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确音”难求：前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

1895年前后，上海新闻纸编织的时事之网，覆盖了许多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别处引来，转向遥远的现实世界。与刘大鹏相比，皮锡瑞、蔡元培和张棡三位对甲午战争的清晰了解，主要源自现代新闻纸的报道。身处今日媒体过剩的环境，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现代意义可能已失去敏感，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信息匮乏的年代去，透过有限的材料，体验现代报刊诞生前的人们，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的心态。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八，李自成包围紫禁城，明代崇祯皇帝自缢。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具有“亡天下”意义的大事。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被读书人知晓的？事件发生时，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其时，身处江南无锡的计六奇记录了自己的亲身体验：

四月二十七，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

二十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

二十九日下午，君徵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42]

这三日的记录显示，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读书人仍处在歌舞升平之中。“由于江南未受兵害，再加上新闻传播较慢至该地，所以江南地区的人们一直都未意识到明政府已岌岌可危”。[43]现代传播手段的缺乏，使江南人士对北方的战事缺乏前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缓慢而至的消息，大多是以“未知”、“乱信”的方式到达，以流言蜚语的方式呈现，让人无法做出确切的回应。不少明代人的笔记都证明这一点，譬如，苏州人郑敷教写道：“四月初，途遇张玉笥中正，始闻三月十九日之信，五月朔传确报。”太仓人王巢松亦写道：“三月中忽遭国变，吾乡在五月初，方知确音，天崩地裂。”[44]

所以，在晚明时代的国家变故中，人们处于确音难求的状态，“大部分官民对皇帝自杀的消息疑信参半，甚至抱怀疑态度，直到四月中旬以后，从北京的逃亡者陆续到达南京，才证实皇帝自杀消息的真实性”。[45]司徒琳（Lynn Struve）曾生动地描绘南京的兵部尚书听到传闻时，“立即会晤其他高级同僚，发布檄文，着手集合勤王军队。但是他们随即便不得不考虑：要把这支军队带入何种境地？南方局势不稳，北方情况亦未明朗”。[46]官员尚且如此，普通人就更难幸免于消息的不确定。

再将视线转回晚清。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见之明视之，其重要程度和新闻价值不输甲午一役。可当时的现实状况却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南方的战事毫不知晓。其时，几位生活在北京的俄国人报告说，“清朝统治者‘小心隐瞒’，在报纸上几乎不发表任何对英战事的消息”，“官方消息在《京报》上不常出现，并且总是不可靠的”，因此，他们“关于对英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国官员避谈此事，而蒙古百姓中只流传一些关于战事的模糊传闻，他们甚至跟谁开战都不知道”。[47]寻常百姓的消息不通或可理解，可是国家的中流砥柱、新晋的翰林院进士曾国藩同样不怎么关心此事，却让人费解，此段时间，他给自己安排的日常功课表是这样的：

早起，习寸大字一百，作应酬字少许；

辰后，温经书，有所知，载《茶余偶谈》；

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

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

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48]

“此期的日记，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他仍被儒家典籍的各类学问所吸引。对比一下，同是翰林院进士的蔡元培，却被新闻纸带入了现实世界，发生了注意力的转向。对此，茅海建从信息传播的视角解释说：

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局，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化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49]

奏折、邸抄与书信，再加上流言网络，便是中国前现代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它们在1840年和1894年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50多年间唯一变化的是“大众传媒”这个选项。1872年创办的《申报》，逐渐进入、重构了这个古老的传播体系，成为读书人倚仗的新的消息来源。这一新式媒介，将人们带入更为广阔、确定的现实世界，扩大了人们对同时代人的了解。

新闻纸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人们在前现代的信息传播网络中生活了多年。譬如，1849年的中国，除几份传教士的英文报刊外，并没像样的中文时事报刊可供阅读，这一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让身在其中的人不仅受到灾难之苦，也困顿于流言之中。当时，诗人姚济（1807～1876）记录了一些片言只语的感受，兹摘录如下：

闻江阴东门外地陷成河，未知其细。

风闻金陵人多避居钟山上，未知试期如何。

闻金山有拆毁大堂之信，未知确否。

闻瓜州地坍入水中，口上停船失去六七十号，不知所终。[50]

此类“未知其细”、“未知确否”、“不知所终”，是生活在前现代传播体系中的人的普遍心态，在诸多事件中都能找到相似的痕迹。譬如，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进士薛春藜的日记写道：“讹言四起，忽好忽坏，因连日无报，城门已闭，各路耗息不通也……探报安定城东墙下挖有马道，夷人出入无常，谣言大作，人心惊恐。”[51]

客观而言，前现代的信息传播体系，只能够有限地解决人们的信息需求，譬如，邸报对朝廷事务的呈现、私信对区域见闻的描绘、流言网络对社会新闻的扩散。但若想借助它们建起对事情的清晰图像，全方位了解现实世界的变化，根本就是对它们的苛求。无论是明代遗老计六奇，还是1894年的刘大鹏，均无法在前现代传播体系中持续地得到“确音”。杨国强曾探索鸦片战争受时人漠视的原因，这段文字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傍海的地方便是边缘的地方，多数人从腹地和内陆远远地看沿海，都当作是岛夷骚动海疆。太过漫长的距离滤掉了具体性和真实性。因此，发生在那里的中西之间由相遇而相斗虽以民族战争为形式，但局中人的困厄和炮火下的力绌经层层转述附会，对于京师社会和内陆社会而言，则大半成了容易失真的传闻之词。传闻之词不能入人之心，是以中西之间相遇和相斗之后，多数中国人依旧不肯留意西方人和不能认识西方人。[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