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

1998年9月27日，第14届联邦议会选举如期进行，选举结果给统一后的德国政治舞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联盟党丢失了6.3%的选票，得票率仅为35.1%，社民党获得40.9%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绿党一共获得联邦议院总共669个议席的345个议席，成功实现联合组阁。[2]1949年以来，德国内阁成员第一次通过联邦议会选举实现彻底更换，德国首次诞生了由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合政府。社民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战胜执政16年之久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当选为德国战后第七任总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由来自绿党的约什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担任。虽然社民党和绿党在此之前已经拥有在州一级政府合作的经历，但是两党携手登上联邦的政治舞台还是第一次。2002年，社民党和绿党以微弱多数实现连任。2005年，红绿联合政府提前遭遇解体。截至目前，社民党和绿党未能实现在联邦层面再度携手执政。

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出版过专门论述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的专著。有关这届政府外交的分析散见于各类学术论文、报刊文章等。德国学术界对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的研究则比较丰富，但是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积极评价

德国埃尔兰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朔尔根（Gregor Schöllgen）2003年出版专著《登场——德国重返世界舞台》（Der Auftritt-Deutschlands Rückkehr auf die Weltbühne），对德国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的赞誉之辞溢于言表。朔尔根教授认为德国总理施罗德把德国送上了“德意志道路”（参见Schöllgen，2003：133）。德国由此展现出来的新的自信并没有引起邻国的困惑。德国统一时，曾经有国家对过于强大的德国表示了害怕，现如今，这种害怕已经让位于“对于一个地处欧洲中部无法被治愈的病夫的担心”（参见Schöllgen，2003：130）。在该书的后记中，朔尔根指出跨大西洋时代已经终结，欧洲完全不必隐藏自己。正如德国外长所指出的那样，欧洲人虽然有不足，但是他们能够胜任别人无法完成的事情。欧洲真的不必担心与其他地区作比较，尤其不用担心与美国作比较（参见Schöllgen，2003：159-163）。

德国社民党政治家、“新东方政策”的理论奠基人巴尔（Egon Bahr）认为“德意志道路”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参见Bahr，2003）。他在2003年出版的有关红绿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专著中指出，德国不应该逃脱自己的历史，但也不应该成为历史的俘虏。我们已经长大，自己对自己的道路负责，当然也包括自己所犯的错误。德国应该为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单干”感到自豪，因为德国的《基本法》禁止德国参加任何侵略战争。“搭便车”的时代已经结束。德国必须在第三帝国时期对权力的痴迷状态（Machtbesessenheit）和冷战时期对权力的遗忘状态（Machtvergessenheit）之间寻找平衡（参见Bahr，2003：145-155）。针对德美关系在红绿联合执政时期遭遇的危机，巴尔认为施罗德无须填补德国和美国之间的鸿沟，德国只需遵从自己的利益。

消极评价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系教授施瓦茨（Hans Peter Schwarz）则对执政七年的红绿联合政府外交的评价并不乐观：“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一开始很节制，不过2002年之后误入歧途，迄今已经完全失败。这届政府的外交完全不具备可行性，讨好法国，肆无忌惮地批评美国，欧盟扩张过度，宪法条约遭遇搁浅，再加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争，德国外交不可能（比这届政府的外交）更不专业了。”[3]2005年，施瓦茨教授出版专著《迷失方向的共和国》（Republik ohne Kompass），详细论述了红绿联合政府内政外交，仅从标题就能读出他对红绿联合政府的失望。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系教授哈克（Christian Hacke）的评价也很消极：“德国外交的核心行动领域从未如此萎缩，德国的利益结构从未如此受损。德国在欧洲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被边缘化，德国的联合国政策显得太业余，与美国的关系遭到重创，与法国的政策毫无自信，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缺乏批判性，对人权政策缺乏敏感度。迄今为止，没有哪届德国政府的外交被如此总结过。这主要是因为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政治家们缺乏智慧、不谙熟外交艺术以及不具备从软执政力到硬执政力的跨度。”[4]哈克教授尤其指出，伊拉克危机暴露出德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缺乏外交策略的德国正中法国的下怀，不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调者，已沦落为法国的“小伙伴”。

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毛尔（Hanns Maull）在2003年和他人合作出版的著作《德国越位了吗？红绿联合政府外交政策 1998～2003》（Deutschland im Abseits？ Rot-grüne Außenpolitik 1998-2003）

中指出，“要是用‘文治力量’（Zivilmacht）理论的标准来评价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其结论从整体而言会是相当不妙。虽然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都要求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文明化，然而如果算上与往届政府相比明显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的话，这一政策的结果显然与理性预期相去甚远”（Maull，Harnisch und Grund，2003：17）。

2005年7月8日，德国《星期五》周报以“这一切不止一个谎言”（Es war mehr als eine Lüge）为题，对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抨击，作者赫尔登（Lutz Herden）以德国派兵参加科索沃战争为例，指出1999年3月24日发生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总结：1945年以来，德国人第一次重新发动战争。他们这样做——和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一样——没有得到国际法的任何许可，他们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下进行干涉。德国的外交不可能经历比这还要大的转折了，这一转折不仅让人们看到德国向1990年10月3日以来宣告的朝着“一个拥有主权的德国的正常状态”回归的含义，同时还让人看到克制文化如此之快地被束之高阁。这一决裂发生在社民党和联合绿党执政时期。绿党宣称自己是和平的政党，在和平的意愿上不愿被其他政党超越，现在却用武力替代了成立之初的和平理念。[5]文章的最后，赫尔登专门制作了表格，结合具体领域将1998年至2005年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外交实践与1998年第一届红绿联合政府成立时联合执政纲领的外交和安全政策[6]进行了对比（见表1-1）。

表1-1 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执政纲领和执政实践的对比[7]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