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滇池地区确立为行政中心的原因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在滇池县（今昆明晋宁县）益州郡[4]治所的设置，这是历史时期云南首个行政中心确立的标志。虽然在此之前，古滇国[5]已存在很长时间。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至西汉时在滇池周围地区就已有滇国存在：“［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6]又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7]但对滇国的范围叙述不详，仅说滇国在夜郎以西，邛都以南，滇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据方铁先生的《西南通史》考证，滇国统治范围大致与滇文化分布的范围相同，即东达曲靖、陆良和泸西，西到禄丰，北至会泽，南抵元江、新平一带。[8]显然古滇国统治地域较为狭小，并且对周围部落族群统属关系也较为松弛，其西部又被“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与滇国敌对的昆明族所占据。[9]所以笔者认为当时滇国还不能称其为整个云南地区的行政统治中心。另外，方国瑜先生在其《古滇国》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滇’只是一个不太大的区域，不能以此区域概括全省。”[10]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1]。遣巴蜀兵一举击灭与滇国保持密切关系“皆同姓相扶”的劳浸和靡莫，兵临城下，迫使滇王举国降，并于其地设郡、置吏，把益州郡的郡治设在滇国统治的核心地区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首个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的确立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

一 地理环境因素

滇池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适宜的气候、开阔的坝区、丰沛的水源与相对发达的农业，是决定行政中心在滇池地区确立的客观基础因素。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地理环境往往对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性的。正如斯大林在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时所说的那样：“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12]此外，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概念，他认为地理环境是人类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重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对人类社会文明历程的演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3]滇池地区拥有云贵高原上最大的湖泊和数量最多的开阔坝区，再加上气候温和、水草丰美、四季如春，于是便成了早期人类聚集、繁衍和耕作的理想场所，进而成就了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笔下的“耕田有邑聚”“肥饶数千里”的富饶景象。作为西汉王朝统治者，降服滇国后把其行政中心设在滇池地区的滇池县，无疑是充分考虑到了滇池地区优良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二 地缘交通因素

在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大都采取以巴蜀（今四川、重庆）为基地进行经营西南夷地区的策略，缘由是巴蜀（今四川、重庆）地区处于王朝都城与西南夷地区的衔接地带且经济富庶，已有“天府之国”之称。这样，巴蜀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就成了统治者经营西南夷地区的良好基地。对这一观点，西南大学黎小龙先生在其《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一文中曾作过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初郡承担的费用，除平乱的军费开支外，初郡吏卒的日常行政管理费、人员生活费及平乱时‘取用不足’的其他费用，均由西南北部的巴蜀4郡承担。”[14]西汉王朝在经营西南夷时采取的是“各以其地比近给初郡”的经费分摊制度，采取这一原则的依据应是汉代西南北部巴蜀数郡在战国以来200余年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已号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15]。在西汉王朝面对北方用兵匈奴的庞大财政压力，利用西南夷北部巴蜀早期开发的成就来推动西南边疆的开发，这一思想策略应是正确可行的。关于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道路的开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就有明确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6]后来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在秦“五尺道”[17]的基础上借用巴蜀民力和物力修建了“南夷道”[18]，之后，此道又连通了由巴蜀（今四川、重庆）经滇东（今曲靖）地区至滇池地区的交通线；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又修建了由成都连通川西南的“西夷道”（又称零关道）。[19]修筑这些道路的费用以及后来用于击灭劳浸和靡莫，招降滇国的巴蜀兵力，都是建立在耗费巴、蜀、汉中与广汉四郡民力及财富的基础上进行的。史称：“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疲焉。”[20]这样，由于“西南夷道”的开通，就使得滇池地区经巴蜀（今四川、重庆）至王朝都城的交通优势愈加彰显。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降滇国后把益州郡的治所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晋城镇），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了滇池地区便利的区位交通有利于封建王朝政令的上传下达，增强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的控制力。

三 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优势和中央王朝的治策因素

滇池地区经济、文化的优势和中央王朝的治边策略也是影响行政中心确立的重要因素。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和考古发掘印证，滇国应是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西汉王朝未降服滇国之前，滇国就已存在几个世纪，并以稻作农耕文明优于其他部落族群。这一问题的论证，我们可以从汪宁生先生的《云南考古》与李昆声先生的《云南考古学论集》两本云南考古界资深的著述中得到解答。史载西汉初年云南地区的状况：“其（指夜郎）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1]于此可见，西汉初年今云南地区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是以滇池地区滇国为代表的定居农耕文化，又称“滇文化”，其俗为“皆魋结”；另一种则是以滇西地区“昆明”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其俗为“皆编发”。又据近几十年来对滇池地区的考古发现，在滇池地区发掘出土的一系列有关秦汉时期的墓葬遗址、文化遗存以及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具，与同期的云南其他地区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22]因此，在西汉统治者招降滇国以后，仍将行政中心益州郡治所设在滇池地区（原滇国统治中心所在地）不变，显然是想借助于对滇王的羁縻以及滇池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实现其对西南边疆的进一步开发和治理。如：西汉王朝在降服滇国后曾借助于滇国的协助，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和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两次对昆明用兵，最终打败了滇国以西的昆明人，并把其地归并于益州郡管辖，进而开通了被滇西昆明人阻断已久的蜀身毒道（古西南丝绸之路）。[23]此外，欧鹍渤在《滇云文化》一书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汉王朝封“滇王”以后，曾利用“滇人”镇压其他民族和部落的反抗。[24]著名西南边疆史地研究专家方铁先生在其《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据笔者考证，自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郭昌征昆明之后，武帝联合滇王继续用兵，终于打败巂、昆明，并将巂、昆明活动的区域并入益州郡管辖。汉军还击败分布滇西的哀牢夷，开通渡兰沧水（今澜沧江）、经身毒至大夏的蜀身毒道（又称博南山道，因途径澜沧江畔之博南山而得名），并于澜沧江两岸置不韦、巂唐两县。”[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