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心灵：帝制中国的“审美共同体”

世上没有神算子，可以准确预测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光绪二十年（1894）初，并无异常景象。此类波澜不惊的时光，自19世纪60年代初签订条约、平定内乱后，大清帝国已安享近30年。虽然，1874年日本曾在东南入侵我国台湾，1879年到1881年俄国在西北挑起边衅，1884年到1885年法国在越南发动战争，但与之前太平军席卷长江流域、英法联军入北京烧毁皇家园林相比，这些争端规模既小，又处边陲之地，其激起的涟漪来不及扩散到帝国的政治中心，就已消失殆尽。1894年前的中国社会，内地生活的稳定不变，让人嗅出暮气沉沉的味道；相反，东南沿海的自强运动方兴未艾，“西方的扩张在通商口岸创造了一种新社会，但却不能把其改造的影响扩展到中国内地去”。[1]社会表象的隔膜看起来如此深厚，不过人心世界仍被内陆文化主导，有声望的文人学士潜心儒家学术，读书人仍然心有所属，他们在既定的社会秩序里安身立命。

光绪二十年（1894）新年第一天，身处京城官宦之家的孙宝瑄（1874～1924），[2]雅兴大发，连续作诗两首，“案底犹烧除夕烛，窗边新放早春花”[3]两句，表露了他的心态，一如晚明时期的张岱，“胸怀如此浩瀚的历史，非但没有严重的断层感，而且只有岁月悠悠的心满意足”；[4]身在湖南长沙、已过不惑之年的举人皮锡瑞则“与兄弟辈抹牌至夜”，亦觉“献岁一日，而忽忽悠悠已如此矣”，[5]与孙宝瑄的心无旁骛相比，即将到来的会试让他略有牵挂；只有处于山西乡间，并感受过“同治中兴”幻象的刘大鹏（1857～1942），目睹“民多困苦”的状况，流露出今不如昔的怨恨感。[6]不过即便身处盛世，这种经济兴衰引起的个人情绪之起落也殊为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