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转向现实：上海新闻纸描绘的战争世界

“1895年初春，一艘航行在北中国海海面上的中国汽轮，遭到日本兵的拦截和搜查。自日本在1894年8月至1895年2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海陆军以来，这类蛮横无理的事件便屡有发生。”[1]

这艘船上有不少读书人，其中两位是来自广东的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科举及第和自我实现的远大理想，使他们决定冒险北上。此次搜查，康有为一定感到了“特别的屈辱”。随后不久，朝廷战败议和的消息传来，考场外的举人们一片哗然，“他们或许不像康有为那样对世界的未来怀着广阔而遥远的梦想，但肯定同康有为一样对中国的现实困境深以为虑”。[2]这时，康有为适时地发挥了特别的政治才能，成为一场数千人规模的政治活动之中流砥柱。从集会、请愿、上书到创学会、办刊物，虽未能力挽狂澜，却书写了近代中国“一长串奋斗故事”的开端，尤其是那些溢出传统秩序的举动——“他们仍希望‘借权改革’，却开始诉诸民意，指望用舆论和请愿促使当权者顺应人心而赞同改革”，[3]令读书人印象深刻，成为后来者寻求变革的新模式。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不仅造就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异常人生，也改变了许多默默无闻之辈的日常生活。“大局决裂至此，会试可不往”，[4]向来保守谨慎、困扰于纷乱战事的皮锡瑞，最终放弃了本年度的科举考试，从此了断了“汗淋进士”的梦想；“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得益于地利的刘大鹏，只用半月就从陆路赶到京城，“虽然没有卷入上书狂潮之中”，[5]但与这场政治运动比邻而居，其见识定让他后来的人生增华不少；“书上计未行，俄顷群谤集”，思想略显早熟、同时又书生意气的孙宝瑄，力排众议，上书主和，终为流言蜚语所伤，最终“拂衣出都门，来居沪城邑”。[6]即便是本书中“戏份”不多的配角，如蔡元培和张棡等，这场战争和政治运动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世界。

1895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转型的开端，其意义已被掘出繁多。不过，历史之平凡经历者的心声却甚少传出，“事件”和“人心”之间的媒介亦未受检视。此事并非细枝末节，对寻常识字人来说，战争故事的主要讲述者，除邸报、私信和耳闻目见外，还增加了“新闻纸”这个新成员。若无这一“现代文化形式”，人心世界恐怕难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就是在战争期间，许多读书人从儒家典籍的前人世界抬头、从目力所及的周遭世界远眺，将注意力放置在新闻纸描绘的新世界：一个对他们来说向来意义重大，却从来没有清晰过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