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利益和道义之间的平衡

案例四 派兵参加科索沃战争

德国统一后，围绕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的修宪问题在德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议。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科尔政府虽以违宪为由拒绝直接派兵，选择了“支票外交”（Scheckbuchdiplomatie）。但出钱110亿美元的德国，因没有派兵直接参战，结果只能扮演“唯唯诺诺、哭哭啼啼的小歌童”（《法兰克福汇报》语）。德国虽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派了18架“阿尔法”战斗机和204名空军人员，但圈于北约防区之内，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事给科尔总理很大的刺激。他认为，德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建立与美国的“领导伙伴关系”，就只有突破宪法，派军队参加像海湾战争中的“沙漠风暴”那样的军事行动，非如此达不到目的（游殿书，1993：15）。虽然以科尔总理为首的基民盟主张修宪，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了当时的在野党——社民党和绿党的反对，由于担心在参议院拿不到修宪需要的2/3多数，科尔政府选择由联邦宪法法院作出裁决。1994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决定，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必要时可以在取得德国联邦议院授权的前提下参加作战。德国联邦国防军可以突破北约框架，实现跨北约防区派兵（out of area-Einsätze），同时德国联邦国防军可以派兵作战。这一裁决为日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海外派兵扫清了法律障碍。

不过直至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时期，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海外派兵才真正突破“禁忌”。1999年，德国派兵参加科索沃战争，实现了二战结束后德国首次向海外派兵作战。红绿联合政府时期的德国逐步摆脱冷战时所奉行的军事“克制”政策，德国联邦国防军成为德国外交的手段（参见Clement，2004：40-46）。然而，与此同时，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政策面临着利益和道义难以兼顾的两难。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借口为了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联合国的一个主权成员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动了一场高度现代化的战争。科索沃战争因此也成为刚刚上任不久的红绿联合政府遭遇的第一个外交挑战。

选择派兵参加没有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次派兵直接参加在国外的军事作战，打破了联邦国防军只维和不参战的历史。德国在历史上曾经挑起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历史经历，二战结束后，德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一直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和平、反战的理念深入人心。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党内都有较大的支持和平的力量，做出派兵参战的决定对于红绿联合政府而言可谓阻力重重。尤其是靠和平主义起家的多数绿党成员对派兵科索沃持反对态度。为了赢得绿党的支持，外长菲舍尔甚至指出，“我不仅学会了不再发动战争。我也学会了不要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历史再次上演”（Bierling，2014：86）。1999年5月13日，绿党在比勒菲尔德（Bielefeld）举行的特别党代会上，就绿党对科索沃问题的态度进行投票表决。会上，各派之间展开了唇枪舌战，菲舍尔被指责为“战争的发动者”（Kriegstreiber），还遭到了“血袋炸弹”的攻击。最终，大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继续同社民党合作的提案，从而避免了一场政府危机。绿党从激进的和平主义逐渐演变为“政治和平主义”。总理施罗德在北约对南联盟发动空袭的第一天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强调，空袭的目的是“制止进一步对人权进行严重的和系统性的侵犯，以及避免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Bierling，2014：86）。总之，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大旗，以侵犯南联盟的主权为代价，发动了一场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制止人道主义灾难”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是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西方打破现有国际法准则构筑由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步骤。这一“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就是要打破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确立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准则（参见秦思，2000：77）。然而，所谓“道义”的背后实则是赤裸裸的利益权衡：美国操纵北约对南联盟动武旨在整垮南联盟及其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将南联盟纳入西方体系，进一步排挤俄罗斯在巴尔干的传统影响，阻遏俄罗斯东山再起，从而确保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参见刘洪潮，1999：22～23）。

尽管国际法准则在科索沃战争中受到了美国“新干涉主义”的严重践踏，然而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国家并不多，《联合国宪章》和一系列国际法准则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仍为大多数国家所公认。德国外长菲舍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索沃战争带给德国外交的两难：“我们处于一场真正的价值观冲突之中。一方面我们奉行非暴力理念，主张通过理智、法制以及多数表决制，而不再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解决世界上的冲突，旨在放弃军事暴力，从结构上使得暴力不再成为必须；另一方面却陷入了令人诅咒的两难，那就是只能通过派兵帮助人们幸免于难。”（转引自Bierling，2014：370）2002年，德国绿党颁布的新的原则纲领性文件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可能总能防止暴力的发生。然而我们通过我们的政策致力于非暴力的解决方式。有关是否可以使用暴力以贯彻法令或是德国应该参加哪些国际措施的执行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总是很难回答。每一个具体的决定都应该考虑到《基本法》和国际法后再做出。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要采取强制措施，原则上必须拥有明确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在科索沃问题上我们经过了深入的讨论，做出了艰难的决定。科索沃战争并非先例，而是依据特殊困境和情况的特例。此类的派兵需要有令人信服的国际法的法定基础。”（Klein and Falter，2003：84）

案例五 持续升温的德俄关系

红绿联合政府成立初期，德俄关系似乎并没有升温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德俄在巴尔干冲突和北约东扩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分歧”已成为描绘双边关系的关键词之一。虽然科尔在其执政后期，通过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Jelzin）的“桑拿外交”（Sauna-Diplomatie），部分地掩盖和缓和了两国之间的分歧，然而，德国红绿联合政府成立后不久，新任总理施罗德批评这种建立在领导人私人友谊基础上的两国关系，强调应该冷静地、按照利益导向的原则发展对俄关系。此外，俄罗斯欠德国的债务当时高达750亿德国马克（相当于380亿欧元），施罗德拒绝向俄罗斯提供新的贷款和担保（Bierling，2014：128）。1999年，德国突破历史禁忌，派兵参加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与支持塞尔维亚的俄罗斯成为对立方，加剧了德俄关系的紧张。2000年，普京（Vladimir Putin）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后，双边关系一开始也未能得到好转。西方尤其批评第二次车臣战争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引发“难民潮”。来自德国绿党的新任外长菲舍尔也毫不掩饰对车臣战争的批评，一位俄罗斯的德国问题专家甚至将菲舍尔称为“俄德关系的掘墓者”（Bierling，2014：128）。

然而，红绿联合政府执政的七年间，施罗德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与俄罗斯领导人的私人友谊，“桑拿外交”升级为“男人之间的友谊”（Männerfreundschaft），德俄关系的持续升温更是成为红绿联合政府时期德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诸多利益因素导致了德俄关系的升温。

首先，德俄之间经济发展互补性强，发展空间广阔。在欧盟国家中，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贷款国。施罗德曾指出，“德国是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唯一国家”，并因此向俄罗斯推荐德国模式经验（孙恪勤，胡小兵，1999：10）。尤其是能源合作方面，德俄合作成果丰硕。2005年红绿联合政府解体时，德国原油进口的34%来自俄罗斯，比1998年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时多出了9.4个百分点，远远领先德国原油第二大进口国挪威（德国原油进口的15.4%来自挪威）（参见Bierling，2014：133）。

其次，德国红绿联合政府认识到，俄罗斯对于德国而言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失去超级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同时也将德国视为打通西欧的通道、稳住中东欧国家和抗衡美国霸权地位的关键力量。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德俄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立场接近，成为反对单极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2001年9月25日，普京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呼吁在反恐斗争中加强与西方的合作，普京也成为首位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的俄罗斯总统。尤其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德美的疏远和德俄的升温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采取反战的共同立场，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定期举办会晤，[8]虽然三方领导人的会晤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但仅仅其象征意义就具备深远的影响。施罗德在2004年也写道：“历史上（德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问题上看法一致，并且德国是俄罗斯的第一大经济伙伴。”[9]

此外，德国在二战问题上认罪态度明确，在许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行协调，得到了俄罗斯人民的认可。2005年，俄罗斯列瓦达调查中心对1600名18岁以上的俄罗斯公民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内容是如何看待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显示，46%的俄罗斯公民认为白俄罗斯是最好的朋友，位列第二的是德国，获得了23%的民意支持（常喆，2005）。2005年5月9日，普京邀请施罗德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这是德国领导人战后首次受邀参加俄罗斯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周年庆祝活动。

德俄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润滑剂即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尽管施罗德在执政初期批评不能将两国关系“个人化”，然而德俄关系中的领导人因素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打上了私人友谊的烙印。对于外语水平一般的施罗德而言，精通德语的普京是难得的对话伙伴。无论是施罗德和普京一起滑雪，还是共同庆祝东正教的圣诞节，无论是施罗德夫妇领养来自普京家乡圣·彼得堡的3岁俄罗斯女孩维多利亚，抑或是普京的女儿就读俄罗斯的德语学校，两国领导人及其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都是媒体津津乐道的美谈。

然而，德俄关系的升温对德国外交提出了新的挑战：

挑战一：价值观让位经济利益？

鉴于德俄之间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再加上双方领导人良好的私交，施罗德在对俄罗斯国内发展进行评价时一直保持克制的立场。红绿联合政府时期，德俄关系奉行经济利益先行，价值观退居其次的原则。无论是俄罗斯金融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Michail Chodorkowski）的被捕，还是颇具争议的车臣总统选举，抑或是饱受西方指责的俄罗斯新闻自由受限，这些西方指责俄罗斯的焦点性话题都未曾妨碍施罗德对普京的积极评价。2004年11月，施罗德做客德国新闻一台（ARD）的一档名为“贝克曼”（Beckmann）的脱口秀节目，当节目主持人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是一位“纯粹的民主主义者”（lupenreiner Demokrat）时，施罗德做出了积极肯定的答复。施罗德在节目中还表示，他和普京之间存在“基本信任”（Grundvertrauen），施罗德坚信普京“希望并且也将把俄罗斯建设成为一个像样的民主国家”（转引自Bierling，2014：135）。施罗德对普京的这一评价招致了德国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的攻击。

挑战二：如何打消美国和中东欧国家的疑虑？

德俄关系的持续升温首先导致了美国的疑虑。美国担心，俄罗斯此举目的旨在促使德国放松和北约紧密关系。与此同时，德俄关系升温也导致德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典型事例是波罗的海海底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2005年4月，德国和俄罗斯在德国汉诺威博览会上签署了一项价值3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Gazprom）将与德国电力巨头意昂（EON）以及德国最大化工集团巴斯夫（BASF）签署协议，联合修建一条穿越波罗的海海底，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允许外国公司到其国土上开发能源资源，而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铺成后，德国将第一次直接从俄罗斯获得能源供应。2005年9月9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了条约签字仪式。这条天然气管道总长约1200公里，投资达47亿美元。管道建成后将会使欧洲天然气管道的年运输量翻一倍，达到550亿立方米。届时这一天然气管道将满足德国一半以上的天然气供应。可以说，这一天然气管道项目是德俄关系日益紧密的产物。施罗德和普京的私交加快了这一项目的实施进度。这条新修建的天然气管道将从波尔托瓦娅湾下水，穿过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海底，绕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最后将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到德国东北的港口城市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绕开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好处不言而喻：德国既可以省下途经这些国家的过路费，降低天然气的成本，同时又可以在能源问题上不受制于更多的国家。所以德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项目从出台一开始就遭到了中东欧国家的批评。要知道这些国家曾经生活在苏联的桎梏之下长达45年之久，在他们眼中，德俄两国的接近既幼稚又危险。波罗的海海底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不仅使欧洲共同的能源政策受阻，而且还使自己受到了冷遇，能源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案例六 波澜再起的德波关系

1991年6月17日，德国与波兰签订《睦邻友好条约》，德波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尤其在欧盟东扩进程中德国肩负起中东欧国家“代言人”的角色，德波似乎走出了历史的阴影。然而，就在“魏玛三角”（Weimarer Dreieck）成为固定术语，波兰正式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时，利益和道义的较量再次使得德波关系蒙上了阴影。

2004年9月14日，波兰议会做出决定，要求波兰政府对德国提出相应的战争赔款。消息传来，德国朝野一片哗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德波关系波澜再起？

2000年9月6日，德国成立了一个“反驱逐中心”（Zentrum gegen Vertreibungen）基金会，主席为德国“被驱逐者联合会”（Bund der Vertriebenen）主席、基民盟议员施坦巴赫（Erika Steinbach）和前任社民党总干事格罗茨（Peter Glotz）。基金会的成立开始并未引起波兰一方的注意。但当该基金会宣布计划在德国首都柏林建立一个“反驱逐文档中心”（Dokumentationszentrum über Vertreibungen）时，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波兰保守党（PiS）议员皮尔卡（Marian Pilka）认为，“反驱逐档案中心”的建立只会恶化而不会改善德波关系。尤其应该警惕的是德国改写历史的企图，防止人们误以为二战的牺牲品首先是德国人。同年12月14日，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同乡会的代表成立了“普鲁士托管公司”（Die Preußische Treuhand GmbH und KG a. A.），其目的是代表“被驱逐者”（die Vertriebenen）要求归还战后被没收的财产或是给“被驱逐者”提供咨询。该公司声称，如果要求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上诉欧洲法院或在美国集体上诉。这一机构的成立在波兰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

为何波兰在对待“被驱逐者”问题上如此敏感？回溯历史，就会看到特殊的地缘政治决定了德波关系在很长时间里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18世纪遭到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三次瓜分后，波兰一度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了123年。1939年，波兰这个“轮子上的国家”再次难逃劫难，成为纳粹德国的俎上肉。二战结束后，美、英、苏三国首脑在1945年8月通过的《波茨坦协定》中对德国的东部边界作出了具体规定：在德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确定最终边界的和平条约之前，东普鲁士的北部包括柯尼希堡（1946年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划归苏联，东普鲁士的南部包括但泽划归波兰管辖，奥得-尼斯河线为德国与波兰的国界。这样一来，德国丧失了约1/4的领土。残酷的战争和战后领土的变更给德波双方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一边是饱受纳粹德国摧残、屠杀的波兰民众，而另一边则是鲜有报道的替希特勒受过的德国平民。德波边界的大幅度变动引发了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奥得-尼斯河以东的1200万名德籍居民被驱赶或被强迫西迁，在这次历时数年的德波历史大清算和对纳粹残暴统治的报复中，200万名难民死于饥寒和疾病。从此“被驱逐者”问题成为德波关系中的一根脆弱神经。波兰指责德国企图借助“普鲁士托管公司”等机构篡改历史，认为这是“杀人犯的孩子在纪念父母的不幸”，要求“全体德国民众为之承担责任”（Olschowsky，2005）。波兰议会重提战争赔款正是针对上述事件的回应。在这种背景下就能理解，为什么波兰有人将德国积极支持欧盟东扩解读为德国的再一次“东进”（Drang nach Osten），为什么波兰加入欧盟后在有关购置波兰土地的问题上暂时实行例外条款。波兰不愿意面对“被驱逐者”问题，更害怕德国翻历史旧案。

在双方言辞上的争执愈演愈烈时，德国政界进行了表态。总理施罗德认为“在柏林建造一个‘反驱逐档案中心’会造成突出德国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危险”，外长菲舍尔也认为建造这样一个中心的目的是“弱化德国人的历史罪过”。施罗德随后在庆祝华沙起义60周年大会上明确表示，“德国人清楚地知道是谁发动了战争，是谁首先成为受害者。因此，我们今天不应支持一些德国人提出颠倒历史的诉求。与二战相关的财产归属问题不是德波政府在双边关系中所要谈及的问题”。[10]2004年9月27日，施罗德在柏林与来访的波兰总理贝尔卡（Marek Belka）会谈后宣布，两国将为政府和个人的战争索赔问题彻底画上句号。同样，“普鲁士托管公司”也没有得到德国政府、“被驱逐者联合会”和“反驱逐中心”基金会等组织的支持。

围绕“普鲁士托管公司”展开的争执只是利益和道义双重作用下的德波关系的一个缩影。几乎与此同时，在《欧盟宪法条约》出台的过程中，德波之间也展开了类似的较量。尤其是在德国倡议的与人口数挂钩的“双重多数表决制”（Doppelte Mehrheit）问题上，波兰不惜犯众怒，多次威胁要动用否决票。时任波兰总理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的一番话道出了波兰态度强硬背后的原委：“我们没有什么替代方案（Plan B），别人常说我们波兰自我孤立，而这么说的同时却是别人试图在孤立波兰——这个别人就是德国。”[11]波兰甚至认为如果波兰没有遭遇1939年至1945年的经历的话，人口数会是6600万人。[12]言下之意就是反对将“双重多数表决制”和人口数挂钩，从而使其不再享有《尼斯条约》赋予它在欧盟理事会决策时只比法国和德国少2票的权重，并认为波兰无法继续享有欧盟“第二档次”大国待遇的罪魁祸首就是二战时德国的纳粹暴行（吴江，2008：105～106）。

2004年东扩的实现使得中东欧许多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缺少一体化经验的这些中东欧国家并不愿意向欧盟让渡过多的主权，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由于和德国特殊的历史纠葛尤其担心在一个法德主宰的欧盟中沦为“下等公民”。波澜再起的德波关系背后既有历史沉疴带来的道义之痛，也蕴含着新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