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身体与道德

通常，身体的病痛是身体对维持生命运作的功能长期遭受忽视的反应。我们身体维持生命运作的功能之一，就是有能力去倾听我们所属生命的真实故事。因此，本书的中心议题就是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一种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也就是那些被身体记录的；另一种则是我们应该感觉到的，是为了符合早就内化的道德规范和标准。我认为有一种极为特定且普遍公认的规范（也就是第四诫）常常阻碍我们进入自己真实的感觉，而我们必须透过各式各样的身体病痛为这种妥协付出代价。我在书中列举了许多相关的实例。不过，这并不是名人的传记，我想要将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当事者与其施虐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透过经验了解到，我自己的身体就是所有与生命相关的讯息的来源，这些讯息为我开辟了一条更独立自主、更有自信的道路。当我能感觉长久以来封锁在身体之中的情绪，我才能开始摆脱自己的过去。真正的感觉不是靠意识的努力去获得的。它们一直都在身体里，而且一直都带着某种原因，即便原因常常隐而不显。如果我的身体基于某些它自身非常了解的原因，拒绝去爱或尊敬父母，那么我就无法强迫自己去做。如果我被迫遵守第四诫，就会身陷于压力之中，就像我每次要求自己去做不可能办得到的事情。我几乎一辈子都要背负这种压力，焦虑一直如影随形。我曾试着只感受美好的感觉，忽视不舒服的感觉，以便合乎道德规范与我所接受的价值体系。我努力成为一个被疼爱的女儿，但我并没有成功。最后我终于理解到，如果一开始爱就不存在的话，我是无法强迫爱出现的。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一旦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停止遵从强加于我的道德规范，爱的感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例如：我对孩子的爱或是对朋友的爱）。只有当我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而且敞开心胸接受我所有的感觉（包括那些负面的感觉）时，爱的感觉才会出现。

当我认知到我无法操控自己的感觉，我既无法欺骗自己也无法欺骗别人，而我也不想这么做之后，我如释重负。接着我才突然察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试着无条件地遵守第四诫，未曾发现他们让自己的身体或让孩子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以至于几乎毁了自己。只要人们依旧利用下一代，就极有可能这样一代代生活超过百年，他们既不会觉察到个人的真相，也不会因自我欺骗的拖延方式而罹患任何疾病。

一位被迫承认由于她自身在年轻时缺乏相关经历、因而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去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她知道如果她说出这层真相，人们将会谴责她是不道德的。但我相信正是因为她清楚接纳了自己的真实感觉，不再依赖道德的规范，才让她有可能诚实、真心地给予自己与孩子所需要的帮助，并切断自我欺骗的锁链。

当孩子出生时，他们最需要从父母身上得到的是爱——我指的是慈爱、关注、照顾、和蔼以及沟通的意愿等。如果这些需求被满足了，孩子的身体将会保存着被关爱照顾的美好记忆，在长大成人之后也会将同样形式的爱继续传递给下一代。但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他将一辈子渴望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需求能被满足。在日后的人生中，这种渴望将会转嫁给其他人。比较起来，越常被剥夺爱，或是越常被以“教养”之名而遭受否定或虐待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就越离不开父母（或替代父母的其他人），他们期待获得以前父母在关键性的时刻未按其所需给予的一切。这是身体的正常反应，身体知道它缺少了什么，它忘不掉那些匮乏。匮乏或空洞一直都在那里，等待被填满。

当年纪越大，就越难从别人身上获得父母拒绝给予的爱。但身体的期待却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停止——甚至完全相反！期望通常会转嫁给其他人，最有可能的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儿孙。离开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能对这种机制有所自觉，并借由自我觉察的过程，竭尽所能地看清我们的童年真相。我们便能给予我们自己从出生以来或更早以前就等着被填满的需求。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给自己提供未曾从父母身上获得的重视、尊重、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必要的保护，以及无条件的爱。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一项特殊的能力：去爱童年的自己。没有这种爱的能力，我们就不会知道爱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借由心理治疗的帮助学会这种能力，就需要一位可以给予保护、尊重、同理心与陪伴的治疗师，这位治疗师能接受我们的模样，能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这种基本经验是不可或缺的，如此一来我们便能为曾经受忽视的孩子披上父母的角色。我们不需要那些想为我们“提供方案”的教育家，也不需要那些在面对童年创伤的个案时，力求保持中立并将分析对象的叙说诠释为幻想的精神分析师。不，我们需要的正是完全相反的人：也就是一个偏心的陪伴者。当我们的情绪，在他与我们面前一步一步地揭露童年曾承受过什么，以及过去必须忍受些什么时，这位陪伴者可以陪我们一起体验我们孤单、年幼时的惊惧与愤怒。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者，我称之为“知情见证者”。如果我们得到这种陪伴，我想我们就可以从此刻开始去帮助我们心中的那个孩子，去理解他的身体语言，去探究他的需求，而不是像我们的父母那样一直以来忽视这些需求。

我在书中描述的内容绝对是实际可行的。人们可以在这种偏心的、不中立的治疗陪伴下找到自己的真相。人们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解除自己的病症、摆脱抑郁、重获人生乐趣、脱离筋疲力竭的状态。而且，一旦我们不再需要将精力耗费在压抑自身的真相后，正确的能量就会滋长了。重点在于，每当我们压抑自己的强烈情绪，并且企图轻视、忽视身体的记忆时，抑郁特有的疲倦感就会来临。

为什么这种正面进展的机会很少发生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包括所谓的“专家”）宁愿相信药物的力量，也不让储存在身体里的所知去引导自己呢？身体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被拒绝了什么、承受不了什么、对什么会有过敏反应，等等。但大多数人却宁可寻求药物、毒品或酒精等的协助，这些物品只会让通往真相的道路更加受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真相后会痛苦？痛苦是必然的，但这种痛苦只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治疗陪伴下是可以忍受的。我相信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人缺乏这种专业的陪伴。在我称为“助人的专业者”的人士之中，多数人似乎都受到自身道德系统地强烈阻碍，使他们无法帮助曾受虐的孩子，以及看清早年的伤害所带来的后果。规定人们要敬爱自己父母的第四诫，它的威力完全压制了这些专业人士，第四诫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很明显，这条戒律妨碍了早年创伤的疗愈。截至目前为止，该事实都未曾被公开谈论和探讨，这点并不奇怪。这条戒律的影响范围与力量是难以衡量的，因为幼小的孩童会自然地依附父母，所以一再助长了第四诫。就连最伟大的哲学家与作家都不敢抨击这条戒律。尼采[3]虽然犀利地批判了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但他无法将批判扩及到自己的家庭。当任何一个曾受虐的成年人有企图违抗父母的行为时，心中都暗藏着那个小小孩对父母会施加惩罚的恐惧。不过这种恐惧只会潜伏在无意识里，一旦有意识地体验到了，恐惧就会随着时间渐渐消散。

支持第四诫的道德规范与我们童年的期望互相结合，导致绝大多数治疗师会对寻求帮助的病患提出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相同的一套理论。许多这类型的治疗师本身就和父母有数不清的牵缠。他们称这种摆脱不了的牵缠是“爱”，并试着将这种形式的“爱”提供给他人作为解决之道。他们宣称宽恕是疗愈的唯一的途径，显然他们并不明白这条路可能是个圈套，他们自己就身陷其中。并不是所有的宽恕都有疗愈的效果。

很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几千年来都与这条戒律生活在一起，几乎无人质疑它，只因为它支撑了一项生理现实：所有孩子，无论受过虐待与否，都一直爱着他们的父母。只有成年人，才有办法选择。但我们的行为却表现得犹如仍是小孩：不可以对自己的父母提出质疑。然而，身为有意识的成年人，我们拥有质疑的权力，即便我们知道某些质疑可能会让父母非常震惊。

以上帝之名将十诫交付给族人的摩西，他自己就是一个被父母放逐的孩子。（虽然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摩西免于危难，但被放逐的事实仍不可否认）。与大部分被赶出家门的孩子一样，他期望有朝一日能唤回父母的爱，重拾父母的理解与尊重。我们被告知：摩西的双亲是为了保护他不被追捕才会遗弃他。但那个躺在柳条篮里的小婴儿并不了解这点。成人后的摩西会说：“我的父母是为了保护我才遗弃我。我不能生他们的气，我必须感谢他们，他们救了我的命。”但小摩西感觉到的却可能截然不同：“为什么我的父母要丢掉我？为什么他们要让我冒着淹死的危险？我的父母不爱我吗？”在这个小婴儿体内储存的真实感觉是：绝望、害怕死亡。它们会持续留在摩西的身体内，在他对族人颁布十诫时依然主宰他。从表面上来看，可以视第四诫是一种老年人的人寿保险，这在《圣经》的时代或许是必要的，但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形式了。更进一步来看，会发现第四诫其实包含了一种威胁，是迄今仍有效的道德勒索：如果你想长寿，就要尊敬你的父母，即便他们不值得尊敬亦然，否则你就会早离开人世。

虽然这项戒律令人困惑和畏惧，但大多数人都会遵守。我相信现在正是认真看待童年伤口及其后果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这条戒律中释放出来了。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报复年迈双亲，或重复他们曾做过的残忍行径。它意味着我们必须看见他们过去的样子，以及理解他们为何那样对待幼年时的我们。而后，才能将我们自己与下一代从这种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将自己从持续进行破坏的内化的父母角色里释放出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肯定自己的人生，并且学会尊重自己。这是我们从摩西身上学不到的。当摩西信奉第四诫时，他已经变得不忠于自己的身体讯息了。他完全无法产生其他的想法，因为他并未意识到这些讯息。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让第四诫成为强迫我们的力量。

在我所有的著作里，我试着用不同的方式以及脉络，阐述我所谓“黑色教育”的童年经历会如何在日后限制我们的活力，并大幅损害甚至扼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黑色教育”的养育之道会教养出适应良好的个体，这些个体只会信任被强迫戴上的面具，因为他们童年一直生活在害怕被处罚的长期恐惧之中。这种教育方式的最高原则是：“我这样教你，是为了你好，即便我殴打你或用言语折磨、伤害你，都只会对你有好处。”

匈牙利作家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卡尔泰斯[4]在他著名的小说《非关命运》中，提到了他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景况。他巨细无遗地告诉读者，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年仅15岁的男孩，他试着将在集中营遇见的很多费解而残忍的事情解释为正面的、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无法在死亡的恐惧中幸存下来。

或许每个受虐儿为了求生，都必须保持这种态度。这些孩子为了重新诠释他们的感知，需要从他人一致认定是明显的犯罪行为之中看见“善行”。孩子没有选择。如果没有“协助见证者”在一旁扭转情况或帮忙揭露施暴者，受虐儿就必须压抑他们真正的感觉。日后他们长大成人，如果有幸遇到了“知情见证者”，他们才有了选择。他们才可以进入真相，不用再去“同情”或“理解”施暴者，停止试图感觉他们无力支撑的、分离的情绪，以及可以彻底地揭露曾被施暴的情况。这一步意味着卸下了身体的重负。长大成人的当事者不用一再地被强迫忆起孩提时的悲惨历史。一旦这个成年人愿意认清自己的所有真相，他的身体就会感觉被理解、被尊重与被保护。[5]

我称这种暴力形式的“教养”是虐待，不只是因为孩子被否定了他身为人类所应得的尊严与被尊重的权利，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极权体制，使孩子完全无法感知所遭受的屈辱、贬抑与蔑视，更遑论起而反抗了。这种童年的模式必然会被受害者复制，用在他们的伴侣或孩子身上，用在工作场合或政治领域里，用在任何使恐惧和焦虑滋生、不让那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童得到外部力量协助的地方。独裁者就是这样诞生的，这些人在内心深处蔑视任何人，他们在孩童时期不曾受到尊重，日后便试图用强大的权力迫使他人尊敬自己。

我们不难在政治领域里发现，人类对权力与认同的饥渴从未停止。那是永无餍足，也不可能全然被满足的。人们拥有的权力越大，就越会在强迫性的重复驱动力下行动，而他们企图逃离的无力感会再度出现：在地堡里的希特勒、被放逐的拿破仑、以及躲在地洞里权力不再的萨达姆[6]。是什么驱使这些人如此滥用他们获得的权力，导致他们最后倾覆在无力感之中呢？我认为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清楚地知道所有在童年时期的无力感；他们将这种无力感锁进了自己的细胞里，他们想驱使这种无力感的“拥有者”被人看见。然而，这些独裁者全都非常害怕自己童年的现实，他们宁愿毁掉整个民族，宁愿让几百万人死去，也不愿去感觉自身的真相。

虽然我觉得研究独裁者的生平非常具有说服力，但在这本书里我不会只关注这些独裁者的动机。我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同样接受“黑色教育”[7]长大，但不觉得需要获取无穷权力或变成独裁者的人。相较之下，他们并未将压抑的怒气与愤恨施加于他人身上，而是毁灭性地转向自己。他们罹患各种疾病，并且很早辞世。这些人当中最具天分的，或许会成为作家或艺术家。他们虽然能在文学或艺术上呈现出他们的真相，但呈现的永远只是人生分裂的部分。病痛为他们这种分裂付出了代价。我也在本书的第一部列举了这类悲剧性人生的案例。

圣地亚哥的一个研究团队，曾在1990年代针对平均年龄57岁的一万七千人，询问他们的童年概况以及疾病记录。结果显示童年曾受虐者，比童年未受虐、没有因“为了他们好”而被责打的人，日后罹患重症的比例多了数倍。后者在日后的人生中极少抱怨病痛的问题。这篇研究短文的标题是《如何点金成石》，作者把这篇文章寄给我，他对这项发现的评论是：结果一目了然、极具说服力，但同时却没人看见、被人掩盖了。

为什么被人掩盖了呢？因为公布结论时研究者不可能不谴责施虐的父母。可惜的是，我们的社会依然禁止谴责父母，事实上如今反而更严重了。这是由于专家们一直力挺的观点：将成年人心灵上的苦痛归咎于基因遗传，而不是来自童年明确的伤害或父母的排斥。就连70年代有关思觉失调患者童年的研究，除了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以外，几乎不被大众所知。深信基因论者依然是胜利的一方。

英国广受重视的临床心理学家奥利佛·詹姆斯[8]在《他们毁了你》一书里，谈的就是这种观点。虽然这本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给人留下了矛盾的印象（因为作者对于自己理解的结论感到恐惧，甚至明确地警告不要把孩子的苦痛认为是父母的责任），但该书还是利用很多研究结果与文献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在心理疾病的发展上其实并未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很多当今的心理治疗依旧很小心地回避童年这个议题。的确，他们一开始是会鼓励病患表达自己强烈的情绪。但随着情绪浮现的往往是被压抑的童年记忆，也就是遭受虐待、剥削、羞辱与伤害的记忆；这些事情很可能超过了心理治疗师的负荷能力。如果治疗师没有亲自走过这条路，是无法应付这一切的。曾走过这条路的治疗师并不多见，所以大部分的治疗师给个案的建议依然是“黑色教育”的老调重弹，也就是最初导致他们生病的同一套道德规范。

身体根本不懂这种道德规范；第四诫对身体来说毫无意义，身体也不像我们的心智会被言语蒙蔽。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因为它背负着我们一辈子的经历，并负责让我们能和我们的真相生活在一起。透过病症，身体迫使我们让真相也能进入意识之中，借此让我们能和那个曾经被我们忽视，但一直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和谐地沟通。

在我出生后的前几个月，我就已经领教了身体的“矫正”。当然，我几十年来都不知道这一点。听我母亲说，我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就很听话，她不需要为我操心。她把我的“听话”归功于我还是个无助的小婴儿时，她采取的教养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长期以来对童年几乎毫无记忆。直到最近有一次接受心理治疗时，我强烈的情绪才告诉了我。虽然这些强烈情绪的表达，最初是与父母无关的其他人相连接，但我越来越能找到它们的真实来源，把它们整合成我能理解的感觉，进而重建我童年的故事。透过这种方式，我迄今无法理解的既有恐惧消失了，多亏我的治疗师偏心的陪伴，最终帮我疗愈了旧日伤痕。

我的恐惧最初和我的沟通需求有关，我的母亲不但从不回应我的沟通需求，甚至坚持采用她严厉的教养方法，视我的需求为顽皮捣蛋并加以责罚。孩童时的我对连结与沟通的表达方式，首先会以哭泣的方式呈现，接着是提问的欲望，最终则是想说出个人的想法与感觉。但我的哭泣换来的是一巴掌，我的问题得到的是虚假的答复，母亲几乎不让我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严重时，母亲退到沉默里，有时候甚至几天不语，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隐形的危险。因为她从来就不想要我表现出自己的样子，我必须将自己真正的感觉在她面前好好地隐藏起来。

我母亲的情绪会转换成暴力，但她完全没办法去反思与探究自己的情绪。由于她自幼就过得很不如意且充满挫折，因此她会把某些事情怪罪于我。如果我为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加以自卫，甚至向她证明我是无辜的，她就会将之诠释为我对她个人作出得彻底地攻击，她往往会严厉地责罚我。她将情绪与事实混淆了。每当她由于我的辩解而感觉遭到了攻击，她就认为我一定是在针对她。她需要有反思的能力，才能看清楚她的感觉另有缘由和我的行为无关。但她对自责全然陌生，我从没看过她向我道歉，或表达过任何后悔。她永远觉得自己“有理”，这使我的童年就像遭到了高压统治。

在这本书中，我用三个部分来解释我认为第四诫具有毁灭力量的观点。在第一部，我会概述几个作家的不同人生，虽然他们都无意识地在作品中呈现出自身童年的真相，但由于人生初期的恐惧，他/她们并不能让真相进入自己意识心智之内，甚至在成年后，他/她们也无法相信自己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杀害。因为这种恐惧不只存在于他们的国家，全世界都有要儿女孝顺、原谅父母的戒律，所以这种恐惧仍是遭到忽视且难以处理的。所谓的“解决办法”，只是透过将父母理想化来逃避与否认童年时期真正的危机，否认在身体内留下的那些合理的恐惧。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都非常大，我们将在之后列举的例子里略窥一二。遗憾的是，这类案例其实多到讲不完，它们清楚地显示，个人对父母的依附让自己以重病、早逝或自杀等方式付出了代价。他们试着掩饰自己童年遭遇的苦痛真相，显然这已经和他们身体的所知站在对立面。虽然写作帮助他们表达自我，但仍然不是有意识的觉察。因此，他们的身体（被摒弃和受蔑视的孩子仍在那里）依然没有觉得被理解与被尊重。这是因为身体和伦理的教条无关，伦理问题对身体来说是全然陌生的。身体的功能，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只会对我们真实感觉到的情绪有所反应，而不是对道德的规范，身体遵循的是事实。

自从我开始研究童年对人生的影响后，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我特别感兴趣的作家的日记与信件。我每每在其中都能发现那些能解读他们的作品、关怀与苦痛的钥匙。他们的苦痛来自童年，但悲剧的本质并无法进入这些作家的意识心智与情绪生活之中。尽管我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9]、尼采、兰波[10]等人的作品里察觉到这些作家的个人悲剧，但他们的传记中却连提也没提。这些传记详述了作家生平与外显事实，但鲜少提及他们是用何种方式克服童年创伤、这样的童年对他们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人生。当我和文学学者谈起这点时，我发现他们很少或甚至完全不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大多数人对我的问题会直接显得不知所措，犹如我想迫使他们面对什么不正经的、几乎可说是伤风败俗的东西一样，当然，最极端的反应就是闪躲。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一两位学者会对我提出的观点表现出兴趣，并提供给我一些珍贵的传记素材，有些素材虽然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显然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本书的第一部，就是聚焦于被大部分传记作家忽略甚至是置之不理的相关素材。我不得不局限在一种角度观察，放弃描述这些作家人生中其他同样重要的面向，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可能会给人片面或过于简化的印象，但我愿意忍受这种批评，我不希望让读者由于太多的细节而偏离了本书想讨论的主题。

所有在书中提及的作家，也许除了卡夫卡[11]以外，全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因为父母而受苦甚深。因此，他们长大后也“不会和父母记仇”，至少在意识层面上不会。他们将父母全然理想化了，如果要他们和父母就真相来对质，就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些长大成人的孩子对真相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的意识心智从根本上就压抑了真相。

这种觉察的缺乏，正好勾勒了他们多半短暂的人生的悲剧。道德阻碍了他们去认清现实，真相一直埋藏在这些才华洋溢之人的身体中。他们无法看清他们其实将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父母，虽然他们像席勒[12]那样为自由奋斗，像兰波与三岛由纪夫那样打破了所有（表面上的）道德禁忌，像乔伊斯[13]那样颠覆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美学标准，像普鲁斯特[14]看透了中产阶级（但却看不清自己依附在中产阶级的父母所造成的苦痛）。我就是要聚焦于这些面向，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以这种观点去探讨他们的著作发表过。

我会从我过去的书里抓取一些想法，和我在这里所叙述的新观点一起来探讨，并研究那些迄今未解开的疑问。虽然自威廉·赖希[15]与亚诺夫[16]以来的心理治疗相关经验一再地显示出，强烈的情绪是可以被唤醒的。但直到今日此现象才得以更彻底地被解释，这得归功于近代的大脑科学研究者，例如约瑟夫·E.勒杜[17]、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布鲁斯·D.佩里[18]以及其他学者。如今，一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身体拥有我们所经历过所有事情的完整记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多亏了与情绪相关的心理治疗工作，我们不再继续盲目地在孩子身上或在自己的伤口上恣意地进行某些心理治疗。因此，我才在本书的第二部，探讨现如今那些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力挺自身童年真相并看清父母的人们。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个心理疗程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治疗如果屈服于传统道德（这常常发生），成年个案还是无法从“应对父母抱持爱或感谢”的强迫性信念里解放出来，那么此疗程成功的可能性便会受到阻碍。储存在身体里面的真实感觉会继续被阻挡着，个案对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的恶疾也会继续存在。我认为那些已经尝试过许多不成功的心理治疗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指认出这样的困境。

在对道德与身体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另外两种面向，不像之前的宽恕议题，它们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其中之一是我自问：我们在长大成人后依然坚称爱父母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令我震慑的面向是：身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它童年时迫切需要但未能获得的滋养。我认为许多人的苦痛根源正是源自于此。

本书第三部，将以一种特殊语调，来谈身体如何对错误的养育方式展开自卫。身体需要的只有真相。只要真相不为人所知或一个人对父母亲真正的感觉持续遭到忽视，那么身体的病症就不会消失。我希望以简单的方式和日常的语言，来说明厌食症患者的悲剧，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进行真正的情感交流，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也忽视了这一方面。如果这些叙述能帮助一些厌食症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状况的话，我会很高兴。除此之外，在《安妮塔·芬克的虚构日记》里，我更指出绝望的根源（这不只适用于厌食症患者）：尽管一再徒劳地寻求，童年时想与父母有真正沟通的愿望还是落了空。不过长大成人之后，一旦和其他人有了真正的沟通，就会放弃这种徒劳的追寻。

让孩子成为牺牲品的传统，在大部分的文化与宗教之中都扎根甚深。同样的，在西方文化里也非常自然地肯定与包容这项传统。我们虽然不会像《圣经》里亚伯拉罕和艾萨克那样将子女献祭给上帝；但我们却早在子女出生时，以及在日后的整个教养过程中，要求子女必须爱我们、尊敬我们、重视我们、为了我们去获取成就、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总之，就是要求子女给予我们所有我们的父母拒绝给予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礼教与道德。孩子很少能作出选择，他们也许将终其一生被迫提供给父母某些东西，但他们自己却不曾有过也不认识，因为他们从未被给予真正的、无条件的爱，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迎合某些需求。即便如此，他们仍会竭力争取这种爱，因为即使长大成人了，他们仍觉得需要父母，而且尽管每每失望，还是一再地希望父母会对自己有真正的慈爱。

如果不放下这种行为，它可能会变成这个成年人的灾患。因为很有可能他得到的只是假象、强迫、表象与自我欺骗。

许多父母非常希望孩子能爱与尊敬他们，并用第四诫来将之合理化。我偶然看过一个相关的电视节目，所有受邀的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都说，我们必须敬爱自己的父母，无论父母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就是这样被加强的，而且深信教义的信徒们并不明白他们长大成人后其实可以摆脱这种循环。在当今的知识之光下，我们看见第四诫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道德的体系虽然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却无法规定我们必须有什么感觉。真正的感觉既无法被制造出来，也无法被扼杀。我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感觉、对自己说谎以及欺骗我们的身体。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大脑储存着我们的情绪，而情绪是可以被唤回、被感受的，并且幸运的是它们可以无害地转成有意识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幸运地找到一个知情见证者，就可以认清这些感觉的意义与缘由。

我必须爱上帝，这样他才不会因为我的反抗和失望而惩罚我，并且会给予我他那宽恕一切的爱。这种对上帝的奇怪想法，同样表达了我们幼稚的依赖与需求。我们假设上帝会像父母一样渴望着我们的爱，难道这不是一种荒诞至极的想法吗？一个更高层次的存有，他仰赖着受到道德所操控的人为感觉。会将这种存有称为上帝的，可能只有那些绝不会质疑父母、或不去思索自己对父母无条件的依赖性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