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的方法
研究生活质量所采用的方法随其研究具体内容的不同以及问题意识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且随着研究的展开和不断发展，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的积累，还会不断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目前，我们首先可以关注如下一些研究方法。
（1）宏观微观的研究方法。关于生活质量，既可以宏观研究，又可以微观研究。[12]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主要关涉时间、空间、人群等相关概念。诸如既可以研究一个长时段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短时期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大区域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小区域的生活质量；既可以研究多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可以研究单一群体或个体的生活质量。关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个体、不同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行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有助于研究的理论化以及细化和具体化。这种研究有着丰富的史料能够开启我们的思考，比如在地方志中有记载浙江人订婚习俗的，反映了浙江人富贵与平常之家的不同生活：“订婚之始，谓之缠红。富厚之家，聘物恒用金饰，如手镯如意耳环戒指之类，加以绒线制成五色盆景，光艳夺目。满盛盘中，谓之花果缠红。平常人家，则无如是之财力，或用小纹银一锭，鎏金如意一事，取一定如意之意，或用鎏金八吉一对，镀金手镯一副，取有吉局之意。”[13]民国时期河南安阳的衣着习俗，可见不同阶级之间的差异：“境内习尚，认俭朴为美德，以装饰为浮夸。除资产阶级、官僚家庭以洋布为衣料，间或着绫罗锦缎外，余则均以自织之棉布加以颜色裁为服裳，一袭成就，间季浣濯，直至破烂而后已。”[14]民国时期河北元氏县士商与农民使用着不同的交通工具，“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故自行车之销路，有一日千里之势。惟农民出门，多步行”。[15]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以乘汽车为豪，每至礼拜日，必有许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车，疾驰于南京路、静安寺路、福州路”。[16]这些地方志资料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我们再看民间歌谣中的史料，如反映明末农民苦难生活的歌谣：“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壮者抗，弱者死，朝廷加派犹不止。”[17]民国时期有反映农民怨苛税的歌谣：“种庄田，真是难，大人小孩真可怜！慌慌忙忙一整年，这种税，那样捐，不管旱，不管淹，辛苦度日好心酸，两眼不住泪涟涟。告青天，少要钱，让俺老少活几年。”[18]如反映官僚权贵享乐富贵的生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19]“出外做官，回家享福”“千里做官，为的吃穿”[20]，这些也从宏观视角反映了具体领域的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清末竹枝词也是如此，带有宏观普遍性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生活的记载，如富家女子从南京去上海的情景：“火车当日达吴淞，女伴遨游兴致浓。今日司空都见惯，沪宁来去也从容。”[21]市民流行穿西装的情景：“西装旧服广搜罗，如帽如衣各式多。工厂匠人争选买，为他装束便摩挲。”[22]此外，丰富的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戏曲、诗词等，也能为我们提供从宏观视角研究生活质量的珍贵资料。以小说为例，陈寅恪认为，小说可以证史，小说虽“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23]。这通性之真实就是宏观之真实。[24]如傅桂禄编辑的三卷本小说《中国蛮婚陋俗名作选粹》就是很好的例证，三卷本《商人妇》、《活鬼》和《节妇》所收集的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典妻当妻、童养婚、人鬼恋、冥婚、老夫少妻等一幕幕的人间悲剧，是“旧中国蛮陋婚俗的缩影与概括”[25]，反映了一部分人群的婚姻生活质量。通过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证，小说是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通性之真实”的。综上所述，说明运用大量的史料是能够帮助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生活质量问题的，那么从微观的角度同样如此。这在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文献中就蕴藏着大量丰富的材料，例如《历代日记丛钞》是国家图书馆所藏五百多种宋、元、明、清以及民国年间的日记进行的影印集成，这其中不乏对生活质量进行微观研究的珍贵资料。诸如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对“家常琐事，柴米油盐，无不一一记载”，[26]反映了一个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提及他的老师李叔同曾经说过：“我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27]李叔同的这段话，为我们研究他个人一生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线索。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成为国家的领袖，他的一些亲朋故友要来京见他，并希望解决工作或生活上的问题。处理这类亲情方面的事情，毛泽东有诸多难处。毛泽东在给亲属的信中，做了多方面的解释和抚慰工作，并要求亲友“不要来京”，或寄钱暂时解决一下亲友的生活困难[28]，从这些书信里能够感觉到毛泽东当年的心理感受。
（2）综合分解的研究方法。研究生活质量，既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也可以把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分开进行分解研究。综合研究既关注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者的互动和影响，也关注影响生活质量的诸多因素，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环境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素质等多方面的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比如当代社会“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程度很低，社会秩序恶化，则不能说生活质量好。所以，生活质量不仅表现在生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物质、精神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29]比如清代具体的饮食生活，宫廷、贵族、民间的饮食生活中的风尚、饮食品种、品种质量、饮食器具以及饮食的养生思想是不同的，这种具体的饮食物质生活与饮食观念和饮食诉求的多方面综合才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总体性的饮食生活质量。[30]再如民国时期的居住生活，官僚权贵们居住的高级官邸、富商们居住的豪华别墅、中产阶级居住的单元公寓、穷苦贫民居住的棚户区和茅草屋，这些物质的居住条件与居住者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观念与生活目标要求的结合，构成各类人等的综合性居住生活质量。譬如中国末代的皇后和皇妃们，她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条件优越，但是她们悲惨的精神生活和婚姻生活，能说她们人生的生活质量高吗，显然不能。溥仪说，“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我后来时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象文秀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31]这段话道出了婉容一生的悲惨生活。可见优裕的物质生活未必一定就会生活幸福。而分解研究既包括对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包括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两种研究是分别进行的。其中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社会条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的大范畴和大背景在具体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教育、就业、娱乐、医疗、健康、保险、养老等诸多方面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了什么，它反映了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和发展水平，诸如近代国人的娱乐生活，各类人等如何看戏剧电影，如何听书阅报，如何游乐购物，如何去酒馆茶馆，如何琴棋书画，如何跳舞打牌，如何进行体育活动，如何交往游历，这都能对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做出探索和评价。再比如近代以来交通工具的变迁，从传统的轿子到人力车、畜力车、西洋马车、自行车、机动车、火车、轮船、飞机等，近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变化，同样也可以观察到各类群体客观生活质量的改善或提高。从餐饮地点也可看出不同人等的饮食生活质量，近代上海，“在饭摊、露天食堂、饭店楼下就餐的多是工人、黄包车夫、苦力等”[32]，而“只有穿长衫的人才上楼吃”[33]。的确，在哪儿吃，“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34]。晚清民国上海闸北棚户区居民的住宿是茅草棚，“以污泥为墙，稻草为顶。而一行一行排列的距离，又极狭窄，普通不满两公尺，所以常常有一经着火，瞬息延烧千百余户的！在他们每一家的住宅里；都只有一进门就是外房也是工房的食喝于斯生死于斯的一大间，父母子媳六七口住在一个处所，煨水烧饭也在这一个地方，有时还得划出一小块地方来养猪，而他们的大小便也就在这喂猪的悃里了”[35]，这类人群悲惨的居住生活，一目了然。相反，梁实秋在上海和青岛做教授时的物质生活质量是很好的，“那时当教授收入较高，实秋兼职又多，所以家庭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中产阶级了”。[36]1928年梁实秋在上海从“爱文义路的一楼一底中迁出，移居赫德路安庆坊，是二楼二底，宽绰了一倍”。1929年“又搬到爱多亚路1014弄，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有了阳台、壁炉、浴室、卫生设备等等，而且处于弄堂深处，非常清静”。梁实秋很喜欢青岛，1930年又到青岛大学任教授，他在“鱼山路4号租到一栋房子，楼上四间楼下四间。那里距离汇泉海滩很近，约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37]可见梁实秋那些年优裕的居住生活条件。而主观生活质量则注重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这种心灵的感受更显至关重要，无论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内心的生活价值观左右着个体的主观生活感受，诸如有人崇尚“金钱未为贵，安乐值钱多”“贫穷自在，富贵多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人生理念，那么不管客观生活条件如何，因为他有着知足常乐的心态，所以他的主观感受或曰他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不与他的客观生活条件成正比了。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38]这与民间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相似的意蕴，是对主观生活感受的辩证态度。快乐幸福完全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它有相对的独立性。甚至面对病魔和灾难，人们都可以调整心态，坦然面对，所以钱锺书又说：“于是，烧了房子，有庆贺的人；一箪食，一瓢饮，有不改其乐的人；千灾百毒，有谈笑自若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说，人生虽不快乐，而仍能乐观。”[39]而主观幸福感尤其与婚姻恋爱关系密切，由于与有真爱的恋人结婚而感到幸福，而与没有真爱的人结婚或与有真爱的恋人不能结婚都会给人带来内心极度的痛苦。林语堂曾经热恋一位至交的妹妹C，C生得其美无比，因C的父亲在一个名望之家为C物色了一名金龟婿，故林语堂与C的婚事无望，林语堂自述，“我知道不能娶C小姐时，真是痛苦万分。我回家时，面带凄苦状，姐姐们都明白。夜静更深，母亲手提灯笼到我屋里，问我心里有什么事如此难过。我立刻哭得瘫软下来，哭得好可怜”[40]。人世间这样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
（3）理论命题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预设方法。所谓理论预设是指已经被社会和人们基本认可的理论，它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活实践有了切身的感受，进而对社会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和理解，并形成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观点。比如客观物质生活相同的人们，其中主观幸福感却是截然不同的；相反，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却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观察和感受到的生活真实，进而被总结、被概括、被提升，最终被人们所认同。而理论预设的研究方法是指，我们要依据这样的一些被公认的理论观点进行历史现象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来印证这些理论观点的客观实在性，故而用这种理论预设的方法也可以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清末民初剪辫子，客观事实相同，但给一些人带来了心情的兴奋和愉悦，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失落和痛苦；晚清以来，婚姻自由逐渐流行于社会，同是一个婚姻自由，给多少开放的年轻人带来了情感的愉悦和幸福，也给多少传统守旧的父母们带来了精神的创痛和苦楚；民国时期丧礼的改革，多少家庭因繁文缛节的革除而感到生活压力的减轻，也有多少人因不能接受新式丧礼观而痛楚不堪。如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就可以回答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相同的人们，而主观幸福感却是不同的这样的理论预设。相反，清末留美幼童，出国时穿一身华丽的长袍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帽，幼童们会感到那样的喜悦和快乐，而到了美国不久，他们改穿一身休闲服、又穿上运动鞋，他们仍然感到那样的洒脱和心怡，虽然内心的感受相同，但客观的装束已完全中西两异了。革命烈士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婚礼上的感受与很多夫妻在婚礼上的感受，应当说是有着某种共同之处的，虽然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陈周面临的是死亡，而很多夫妻面临的是新的生活。类似的研究同样可以证明主观幸福感相同的人，其客观物质条件和生活境遇却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理论预设。其二是命题预设方法。所谓命题预设是指古往今来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真理性并让人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本质，甚或成为人们能够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路径和方法，这些概念还朗朗上口，便于传诵。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命题去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去研究人们的生活质量，即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再去验证既往的命题，一方面给命题以历史的解释，同时也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历史地域和历史人群生活质量的研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1]这一命题叙述了富贵人家门前飘出酒肉的味道，穷人们却在街头因冻饿而死，说明了一个社会财富不均，贫穷差距大，穷人缺少保障的社会现象，也是典型的研究社会生活质量的命题。还有“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42]“欲求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等类似的命题，也能够进行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还有些命题，如“三年讨饭，不愿做官”[43]、“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44]以及民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命题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观念和追求的生活样式，并以此为生活乐事。曾国藩就希望自己的后代以耕读为要，不谋大官，他说“凡人都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45]。由于曾国藩追求这种以读书为要的生活理念，他的后人大多从事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工作而少谋官位。梁启超也认为做官不如做学问，他本人晚年也弃官从学，对其后代亦如此要求。1916年他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谈及女婿周希哲做官一事，认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46]1921年7月22日他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希哲具有实业上之才能，若再做数年官，恐将经商机会耽搁，深为可惜。”[47]正是由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生理念和家风，他教育的子女有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有考古学家梁思永，有图书馆专家梁思庄，有经济学家梁思达，有火箭专家梁思礼。[48]但也有与之相反的生活理念和命题，以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为代表，百姓中有“升官发财”“穷不跟富斗，富不跟官斗”“有权话真语，无权语不真”这样的生活民谚，以反映人们对“官”优越性的认同。以上所谈的理论命题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演绎法的特征。
（4）史料提炼的研究方法。这是与上述的理论命题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它没有事先的理论命题的概念预设，完全是通过对原始史料的阅读和诠释，进而研究生活质量问题。清代徐珂的《清稗类钞》，是从近人文集、笔记、札记、报章中广搜博采的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全书分服饰、饮食、舟车、婚姻、疾病、廉俭、赌博、奴婢、盗贼、娼妓、丧祭等近百个种类，该书内容广博，特别是关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日常生活的资料非常丰富，具有史料提炼的特点，可谓是研究生活质量的重要史料。晚清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了晚清社会诸多的社会生活和民俗事象，是当时各阶层人群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的表述，与此相应，清末与民国时期大量的画报和摄影作品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态，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资选择的大量史料。史料提炼是最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只要我们爬梳原始资料就能进行研究。比如我们通过对不同时代家训家规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时代的家训家规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带有普遍性的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也可以对某个家庭的家训家规进行研究，把握具有这个家庭特点的家庭观念和生活观念，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研究一般家庭和特定家庭的生活理念、生活感受和生活质量。清末民初出版的《香艳丛书》，内容以“涉及女性活动的篇目为选取标准，广泛搜集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野史笔记、小说辞赋、传记谱录、民俗方志和鉴赏游戏等方面的著述三百二十余种，几乎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该丛书对于我国历史、文化、人物和风土民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49]，这套丛书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提取有关的历史资料。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箸作考》是一部对历代妇女史著、诗词、文集比较全面的辑录和介绍，“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50]，“自汉魏六朝，以迄近代，凡得四千余人”[51]。以本书作为线索，爬梳相关的史料，特别是对一些诗词的解读，可从女性的视角探索相关社会生活及其生活质量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编纂成书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是张次溪以毕生之力，广搜博采，“对当时的戏曲演出活动、班子沿革、名优传略，以致梨园的轶闻掌故，搜罗备细”[52]的一部清代有关戏曲的著述，书中记述了处于卑微社会地位的优伶们的身世际遇，这部书对于探讨和研究清代戏曲演员的社会生活及生活质量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为搜寻新资料有指引的作用。中国电影家协会和电影史研究部编纂的多卷本《中国电影家列传》在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中国电影家列传》全面介绍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作出贡献的编、导、演、摄、录、美、技术、音乐、评论家、事业家等约七百人（包括港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53]。该书“对电影家的生活经历、成长道路、艺术风格、创作特色、成就经验、失败教训等诸方面进行简略叙述和分析评价”，“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逆境中怎样磨炼意志，向困难搏斗，苦学技艺的顽强倔劲，最后在艺术创作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54]。该套书既是史料又是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在此基础上或再开辟新的史料资源，来进一步探讨电影家们的社会生活、生活经验、生活感悟和生活质量。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大量移民和人口迁徙的史料来探寻这类人群的生活现状。以上阐述的史料提炼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诸多史料的爬梳、查阅和提炼，去研究各个时代各类人等的日常生活及其生活质量，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归纳法。
（5）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所谓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在两项或多项具有相同主题的事象中，选择在某个相同的领域进行比较，进而突显参与比较事象的各自特征，以反映某一事象的日常生活的实际状况。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比较有不同阶层之间的比较，有相似人群之间的比较，有不同地域之间的比较，有自身纵向发展变化的不同比较，有不同问题意识之间的比较，有不同生活观念之间的比较，可谓能够多重的划分。就具体的生活观念和生活领域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如在为人处事的观念上，有人认同言而无信不需礼之，有人认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有人认同酒大伤身，有人却认同一醉方休；有人认同财大气粗，有人却认同贫穷自在；有人认同助人为乐，有人却认同闲事不管；有人认同“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人却认同“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观念影响日常生活，也影响日常生活的生活质量，通过比较可以探讨人们的不同心态以及制约这种心态的多重因子。相似的人群与相似的生活也可以比较，如妻子与小妾的生活比较；奴隶与婢女的生活比较；优伶与娼妓的生活比较；乞丐与盗贼的生活比较；流氓与土匪的生活比较；缠足与留辫的生活比较；赌博与吸毒的生活比较；风水与迷信的生活比较；典当与租赁的生活比较等，不一而足。这样的比较，能够把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生活质量反映出来，甚至可以进行个体生活细节的比较，诸如胡适为了母亲的感受与旧式包办的妻子终生为伴，胡适在给胡近仁的信中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55]而顾维钧对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56]。我们对两者的婚姻选择还不能做出褒贬是非的评判，需要比较研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比较研究课题，它涉及个体的生活感受和婚姻生活质量。说到婚姻，能够比较的太多太多，仅就重要的历史人物而言，就能随即举出一些，如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婚姻、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婚姻、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婚姻、鲁迅与郭沫若的婚姻、徐志摩与郁达夫的婚姻等，都可以进行比较。而且通过对官绅政要、名流贤达、文人墨客、商贾军阀、市井平民的婚姻比较，还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婚姻以及婚姻生活做出深入的分析，从中引发更加深刻的思考。可见，比较的范围和内容非常之广。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和杨毓麟都选择了蹈海自尽，两人均留有绝命书，那么通过对两人绝命书的比较，可以感受到两人投海前的内心世界。杨毓麟在绝命书中说自己“脑炎大发，因前患脑弱，贫服磷硫药液太多，此时狂乱炽勃，不可自耐。欲趁便船归国，昨晚离厄北淀来利物浦。今晨到车站，然脑迸乱不可制，愤而求死，将以海波为葬地”[57]。可见杨毓麟投海亡命是因为他无法忍受病魔的折磨，“愤不乐生，恨而死之”。[58]临终前的痛苦可想而知。而陈天华是在日本颁布“取缔规则”，引起留日学生总罢课并欲全体回国，而被日本媒体诋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的情景下，对此一污蔑极为愤慨，欲以一死来唤醒留日学生忧国忧民之情怀，他在绝命书中说：“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59]陈天华蹈海前与杨毓麟的内心感受不同，陈天华是怀着爱国救国之渴望而投海自戕的，《绝命辞》通篇政治理念的阐述都能够反映这一点。相互比较的研究方法，要有明确的比较主旨，即问题意识要显明清晰，比较的内容要具体明了，对比较的双方或多方，要依靠史料分别进行全面细致的探索，从而找出异同，并对此进行深入的原因分析。
（6）感受想象的研究方法。这是关注被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并敢于大胆假设和想象的一种方法。研究生活质量问题，在关注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群体或者个体的主观感受是至关重要的，主观感受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知道，感受与观念有不同之处，观念的主要特点是指人们对主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判断、理解和评价，而感受则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心灵之后，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身心的反应和感觉，本文谈的感受还不是指那种一时的短暂的心灵波动，而是一种比较稳定、比较深刻的主观体验或体会，“比如，责任感、幸福感、荣誉感、骄傲感、廉耻感等，都较深刻地反映出个人意识或群体意识”[60]。那么，这种感受为什么会是长时段的，为什么会是稳定和深刻的，它无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谓的感受由于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它是可以成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的。从主观感受的视角去研究生活质量，就是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去进行研究。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与客观生活质量有关，同时也与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趋向有关，与个体经济收入和生活状态的历史、现状和理想有关，与个体的期望值有关，[61]与个体的社会关系诸如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是否和谐等有关，与个体视野的宽隘及与他人生存状态的比对有关，正如“自己优于别人，就感到幸福；低于他人，就感到不幸。许多研究发现，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62]就是这个道理。可见通过研究主观感受来研究主观生活质量是有意义的。研究主观感受要敢于大胆假设和想象，这种假设和想象不是无根据的胡思乱想，是根据掌握的现有材料，根据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学识、经验和历史感悟，根据被广泛认同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推理，去探寻被研究者内心感觉的奥秘，进而比较准确地把握被研究者的内心感受，再对其主观生活质量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有根据的假设和想象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是被认同的。胡适说：“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63]彼得·伯克说：“无论历史学的未来如何，都不应该回到想象力的贫乏中去。”[64]20世纪20年代《申报》老报人雷瑾回忆报馆的住宿条件：“当时申报房屋本甚敝旧。……若吾辈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65]在这样恶劣的住宿条件下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报人当时内心的屈辱感受。20世纪40年代，文学家朱自清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还拒绝领取“美援”面粉，他在1948年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在《拒绝“美援”和“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百万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66]我们按照逻辑想象一下，当时朱自清一家的生活是困难的，他的签名行动无疑对家庭生活是雪上加霜，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虽然加重了自家生活的艰难，但作为一名敢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学者，相信他内心的感受是欣慰和坦然的，这符合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