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腓力陷阱”的理论阐释

“腓力陷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微观理论。以下将遵循从现象到概念，从概念到理论的一般性认知规律对“腓力陷阱”进行理论阐释，从腓力二世大战略所蕴含的特殊性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治规律与政治逻辑。该理论框架最具创新性的部分在于通过区分地缘类属身份，进而指出“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在地缘战略心理中的偏好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衡性同盟并非由权力的结构性而自发构建的新认识。由于海权霸主更倾向于主动制衡，而陆权邻国则更倾向于推卸责任与融合威胁，因此，如果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不主动威胁或进攻周边邻国，倾向于“离岸平衡”的海权霸主就难以寻找到愿意与其合作的陆权大国作为其“离岸平衡”的战略抓手。

（一）从现象到概念：历史中的“腓力陷阱”

自1556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后，腓力二世[6]继承了除德意志地区以外的所有领地。作为西班牙兼葡萄牙国王，腓力治下的地区囊括了西班牙、葡萄牙、尼德兰、西西里与那不勒斯、弗朗什孔泰、米兰以及全部西属美洲和非洲殖民地。加之其本人雄心勃勃地试图在欧洲重建天主教大帝国，因此，腓力二世时期的西班牙既有问鼎欧洲霸主的物质实力，也怀有强烈的战略意愿，但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帝国却因陷入海陆两线的长期作战而出现不可逆转的战略透支。

极其有利的境况和发展情势如何使西班牙最终选择了战略冒险?在腓力二世时期，西班牙问鼎欧洲霸权最大的掣肘来自于海权国英荷与陆权邻国法兰西。其中尤以英国对西属尼德兰叛乱的支持以及由英国海盗、商贩和资本主义事业组织者构成的“皇家劫掠公司”（buccaneers）长期袭击西班牙远洋商船队的威胁最为明显。[7]因为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的海外属地的财富是支撑腓力二世同上述竞争者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筹码。英国对西班牙的海上劫掠使得腓力二世除了大力制服英国外别无选择。到了1588年，此种战略认识已经升级为旨在一举歼灭英国海军、登陆并占领英国的大规模渡海远征。[8]

1588年“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失败后[9]，腓力二世面临着如下困境：为了降伏英格兰，就需要重建海军，这就需要减少陆军，但只要身边仍然存在着陆上强邻法国，就需要增加陆军。更加不幸的是，在海权国英荷坚定地对其进行离岸制衡的前提下，这种希望通过延展陆上本垒并实现“以陆补海”的战略，注定了西班牙帝国将陷入一个海陆两线作战的“腓力陷阱”。为了获取绝对的欧陆霸权——只有这样才能放心地增加海军，同时减少陆军对有限战略资源的分配——腓力二世在同海权国英荷冲突仍然存在的前提下，积极卷入法国的“胡格诺宗教战争”，法国遂同英荷结成了共同对抗西班牙的准盟友关系。1595年，腓力二世的陆军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击败。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这是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战略优势的拐点。此后，西班牙在力图重振“最基督教陛下君主国”的腓力四世带领下进行了最后的努力尝试，但“三十年战争”使其再度因海陆两线作战而出现战略透支，以至于1659年签署《比利牛斯和约》后彻底丧失了大国身份。[10]

每一种特殊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着一般性规律的支配，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将具有同样特征的现象进行归类并将其概念化。客观规律及其表象是先于主观认知与概念而存在的。同理，本章所提出的“腓力陷阱”也并非自腓力二世以降才出现的，也不会因为西班牙帝国的终结而消失。作为一种对反复发生的地缘政治现象的理性认识，引入“腓力陷阱”概念的意义在于能够更好地激发人们对于同类地缘政治问题产生出相关联想与意象映射。

（二）“腓力陷阱”的前提假定

“腓力陷阱”理论的前提假定主要有四点，故只有在满足以下四点假定的前提下，“腓力陷阱”才具备生成的环境与条件。

第一，“腓力陷阱”的研究对象是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崛起大国，且取得了陆上的支配性地位。[11]这就将英帝国、1945年后的美日等海权国家以及1940年以前的纳粹德国、1895—1905年的日本帝国等“两极陆权”之一的国家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第二，这类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周边至少存在一个可能对其形成潜在制衡的陆权邻国，这就将19世纪末在美洲地区攫取了陆权优势的美国排除在外。

第三，地缘战略心理学认为，“安全”同“安全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客观上免于受到物理伤害的真实状态，后者则是主观上没有感知到威胁发生可能性的心理体验。虽然物质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能力与侵略意图对安全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增[12]，但对安全感的影响更取决于地缘类属身份的主观认知。

第四，根据地理磨损原理、集体行动逻辑等综合因素，本章假定拥有巨大水体阻隔的海权国更具“知觉警觉”特征，而缺乏战略缓冲与安全剩余的陆权国则更多地表现出“知觉防御”特征。

（三）“腓力陷阱”生成的政治逻辑

地缘战略心理学对于研究“腓力陷阱”背后的政治逻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对“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面对迅速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海权霸主倾向于根据权力的结构性而对其采取积极制衡，陆权邻国则倾向于根据权力的关系性而采取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风险的推责。因此，只有当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对陆权邻国构成明显安全威胁时——通常表现为存在不可调和的领土争端或主动发起军事进攻——才会促使它们同海权霸主结成制衡同盟（参见表2 -1）。同时，从地理磨损原理角度讲，海洋的阻隔效应使海权霸主拥有更多的安全剩余，这是其能够采取更加独立的结盟政策的根本原因。因此，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滑入“腓力陷阱”的内在逻辑可以被视为其没有认清和利用海权霸主“知觉警觉”与陆权邻国“知觉防御”之间的战略分歧。更确切地说，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失败在于其不仅没有理解“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本应是其大战略中的有效支撑，反而因其对周边陆权大国的进攻，帮助了海权霸主建立反制性同盟。

相对于海权霸主来讲，欧亚大陆整体上可以被抽象成“世界最大、人口最多、最富饶的世界岛”[13]。一旦欧亚大陆两端出现可能称霸的海陆复合型大国，就可能凭借对广袤富饶的陆地资源的整合，最终以“海洋原理”赢得同海权霸主之间的消耗战——如同北美独立战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形成的“武装中立”同盟，这一昙花一现的陆权同盟构筑起了近代史上“欧洲大陆岛”对“英伦离岸小岛”的海权优势。对此，杜鲁门（Truman）在1951年1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曾表示：“如果克里姆林宫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煤炭产量翻一番，钢产量提高两倍。如果俄国人控制了亚洲与非洲，我们将丧失包括制造原子弹所需要的铀矿在内的众多原料。一旦苏联控制了欧亚大陆，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资源总量将形成巨大的战略优势，这将导致美国军事力量与苏联相比永远也无法望其项背。”[14]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认为：“要防止苏维埃的权力洪流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向外溢出，从而将大西洋海岸、太平洋沿岸、地中海沿岸以及波斯湾全部浸漫、融为一体。”[15]

因此，对于海权霸主来讲，为了避免自身海权优势因陆上支配性强国的出现而流失，就需要在海陆复合型崛起国最终实现陆上霸权之前，积极利用相邻大国间的矛盾组建离岸制衡同盟。因此较安全的战略就是同那些不能支配自己且缺乏独自维护安全的国家进行结盟，以避免它们被可能的主导国家所控制。[16]正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所阐释的：“英国近400年来的外交政策都是反对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大的、有野心的和居于支配地位的陆上霸权。与这样的陆上霸权联合并接受其庇佑极具诱惑力，但我们总是选择另一条看似更加艰辛的道路，与那些欧陆次强国结成同盟，击败任何破坏欧陆均衡的支配性霸权。”[17]这构成了海权霸主积极承担“离岸平衡手”角色的内在动机。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同中国实现战略接触，不仅体现出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同陆上次强国结盟的战略偏好[18]，也体现出苏联因对其周边陆权强邻中国的进攻态势，而使后者同海权霸主美国结成海陆两线的准遏制同盟。

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陆权邻国来讲，由于彼此相邻且没有海洋的有效阻隔，参与海权霸主的制衡性同盟可能是一种风险与成本极高的战略选择。同时，海权霸主单一的地缘战略属性导致其自身陆权力量薄弱，这使得同海权霸主结盟对抗陆上霸权难以成为陆权邻国的理性选项。“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与大陆国家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均表明，权力均势并不会像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Waltz）所预言的那样反复自动生成。面对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强势崛起，其周边陆权邻国并不愿意同海权霸主结成同盟——以至于开战时沦为首当其冲并吸引陆权霸主进攻的磁铁或避雷针，而是更愿意选择融合威胁的合作或规避威胁的推责战略。这构成了体系回应崛起大国的另一条逻辑脉络。

（四）“腓力陷阱”理论的基本假说

通过对“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与“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两种地缘战略逻辑的区分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陷入“腓力陷阱”的原因并非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认为的体系权力自均衡压力，而是其两栖地缘战略属性与生俱来的矛盾以及出于“大陆岛战胜离岸岛”的战略迷思而在周边外交中采取战略冒进，从而将陆权邻国推入海权霸主的制衡性同盟中。在满足核心假定与逻辑框架的前提下，以下提出关于“腓力陷阱”理论依次递进的5项基本假说。

基本假说1：学界通常认为，为了确保欧亚大陆两端的权力均衡，海权霸主会同陆权次强国结成制衡同盟。[19]但本书认为，由于“知觉警觉”的海洋原理同“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之间的偏好差异，海权霸主依据权力的结构性而倾向于对陆权霸主进行无差别制衡。但是，如果海权霸主无法向同盟提供足够有吸引力的陆权力量，那么陆上次强国并不热衷于同其结成制衡性同盟并扮演首当其冲的战略屏障，而更倾向于融合威胁的合作战略或规避风险的卸责战略。

基本假说2：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滑入“腓力陷阱”的根本原因并非海权霸主结盟战略的成功，而是其对周边大国推行强势外交战略的失败。如果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试图通过战争来延展陆权本垒，以实现“大陆岛”对“离岸岛”的战略制胜，那么这种战略不仅无法实现，还会迫使周边倾向于融合威胁或推责的陆权邻国因恐惧而加入海权霸主的遏制同盟。

基本假说3:“大陆原理”与“海洋原理”是两条平行且不相交的战略。如果双方都希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则目标永远也无法实现。对于海权霸主来讲，要想迫使陆权国屈服就要利用“大陆原理”并与其陆权邻国结盟；对于陆权国来讲，则需要放弃通过延展大陆本垒来战胜海权霸主的战略迷思。这一战略迷思是崛起大国滑入“腓力陷阱”的根本原因。

基本假说4：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也要放弃另一种战略迷思，即利用周边陆权邻国的善意中立，凭借自身的陆权资源逐步延伸海洋本垒，最终以自身的“海洋原理”取得对海权霸主的胜利。在战略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果试图依靠自身的“大陆原理”向“海洋原理”转化，则不仅会因其专注发展海权而招致海权霸主的遏制升级，还意味着其陆权优势将被周边邻国取而代之。

基本假说5：由于海权霸主倾向于依据权力的结构性而对陆上支配大国实行无差别制衡，已获得陆权优势的大国无法获得与海权国结盟的最优解。而通过军事征服大陆邻国，再以整个大陆的力量进军海洋的战略迷思则将导致其陷入两线对抗的“腓力陷阱”。所以，如果已获得陆权优势的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放弃对绝对陆权优势，转而追求在“不平衡的多边均势”中的相对优势，则会在“知觉防御”的大陆原理作用下成为周边国家争相卸责的战略伙伴，进而化解“腓力陷阱”的战略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