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随着中葡两国解决澳门问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外学者掀起了研究澳门历史及中葡关系史的热潮。经过多年的努力，澳门历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和选题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国内外相继出版了多部有关澳门历史的专著，发表了一大批论文。
不过，中外学者们将较多的精力集中于早期阶段，即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阶段，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显著。而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阶段，则主要集中于中葡两国围绕澳门问题而进行的交涉[1]，相比之下，对此一阶段澳门历史的其他各方面则关注不多，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
众所周知，澳门首先是一个港口，其四个多世纪历史存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沟通中国与西方特别是葡语世界的联系。因此，研究该港口的贸易史，应该是澳门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与澳门历史研究的总体状况相同，长期以来对澳门海上贸易史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早期阶段，中外学者已有多部专著问世[3]。而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澳门海上贸易史，则未投入足够的力量，至今缺少专门的研究性论著。
就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而言，目前的研究成果，除了文德泉和施白蒂有关苦力贸易的两本小册子外，主要见于通史类著作中的相关章节，仍缺少较有分量的专题研究论文。
就葡萄牙学者的相关成果而言，徐萨斯（C.A.Montalto de Jessu）在其所著《历史上的澳门》（Macau Histórico）第24、第25章分别涉及该时期澳门的苦力贸易和丝绸茶叶贸易。前者着重讲述澳葡政府所采取的规范此项贸易的措施和规定，以及澳葡当局在此问题上与港英当局的争执，此外并无多少具体的内容；后一章内容太过简单，远不能反映澳门港口一般货物贸易的情况[4]。
文德泉所著《澳门的奴隶贸易》引了较多的文献，披露了一些具体细节，但其基本立意似乎在于为葡萄牙洗刷奴隶贸易的污点，对此项贸易活动缺少整体的分析[5]。施白蒂所著《澳门档案中的苦力贸易》一书勾勒了澳门苦力贸易发展的基本过程，汇集了一些统计资料，包括来自《澳门宪报》的资料[6]。
古万年（Custódio N.P.S.Cónim）和戴敏丽（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在《澳门及其人口五百年》第20章“港口动态与海上贸易”节讨论了晚清时期澳门港口的航运贸易活动。其中主要引用《1896年人口普查报告》中的“澳门贸易统计”资料[7]，编制了1880～1895年两类商船的进出口贸易值和进出口船数、1888～1895年华船进出口艘数和贸易值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口岸的相对比重、1895年华船与中国口岸贸易值的地区结构、1888～1895年华船与中国口岸贸易的类型结构、1888～1895年华船与中国口岸贸易主要货物结构等多个统计图表，并对相关变化做了一定的分析[8]。
在奥立维拉·马尔格斯（A.H.de Oliveira Marques）主编的《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历史》第三卷中，由费尔南多·菲格雷多（Fernanado Figueiredo）撰写的“经济的向量”（Os Vectores de Economia）一章分三个阶段研究了晚清时期澳门的海上贸易活动。其中引用《澳门宪报》等报刊资料，编制了多个统计图表：“1840～1844年澳门港进港商船数量”“1846、1849年进出口商船的地域构成”“1856～1873年澳门港载运苦力出洋的船数、人数以及目的地”“1855年、1860年两年海船往返地区结构”“1864～1866年两类商船进出口贸易值”“1864～1866年鸦片与一般货物进出口值的比重”“1871～1880年进出船数及首尾两年贸易值”“1880年澳门港进出口主要货物值”“1881～1890年进出口商船数和货物值”“1891～1900年进出口船数与贸易值”“1905～1910年进出口船数与贸易值”等。文中还描述了华人在澳门经贸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并分析了若干年份贸易的变化[9]。该章内容为葡萄牙学者有关该课题最重要的前期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中国学者而言，黄鸿钊的《澳门史》有“鸦片战争后的苦力贸易”一节[10]，邓开颂的《澳门历史（1840～1945）》有鸦片贸易和奴隶贸易的专节[11]。他们从姚贤镐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陈翰笙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及《国际移民》等书中征引了相关的文献和数据，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总体而言，引用文献比较有限，分析也有待深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莫世祥的《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一文。该文依据作者主持编译的《近代拱北海关报告》中的数据，对近代澳门港口贸易地位的变迁进行了论述。其中肯定了晚清时期澳门贸易地位的复兴，指出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早期澳门贸易地位的下降，并分析了下降的原因，对该课题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该文引用文献仍不够全面，1887年以前的时段，仅摘引了《粤海关报告》中披露的几个点缀性的数据，1887年以后的时段，也只包括华船贸易资料，并未论及远洋船和轮船的贸易[12]。所以，文中对澳门贸易地位的概括仍不够全面。
本课题将在此基础上，以更广泛的史料开拓来展开研究，使研究成果进一步得到丰富，拟就鸦片战争后到中华民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澳门港口的海上贸易演变与发展的过程进行一项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缺，并为将来撰写全新的《澳门通史》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 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1）在史料开掘和利用上实现新的突破。努力挖掘有关史料，梳理航海贸易数据，构建数据系列，以使该课题的研究建立在丰富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是以往学者们关注较少的领域，有关该时期澳门海上航行贸易的史料未获全面搜集与利用。本项研究将广泛利用下文所述的中葡文献特别是将深度利用《澳门宪报》中公布的葡语文献和档案馆所藏手稿文献资料，以便在史料的挖掘上有较显著的突破。
（2）在梳理具体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澳门海上贸易内部结构和具体运作过程做细致的考察，再现此一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分析发展的基本趋势，使该课题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3）走出“衰落模式”的思维误区。晚清70余年间，中国逐步形成了多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格局，而葡萄牙当局亦逐步实现澳界扩张和管辖。在此格局之下，本研究计划放弃以明代澳门海贸的繁荣为参照系的思维定式，从晚清历史时代的特点出发，具体深入地考察澳门港口航行和贸易发展的实际进展，致力于探讨澳门海贸的内在结构及其运作过程，而不是仅仅描述如何衰落并解释原因，分析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把握澳门港口的角色转变。
三 课题研究的主要史料依据
搜集有关该时期澳门港口进出口商贸统计资料有相当的复杂性。首先就是资料的语种。晚清时期澳门港口实际上由葡萄牙当局管理，澳葡当局设立船政厅，对进出港口的船只进行登记和汇报。因此，反映该时期澳门港口进出口商贸的统计资料主要以葡文资料的形式存在于葡文的报纸杂志和政府文献中。相比之下，中文文献载录澳门港口进出口航运贸易的资料则较少。对于1887年拱北海关建立之前的时期而言，《粤海关报告集》中包含一些澳门口岸的记载，但并非专门数据，远远不够系统。所以，研究此前的澳门贸易史，几乎完全要靠搜集葡文文献来获得所需要的数据。拱北海关建立之后的历年海关报告提供了研究澳门海上贸易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拱北海关只登录往返澳门与香港、广州及中国其他口岸间的华船（亦作“民船”）数据，并不包括洋船的进出口资料[13]，因此，要全面构建晚清时期澳门港口进出口船数及吨位的系列数据，不得不主要求助于葡文文献中的载录。而在各类葡语文献载体中最为重要者，首推澳葡当局的政府公报——《澳门宪报》[14]。
《澳门宪报》本为葡语刊物，1854～1855年有少量的汉语译文，此后便停止刊登汉语译文，直到1879年方始恢复刊登汉语译文。虽然《澳门宪报》自1879年起刊登了较多的汉语译文，但是，有关航运贸易的文献仍以葡语文本刊布。迄今为止，前述葡萄牙学者戴敏丽、菲格雷多等在相关研究中部分地引用过这批文献，而中国学者在有关晚清澳门港口和近代澳门经济发展的有关论述中似未见征引。2007年以来，笔者因承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学术研究奖励课题“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研究”之研究任务，逐页查阅和复制了《澳门宪报》中的有关史料。
总之，搜集、整理和利用《澳门宪报》葡语文献及各类“海关报告”中的航海贸易史料，对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的发展演变过程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形成一项具有史料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乃是本项研究拟实现的目标[15]。
1.中文档案与文献
（1）《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由广州市方志办和广州海关志编委会合作编译。在这套海关报告中，涉及澳门港口进出口贸易的资料有近百条，史料价值很高，构成该项研究的主要史料依据之一。
（2）《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一八八七—一九四六）》，收录该课题所论时间范围内拱北海关十年贸易报告3份以及年度报告25份，包含了澳门港口进出口贸易的统计资料，构成该课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史料来源。
（3）《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2～4册），其中20多份清代宫廷档案包含有澳门海上贸易活动的具体资料，亦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2.近代中文报刊数据
近代报刊资料同样是研究澳门海上贸易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例如《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华字日报》《申报》《循环日报》《镜海丛报》《知新报》《广东日报》等近代报刊，载有澳门海上航行和贸易的信息，值得加以整理和利用。
3.外文档案与文献
（1）《澳门宪报》（Boletim Official）。经查阅，该刊辟有“海事消息”和“港口动态”栏目，刊载晚清70余年间绝大部分年份澳门港进出口贸易的统计资料，均来自澳葡船政厅官员的报告，系最为系统的港口航运贸易档案数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构成本项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笔者已逐一查阅了晚清70余年间各期《澳门宪报》，将其中有关澳门海上贸易的资料全部复制辑出，并进行了大量统计加工处理，使这批宝贵史料得到充分利用。这将是《澳门宪报》中所载航运贸易史料的首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16]。
（2）《澳门议事会档案》。经查阅《澳门历史档案馆公报》（Boletim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获知在《澳门议事会档案》中，有近50篇有关该时期澳门海上航行和贸易的档案（包括船政厅报告）。
（3）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藏澳门档案。查阅《海外历史档案馆藏澳门与东方的档案》（Macau e o Oriente n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1833-1911）一书，获知在澳门历史档案馆所拍摄的缩微胶卷中，有70多篇有关晚清时期澳门海上航行和贸易的档案（包括多份海关报表）。
（4）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澳门档案。查阅《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澳门与东方的档案》（Macau e o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da Torre do Tombo）一书，获知在澳门历史档案馆所拍摄的缩微胶卷中，有30余篇有关该时期澳门海上航行和贸易的文件。
（5）英国议会文件：经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英国议会档》中国部分的全部卷册，内有多份英国驻澳领事的报告。陈翰笙在编译《华工出国史料》时翻译了其中有关澳门口岸苦力贸易的内容，但尚有若干关于其他贸易情况的报告有待开发利用。
4.近代西文报刊资料
据查阅，《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澳门的曙光》（A Aurora Macaense）、《澳门土生代言人》（O Procurador dos Macaistas）、《大西洋国》（Ta-Ssi-Yang-Kuo）、《独立者》（O Independente）、《澳门新闻》（O Noticiário Macaense）、《澳门帝汶报》（Gazeta de Macau e Timor）、《未来报》（O Porvir）等近代西文报刊，均程度不同地刊载澳门海上航行和贸易活动的信息，因而可对澳门海上贸易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补充。
5.近人著述
（1）文德泉神父在其所著《澳门奴隶贸易》（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和施白蒂所著《苦力移民》（Emigração de Cules-Dossier Macau 1851-1894）[17]两书中转录和刊布了一些重要的文献，如《澳门帝汶报》（Gazeta de Macau e Timor）关于苦力贸易的报道、《1872年华工出洋规章》、香港《广告人日报》中的两篇报道、手稿《百年前秘鲁的华人苦力》的部分内容、葡萄牙驻哈瓦那领事埃萨·德·凯罗斯致葡外交部的四份公文、《1856～1873年经由澳门出口苦力的统计资料》等。
（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料》、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二册）及邓开颂编《澳门港史数据汇编》等书，收录有关数据，亦具有一定的参考利用价值。
6.关于本书统计资料的说明
正像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需要征引大量文本一样，经济史、贸易史的研究自然需要尽可能详细的系列统计数据。得益于《澳门宪报》“海关报告”等史料载体，我们得以整理和编制出迄今为止最大数量的系列统计表格，从而可以对晚清时期澳门港口航运和贸易的运作进程做出具体的描述和量化的分析。为了避免表格过多而影响行文的顺畅，本书仅将少量表格放入正文，而将大量的统计表格放在附录中，编制了附录“统计表”。
鉴于本项研究是对晚清澳门港口航运贸易史料的首次全面整理，除了一些经过船政厅官员加工汇总的统计外，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大量未经整理和汇总的原始记录。例如华船与洋船、进口与出口、商船数量与吨位、载货品种及其量值等资料往往分开刊布，甚至不少年份仅提供月份资料。对于这些原始记录，必须做大量艰苦的统计工作，先获得有关方面的一个年度资料，才能编入某个时段的汇总表格。更有甚者，关于不定期航运的数据，分别刊登于各期的“港口动态”栏目，系每周一刊，更需要大量烦琐的汇总，才能得到一个年度资料。是故，本书在汇总的表格之后保留了完整的“资料来源”，既是为了保持史料来源清晰，也是为了给学术批评和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快捷方式。
此外，一些年份的港口航运贸易数据没有在《澳门宪报》上刊布，而是藏在档案馆的手稿文档中，搜索起来有很大的难度。例如1901～1904年的航运贸易情况，长期以来统计资料阙如，即使葡萄牙学者的研究论著亦不例外。笔者经过艰苦的搜求，在澳门历史档案馆所藏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的缩微胶卷中找到了其中的大部分，据此我们得以对20世纪最初几年澳门港口的航运贸易活动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
总之，笔者希望通过该项研究工作，在近代澳门史料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 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导论、正文（六章）、结束语和附录等构成。导论部分阐述本项研究的选题和基本研究思路，概述有关的学术史，并解说主要的史料依据，勾勒本书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第一章“总体历史背景：中外贸易格局的变化”，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笔者对早期澳门海上贸易史的研究），勾勒鸦片战争前后中外贸易格局的变化和澳门海上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作为全文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第二章“19世纪四五十年代：挫折与恢复”，尽力通过葡文报章搜索有关澳门港口航运贸易资料，再现鸦片战争后20年间澳门港口航运所经历的挫折与恢复，论定澳门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一落千丈”之说为“文学想象”。
第三章“19世纪六七十年代：稳中趋增”，利用《澳门宪报》和“海关报告”等原始资料，陈述了澳门进出口航运和贸易增减变化的历程，并阐述了其内部结构的变化，得出了澳门贸易总体表现为“稳中趋增”的特点。
第四章“19世纪八九十年代：增长与调整”，以搜索编制的大量统计表为基础，详细考察了澳门航运贸易总量的增长及其内部结构的演变，评估了贸易格局变化对澳门贸易不同分支的影响，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格局变化对澳门贸易的最大影响，在于改变了澳门贸易的结构，而非造成贸易规模的绝对缩减和澳门港口的衰落。
第五章“20世纪初期：新角色与新地位的确立”，通过对20世纪初期澳门港口航运贸易资料的统计和分析，考察了澳门港口航运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并从其结构的分析中揭示澳门港口新角色的最后确立。
第六章“澳门港口的管理与设施建设”，利用较多文献陈述了澳葡当局对澳门的治理和港口设施的建设，评估了澳葡当局的管治对于澳门航运贸易的效果，指出了治理澳门措施的缺失及其对澳门贸易的影响。
“结束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概括和总结，从八个方面提出本书的研究结论。
“附录”部分为“统计表”，系笔者搜集、整理、统计和编制的49个“统计表”，其中包括转录澳葡当局船政厅官员汇总过的完整现成的统计报表，自葡语报章搜索所得的分散数据统计而形成的表格，从档案馆手稿文件搜索所得资料加以统计所形成的表格。这些统计表与正文中的55个统计表一起，构成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晚清澳门港口航运贸易的统计资料。
关于书中数据，因原始资料来源不一，个别资料不够详细，细微之处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时会略有出入，但不影响总体分析，特此说明。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的货币单位“元”为墨西哥元。
[1] 代表性著作有：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国平译，里斯本：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1997；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O Tratado Imposível：Um Exercício de Diplomacia Luso-Chinesa num Contexto Internacional em Mudança 1842-1887（Lisboa：Ministéri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Portugal，2006）。
[2] 文德泉神父（Pe.Manuel Teixeira）的《澳门的军人》《澳门地名录》《澳门医学》，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的《澳门编年史》（4～5卷）等著作，有关于近代澳门历史若干方面的论述。此外，自澳门回归以来，澳门近代华商、澳门博彩、澳门城市等方面，开始受到重视，并有研究成果问世。
[3] 例如，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Lisboa：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1959）；Benjamim Videira Pires，S.J.，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2a ed.，Macau：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the Macau，1987）；George Bryan Souza，The Survival of Empire：Portugues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张廷茂：《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
[4] C.A.Montalto de Jessu，Macau Históric（Macau：Primeira Edição Portuguesa da Versão Appreendida de 1926，Livros do Oriente，1990），pp.271-284.
[5] Pe.Manuel Teixeira，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Macau：Imprensa Nacional，1976）.
[6] Beatriz Basto da Silva，Emigração de Cules-Dossier Macau 1851-1894（Macau：Fundação Oriente，1994）.
[7] “Relatorio da Commissão Nomeada pela Portaria Provincial N.o 56 de 27 de Dezembro de 1895，” Boletim Official 6（1897）：85-89.
[8] Custódio N.P.S.Cónim e Maria Fernanda Bragança Teixeira，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Aspectos Demográficos，Sociais e Económicos（Macau，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istica e Censos de Macau，1999），pp.421-430；Anexo，pp.305-307.
[9] Fernanado Figueiredo，“Os Vectores de Economia，” in A.H.de Oliveira Marques，dir.，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3.o Volume：Macau e Timor-Do Antigo Regime à República（Lisboa：Fundação Oriente，2000），pp.158-279.
[10] 黄鸿钊：《澳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1] 邓开颂：《澳门历史（1840～1945）》，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
[12] 莫世祥：《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173～186页。
[13] 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一八八七—一九四六）》，澳门基金会，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编《拱北海关志》，珠海：拱北海关印刷，1997，第25页。
[14] 该报的葡文名称前后多有变化，但行文中多简称“Boletim Official”，1880年起报头始有汉名“宪报”字样。本书为行文方便，中文表述统一用《澳门宪报》，注释中则用“Boletim Official”，跟进标注期号、年份和页码。
[15] 参见张廷茂《〈澳门宪报〉中有关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的葡语史料》，载《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34～453页。
[16] 详见张廷茂《〈澳门宪报〉中有关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的葡语史料》，载《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 Beatriz Basto da Silva，Emigração de Cules-Dossier Macau 1851-1894（Lisboa：Fundação Oriente，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