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权力在边疆的象征：伊犁 将军府与“伊犁九城”

伊犁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南北对应，远则与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吉林将军等形成北方的防御体系。伊犁将军与其他将军、参赞大臣的统治方式不同，几乎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内容：国防、外交、屯垦、商业等事务繁杂，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成为清朝国家权力的缩影。

明瑞和阿桂是乾隆朝承担开发伊犁重任的封疆大员，对伊犁事务的认识是，“各城驻防将军衙门设立左司、右司、印房，虽委派本省八旗官员承办事务，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此外别无他事。今伊犁有携眷之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各部兵丁，再加屯田绿营兵，共计一万数千名，又有屯田回子五千余户。其中有在城驻防者，有在外游牧者，亦有随所耕田地而居者，皆为其各自之生计有益安顿办理，远近不一，且又习俗不同。此外，商民往来本无定数，然常住者亦在二三千人左右。是故，伊犁地方事务极为繁杂”。[18]由此，他们提出伊犁将军的机构不能与其他将军的机构雷同。

从明瑞和阿桂的陈词中可以看出，官兵与商民众族群成分复杂：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汉（绿营）等；生计方式多样，有驻防、游牧、耕者、商民；风俗多样，习俗不同，管理不便，如内地商民“往来不定”。这与“然只办本省单一部落官兵事宜”的驻防将军管辖事务差距自然很大，“伊犁事务极为繁杂”，因此，其他各地的将军衙门一般都设左司、右司和印房，左司分掌兵、刑之事，右司分掌户、礼、工之事，印房分掌日行事件、印信及稿案等事。伊犁将军衙门内设印务处（又称印房）、粮饷处、驼马处、营务处等机构，分别办理各该事务。从清朝设置的14位将军职位上看，只有伊犁冠以“总统伊犁将军”，地位实较其他将军为高，这与其事权相应。清道光时期，凡关内来人参见伊犁将军，体制极为尊崇，“初次进见，皆带刀长跪，命之起，乃敢起”。[19]“伊犁将军之权限，实包括军事、经济、交通、司法、民政与边防六项”，“而蒙回部之朝贡、封爵、承袭、优恤诸务，亦莫不由将军或大臣之办理。故谓新疆伊犁将军之权力，有过于内地各省之总抚。”[20]

既然伊犁将军权柄之大，驻地自然要体现其政治等级和代表中央的象征地位，伊犁将军府驻地称之为“惠远”，威慑四夷、抚驭藩属，隐含在“惠泽远方”的意义之中，“天朝”的政治含义昭然若揭。虽然伊犁远离北京的战略核心区，四邻都是外夷。但是，它代表中央政权行使和承接一部分外交职能。不是所有的中亚“藩属”都能去北京朝贡，低层级的藩属事务则交给伊犁将军就近办理。不过，整套的仪式和办公程序则是仿照北京体制。由此，伊犁将军作为中央政权的缩影起到象征统治的作用。伊犁将军驻地惠远城自然成为表达“清朝国威”的一个权力象征中心。

据《伊江汇览》《西陲要略》《西域水道记》等书所记，惠远城最初周长9里3分，城高1丈4尺，周1674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即保宁任将军时期，惠远城已创建30余载，“因八旗兵丁生齿日繁，房屋狭窄”，原建房间不敷居住，于是奏请城市复向东部扩展240丈。[21]如此则城周长共10里6分3厘，为天山南北第一。此外，仅建设一座惠远城还不足以显示清朝的“国威”，调集到此处的官兵家眷和屯田的民户等都需要城池保护。因此，清朝修筑“伊犁九城”城市群。在内地城市一般是单独修筑满城，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修筑的是汉城（迪化）、满城（巩宁），唯有在伊犁修筑了九座声息相通的城池：以惠远城为中心，并陆续在其周围建起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八座卫星城，统称为“伊犁九城”。有清一代，在北方广大的边疆地域当中，仅有伊犁一地建设了“九城”。

城内主要是将军衙门、庙宇、官兵驻地、演武场、仓库、市场等；惠远城仿照中国传统建筑方式修造，布局整齐划一，纵横四条大街直通东西南北四座大门，大街四周分布小巷共48条，城市中心是高大的钟鼓楼，气势雄伟。城里分布着包括伊犁将军衙署在内的大小衙署200多所，八旗官兵住房一万余间。[22]城内还设立万寿宫、关帝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火神庙、老君庙、城隍庙、龙王庙、风神庙、子孙圣母庙、社稷坛、先农坛、文昌宫、文昌阁、真武庙、魁星阁、祠堂、节教祠、喇嘛寺等。[23]

城东门外八里为普化寺（喇嘛庙），西门外建贸易厅。布鲁特、哈萨克牧民每年在惠远城西门外互市牲畜等物。咸丰三年（1853）惠远城西南月芽湖旁设贸易厅，建房48间，专司对俄贸易，俄国货从萨玛里（今哈萨克斯坦播菲洛夫），火轮船溯伊犁河运抵惠远城，大宗的皮革、呢绒，金属制品，连英国的锯条、截锯、划玻璃刀、条绒也来到惠远，运去茶叶、大黄。城市空间上的内外有别，体现无遗。

鲁西奇、马剑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它本身就是统治者获取或维护权力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同时，城市还是一种文化权力，是用以标识统治者的正统或合法性，区分华夏与非华夏、王化之内与王化之外的象征符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