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
第一章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关系的缘起与初步发展
一 辛亥革命前后
自从1858年9月法国殖民者入侵越南以来，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此起彼伏。20世纪初叶，击败沙俄的日本成为越南爱国志士学习的榜样，并被推尊为“黄种老大哥”。为了学习日本，争取外援，1905年初，潘佩珠[1]、曾拔虎、阮疆柢等越南革命志士发起赴日留学的运动，即“东游运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在犬养毅的引介下，越南著名革命者潘佩珠和孙中山两度在致和堂会晤，交换了政治意见并探讨了中越两国革命的关系。孙中山曾经读过潘佩珠的《越南亡国史》一书，反对书中主张的君主立宪思想，“痛斥君主立宪之虚伪”，主张实行民主共和政体。通过与孙中山的交谈及与中国革命党人的频繁接触，潘佩珠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后来回忆称：“余因多与中国革命党人相周旋，民主思想已日益浓厚。虽阻于原有之计划，未能大著其词，然胸中含有更弦易辙之动机，则自此时始。”关于中越两国革命的先后问题，孙中山主张“越南党人加入中国革命党，中国革命先成功之时，即举其全力援助亚洲诸被保护国，同时独立，而首先着手于越南”。潘氏主张则相反，认为中国革命党人应“先援越南”，越南独立后，再“以越地借与中国革命党为根据地”，“可进取两广以窥中原”。[2]以两夕会谈为媒介，揭开中越两国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
1907年3月下旬，孙中山抵达河内，在甘必达大街62号设立指挥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越南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海外基地。在越活动期间，孙中山曾和越南的爱国革命组织“东京义塾”、“黄花探”等密切联系。他在百忙中和义塾里的教员进行过几次“笔谈”，表达了他对越南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事业的真挚同情，以及对越南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关心。[3]孙中山、黄兴等人还曾对东京义塾的创办人阮权表示：一旦灭清复汉大事告成，不论越南兄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都乐意给以帮助。
孙中山在指挥攻打镇南关和河口战役时也曾得到越南爱国人士的帮助和掩护。据东京义塾教师潘必遵称，“孙中山从镇南关前线回来后，曾要求东京义塾提供两千人的给养，东京义塾无此能力，曾介绍给黄花探，黄答应了”。河口之役，革命党军队由越南爱国人士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三人率领，从老街渡河，轻而易举地在河口攻占一些哨所。[4]
通过广泛接触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党人及革命团体，在东京指导“东游运动”的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逐渐意识到联合起来反抗殖民压迫的必要。1908年，潘联合中国、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国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成立了“东亚同盟会”。在这个组织里有中国同盟会成员章炳麟、张继、景梅九等人。不久，为了更直接推动越南境内革命运动的发展，潘佩珠又联合与越南接壤的云南、广西留学生成立“滇桂越联盟会”。虽然上述两个同盟成立仅数月便被日本当局应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请求而取缔，但进一步加深了中越两国爱国人士联系的纽带。
潘氏遭东京警察驱逐后，于1910年辗转流徙到广州。由于粤省毗连越南，一度成为越南革命人士联络革命的枢纽。潘氏在当时靠出卖个人著作的微薄收入供给革命人士日常的生活费用，经济上非常困难。广州的革命党人及普通民众对越南革命人士非常同情，慷慨相助，帮助他们度过穷困的岁月。
越南民族独立运动与中国革命形势息息相关。辛亥革命爆发时，越南革命正处于低落时期。越南革命领导人潘佩珠等人正在暹罗经营农场，伺机东山再起。[5]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越南革命党人纷纷表示“欲乘革命成功之机会，借手于华人为收之桑榆之计划也”。[6]两三个月之内，越南革命志士“接踵于粤城”。[7]1912年2月上旬，潘佩珠在广州仿效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改组越南维新会为光复会，明确提出“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的政治纲领。越南光复会下设三个部：总务部、评议部和执行部，[8]并仿效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行军用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印就五元、十元、二十元、百元四种军票”。[9]
为了争取南京临时政府的进一步援助，2月下旬，潘佩珠前往南京谒见孙中山、黄兴等人。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政务纷乱如麻，自身的地位也尚未巩固。在此情形下，当时任陆军部总长的黄兴对于援越一事心有余而力不足，表示：“我国援越，实为我辈不可辞之义务，然此时谋及，尚属太早；今所能为诸君计者，惟选派学生入我国学校或入军营，储备人才，以俟机会，至迟不过十年。关于此事一切所需皆能办之，其他今尚不能为诸君谋也。”黄兴还当即致书广东都督胡汉民，托胡照理在粤的越南学生。随后，潘氏又前往上海拜访都督陈其美，陈给予了一些实际援助，赠送“四千元”及“军用炸弹三十颗”。[10]
越南光复会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联合中国革命力量抗击法国的殖民统治，1912年7月间，潘佩珠联络中国同盟会会员苏少楼和邓警亚在广州成立了“振华兴亚会”，推潘氏为总理，苏少楼为副总理。该会的宣言书称：“援越之战，其胜算必在中华。……华法未宣战之前，宜厚助越南革命党，使其势力足以扰法人，以为中华排法之前锋队也。”其章程中所规定的革命步骤为：“第一步为援越南；第二步为援印度、缅甸；第三步为援朝鲜”，“目的固在振华兴亚，而第一发放之炮声首在越南故也”。[11]“二次革命”失败后，广东落入袁世凯爪牙农济光的统治下，农在广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振华兴亚会遂即停止。1913年10月，农济光勾结法国殖民当局，拘捕潘佩珠，直至1917年2月，护国军进入广东后，潘氏才获释放。
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与潘佩珠等越南爱国人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具体表现为：（1）辛亥革命的成功对越南革命起了示范作用，被越南爱国人士视为来自外部的革命先声，极大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斗志。（2）中国革命党人对越南爱国人士起了指引作用。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思想的转变，越南光复会的章程、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等都是与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帮助和指引密不可分的。（3）中国革命人士出于对越南革命的同情，曾以个人身份参加东亚同盟会、滇桂越同盟会、振华兴亚会、越南光复会等越南革命团体，积极支持越南革命。
此时中越两国爱国人士的关系虽然非常密切，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未公开给予越南革命以实质性的援助。这主要因为：（1）辛亥革命前，中国革命党人自身尚处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过程中，自顾不暇，无力援助邻国的友党。（2）两国国情不同，革命的目标也不尽相同。越南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帝”，推翻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而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排满”，反帝的目标在当时比较模糊。不仅如此，孙中山先生当时甚至对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抱有很大的幻想，曾经试图在中国西南建立一个依仗法国援助和指导的独立国家。[12]“既然依靠法国的支持，孙中山只好割断跟激进派越南人的联系”，因为“如果建立这项联系，他就不能在越南公开活动”。[13]正因为缺乏实质性的援助，越南革命领导人一度对中国革命党人非常失望。1912年春，当潘佩珠满怀希望前往南京争取援助时，得到的仅是陆军总长黄兴答应培养人才的承诺，不禁“大为失望”，认为此乃是“依样画葫芦耳”，直至后来到上海得到总督陈其美为数甚微的经济和武器援助后，方觉“粗慰”。[14]
二 国民革命时期
在屡经挫折和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实施“联俄容共”的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革命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越南民族独立运动也随之蓬勃发展。
1923年，越南光复会流亡在华的人员组织了“心心社”，其基本成员有范鸿泰、胡松茂、黎鸿峰、赞英等。就此社的名称和活动方式判断，似受民国初年由中国革命党人刘师复、林直勉等所组织的“心社”的影响。[15]在广东革命氛围的感染下，1924年6月19日，越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在广州沙面租界刺杀越南总督马兰，当场炸死四人，重伤二人，马兰幸免于难。掷弹后，范鸿泰不欲死于法人之手，径投珠江自毙。“范鸿泰事件”震惊中外，“世界人之知有越南人，知有越南革命党，此事实为最有力之宣传”。事后，法国公使向广东革命政府要求驱逐越南人及责令赔偿损失，遭到广东革命政府严词拒绝。是年12月，中国国民党人廖仲恺、汪精卫等为了纪念烈士的英雄事迹，出资3000元，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对面修建越南志士范鸿泰之墓，墓碑题字人为当时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墓记由胡翕（毅生）撰写。[16]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行三大政策的影响下，日后在越南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两大政党——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都在广州成立。1924年，潘佩珠开始与越南革命党人商议改组事宜，决定将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并草拟出越南国民党章程及党纲，其组织机构分为五大部：评议部、经济部、执行部、监督部和交际部。各部的组织规模，大抵仿效中国国民党之章程，“斟酌增损”而成。[17]范鸿泰事件后，潘佩珠在广州法租界被捕，后被立即解返越南，监禁于河内。潘佩珠被捕后，越南国民党立即召开非常会议，决议改组为委员制，由阮太学兼主任（即主席）。[18]
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是1925年6月由胡志明在广州创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1924年，胡志明由莫斯科来到大革命前夕的广州。胡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鲍罗廷的翻译。胡志明到广州后，于1925年组织了“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并跟在广州的另一越南革命团体心心社建立联系。同年6月，又设法将心心社改组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总部设于广州文明路13号。
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是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的圣地。留法越南学生主办的报纸《越南魂》有这样的言论：“我们邻近中国，她要反抗一切压迫她的帝国主义者，正在勇猛地争斗。听呵！安南边境之外，炮声隆隆在鸣，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失败了，广东胜利了，这些消息尽在我们耳鼓中颤动！哦！胜利了，广东！我们亚洲联邦共和国的将来首府广东！”[20]
1925～1927年，共有近300名越南青年来到广东，这些青年中的大部分参加由胡志明开办的政治特别训练班。1925～1927年，胡志明主办的政治特别训练班共开办了10个班，培训学员200多人。还有一些越南青年则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据黄埔军校第1～7期同学录统计，在校学习的越籍学员共有17名，其中以第七期学员最多，共有14名，此外，还有3位在校任教的越籍军官。[21]这批在广州受训的越南青年成为日后越南独立运动的主干力量。
越南民众对中国革命也非常关注和支持，意识到联合反帝的重要性。1925年西贡兵工厂的800名工人罢工，拒绝修整准备驶入中国港口、干涉中国革命的兵舰。法国殖民当局为了阻止华越两民族的团结，再次在越南境内掀起了排华运动，越南民族主义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殖民地国内的革命家看清楚帝国主义者又在把惯用于非洲的技俩——兄弟相残的政策——来施行于亚东了；他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想要促起同种族同阶级的兄弟们这个攻击那个，造成他们的互相仇视和分散，如二年来法国唆使安南人抵制中国商品”。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殖民地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大会上，越南代表在致辞中宣称：“安南民族反对法政府调遣越兵赴华，并且希望已到上海的越兵能尽其国际团结的责任与中国的兄弟们互相友爱。”[22]
受北伐战争胜利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影响，1929年春，越南国民党开始总动员，在河内、海防、西贡等地实施恐怖战术，击毙亲法安南人及法国官吏多人。1930年2月，越南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的抗法运动，起义军首先袭击了安沛军营，其后波及全安南。[23]起义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太学以下高级干部共13人被处死刑，被捕殉难者与被放逐者共约4000人，党务一时停顿。[24]
[1] 潘佩珠（1767～1941），原名潘文珊，号巢南子，是越南近代卓越的爱国主义者、革命先驱。
[2] 《〈潘佩珠年表〉摘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第224页。
[3] 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780～781页。
[4] 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第334页。
[5] 徐善福：《辛亥革命与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东南亚研究资料》1963年第2期，第83页。
[6] 《潘佩珠先生自传》，转引自《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第788页。
[7] 章牧：《孙中山与二十世纪初越南革命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328页。
[8] 《〈潘佩珠年表〉摘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26页。
[9] 邓警亚：《中越革命志士组织“振华兴亚会”进行抗法斗争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08页。
[10] 《潘佩珠年表》，《远东日报》1962年9月9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第669页。
[11] 《〈潘佩珠年表〉摘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28～229页。
[12] 〔美〕杰弗里·巴洛：《1900～1908年孙中山与法国人》，《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6，第205页。关于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还有下列文章做过详细论述：1.〔美〕金姆·曼荷兰德：《1900～1908年法国与孙中山》，《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229～240页；2.张振鹍：《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3.张振鹍：《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续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4.吴乾兑：《1911～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3] 〔美〕杰弗里·巴洛：《1900～1908年孙中山与法国人》，《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辑，第254页。
[14] 《潘佩珠年表》，《远东日报》1962年9月9日，转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69页。
[15] 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一个越南民族主义的伪装者》，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第43页。
[16] 黄国安等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第800～808页。
[17] 《潘佩珠年表》摘录，《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31页。
[18] 严继祖：《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1942年8月16日），台北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11/17·8。
[19] 胡志明1890年出生于越南中部的安南，原名阮必成，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阮爱国。早年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1920年旅居法国时，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下半年，胡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活动。
[20] 农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8年6月10日，第28页。
[21] 《黄埔军校史稿》第11册，档案出版社，1989，第350～381页。
[22] 农大均：《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及华侨》，《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期，1928年6月，第29页。
[23] 刘镇中：《越南国民党起事之始末》，《时事月报》第3卷第2期，1930年，第159～162页；张维祖：《安南民族及民族独立》，《东方杂志》第43卷第18号，1947年12月，第25页。
[24] 严继祖：《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1942年8月16日），台北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1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