道德伦理上有严重问题的人。村长范登高利用职权谋私利，雇工跑买卖，外号叫“翻得高”。老党员袁天成脚踩两只船，两面三刀，在家围着老婆“能不够”转，在外虽然表现得积极响应党的领导，可是却一心一意只想着多给自己留点自留地。这些人都被描写成农村进行合作化运动的阻力，这些干部已经丧失了革命的动力，反倒谋划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去，只顾个人家庭的利益，没有为集体和国家奉献的观念。支部书记王金生被塑造成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他带领全村人坚定不移地搞合作化，经历过复杂的斗争，最后使三里湾完成了合作化的各项工作。小说既叙述合作化历程的困难，更指明它的必然趋势以及给农民带来的希望。

赵树理既要顺从时代政治潮流，又想保持对生活经验与事实的尊重，这使他在努力跟上时代步伐时显得异常吃力。革命文学曾经的标杆，现在明显落伍，尽管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胡乔木早在1951年就认为赵树理写的东西“不大”“不深”，周扬对《三里湾》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部小说缺乏“主题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没能表现出农民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后所显示出来的惊人力量。[2]还有人撰文批评《三里湾》说，它的典型化不够，对于农村“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展示，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对于农民的革命力量也表现得远远不够。实际上，赵树理感兴趣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细节表现。他对泥土的纯朴感情，始终渗透在对历史的概念化描写中，并且试图以此来淹没那些阶级斗争事件。这使赵树理不能放开手脚来表现阶级斗争，或者夸大农民身上自发的“革命力量”。只要摆脱那些历史与阶级的冲突，他的小说就依然具有生活的本真质朴，那些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日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赵树理的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了一大批山西籍的青年作家，如马烽、西戎等人，他们形成一种朴实无华、描写乡土生活细节的独特风格，后来被看成一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

革命文学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产生审美效果。一种当然是代表着时代精神，表达着革命的理念，揭示历史的发展方向；另一种则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含义的生活情境。“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革命的审美意识形态。然而，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否会冲淡革命理念的绝对性？回到质朴的生活本身是否可能？这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经验问题。在绝对而超越性的革命性理念与最平实的生活之间，究竟如何缝合？革命文学无疑要一直面对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