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乌兹别克民族传统社会结构
第一节 乌兹别克民族和历史概况
一 乌兹别克斯坦主要民族概况
（一）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构成
乌兹别克斯坦共有120多个民族，主体民族为乌兹别克族，约占总人口的79%。其他主要民族有塔吉克族，占4.5%；俄罗斯族，占3.8%；鞑靼族，占2.5%；卡拉卡尔帕克族，约占2%。除此之外，还有吉尔吉斯、土库曼、朝鲜、乌克兰、土耳其、维吾尔、白俄罗斯和犹太等民族（参见表2-1）。
表2-1 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成分
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族在全国各个州、市和共和国均有分布。俄罗斯族人主要居住在塔什干市以及纳曼干州、安集延州、费尔干纳州、撒马尔罕州和布哈拉州的城市里。塔吉克人则集中分布在撒马尔罕州、布哈拉州、费尔干纳州、安集延州和塔什干州等。
苏联时期实施的民族迁徙政策对当前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的民族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批的俄罗斯人、鞑靼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和朝鲜人正是在这一时期迁移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使得民族关系的梳理十分困难，民族矛盾的产生在所难免。乌兹别克斯坦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如1989年5～6月，民族关系最复杂的费尔干纳地区发生了乌兹别克族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之间的流血冲突，造成107人丧生[1]。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政府实施振兴主体民族文化的政策，在干部任命方面以乌兹别克族人为主；恢复了乌兹别克语为国家第一语言的地位，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逐步用乌兹别克语取代了俄语。
（二）乌兹别克斯坦主体民族情况
乌兹别克斯坦主体民族是乌兹别克族，其在世界范围内共有2700万～2900万人。[2]乌兹别克斯坦本国大概有2200万～2300万人，在全国各个州、市、自治区均有分布。境外的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其中在塔吉克斯坦有113万人[3]，在吉尔吉斯斯坦有78.6万人[4]，在哈萨克斯坦大约有45.7万人[5]，在土库曼斯坦大概有25万～50万人[6]。在整个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族共有2500多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中亚第一大民族。此外，阿富汗有150万～270万乌兹别克族人[7]，俄罗斯有28.9万～30万人（2010年），巴基斯坦有7万人[8]，土耳其有5万人[9]，美国有2万人[10]，乌克兰有12353人[11]，中国有12370人（2000年）。
二 乌兹别克民族简史
（一）乌兹别克族的形成
乌兹别克（O’zbek）一词源于古代“月即别”人，意为“自我统治”。关于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学者们曾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乌兹别克族的形成较晚，有的则认为它的历史非常悠久。随着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观点，即现代乌兹别克族大概形成于16世纪。
乌兹别克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乌兹别克族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居住在中亚的索格德人、巴克达利亚人和马萨格泰人等古老民族。这些民族的后代一直在中亚地区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生产，代代沿袭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等先后进入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同本地的古老民族不断融合。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月即别人开始大规模进入中亚地区，在撒马尔罕建立了昔班尼王朝，占领了两河流域。虽然昔班尼汗国很快就瓦解了，但是月即别人在中亚地区的统治地位得以巩固下来。他们逐渐同当地的定居民族融合，大部分人放弃了游牧生活，转而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并将自己的称号“月即别”保留下来，成为现代乌兹别克族的主体。
可见，现在乌兹别克族主要由三大群体构成：第一部分是科噶尔德地区的定居民族；第二部分是中亚两河之间的突厥部落和成吉思汗时期的突厥-蒙古部落的后裔（如葛逻禄、巴尔拉斯、喀勒塔塔伊、莫戈勒等）；第三部分是月即别人游牧部族的后代。[12]
（二）乌兹别克族的三个汗国时期
1.布哈拉汗国
16世纪初，昔班尼汗占据河中地区不久就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阵亡，花剌子模被波斯吞并，昔班尼的后裔仍然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建立了汗国，延续了昔班尼王朝。在16世纪30年代阿卜杜拉汗统治时期，汗国首都迁到了布哈拉，因而被称为“布哈拉汗国”[13]。
在阿卜杜拉汗二世统治时期（1583～1598），布哈拉汗国达到鼎盛，征服了安集延和费尔干纳地区，重新占领了呼罗珊和花剌子模地区的希瓦汗国，成为当时中亚地区的第一汗国，领土覆盖了几乎整个中亚两河流域。此后，布哈拉汗国又经历了赞尼王朝（阿斯特拉罕王朝）和曼格特王朝。在18世纪初曼格特王朝时期，第三任统治者沙·穆拉德采用了埃米尔称号，加强了中央集权，因此布哈拉汗国亦被称为“布哈拉埃米尔国”。
布哈拉汗国时期是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地位确立的时期，它对现代乌兹别克民族的影响十分深远。布哈拉汗国的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其次为塔吉克人。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农业地区的灌溉工程已经比较发达，以纺织品和瓷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产品制造技术非常精湛。此外，伊斯兰文化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兴建了许多清真寺和神学院，其中撒马尔罕的希尔达尔伊斯兰经学院为中亚地区伊斯兰教育中心，培养了大批学者。苏菲派学者对《古兰经》和圣训做了注释和考证。文学、史学盛极一时，建筑、绘画、书法等也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1868年，沙皇总督考夫曼的军队开始进攻布哈拉汗国，俄国人很快就夺取了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中心撒马尔罕城。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穆札法尔丁埃米尔最终决定放弃抵抗，于该年6月同俄国签订了条约。凭借此条约，俄国获得巨大利益，使布哈拉汗国沦为沙俄的藩属国。此时，布哈拉汗国仍然是中亚第一大汗国，人口约250万，其中乌兹别克人占50%以上，塔吉克人占31%，土库曼人占10%，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等占8%[14]。
2.希瓦汗国
希瓦汗国是位于布哈拉以西花剌子模地区的乌兹别克人统治的汗国。昔班尼汗进入河中地区时曾占领该地区，但1510年昔班尼汗在与波斯军队的战斗中阵亡后，花剌子模地区便被波斯吞并。1512年，乌尔根赤和希瓦的逊尼派居民在金帐术赤汗后裔伊勒巴斯的带领下反抗波斯人的统治，并把他们赶出了该地区，之后一个脱离布哈拉统治的独立汗国出现。汗国的首都先是设在乌尔根赤，后迁往希瓦，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希瓦汗国。
希瓦汗国北接哈萨克草原，西邻里海，东面是布哈拉汗国，南面则是波斯。笃信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希瓦汗国经常会联合布哈拉汗国发动“圣战”，攻击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波斯。但在波斯装备精良的军队面前，乌兹别克人的进攻多以失败告终。希瓦和布哈拉之间也常年发生战争，希瓦汗国的阿布哈齐汗曾多次进攻布哈拉汗国。连年的战争消耗了希瓦汗国的财力，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1873年，当沙俄军队进攻希瓦时，希瓦汗不战而降，同俄国签订了《俄国-希瓦条约》，希瓦成为沙俄的附庸国。此时，希瓦汗国国内共有60多万人，其中，乌兹别克人占60%，土库曼人占25%，卡拉卡尔帕克人和哈萨克人占15%[15]。
3.浩罕汗国
浩罕汗国位于布哈拉汗国以东的费尔干纳地区，本属布哈拉汗国辖区。由于连年的战争，布哈拉汗国国力日衰，无暇顾及边远的费尔干纳地区，到18世纪时，布哈拉对该地区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1710年，乌兹别克族明格部一位名叫沙·鲁克的人推翻了当地的统治者，以浩罕为都建立了一个新的乌兹别克汗国，这便是后来的浩罕汗国[16]。
18世纪初期，费尔干纳地区存在许多分散的政权，浩罕汗国仅是其中之一，当时它的影响力有限。直到18世纪中期，清政府进入中亚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为浩罕汗国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758年，浩罕汗国额尔德尼比汗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开始对外扩张。他把分散的安集延、纳曼干、玛尔格朗等地联合起来，统一了费尔干纳地区。19世纪初，浩罕汗国的爱里木汗吞并了塔什干，使汗国领土扩大了一倍。之后，1814年爱里木的兄弟奥玛尔占领了突厥斯坦城。此时，浩罕汗国的统治疆域西抵咸海，东至伊塞克湖，达到鼎盛。
但浩罕汗国的崛起很快因俄国人的入侵而结束。1864年，沙俄军队开始大规模入侵中亚，首先同浩罕汗国发生了战争。俄国先占领了突厥斯坦城，之后又占领了奇姆肯特城，控制了楚河流域。1865年，俄占领了浩罕汗国的经济中心塔什干。虽然浩罕军队顽强抵抗，但最终未能阻止俄国军队的入侵，1868年，浩罕汗国同沙俄签订了条约，开始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1876年，俄国正式吞并了浩罕汗国，改名为费尔干纳省。至此，中亚的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个汗国均被沙俄控制，或被直接吞并，或成为俄国的藩属国。
费尔干纳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吸引了许多民族在此居住。据统计，在浩罕汗国鼎盛时期，该地区的人口曾达到了75万[17]，其中包括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塔吉克、维吾尔等族。
（三）沙俄时期的乌兹别克族
沙俄征服三个汗国后，原浩罕汗国和布哈拉的撒马尔罕地区隶属沙皇俄国的突厥斯坦总督区，被分成锡尔河、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等省。在这些地区，除了县级以上机构由俄国人把持外，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或沿袭旧制，或改为乡、村[18]。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国内仍由君主治理，原有的行政机构得以保留。
沙俄在乌兹别克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沙俄政府在乌兹别克地区推行土地“国有化”，剥夺乌兹别克族农牧民的土地和牧场，并实行鼓励移民中亚的政策。大批斯拉夫族农民来到中亚，他们享受优越民族的待遇，并获得政府从乌兹别克农民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据统计，仅在1897～1916年的20年间，从俄国中部迁往中亚北部的移民就达到130.14万人[19]。
1884年，乌兹别克地区移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由于该地区气候干燥，土壤肥沃，灌溉发达，非常适合棉花生长，所以植棉业在乌兹别克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乌兹别克地区成为沙俄的主要产棉区。大面积的种植棉花，使乌兹别克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骤减，大批农民被迫改种棉花。为了掠夺棉花和矿产品等原材料，沙俄开始在该地区修筑铁路，1905年建成了从奥伦堡到塔什干和从里海东岸的谋夫到浩罕的两条铁路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商贸发展。
沙皇政府的殖民专制引起了乌兹别克人民的强烈不满，乌兹别克人发起了一系列反抗沙皇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扎吉德”运动。“扎吉德”运动即革新运动，主要由科甘达的“青年党”和塔什干的“马什拉伯”民族主义组织组成，俄国称“扎吉德”运动为泛伊斯兰主义[20]。泛伊斯兰主义的传统派主要由阿訇、上层贵族、商人、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主张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恢复伊斯兰传统，因此被认为是运动中的温和派[21]；而以阿卜杜拉·卡里耶夫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用革命推翻沙皇殖民统治，号召穆斯林向沙俄发动“圣战”。
1916年，沙皇政府在乌兹别克地区颁布征召令，征召18～43岁的男子参军去战争前线，引起了乌兹别克人民的强烈反抗。1916年7月中旬，费尔干纳省霍占城的穆斯林首先奋起反抗沙俄政府，其他省份的人民也纷纷响应。7月下旬，塔什干的居民起义，很快波及整个锡尔河省。中亚的其他民族也纷纷加入了反抗沙俄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到10月下旬，乌兹别克人民的起义遭到沙俄军队镇压，但其他地区的反抗仍未停息，哈萨克大草原的起义军一直坚持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和沙俄政府的垮台。[22]
（四）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族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沙皇政府在乌兹别克地区的统治结束了。除了当地的临时政府之外，很快在原突厥斯坦省塔什干市就成立了由俄罗斯铁路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同时，乌兹别克民族主义者也在费尔干纳宣布成立“浩罕独立政府”[23]。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塔什干爆发了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政权转移到了苏维埃手中。
1918年5月，突厥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成立，建都塔什干。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清剿残余势力，苏维埃政权终于在乌兹别克地区确立下来。之后，苏维埃政权在该地区着手恢复经济，同时开展清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动。原有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宗教建筑得到保护，群众开始拥护苏维埃政权。1920年2月希瓦爆发起义，4月建立了花剌子模人民共和国。同年10月在布哈拉成立了布哈拉人民共和国。至此，在所有乌兹别克地区都确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4年10月14日，依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组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决定，将原布哈拉、花剌子模、突厥斯坦三个共和国按民族居住区进行划分，准备成立以乌兹别克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1924年12月5日，乌兹别克革命委员会发布告乌兹别克全体劳动人民书，宣布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24]（简称乌兹别克共和国，或乌兹别克）。1925年3月13日，第三次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乌兹别克共和国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乌兹别克共和国成为苏联正式成员。
长期以来，中亚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多民族融合的状态，具有相似的语言和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居使民族成分的划分非常困难。因此，历史上中亚地区的行政区域划分不是以民族为依据，而是由地形、政治力量，或外来势力干预等因素决定[25]。乌兹别克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族历史上首次以民族名命名的国家，它的形成是以民族划界组建联邦主体的苏维埃联邦制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
以民族标准人为划界的方法，强化了乌兹别克人民的民族自我意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中亚地区的民族矛盾埋下了隐患。民族自我意识增强使中亚各民族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人为划界的做法引发了领土争端，各民族间的芥蒂日益加深，其影响也极深远。例如，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认为，应当把锡尔河州和七河州[26]也划入乌兹别克共和国，反对将其划给哈萨克共和国；而哈萨克有人则认为应该把塔什干等乌兹别克人居住的地区划入哈萨克共和国。时至今日，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是阻碍中亚各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羁绊。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严格执行苏联宪法，受联盟中央控制。共产党是乌兹别克共和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是共和国政体的领导核心，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代表苏维埃是国家的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处理共和国内的一切重要问题。部长会议即共和国政府，是共和国的最高执行机关，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并汇报工作。各州、市、区、村镇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本地区人民代表苏维埃负责。苏共中央在加盟共和国实行当地干部民族化政策，在共和国内成立民族干部进修学院等培训机构，因此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上下级干部基本由本民族人员担任。
乌兹别克的经济体制同其他共和国一样，也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国家用行政命令和决议管理共和国的经济活动，排斥市场经济，执行苏联中央的“专业化劳动分工”原则，完成中央下达的经济任务和指标。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苏联成立之初，乌兹别克主要以农业种植业和落后的手工业为主，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不能自给。受益于联盟中央的经济扶持，到苏联解体前，乌兹别克已经具备了近乎完整的经济体系。基础设施和经济水平有很大提高，农业和畜牧业同步发展，乌兹别克成为苏联的主要产棉国，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等成为其工业发展的优势领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印度、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接近[27]。
苏联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民族成分增多。主体民族乌兹别克族所占人口比重增加，1939年时乌兹别克族人口总共408.1万，占人口总数的65.1%；1989年时国内的乌兹别克族人口增加到1414.2万，占人口总数的71.4%。其他少数民族增长速度不同，俄罗斯族为第二大民族。在联盟中央的指令要求下，有外来民族迁入乌兹别克地区，如克里米亚鞑靼人等，但由于主体民族人口的高速增长，少数民族的比重不断下降。苏联后期，乌兹别克族同俄罗斯族等外来民族的矛盾日益明显，因土地、水资源等问题而引发的民族流血事件频发。对于发生的民族冲突，苏共中央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矛盾。1963年6月，苏共中央《关于党内思想工作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民族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敌视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发展进程相违背”，全党要坚决打击民族主义[28]。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民族之间争议的处理，还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苏联历史上不同时期曾执行不同的宗教政策。苏联成立之初，基本遵循了列宁的温和宗教政策，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中亚的穆斯林民众对政府充满信任，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逐渐改变原有的宗教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60多年间，除了卫国战争期间和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外，苏联当局一直把宗教视为敌对意识形态，执行压制政策[29]。
苏联宗教政策对中亚伊斯兰教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伊斯兰教现代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从教义阐释、宗教准则、礼仪习俗等各方面来适应苏联社会，这被苏联学者称为“伊斯兰教现代化”。伊斯兰宗教人士重新阐释伊斯兰教教义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称“《古兰经》不但不反对世俗知识，还要求穆斯林掌握这些知识”。[30]另外，中亚伊斯兰教“现代化”也提高了穆斯林妇女的生活地位，妇女被认为有同男人完全平等的权利。
此外，苏联时期的无神论教育对中亚穆斯林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教徒们的宗教意识比较薄弱，伊斯兰教的宗教礼仪也变得简化，教规变得松弛。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学者在乌兹别克4个州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88.3%的工人和70.6%的农民都不信宗教；而在为数不多的信徒中，能够定期完成每日5次礼拜的仅有25%[31]。
第二节 乌兹别克民族的家庭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家庭研究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方面，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社会时期的家庭呈现不同的面貌，对不同历史时期乌兹别克民族家庭的把握有利于我们了解现代乌兹别克族家庭结构的形成过程。
一 家庭生活方式
乌兹别克族的传统生活方式经历了由游牧生活到农耕生活的转变过程。早期月即别人的家庭同其他游牧民族家庭一样，过着随放牧羊马的转场不断迁徙的生活。牛羊牲畜作为生活必需品是家庭的主要财富，牛羊肉和奶制品是传统饮食。
随着游牧民族迁入河中地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合不断加深，原有的游牧生活逐渐被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所取代，到19世纪末沙俄进入中亚前，绝大部分乌兹别克族家庭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从事农业种植和畜牧业。农业灌溉技术已经非常发达，饮食以抓饭、面食和牛羊肉等为主。
农业家庭从事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是乌兹别克族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古至今手工技能一直在家庭中传承，手工业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成分，是民族智慧的表现。家庭手工技能有封闭性，主要在家庭内部传承，作为家庭产业继承，只有当家庭中没有人继承时才会考虑教授外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一些传统手工业技能开始复兴，国家也着手保护传统技能。乌兹别克民族的家庭手工技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32]：
·食品制造技术；
·金丝织绣技术（用金丝织绣大衣）；
·丝绸纺织技术；
·珠宝加工技术；
·制陶技术；
·炉灶技术；
·民族帽子刺绣和制造技术；
·传统医术；
·建筑技术（包括民族传统房屋建设，冬季取暖设施的建造技术，婴儿床、儿童玩具制造等）；
·民族厨艺。
二 家庭组织形式
家庭形式是民族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部分，一个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其家庭形式也会不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族家庭形式以父权制的大家庭为主，很少存在一对夫妇的小家庭。根据俄国学者的研究[33]，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乌兹别克族的家庭主要是由两到三代人组成的大家庭，几对夫妇共同居住在一起，具有明显的父权制特征。父权制家庭的明显特征是女性服从男性，年幼者服从年长者。儿子结婚后同兄弟和父母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父亲是家庭中最有威信的领导者和财富拥有者，处理一切家庭事务，负责家庭成员的劳动分工。有些家庭的成员多达四五十人，每个成员的劳动成果均为集体所有，家庭成员的吃穿等开支由大家共同承担。父亲去世后则由家庭中最年长的哥哥或者其他具有最高威信的成员担任领导者。家庭中的女性主要处理家庭事务，做饭、洗衣、打扫庭院和照看孩子等，而劳动分工则主要由母亲或者年长的儿媳负责。
父亲对土地和家畜等家庭财产的绝对占有权和支配权是父权制大家庭存在的经济基础。父权制的家庭模式同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紧密相连，每个大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普通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被集中在一起，作为集体财产由家庭首领（通常是父亲）管理和支配。家庭财富越多，这种父权形式越牢固，所以在乌兹别克民族的巴依和宗教人士的家庭中，父权制特征更为明显[34]。这种带有明显封建宗法特征的父权制家庭形式同人民的劳动力低下，需要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有关。在这样的家庭中，儿子对父亲有绝对的财产依赖，只有当父亲去世后才能获得自己的财产。
十月革命后，乌兹别克民族的家庭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父权制大家庭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由于苏联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新农场和工厂纷纷建立，促进了本地区生产方式的跨越式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乌兹别克族家庭的成年子女们可以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摆脱了在父权制家庭中对父亲的财产依赖，使得他们有能力在结婚后组织自己的新家庭，独立于父母生活。从苏联20世纪70年代对部分农场和工厂工人家庭的调查中可以发现，78%的家庭是由两代人组成的小家庭（即只包括父母和自己未结婚的孩子），由三代人组成的家庭仅占15%左右[35]。工厂或者农场等单位帮助大多数年轻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同时全民受教育水平有很大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家庭的瓦解。
即使残留的部分少数大家庭，其父权制家庭特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有明显的改变。父亲不再是家庭的绝对领导者，年轻有文化的儿子开始参与家庭事务。如果儿子想要离开父母自己居住，按照习惯只要当他拥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时就可以这样做了。
此外，在苏联时期单身居住的中年人数量也在增加。有些单身的母亲在退休后，不是去依附子女，而是独自一人依靠退休金生活。虽然儿子们离开父母独自居住，但是仍然同父母保持紧密的联系。儿子们的新房屋一般紧邻原有住处，这样方便照顾自己的父母，而母亲也会去帮助照看自己的孙子、孙女等。可见，大家庭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小家庭，在保持各自财产独立的同时，小家庭之间彼此互帮互助、紧密联系。
乌兹别克族家庭一直是多子女家庭，这同其历史上长期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关。苏联时期，医疗卫生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改善，多子女现象更是十分普遍。20世纪70年代，学者对乌兹别克族工人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708个家庭中，58.9%的家庭有2～4个孩子，41.1%的家庭有5～11个孩子，平均每个家庭有4个孩子[36]。
三 家庭成员关系
在父权制大家庭中，家庭成员关系遵从男尊女卑、长尊幼卑的原则。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这首先体现在家庭领导权的继承上。父权制大家庭大都由年长的父亲担任领导者，他可以统领家庭所有成员，享有家庭的所有财产，每个家庭成员必须服从父亲的管理。父亲去世后，领导权由年长的儿子继承。如果家庭中没有成年的儿子可以继承，才会由年长的母亲负责。苏联时期，随着教育的普及，性别不再是决定家庭领导权的主要因素。家庭中的知识分子，承担主要家庭收入或拥有崇高威望的人都可以作为领导者。虽然至今家庭的领导者依然主要是男性担当，但这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了。有些家庭为了对老人表示尊重，表面由年长的父亲担任，但实际日常事务则主要由年轻人负责。也有部分家庭的负责人由女性担当，但这种家庭所占比重依然较少，且主要出现在离异家庭。
日常生活中男尊女卑的现象更是普遍。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乌兹别克族家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非常明显。女性有时甚至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妻子不能直呼丈夫的名字，通常是称呼“адаси”，意为“孩子他爸”[37]。历史上，父权制大家庭中不允许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女性只能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妇女们也不能去马哈拉的茶馆，因为这一直被认为是男人交谈和休闲的地方。
苏联时期，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参与社会工作，这使得家庭夫妻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在互相尊重和友爱的基础上建立夫妻关系。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性大多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有些甚至担任工厂或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妇女的家庭地位也有很大提高，同男性一样参与处理家庭事务，有些则掌握着家庭财产，成为真正的家庭女主人。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家庭成员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表现，体现了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享有同等社会资源和权利。
但无论在乌兹别克族的大家庭还是小家庭中，都保存着家庭成员共同劳动的习惯。在父权制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因而共同劳动成为日常必需。现在乌兹别克族的小家庭依然保存着共同劳动的传统习惯。这主要体现在结婚、丧葬等家庭重大事件，以及传统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在整个婚礼过程中，家庭成员会有明确的分工，男人们负责接待客人，女性则负责准备婚礼食物、迎娶新娘等。家庭中最有威望的长者担任主要组织人，通常是家庭的父亲，而已经结婚成立自己家庭的儿子、儿媳也会十分高兴地听从父亲的指挥，积极加入准备婚礼的活动中来。可见，原有大家庭的成员间仍然保持着友好的亲属关系，成员关系比较和睦。
在父权制大家庭中，儿媳的家庭地位很低，几乎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既要听从丈夫的安排，又要照顾公婆，基本没有自由。儿媳在大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是婆媳关系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小家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婆媳矛盾发生的概率，使家庭成员关系更加和睦，家庭更加团结。在乌兹别克斯坦，和睦的家庭会在邻里之间获得更高的威望和尊重，甚至被整个马哈拉内的居民所尊重；而那些婆媳关系存在问题的家庭则会受到耻笑。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乌兹别克民族的家庭形式不同于中亚其他民族的家庭，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乌兹别克民族家庭具有明显的半独立性和半集体性。一方面，乌兹别克民族家庭具备农业民族的独立性特点，每个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存在；另一方面，相比其他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乌兹别克族家庭并不完全独立，每个家庭都生活在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团体中，家庭之间以及马哈拉和家庭之间存在密切的社会关系以及宗教和经济联系，有时家庭生活会受到集体观念的深刻影响。此外，马哈拉内的某些设施被视作所有家庭的公共财产，大家共同享有使用权和维护权，这也是乌兹别克家庭具有集体性特征的表现之一。可见，游牧文化在乌兹别克民族的社会中依然保留着一定的影响，集体观念、长者权威和共同劳动等传统社会观念仍然存在于现代乌兹别克人的生活中。
第三节 乌兹别克民族传统社会组织
历史上，乌兹别克民族经历了从游牧民族到农业民族的转变过程，其生产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组织形式也别具特点。
最初迁入中亚河中地区[38]的乌兹别克人实行部落联盟制。据中亚史料记载，传说乌兹别克民族由92个部落组成。潘志平老师在《乌兹别克92部》[39]一文中，考证认为所谓的乌兹别克92个部族名包括：明格、尤孜、客儿克、翁札惕、札剌亦儿、撒剌亦、弘吉剌惕、阿尔钦、乃蛮、阿儿浑、钦察、卡尔马克、富拉惕、葛逻禄、脱斡兀惕、孛儿兰、色蔑扯克、合塔坎、合只、乞鲁额思、不亦剌惕、斡亦剌惕、客牙惕、八讹兰、乞那亦、康里、兀扯鲁赤、阔亦赤、不兰赤、恰不惕、术玉惕、恰出吾惕、巴牙兀惕、斡塔赤、阿鲁剌惕、客列亦惕、汪古惕、忙忽惕、唐兀惕、斡马吾惕、哈恰惕、蔑儿乞惕、孛古惕、乞牙惕、豁鲁剌思、秃拉剌思、哈拉卜、亦剌赤、出不杭、客希勒克、敖汉、突厥蛮、朵儿忙、塔不惕、塔马、木赤得、哈儿答尼、剌马丹、克剌亦、讷答亦、哈卜撒赖、乞儿吉思、斡牙赤、术亦拉惕、玉逊、卓儿斡、八塔思、阔亦逊、速勒都思、秃八、塔塔儿、脱老、巴失乞儿、尼颜、哈儿杭、失邻、翁唐、苦儿剌惕、赤勒合思、斡亦古杭、塔儿黑、牙不、索宛、秃儿讹克、莫惕颜、哈思开、马札儿、秃思勘克、出浪、珠尔齐特、巴阿邻、畏兀剌惕。
但实际上真正构成乌兹别克民族的部落大概有70多个。这些乌兹别克部落拥有各自的领地，彼此相距较远，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只有少数统治阶层住在城里。部落之间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首领被称为“伊纳克”[40]。
随着河中地区迁入人口的急剧增长，草场越来越少，森林被大量毁坏。有些乌兹别克部落如明格人，被迫向塔吉克人学习农耕并转为定居生活；有些则保留了游牧生活方式，比如卡拉卡尔帕克人等。在费尔干纳地区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乌兹别克人：游牧民、半游牧民和定居居民[41]。到17世纪末，乌兹别克民族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化基本结束，大部分乌兹别克人从事了农业生产。直到沙俄占领前，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底层居民基本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自称为萨尔特（сарт）[42]。但有些游牧民族的部落名称被保留了下来，17世纪末18世纪初，乌兹别克地区有大量以氏族、部落命名的村落，如孔格拉特、曼格特、乃蛮等[43]。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变化，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游牧社会组织转化为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农业社会组织。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社会只有一些象征性的标志遗留下来，比如部落的名称、部落的区划、部落的传说和仪式化的狩猎行为等。
根据组成方式的不同，部落联盟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血缘性部落和地缘性部落[44]。根据对乌兹别克族传说中的92部的研究，可以认为乌兹别克族早期的部落联盟应该属于地缘性部落联盟，因而或许早期的乌兹别克族部落联盟之间就已经存在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的传统习俗和观念。
在乌兹别克斯坦，同部落、氏族名称一同被保留下来的还有部落民族特有的集团观念。居住在一起的乌兹别克人建立起了比农业社会村社关系更为紧密的马哈拉组织。马哈拉内的每个居民必须为集体服务，集体则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团结每一个成员。但乌兹别克人的集团观念同中亚传统游牧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集团观念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划分集团成员时，哈萨克斯坦等传统游牧民族国家主要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部落关系为标准。而乌兹别克斯坦则不同，其集团划分标准主要以地域关系为主，居住在同一马哈拉和来自同一地方的乌兹别克人有很强的区域认同感。可见，在乌兹别克民族转向定居农业民族的同时，游牧民族以血缘为特征的氏族观念不断被淡化。乌兹别克民族以地域为主、血缘为辅，可以接受不同民族的集团划分方式，是其特有的民族形成过程以及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不断融合的结果。马哈拉是最能反映乌兹别克民族集团观念和区域观念的社会组织，是构成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的最基本单位。
一 乌兹别克族马哈拉
（一）马哈拉概况
马哈拉（乌兹别克语mahalla，俄语махалля或махалла）阿拉伯语的意思为“城市的组成部分”，也有人称其为“城市中的小城镇”，它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市民自治组织。马哈拉的大小和功能非常类似于现代城市中的社区，为此有人直接将其翻译为“社区”；也有学者翻译为“马哈利亚”，大概是取该词的俄语音译。迄今为止，对“mahalla”一词的翻译国内并不统一，本文选择对“mahalla”乌兹别克语的音译，最终选择“马哈拉”一词。
当前，以马哈拉命名的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孟加拉国、埃及等几个伊斯兰国家。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因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保存完整和影响较大而最具代表性。
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在城市和农村均有分布，全国总共有10000多个马哈拉[45]。人们的生活同马哈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乌兹别克人称，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人不受马哈拉的影响，即使是总统卡里莫夫也不例外”。城市中的马哈拉较多，每个马哈拉的人数有400～800人。例如首都塔什干市共分为四个达哈（даха，区），每个区由许多马哈拉组成，全市共有449个马哈拉[46]。
（二）乌兹别克族马哈拉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最早关于乌兹别克马哈拉的文字记载出现在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中，在1100多年前的布哈拉就已经存在多个马哈拉[47]。在古代乌兹别克诗人的描述中，哥拉特（герат）城由100多个小城组成，这里的小城应该就是马哈拉。另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研究，塔什干市马哈拉的历史也很悠久，其中奥比纳纳扎尔（Обинаназар）、撒马尔罕拉沃兹（Самарканддарвоз）、卡玛隆（Камалон）、萨哥伯（Сагбон）等马哈拉都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乌兹别克马哈拉的产生与该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方式，特别是传统手工商业发达、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有关。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河中地区，自古以来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绿洲经济发达，同时由于占据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分工历史悠久。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组织的出现，具有同样手工业技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分工合作，这是乌兹别克马哈拉组织形成的经济基础。根据学者们对萨伯力杰珀（Сополлитеп）一处青铜时期遗址的研究，发现有8个家庭独立于村落聚集在一起，它们是由生产关系组合在一起的，这被学者认为是马哈拉最早的原型。[48]此外，对乌兹别克马哈拉研究后可以发现，大部分马哈拉（尤其是古代的马哈拉）是根据手工业和商业的职业技能区分和命名的，比如铁匠马哈拉、陶工马哈拉、珠宝商人马哈拉等。这从侧面印证了手工业对乌兹别克马哈拉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商业贸易也是促使马哈拉形成的重要因素。乌兹别克地区的民族自古就有经商传统，从早期的粟特人到近现代的安集延人和撒马尔罕人等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人代表。商业贸易是中亚地区城市诞生的主导因素，许多城市如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都是商贾云集，在这里的大巴扎可以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此外，马哈拉的社会中心“茶馆”（чайхана）的诞生也同商业贸易有紧密联系。起初人们在商路驿站旁建起茶馆，用来招待过路商队。伴随本地手工业的发展，茶馆逐渐成为村民同商队进行商业谈判的重要场所，后来逐渐演变为处理马哈拉内部生活、经济日常事务的活动中心。直到今天，茶馆依然是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的重要社会中心，每个马哈拉内都建有茶馆，用于人们商议内部事务。
除了经济因素外，民族成分的复杂也是形成乌兹别克马哈拉的重要原因。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就是各民族杂居融合的地区，这里既有游牧民族的后裔，也有世代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都曾在此居住。民族成分的复杂，使得每个民族都有较强的自我认同感，地域集团观念很容易被外来民族接受，大家按照民族成分划分居住区域，用民族族名来命名马哈拉的名字。直到今天依然可以从很多马哈拉的名字上，看到历史上外来民族的痕迹。
另外一个影响马哈拉的重要因素就是伊斯兰教的传入。马哈拉不是伊斯兰教组织，而伊斯兰教却是马哈拉的精神内核。伊斯兰教本身所具有的内聚性是马哈拉内部稳定团结的重要保障，是马哈拉得以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每个乌兹别克马哈拉均建有清真寺，清真寺是马哈拉的地域中心和精神中心，婚庆、丧葬和大型节日的庆祝都有宗教人员的参与。直到今天，马哈拉内居民的所有行为仍然都以伊斯兰教教义倡导的道德标准为约束准绳。
16～17世纪是现代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时期，迁入河中地区的游牧民族同定居居民迅速融合，游牧民族不但接受了农业生产方式，还接受了伊斯兰教和传统社会组织方式——马哈拉。同时，游牧民族按血缘划分区域的传统也得到了延续，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一般居住在同一个马哈拉；马哈拉内氏族长老议事的方式和居民平等参与解决事务的传统也得到保留。乌兹别克民族的三个汗国时期是以清真寺和茶馆作为精神和社会中心的现代乌兹别克马哈拉的形成时期。
在苏联成立之初，马哈拉作为团结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获得了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但是很快，随着苏联大范围的无神论教育，一切带有伊斯兰教色彩的组织和行为都被限制。马哈拉的社会作用被极大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和城市中的街道委员会。直到苏联末期，马哈拉的地位才有所提升，但仍然被作为维护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以宣传党政思想为主。直到苏联解体，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建立后，马哈拉才开始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的现状
1.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的组织构成
近年来随着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越来越重视马哈拉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马哈拉逐渐被赋予更多的行政职责，马哈拉的管理方式也日益正规，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组织机构。
（1）权力机构。市民大会（сход граждан）是马哈拉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可以代表整个马哈拉内居民的利益行使权力，主要由马哈拉内常住成年居民组成。按照2004年4月29日颁布的《乌兹别克斯坦市民大会主席（长老）及其顾问选举法》（以下称《选举法》）的规定，马哈拉市民大会具有以下权力：
·选举市民大会主席及其顾问团、主要业务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每季度听取他们的汇报；
·确定主席顾问团和市民大会会议（Кенгаш схода граждан）的组成人数，根据主席的建议任命市民大会的责任秘书；
·监督法律、法规和市民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组织监督财务支出，选举成立市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并确定其职责，每季度听取委员会的汇报；
·按法定程序制定区域内的绿化和装修计划；
·处理对低收入家庭和需要帮助的多子女家庭给予物资救助事宜，确保国家对家庭的社会救助资金有效和有目的地被利用；
·执行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力。
（2）行政机构。马哈拉的管理机关是一名主席及其顾问团组成的委员会。十月革命前，马哈拉的领导者一直由内部长老或者有威信的长者担任。苏联时期，政府严格控制马哈拉的活动，成立了专门的街道委员会作为社区活动的领导者，委员们由市民大会选举产生。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马哈拉地位有很大提高，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最基层组织。《选举法》规定马哈拉主席由市民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半。马哈拉主席每月仅象征性地获得12美元的工资，所以该职务一般由社区内退休的有威信长者担任[49]。
主席和顾问们的主要职责是利用伊斯兰教的道德约束来管理马哈拉内所有成员，维护集体利益，保障马哈拉内部成员的团结。具体包括：倡导邻里互助，帮助单亲或孤寡老人家庭；处理家庭纠纷；维持和改善马哈拉内的居住环境；组织马哈拉内成员参与大型节日和家庭婚丧活动；负责对马哈拉内的孩子进行民族和宗教文化教育；帮助处理马哈拉内成员的房屋买卖、集体手工业等经济活动。可见，马哈拉主席除了具有很高的威望外，还需要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够公正、合理、积极地解决问题，保障马哈拉内部成员的团结是其最根本的任务。
除了主席及其顾问团外，马哈拉市民大会还有多个下属委员会，其中包括主要业务委员会、市民大会监察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等。主要业务委员会负责处理马哈拉内各方面的具体事务；行政委员会则主要负责处理职权范围内的行政违法事件；监察委员会是为了监察自治机构的经济财政事务设立的。监察和行政委员会独立处理内部事务，并只对市民大会负责。监察和行政委员会在得到市民大会确认的基础上处理自己的事务。
（3）宗教中心——清真寺。在乌兹别克斯坦每个马哈拉内基本都有一座清真寺，这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清真寺一般位于马哈拉内中心位置，是马哈拉的精神、文化和社会中心。建有清真寺的马哈拉才被认为是真正的、独立的、完整的马哈拉。据历史考证，20世纪初在撒马尔罕城共有103座清真寺，同样有103个马哈拉[50]。十月革命前，马哈拉的所有居民每天五次到清真寺做礼拜（纳玛孜），清真寺同样也是马哈拉孩子们上学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本民族传统文化。
可见，马哈拉虽然不是纯粹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但是其对伊斯兰教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苏联时期，中亚的伊斯兰教受到抑制，大量清真寺被关闭，失去了在马哈拉的精神中心位置。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伊斯兰宗教信仰回归，清真寺在马哈拉的精神中心地位也得到恢复。
（4）社会活动中心——茶馆。马哈拉内另外一个重要的场所是茶馆（чайхана）。所谓“чайхана”就是喝茶的房子，它的产生同该地区的饮茶文化有关。中亚地区的饮茶文化由来已久，它的产生首先同本地区炎热干旱的气候有关，大家需要不断地喝茶解除口渴；其次，因为穆斯林禁止饮酒，同时人们认为喝茶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茶开始逐渐代替其他饮料成为中亚人民的最爱。据西方探险家对19世纪布哈拉的描述，这里的人们每日多次喝茶，喝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除此之外，该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也促使了茶馆社会角色的转变。起初，茶馆主要建在商路驿站旁，用来招待村民和过路的商人。之后，人们开始习惯在茶馆聊天，处理内部日常生活问题，商讨商贸协议，在当时，茶馆是邻里交流和人们获取外部消息的重要场所。因此，茶馆成为除了清真寺以外马哈拉内人们最重要的生活中心。直到今天，茶馆依然是每个马哈拉的社会和文化中心。
马哈拉内茶馆的建制各不相同。在农村地区，夏天在树荫下固定放几个凳子就是村民们最简单的茶馆。当然也有修筑得非常漂亮的茶馆，院子和大厅占据很大的地方，院子里种满梧桐树等植物，墙上挂满描绘丰收景象和民族智者的绘画等装饰品，地板上铺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毯，屋内摆放着茶桌。为了供茶馆里面的人消遣，偶尔也会有民族声乐表演和诗朗诵等文艺活动。此外，在茶馆基本看不到女人的身影，这里是男人们的“俱乐部”，女人被禁止进入。
2.各种马哈拉的命名方式
乌兹别克马哈拉的名字大多同其内部特征有关，其命名方式比较有规律可循。有些马哈拉的名字沿袭了数百年，有些依然保留着自己游牧民族祖先的名字，有的同内部成员的组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按照命名方式的不同，我们把马哈拉的命名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1）按照手工业、商业行业技能命名。以手工业等职业名称命名的马哈拉在乌兹别克斯坦占很大一部分。以手工业技能命名的马哈拉最早出现在1000多年前的中亚古城。手工业自古以来就是中亚地区的重要经济成分，长期的民族战争需要大量懂得冶炼金属制造武器的铁匠工人，修筑城防和灌溉工程需要建筑工，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匠、地毯织工、制革工人等更是供不应求。手工业者因其高超的技能，在社会地位获得提升的同时也逐渐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各行业的手工业者们逐渐聚集在各自特定的区域，形成手工业者集群。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修建清真寺、餐馆等设施，选出有威信的人处理内部纠纷，最终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以本职业名称命名的马哈拉组织。据称，在帖木儿时期，以手工业技能命名马哈拉在乌兹别克地区达到鼎盛[51]。因手工业发展带动形成的马哈拉和区划相对比较固定，所以它们大多可以保存数百年至今。在乌兹别克斯坦以铁匠、武器、陶匠、制革工人等命名的马哈拉的历史大都比较悠久。
以各种商业行业的名称命名也是乌兹别克地区马哈拉的一个重要特点。乌兹别克地区占据东西方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商业文化就十分繁荣。乌兹别克人继承了古代粟特人的商业传统，形成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等地区贸易中心。每个城市都有多个大巴扎，在这里可以买到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大黄，西方的象牙、皮毛等。布哈拉人、安集延人的商队遍及整个丝绸之路。乌兹别克商人凭借聪慧的头脑、辛勤的劳动，获取了大量财富。在中亚人们以会经商为荣，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是中亚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商人聚集的马哈拉一般位于城市中交通便利的繁华地区，并沿用本行业的名称，如珠宝商马哈拉（заргарон）等。
以职业技能和行业名称命名马哈拉从侧面见证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在马哈拉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们对研究古代乌兹别克地区城市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以这种方式命名的马哈拉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有些马哈拉的名字由于内部人员的变动被更改了，有些名字虽然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已经“名不副实”了。
（2）按照人物名字或历史事件命名。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些马哈拉的名字取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比如塔什干市的察合台（чагатай）马哈拉同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有关[52]。察合台马哈拉位于塔什干市的老城区，据称有600多年的历史，这里有察合台餐厅，出产察合台啤酒，最为出名的是这里的烤羊肉串。
许多马哈拉的名字还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卡玛隆马哈拉是塔什干最古老的马哈拉之一，它的名字同阿拉伯人的入侵有关。据传说，8世纪初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53]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带领一批教徒来到沙什（Шаш[54]），其中一部分人员定居在塔什干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卡玛隆马哈拉所在地。冉皋赫（жангох）（意为斗争之地）马哈拉同塔什干18世纪著名的事件有关。当时塔什干共有4个哈克姆（хоким，意为城市统领、市长），其中一个最终经过斗争统领了所有的教众[55]。
（3）与人文建筑有关的名字。许多马哈拉的名字同建筑物有关。比如，大教堂（Баланд мечеть，高大的教堂）马哈拉里有非常高大的教堂；撒马尔罕城门（Самаркандские ворота）马哈拉名字源于内部坐落着城门；伊斯克乌拉特（Иски Урда，古老的要塞）马哈拉内现在仍然保留着15～16世纪建造的要塞遗迹等。
（4）按照成员的组成成分命名。有些马哈拉可以透过它的名字看出其成员的民族成分或来源地。有人对塔什干约450个马哈拉进行分析后得出，其中有105个的名字来自突厥语，44个来自波斯语，35个同波斯语和突厥语都有关[56]。19世纪时，乌兹别克斯坦还存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并用少数民族族名命名的马哈拉，比如喀什噶尔（кашгар）、塔吉克（Таджик）、突厥（Тюрк）等。此外，还有一些名字带有地域标志的马哈拉，如塔什干的撒马尔罕马哈拉等。
而有些因特定原因形成的马哈拉，其名字更有规律性。有的马哈拉是原有村庄整体迁移形成，所以会采用原村庄名作为新马哈拉的名字。有些儿女成家之后要脱离父母新建住房，这样带有“янги”（乌兹别克语“yangi”，意为“新的”）名字的马哈拉就会出现，比如塔什干市的янгимахалля（新马哈拉）。
马哈拉的名字历史悠久，是研究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历史的宝贵材料。但今天能够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有很多古老的名字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中消失或被更改，城市现代化中的大规模建设也对古老马哈拉的保护提出了挑战。在撒马尔罕曾有一个名为布里萨菲特（пули сафед，）的马哈拉，它以自己的大巴扎和数百年的古老历史而闻名，但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由于工厂扩建被永远拆除。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鲁哈巴特（рухобад）马哈拉，现在仅有鲁哈巴特墓地保留在原地。此外，还有许多拥有古老名字的马哈拉在苏联时期被改名，现在大多已经被人们遗忘。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开始逐步通过整改，恢复这些马哈拉原有的名字。2011年5月，塔什干市发布了一条整改马哈拉的政令，卡塔奥金杰帕（Катта Олтинтепа）马哈拉和古丽斯通（Гулистон）马哈拉均恢复了自己的历史名称[57]。
3.马哈拉内部居民的生活方式
马哈拉内人们生活的一个主要原则是：所有成员不分彼此拥有平等权利，共同参与解决马哈拉内部事务，维护集体利益。在马哈拉内家庭关系、邻里关系都离不开集体的参与，每个人都有义务参与集体事务，马哈拉内不分民族和肤色，大家共同拥有平等参与解决公共事务的权利。
（1）家庭问题。乌兹别克斯坦每个公民的生活基本都同马哈拉紧密相关，乌兹别克人称“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离不开马哈拉”。马哈拉倡导伊斯兰教传统美德，包括善良、勤劳、礼貌、友爱等，这些乌兹别克民族的传统优良品德在马哈拉的点滴生活中得以体现。虽然经历数百上千年的社会变革，但马哈拉的这一优良传统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是乌兹别克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委员会会积极参与解决成员家庭内发生的各种问题，包括夫妻矛盾、子女的抚养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等。比如，如果马哈拉内一对夫妻因婚姻不合要离婚，那么在提交离婚申请之前，夫妻必须先经过马哈拉内部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再去法院。马哈拉主席扎利洛夫（Дильбархон Джалилов）称，通过他们的调解，有20%的夫妇最终放弃了离婚想法，这对于维护家庭的完整和团结有重要的意义[58]。除了夫妻问题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重要一环。马哈拉委员会经常组织“最佳家庭”“最佳儿媳”和“最佳婆婆”等评选活动，倡导子女要赡养老人，而老人也要关爱儿女。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熏陶成长在马哈拉的孩子，在路上会非常有礼貌地同陌生人打招呼，这同马哈拉对孩子的教育密不可分。古时候，马哈拉的清真寺既是居民的礼拜场所也是马哈拉孩子们的学校，在这里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和传统道德规范。现在，马哈拉主要通过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节日活动，让孩子们学习善良、勤劳、礼貌、友爱等传统品德。有些马哈拉还为孩子们专门修建了技术学校、车间和各种兴趣俱乐部等，让他们学习劳动技术。此外，马哈拉还协助政府部门举办各种教育活动，向青少年宣扬爱国奉献精神，有效降低了青少年的犯罪率。据马哈拉基金会主席阿赫迈托夫称，2010年乌兹别克斯坦教育部和马哈拉的各种活动，使400名少年重新返回了校园[59]。
（2）邻里关系。马哈拉居民认为邻居同亲人一样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他们非常赞同。在马哈拉内，如果一个家庭想出卖自己的房子，那一定要先向自己的邻居们询问是否需要，只有当邻居无意收买时，他们才可以向其他马哈拉成员转让。在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尤其是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病人和多子女困难家庭，马哈拉会特别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照顾。在节假日，马哈拉会组织关爱困难家庭的活动，为他们送去生活补助和节日礼物。在退休老人比较多的地区，当地马哈拉会组织商家进区打折促销商品活动，减轻老人们的生活困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内，如果邻居需要建造新的房屋，那么整个马哈拉的人们会自发组织起“哈沙尔”（хашар），提供无偿劳动。
马哈拉的邻里互帮互助传统在割礼、婚礼和葬礼等重大家庭活动的组织中也得到明显体现。割礼是乌兹别克族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宗教仪式之一，男孩们一般在3～5岁接受割礼，最晚不超过10岁。在割礼前几个月，家人和马哈拉的邻居们就开始准备，女人们要缝制专门的毯子，并为男孩准备礼物。仪式当天，几乎整个马哈拉的成员都会去参加，教堂的毛拉或者马哈拉的长者主持仪式。仪式开始前，长者先念诵《古兰经》并祝愿孩子，之后再行割礼。割礼结束，大家会送上自己为男孩准备的礼物，以前有送给男孩一匹小马驹的传统，预示着男孩子已经成为男人了，现在大多是送糖果和零花钱等。
结婚是乌兹别克族家庭中最重大的事情，年轻人一到合适年龄，父母就会请朋友、邻居、亲戚帮忙为孩子寻找对象。从提亲到订婚再到举办婚礼的整个过程，马哈拉内的成员都会热情地参与。女人们帮着提亲说媒，缝制被褥；男人们帮着购置嫁妆，装饰新居等。此外，马哈拉还可以提供专门用于婚礼上招待客人的桌椅、餐具等。在乌兹别克斯坦，婚礼庆祝非常隆重，一般持续三四天，每天招待的男女方客人达到数百人。为此，男女双方都要准备大量的节日食物招待客人，包括抓饭、糖果、馕、肉制品等。
乌兹别克族的婚礼开始于早晨的抓饭。男女双方在迎亲当天的早晨都要准备抓饭，用来招待双方的客人。因为通常参加婚礼的客人有数百人，所以要准备大量的胡萝卜来做抓饭，逐渐就形成了“剁萝卜”的仪式。早晨五点，马哈拉的邻居和亲戚们就来到新人家，人们开始“剁萝卜”，准备早晨的抓饭。抓饭做好后，所有的参与者坐到桌前，在婚礼主持人交代完参与者今天的任务后，马哈拉的男人们清查人数并传送抓饭，大家一起吃抓饭。吃完饭大家很快就离开座位，让主人收拾餐具，以便接待陆续到来的新客人。早晨的抓饭总共持续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会有乐队在一旁演奏。
到了当天下午，穿着节日盛装的新郎在迎亲队伍的簇拥下来到新娘家中，受到女方家人的热情招待。之后，教堂阿訇向他们宣读《古兰经》祷文尼卡哈（никох）和夫妻双方的义务责任。通常新人会在听完祷告后，就马上去登记结婚。马哈拉的邻里们除了帮助新人家庭组织婚礼仪式外，还会给新人们送上自己的礼物和祝福。
葬礼同婚礼一样也离不开邻里和亲戚的参与。如乌兹别克人所说，每个家庭的幸福和悲伤都会有马哈拉的陪伴。乌兹别克人的葬礼也是开始于早晨的抓饭，只是少了欢乐的气氛和音乐。阿訇为死者诵经，大家参加葬礼并安慰失去亲人的人，整个过程马哈拉成员都积极参与。
（3）共同劳动。在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勤劳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共同劳动的优良传统。在乌兹别克斯坦农村，马哈拉内建有很多公共设施，包括通常位于中心的清真寺和茶馆，还有哈伍兹（хауз，意为蓄水池）和沟渠组成的给水系统等。这些公共设施的维持和保护都是由马哈拉内成员共同完成的。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农村，妇女每天会早起打扫院子和门外的卫生，如果一户人家院子里很脏乱，那么人们会认为要么是这家的主人生病了，要么女主人就是个懒女人。在城市的马哈拉人们同样保持这种打扫卫生的传统。马哈拉委员会负责监督和管理内部社区和街道的公共卫生情况，定期组织大家清理垃圾。而每当重大节日到来时，马哈拉还会组织大型的义务劳动，乌兹别克人称其为“哈沙尔”（хашар）。
哈沙尔类似苏联时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大家自愿无偿参与的共同劳动。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每年至少会有两次大型的哈沙尔，一次在3月21日纳吾鲁孜节前，一次在8月31日独立日前。政府宣布哈沙尔当天，全国的人们都自发地打扫周边的街道、教堂、学校等，以便迎接节日的到来。
此外，哈沙尔在马哈拉内还有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帮助修建房屋和街道等设施。如果在马哈拉修建教堂和茶馆等，大家会积极参与到哈沙尔来。此外，如果马哈拉内有家庭想建造新房屋，或者因为遭遇重大灾难需要重建房子，大家也会毫不犹豫地组织起哈沙尔。在农村修建道路和水渠时，也会组织类似的哈沙尔。哈沙尔这种共同劳动的传统历史悠久，古时候生产力低下，统治者需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建造城堡和运河等工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哈沙尔逐渐演变为一种传统习俗，它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完成劳动任务，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增进马哈拉内成员间的感情，维护整个马哈拉的团结。
（4）经济活动。马哈拉内部也有非常活跃的经济活动。许多以手工业者为主的马哈拉，在马哈拉委员会的组织下成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以自己马哈拉名字命名的产品。比如在塔什干，察哈台马哈拉的啤酒、谢伯扎尔（себзар）马哈拉的纺织品、库科切（кукче）马哈拉的皮制品都很出名，别沙卡奇（бешагач）马哈拉则以园艺技术著名，这里有塔什干最好的花园[60]。此外，马哈拉内还有以自己马哈拉名字命名的餐厅、商店、理发店等。这些商业机构很大程度上吸纳了马哈拉内的成员参与工作，对于解决马哈拉内人员的就业问题起到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失业率，同时它们还是马哈拉委员会获取资金帮助的重要来源之一。此外，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分析，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的很多中产阶级正是从马哈拉的这些商业机构中诞生的，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马哈拉内部的商品交易也比较发达。在城市中，每个马哈拉都有自己的巴扎（市场），有些大的马哈拉还有多个大巴扎。市民可以在巴扎购买所需产品，也可以把自己不用的闲置物品拿来交易。此外，在马哈拉内还有一个名为“沙法特”（шафат）[61]的不成文规定，即如果成员要出让自己的房子，首先应选择转让给自己的亲戚；其次要询问自己的邻居是否需要，如果邻居不需要则可以出让给马哈拉内的其他成员。这样的规定基本上避免了马哈拉外部人员的进入，它是乌兹别克斯坦马哈拉组织封闭性和地域性的重要体现。
虽然如今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里，高层楼房逐渐取代了那些平房小屋，但马哈拉的各种传统还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马哈拉内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都积极参与公共活动。不同马哈拉之间也会组织各种交流活动。比如“最佳马哈拉”评选活动，马哈拉之间的足球比赛等。
（四）马哈拉在当前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苏联时期，马哈拉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几乎丧失了传统的社会地位。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后，政府实行保护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的政策，马哈拉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马哈拉的数量也迅速增加，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当前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已经被赋予更多的使命，在社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马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基层的社会自治组织，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有利助手。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后，政府把马哈拉作为基层民主自治组织，作为实现社会民主的重要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宪法规定马哈拉是国家基层社会自治组织之一。此外，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两部关于基层社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市民自治组织法》（《Об органах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граждан》）和《市民大会主席（长老）及其顾问选举法》（《Об выборах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й（аксакалов）сходов граждан и их советников》）。《市民自治组织法》颁布于1999年4月14日，是马哈拉进行社会活动的法律保障，它明确了马哈拉等自治组织的社会地位、组织结构和主要职能，并且确立了马哈拉等组织对政府的监督职能。而2004年4月29日颁布的《选举法》则进一步完善了马哈拉主席、顾问团、委员会成员等选举的具体流程和方式，规范了马哈拉的组织形式，保障了依法选举马哈拉组织机构，提高了市民参与解决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法律明确规定，在马哈拉人们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利，每届马哈拉委员会都由市民自己选举产生。所有常住乌兹别克斯坦年满18周岁的市民，不分性别、肤色、民族、语言，不论宗教信仰、社会地位和工作性质均享有平等选举权。
马哈拉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政府之外独立解决地方事务，同时与政府也保持着密切合作。卡里莫夫总统在《进一步深化民主改革和建立公民社会》[62]中指出：“未来完善马哈拉组织的权力功能，保障和拓宽其同政府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已经承担了30多项地方政府职责，尤其在保护传统习俗、青少年教育和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哈拉同政府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部门不断合作，组织各领域的专项活动，宣传政府的施政纲领。
此外，政府还借助各种基金会帮助马哈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比如马哈拉基金会和完美青年基金会等，其中马哈拉基金会的影响最大。
马哈拉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9月12日，它是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建议下成立的非政府慈善组织。现在马哈拉基金会在乌兹别克斯坦有14个州区办事处和196个市办事处。马哈拉基金会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巩固马哈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影响等。具体内容包括：全面保护乌兹别克民族的优秀习俗；宣传对低收入者、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等家庭的人文关怀，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帮助；促进市场经济环境下马哈拉内社会、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的发展[63]。马哈拉基金会主要帮助马哈拉修建教育、体育等基础设施，改善内部办公环境，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活动和全国性哈沙尔运动，并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思想等。
第二，马哈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阵地。马哈拉通过传统道德约束来处理底层民众的家庭纠纷和邻里关系，及时处理民众关心的生活和信仰问题，它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组织。马哈拉对内部孤寡老人和单身妇女等困难家庭给予物质和精神帮助，引导大家彼此关爱，与人为善。马哈拉内的人们已经习惯了通过马哈拉的帮助解决各种生活问题。
马哈拉尤其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问题。家庭生活环境对孩子的未来有直接影响，有些家庭夫妻关系矛盾不断，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致使孩子缺乏管教甚至辍学犯罪。马哈拉则会主动承担对这些孩子的教育责任，引导他们学习正确的价值观，并建造体育设施，组织体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使其健康成长。正是因为有马哈拉的积极帮助，每年都有大量的辍学儿童重返校园，乌兹别克斯坦青少年的犯罪率也不断下降。
马哈拉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个体私有经济的诞生地。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选择了渐进式经济改革模式，随着市场的日益开放，马哈拉内的家庭经济和私有经济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传统手工业技术得到恢复，有些马哈拉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用自己马哈拉名字命名的产品。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也解决了马哈拉内部的就业问题。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视马哈拉在经济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马哈拉基金会帮助个体经济发展，制定相应法律政策鼓励和保护马哈拉的私有经济。
马哈拉还坚决同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做斗争，是乌兹别克斯坦自觉抵制极端势力侵入的坚强堡垒。马哈拉宣扬和平、友爱、各民族平等友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入。马哈拉内居民不分民族成分，大家和平相处，互帮互助。培养孩子们的民族平等观念，是抵御民族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渗入的重要保障。
第三，马哈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继承传统民族文化、民族习俗和宗教礼仪。国家独立后，乌兹别克民族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对传统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认同加深，马哈拉对保护传统民族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和平、友爱、关爱老人和儿童等优秀民族传统在马哈拉得到最好的体现和传承，这对日益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非常有益，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此外，许多古老的民族习俗和宗教礼仪也在马哈拉内得到保存。苏联时期进行无神论教育，许多古老的民族习俗和宗教礼仪作为反动思想被摒弃，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每个节日的庆祝都离不开马哈拉，每个婚礼和葬礼都有马哈拉的积极参与。马哈拉还保存了大量的传统民族工艺，丝织、制陶、冶金、食品制造和珠宝制造等技术都在马哈拉内得到继承。
第四，马哈拉还是乌兹别克斯坦实现民主参政和建设公民社会[64]的重要保障。国家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就把马哈拉自治组织作为实现民主参政和建设公民社会的主要途径。国家不断完善马哈拉的民主选举，保障国家的每个人都能自愿参与国家事务的处理。随着马哈拉选举机制的不断完善，市民的民主自觉性和参政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未来马哈拉对政府的监督功能也会更加完善。
马哈拉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特有的社会组织，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性，有学者认为马哈拉是优秀的公民社会组织，对建设公民社会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卡里莫夫总统为国家改革设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把乌兹别克斯坦“从强大国家转变为强大公民社会”（От си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 сильному граждан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2003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马哈拉年”，政府通过这种方式提高马哈拉在社会中的地位。马哈拉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权力，其民主参政和社会监督的职能日益凸显，大量中产阶级在马哈拉不断出现，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马哈拉的参与。
二 乌兹别克斯坦地域集团
（一）地域集团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地域集团是以地域为标准形成的社会组织或政治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同一地区的人们有很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在社会各个领域内以同乡关系组成的集团比较常见。通常地域集团内的成员关系紧密，互帮互助，而对集团外或其他集团内的成员则共同排挤，人们把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作为首要任务。
1.乌兹别克斯坦地域集团的特点
俄语的Кланы意为氏族、宗派或集团，是指通过血缘关系或地域联系集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组织。中亚国家基本都存在这样的集团组织[65]。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比较相近，都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标准，因此在这些国家氏族、部落集团非常复杂。而乌兹别克斯坦区别于这些国家，这里的派别主要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因此地域集团比较常见。
在乌兹别克斯坦，很多人首先认为自己是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安集延人等，之后才是乌兹别克人。明显的区域差别意识把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划分为多个传统地域集团。按照学者的划分，主要的地域集团[66]有以下几个。
（1）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主要包括撒马尔罕州、布哈拉州、吉扎克州和纳沃伊州。
（2）塔什干集团，包括塔什干市和塔什干州。
（3）费尔干纳集团，包括费尔干纳州、安集延州和纳曼干州。
（4）卡什卡达里亚-苏尔汉河集团，包括卡什卡达里亚州和苏尔汉河州。
（5）花剌子模集团，包括花剌子模州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南部地区。
（6）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
这些地域集团在各自区域内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团体，争夺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地位。在地域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区域因素并不是唯一标准。除了以区域作为标准外，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占有经济资源等均可以作为加入集团的资本。集团内的成员在执行职责时首先选择维护自己团体的利益，对其他集团极力排斥。集团首领占据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经济私有化程度依然很低，有人认为占据其国内主要经济资源的是地域集团势力，而不是类似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寡头组织。
目前，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塔什干集团和费尔干纳集团。这三个主要集团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彼此联系、互相斗争，而其他几个小集团则是依附在每个获得统治地位的集团上，集团间的斗争关系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所有地域集团中民族成分最复杂，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族人、塔吉克族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在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内，乌兹别克族人和塔吉克族人长期占有统治地位。从1989年开始，撒马尔罕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优势，其集团代表人物朱拉别科夫曾长期担任卡里莫夫总统的顾问。
塔什干集团因其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性，内部主要由大量科学院院士和著名表演家组成，所以该集团在科技和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们还掌控着国家重要经济部门，包括石油天然气能源部门和银行业等。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塔什干集团和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掌控着国家的主要政治、经济部门。
费尔干纳集团继承了原浩罕汗国的历史影响，其内部包括费尔干纳、安集延和纳曼干地区的精英。其中，纳曼干和安集延是最伊斯兰化的地区，这些人宗教信仰比较浓厚，而费尔干纳的精英则相对西化。该集团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表现比较积极，而在政治领域并未占有重要地位。现在该集团主要是同塔什干集团合作共同抵制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
2.地域集团的形成原因
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域集团由来已久，它的形成与根植在乌兹别克斯坦人心中的地域观念有关。乌兹别克斯坦人对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特别重视，不管是否具有血缘关系，是否同一民族，他们都可以集合在一起。历史上乌兹别克地区主要力量的划分就不是以民族为标准，而主要是以地域为标准，这是地域观念影响的直接表现。马哈拉的形成同样也受乌兹别克人地域观念的影响。大家以区域划分马哈拉，不管马哈拉内居住的人是否同自己有血缘关系，都彼此关心，团结一致。因此，也有人称乌兹别克人的这种地域集团观念为“马哈拉心理”[67]。
乌兹别克斯坦人的地域观念同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过程有关。历史上乌兹别克游牧民族来到中亚地区，同河中地区的定居民族融合，最终形成现代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民族的地域标准正是这一融合过程的遗存。来到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很快转为定居民族，直到沙俄占领前，这里大部分乌兹别克人都是从事农业、商业或手工业的定居的萨尔特人（сарт）。因此，有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人之间的区别是横向区别，即在同样的萨尔特人之间，按照地域划分不同地区的力量。这不同于哈萨克人保留的纵向或者等级式游牧民族划分方式，哈萨克人按照血缘关系维持草原划分，不同血缘的人们分为不同等级，占有不同的地区，各方互不交叉。
地域集团的出现源于地域观念的存在，而形成地域观念的前提是地域差异的存在。历史上乌兹别克民族建立了三个汗国，它们虽然都是乌兹别克人主导的汗国，但彼此差别较大，相互间经常发动战争。直到沙俄占领前，在中亚地区没有形成统一的乌兹别克民族国家。乌兹别克民族历史上三个独立的汗国是乌兹别克民族地域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地域集团的历史演变
1.苏联时期的地域集团
现代乌兹别克斯坦地域集团的形成开始于沙俄统治的瓦解。俄国二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使得布哈拉和希瓦原有的政治集团开始重新崛起。建立突厥斯坦苏维埃时，红军也主要是依靠当地地方势力的支持，才能迅速在该地区建立稳定政权。成立初期，在苏维埃政府中任职的主要还是原有的商人和宗教人士。当布哈拉和希瓦共和国成立时，其内部已经形成了非常坚固的地域集团势力。1930年以前，撒马尔罕是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因而占据乌兹别克共和国主要领导权的是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
在整个苏联时期，国家倡导统一民族意识，刻意掩盖地域集团的存在，但地域集团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影响从未消失，主要表现在地方和中央领导层的人事选举和任命上。苏联高层对此采取的方法是，同时任用不同集团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平衡各个集团的力量。1925年，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代表哈扎耶夫（Ходжев）担任，而到1929年，又任命塔什干集团的代表伊克拉莫夫为乌共中央书记。此外，苏共中央还曾任命一些没有任何集团背景的人担任领导职务，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马夫梁诺夫（Мавлянов）和40年代末的谢格兹巴耶夫（Сегизбаев），但这两人最终都因来自地方的强大阻力而被迫下台。
斯大林时期，苏联高层曾极力压制乌兹别克的地方势力，尤其是30年代大肃反时期，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高层基本被肃清，这对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造成很大打击。但一个集团衰弱，另外一个集团却又崛起，接替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是塔什干集团和费尔干纳集团。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塔什干集团和费尔干纳集团围绕共和国的领导权激烈争夺。1937～1950年，费尔干纳集团的尤速波夫担任乌共中央书记，1950～1955年该职位由其同乡阿明·尼亚佐夫接替。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对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集团斗争采取宽容态度，有时甚至直接支持某一集团。
作为吉扎克人的拉什多夫（Рашидов）同撒马尔罕人保持紧密联系。他执政时期，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力量有所恢复，同时该时期乌兹别克各集团的斗争也日益严重。俄罗斯科学院文明和区域研究中心的祖拉卜·道杜阿（Зураб Тодуа）认为，正是在拉什多夫时期，形成了现代乌兹别克的地域集团体系[68]。各个地域集团占据大量政治、经济资源，贪污腐败非常严重，各个集团间斗争激烈。20世纪80年代乌兹别克共和国发生“乌兹别克事件”[69]，引起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震动，不久拉什多夫就突然逝世。1983年拉什多夫死后，费尔干纳集团的代表乌斯玛哈扎夫和尼沙诺夫上台，又展开大规模排挤亲拉什多夫官员的活动。
2.独立初期的地域集团
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的集团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展。独立初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明显加强，地域集团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塔什干集团之间。
1989年，卡里莫夫开始担任国家领导人。虽然他出生于撒马尔罕，但他上台前同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并没有任何紧密联系。相反，他的上台得益于前任领导人尼沙诺夫[70]，他是费尔干纳人。尼沙诺夫在挑选领导人时，希望选择一个没有任何集团背景的人，因此卡里莫夫被选中。但是，卡里莫夫上台不久就面临了苏联解体危机，为了加强自己的领导权力，他不得不选择利用集团的势力。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卡里莫夫的成功连任同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有密切联系。1992年，卡里莫夫的领导权在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确定，同时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势力也明显增强。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引发了费尔干纳人和塔什干人的不满。1992年夏天，撒马尔罕和塔什干政治集团的斗争引发议会冲突。以塔什干集团代表人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统米尔萨伊托夫为首的75名议会议员试图弹劾总统卡里莫夫，这虽然获得反对派比尔利克（Бирлик）运动和艾尔克（Эрк）党的支持，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自己集团的支持。而同时期的费尔干纳集团因支持伊斯兰反对党，也受到政府压制，其政治影响力严重削弱。
另外，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在该时期明显增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撒马尔罕代表人物朱拉别科夫就担任第一副总理，主管农工生产等领域。之后，许多撒马尔罕人占据政府的高层管理职位，比如穆斯塔法耶夫（Мустафоев）担任总检察长，穆拉扎诺夫（Муллажанов）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巴沃佐达（Полвонзода）担任司法部部长。到1998年年底，朱拉别科夫几乎掌控了所有经济领域，包括农业领域的棉花出口以及货币和财政等。此时的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在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扩大自己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另外一大集团——塔什干集团也悄然崛起[71]。塔什干集团此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帖木儿·阿里莫夫（Тимур Алимов）。阿里莫夫是乌兹别克斯坦著名诗人古夫尔·古拉姆的女婿，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担任总统卡里莫夫的人事顾问，之后取代乌姆尔扎科夫（Умурзаков）成为卡里莫夫的第一顾问。凭借总统的信任，阿里莫夫开始安排自己的亲属和塔什干集团的人担任政府要职。阿里莫夫妻子的哥哥古夫尔·古拉姆的儿子成为国防部部长，阿里莫夫的侄子拉夫尚·阿里莫夫担任总统战略研究院院长。此外，担任宏观经济和统计部部长的鲁斯塔姆·阿兹莫夫也被认为是在阿里莫夫的帮助下进入政府高层的代表。
随着各自势力的不断扩大，乌兹别克斯坦两个政治集团争斗不断，焦点集中在两大集团的领导人朱拉别科夫和阿里莫夫身上。两个政治集团终于在1999～2000年发生了冲突。1999年年初，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代表人物朱拉别科夫突然被解除了第一副总理职务并宣布退休。很快，1999年2月16日，在塔什干市发生了恐怖爆炸事件，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两个集团斗争的结果[72]。爆炸发生后不久，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沙夫卡特·阿里莫夫（帖木儿·阿里莫夫的兄弟）被解除职务。中央银行前第一副行长、撒马尔罕人奴尔姆洛多夫（Нурмуродов）接替阿兹莫夫担任财政部部长。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使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的势力逐渐恢复，朱拉别科夫本人也在1999年年底恢复工作，先为农业水利部部长，后成为总统农业问题顾问，而帖木儿·阿里莫夫则被免去总统人事顾问职位，调任总统监察局局长。
虽然，总统卡里莫夫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地域集团势力的活动，但是想根本消除地域集团的势力并不容易。直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依然存在政治集团势力的影响，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和塔什干集团依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大政治集团。
3.卡里莫夫的应对措施和当前的主要地域集团
虽然曾经借助集团势力上台，但卡里莫夫总统从执政之初就一直试图消除集团势力。首先，虽然他曾获得某些集团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完全代表某一个集团。其次，他对集团斗争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卡里莫夫在《21世纪门槛的乌兹别克斯坦》一书中，称集团斗争和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一样威胁着国家的稳定。他不止一次地公开反对任何集团势力，宣称应建立统一的乌兹别克民族国家。他也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各个集团的力量，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集团。
卡里莫夫深知消除地域集团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以他并不急于消除某一集团，而是暂时保持几个集团的势力均衡；对于地域集团控制的地区人事问题，他则采用经常变化领导人的方法，避免地方集团势力做大。
在政府高层人事任用方面，卡里莫夫不同于前任领导人拉什多夫和乌斯玛哈扎耶夫只是任用某个集团的人，而是完全按照对自己的忠诚度来选择。因此形成了特有的“总统集团”。这些亲总统的人员都没有地域集团背景，只对总统一人忠诚，大多是一些年轻的技术人才。代表人物包括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前副总理阿兹莫夫、外交部部长卡尼耶夫等[73]。
此外，卡里莫夫还成立了“强力部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СНБ，Служб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和内务部（МВД，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74]。强力部门有许多忠于总统的领导人，他们掌握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权力，是总统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力部门中，国家安全局（СНБ）掌握的权力最大。该部门的领导人伊诺亚托夫（Иноятов）1944年生于苏尔汉河州，从1996年起一直担任国家安全局领导人职务，他是忠于卡里莫夫总统的代表人物。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局掌握着国内的人事任命权，可以监视任何人，其内部人员在很多公司、银行和国家部门中担任职务。此外，它还在经济领域有很大权力。几乎所有的对外贸易公司及签订的所有合同都在国家安全局的监督之下。伊诺亚托夫还凭借自己对卡里莫夫的忠诚，掌握着维护国家安全的乌兹别克斯坦边防部队等军队力量。
（三）地域集团对当前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
地域集团斗争对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政治畸形和贪污腐败。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部门官员中的任人唯亲现象和裙带关系十分严重。如1998年被卡里莫夫制裁的纳沃伊市市长卡夫洛夫（Гаффров）在短短几年内，将该城市政府和下级政府中90%的官员换为忠于自己的人，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及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都被更换。乌兹别克斯坦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咋舌，有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乌兹别克斯坦的腐败程度位列世界第五[75]。
很多集团占据着国家重要经济部门，包括棉花生产、出口贸易、银行业、粮食、石油和通信等各个领域。集团势力在国家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代表，如在公安局、法院、财务机关、海关、地区行政机关，私有和国有企业等。地域集团势力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有些犯罪事件直接同集团斗争有关。如1999年2月发生在塔什干的恐怖爆炸事件，据称就是地域集团之间为了争夺领导人权力而发生的。
地域集团容易使国家形成帮派主义，是地区分裂主义的温床，对国家统一和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塔吉克斯坦内战的爆发就同地域势力有关。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的主席主要由某个地区的代表担任，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主席一般都要同其他地区的势力代表协商决定。苏联解体后，权力真空，各个地区都争取自己的权益。之后，宗教因素又夹杂进来，最终导致塔吉克斯坦持续了数年的国内战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从最初的多个地域集团斗争到现在只余几个集团残余势力，但是，地域集团的残存势力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有很大影响，地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这些都是影响国家稳定和统一的潜在因素。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存在的地域集团斗争使现任总统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总统卡里莫夫的接班人问题是影响未来乌兹别克斯坦稳定的重要因素。地域集团斗争对接班人问题构成极大挑战，对未来乌兹别克斯坦周边中亚国家的稳定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1] 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163页。
[2] Узбеки.http：//ru.wikipedia.org/wiki/%D0%A3%D0%B7%D0%B1%D0%B5%D0%BA%D0%B8.
[3] Рассчитано исходя из доли узбеков в населен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по данным переписи 2000 г.
[4]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Киргизии на 1 января 2011 года.
[5]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е данные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2009 года.
[6] ЦРУ оценивает долю узбеков в размере 5%（2003 г.），а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Туркмении на 2010 г. в размере 4，94 млн，что даёт ок. 250 тыс. узбеков в Туркмении.
[7] Пр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афга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ценки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на 2010 год в размере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25，7 млн жит. и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из оценок доли узбеков в населении страны（6%）их общая численность составит ок. 1，5 млн чел.
[8] Rhoda Margesson（January 26，2007）. “Afghan Refugees：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p.7.
[9] http：//yangidunyo.com/？p=4701.
[10] Н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узбеки. http：//www.12.uz/ru/news/show/comments/4299/.
[11] Всеукраïнський перепис населення 2001. http：//2001.ukrcensus.gov.ua/eng/results/.nationality_population/nationality_1/s5/？botton=cens_db&box=5.1W&k_t=00&p=100&rz=1_1&rz_b=2_1%20&n_page=6.
[12]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12页。
[13] 〔苏〕Б.Г.加富罗夫等：《中亚塔吉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27页。
[14]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商务印书馆，徐桂芬等译，1997，第217页。
[15]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第217页。
[16]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27页。
[17] 〔美〕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第249页。
[18]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6页。
[19] 吴宏伟：《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第25页。
[20]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64、65页。
[21] 王治来、丁笃本编《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第202页。
[22]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66页。
[23]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8页。
[24] 马大正、冯锡时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第255～257页。
[25] 王治来、丁笃本编《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第239页。
[26] 因境内的“Сырдарья，Талас，Чу，Или，Каратал，Аксу，Лепсы”七条河得名。
[27] 孙壮志等编《列国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55页。
[28] 赵常庆、陈联璧主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第269页。
[29]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139页。
[30]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145页。
[31] 陈联璧等：《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第141页。
[32] Бегматова Д. М.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буч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и：на основе семей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узбекской семье 》. Журнал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 2011. №5. Т.2. С. 127-129.
[33]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быта и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ов》，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Фан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Ташкент.1972.
[34]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быта и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ов》，c.119.
[35]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быта и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ов》，c.129.
[36]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быта и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ов》，c.132.
[37]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быта и культуры узбеков》，c.134.
[38] 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两河之间流域。
[39] 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第176页。
[40] 赵小刚：《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第60页。
[41]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第72页。
[42] “сарт”是18～19世纪时人们对中亚地区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定居民族的称呼，主要包括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等。
[43] 《乌兹别克共和国史》第1卷，塔什干，1967，第570～571页。
[44] 郭宏珍：《突厥语诸族社会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97页。
[45] Узбекистан. Махалля. 15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vokrugsveta.ru/tv/vs/cast/29/.
[46] Узбекистан. Махалля. http：//www.vokrugsveta.ru/tv/vs/cast/29/.
[47]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48]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49]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50] Махалля. http：//ru.wikipedia.org/wiki/%CC%E0%F5%E0%EB%EB%FF.
[51]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52]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53] 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英文Qutaybah ibn Muslim）又叫库泰拨·伊本·穆斯林（公元670～715）是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著名将领，是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的主要将领。
[54] 古时对塔什干州乞尔乞克（Чирчик）地区的称呼。
[55] Даха，махалли и мавзе Ташкента. http：//asia-travel.uz/uzbekistan/cities/tashkent/mahalla-in-uzbekistan.
[56]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57] В Ташкенте переименованы улицы и махалли. http：//www.gazeta.uz/2011/05/18/streets/.
[58] Шакар Саади. Узбекские махалли помогают бороться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2011.02.04，http：//www.centralasiaonline.com/ru/articles/caii/features/main/2011/02/04/feature-01.
[59] Шакар Саади. Узбекские махалли помогают бороться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60] Махалля. http：//infobalt.narod.ru/Infobalt_out/Uzbekistan_new/UZN_12.DOC.
[61] Махалля. http：//ru.wikipedia.org/wiki/%CC%E0%F5%E0%EB%EB%FF.
[62] 《Концепци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глубле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стране》.
[63] Фонд 《Махалля》. http：//www.gov.uz/ru/other_institutions/foundations/180.
[64] 公民社会（俄语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英文civil society）是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术语，是指介于国家与家庭之间自愿组成的用来传播文明或公民道德模范的社团组织。参考周国文：《“公民社会”概念溯源及研究述评》，《哲学动态》2006年第3期。
[65] Клан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http：//www.analitika.org/uzbekistan/uz-politics/1944-20060102022117762.html.
[66] Клановая систем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67] махаллинская психология，Владислав Волков，《Кланы и к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vladislavvolkov.livejournal.com/1474.html.
[68] Владислав Волков，《Кланы и клан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http：//vladislavvolkov.livejournal.com/1474.html.
[69] Узбекское Дело или Хлопковое Дело是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中亚一些加盟共和国发生的领导人腐败案件。
[70] Усман Хакназаров，《Борьба клано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2003. http：//www.lindarevista.es/news/article2795.html.
[71] Усман Хакназаров，《Борьба клано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72] Усман Хакназаров，《Борьба кланов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73] 《Об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2012.02.09，http：//www.analitika.org/uzbekistan/uz-politics/2536-obschaya-situaciya-v-uzbekistane.html.
[74] 《Общ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75] 《Клан Бухарского хокима погряз в коррупции — время на покой？》，http：//www.neweurasia.net/ru/politics-and-society/klan-buharskogo-hokima-pogryaz-v-korruptsii-vremya-na-pok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