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
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1]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徐延辉 罗艳萍
摘要 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不仅关系外来人口个人梦想的实现，更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现有研究多将城市外来人口描述为由社会结构控制的被动适应者，忽略了外来人口自身主体性的影响。本文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探讨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感知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风险感知的负能量的释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据此，文章提出从强化风险管理和提升自我效能感角度来建构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
关键词 风险感知 自我效能感 社会融入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户籍新政的实施，城市当中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流动人口为2.45亿人。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促进了我国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严峻挑战。流动人口能否顺利融入当地社会，不仅关系流动人口本人及其家庭梦想的实现，更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入是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主要应用于移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典社会学理论中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涂尔干在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在不同发展阶段保持凝聚力时，从社会团结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的概念，并构想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集体意识、共同价值观和持续合作基础之上（Durkheim，1933），社会融入意味着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在当代社会政策领域，社会融入又称社会融合。根据欧盟的界定，社会融合是指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积极参与，人人享有广泛的机会平等和生活机会，全部公民都享有基本社会福利的过程（欧盟委员会，2004）。在国际移民研究中，社会融入被视为一种文化适应或同化。帕克等将社会融入定义为“个体或群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Park & Burgess，19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有的学者分析了社会经济结构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指出流动人口经济地位的获得对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赵延东、王奋宇，2002）。还有学者考察了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影响，认为以户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李强，2002；陈映芳，2005；陆学艺，2009）。另有学者参照移民研究经验，分析了城市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移民融合的阻碍作用（蔡昉，2007；张文宏、雷开春，2008；冯晓英，2013）。除了关注宏观因素，还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考察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梁鸿、叶华，2009；刘传江、周玲，2004；任远、乔楠，2010；雷开春，2011），以及身份认同和社会心态等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王春光，2001；崔岩，2012；付桂芳，2013）。
目前关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已有很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从客观的外部环境层面来关注融入问题，将流动人口视为外部结构控制的被动适应者，忽略了流动人口自身的主体性。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人们不只是由外部事件塑造的有机体，还是自我组织、积极进取、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的个体（班杜拉，2001）。人是外部环境、内部主体性因素及过去与现在的行为三者之间动态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结构是由具有能动作用的人在行动中建构起来的，人是具有反思性的能动主体（吉登斯，1998a）。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过程既受到来自外部的社会风险的影响，也受到来自内部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把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考察置于宏观的风险社会背景之中，试图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探讨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进而提出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对策与建议。
（二）风险感知与社会融入
在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方面（Short，1987）。风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风险感知属于心理学范畴，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且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感知的影响（谢晓非、徐联仓，1995）。风险感知对主体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的政府决策到微观的个体行为都受风险感知的影响。
国外对风险感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斯达尔在《社会收益与技术风险》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测量技术风险对收益的方法，发现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不仅与活动收益有关，更受主体的主观态度影响（Starr，1969）。受此启发，20世纪80年代，斯洛维奇运用多种心理测量方式，对风险感知进行了不同维度的测量，提出风险感知可以定量化并且可以预测；风险对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特含义，风险感知因人而异；风险随着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及居住地环境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斯洛维奇，2007）。随后很多学者运用风险感知的研究方法对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了解人们对待这些风险因素的态度，即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状况或公众的风险意识。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健康、安全、经济、环境、生态以及科技等领域（Suzanne et al.，2012；Ortwin et al.，2013；Cláudia et al.，2014；Priyanka & Saumya，2014；Craig et al.，2014）。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环境、健康等领域（程名望、潘烜，2010；张磊等，2013；张金荣等，2013）。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脆弱性日益加剧，社会矛盾越发突出，失业风险、生态环境风险、流行疾病暴发风险等各种风险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卡斯帕森等人提出了“风险社会放大”理论，指出风险事件与社会过程之间的互动影响了人们的风险感知，从而减少了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Kasperson et al.，1988）。已有的研究表明，风险感知与个体决策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如果预期的风险水平增加，那么个体就会减少从事风险的行为（March et al.，1987）。因此，本研究假设：风险感知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呈负相关关系。人们感知到的风险越多，就越倾向于规避风险，人们的社会融入意愿就越差。
（三）自我效能感与社会融入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了自我效能感概念，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自我效能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最初，班杜拉将自我效能感理解为人们对其完成某个特定行为能力信念的一种相当具体的预期（Bandura，1977）；后来发展为人们对形成和实施达成特定操作目的的行动过程的能力的判断（Bandura，1986）；此后又延伸为“人们对发挥其控制影响其生活的事件的能力信念”（Bandura，1989）；最后演变成人们发动完成任务要求所需要的行动的过程、动机和认知资源的能力的信念。可见，自我效能感是自我信念体系之一，是自我系统的一部分，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技能、能力的认知、判断和评价的基础之上的，是个体以自身为对象的自我参照思维形式之一（郭本禹、姜飞月，2008）。
自我效能感直接影响个体在执行某项活动的心理过程中的功能发挥。班杜拉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这种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行为选择、动机性努力、认知过程以及情感过程（班杜拉，2003）。在一定程度上，人是环境的产物，但同时人也通过自我效能感尽量回避进入那些自认为超出自身能力的环境，选择自我感觉可以应付的环境从事相关的活动，并对所处的环境加以改造（班杜拉，2003）。
自我效能感理论提出之后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在众多领域广泛开展了应用研究。目前，自我效能感理论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教育、健康、职业指导、组织管理以及体育运动等领域。已有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在人类个体和集体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郭本禹、姜飞月，2008）；倪士光、李虹对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能增强认同整合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正向关系，对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倪士光、李虹，2014）；自我认同会增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崔岩，2012）。因此，本研究假定：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呈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感越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就越强。
二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问卷调查。课题组于2011年7～10月分别在厦门和深圳开展调查。调查对象为在两市生活和工作一年以上的人口。本文研究的外来人口为两个城市当中来自外地城市或外地农村，且在调查城市居住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调查抽样结合两市各区人口比例、各区人口结构特点与社区类型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500份，回收2249份，其中有效问卷1994份，有效率为88.7%。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从1994份问卷中选取899份来自外地人口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样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二）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将风险感知与自我效能感作为主要预测变量，探讨其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1.因变量：社会融入
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差异，学者对社会融入概念的具体内涵理解不同，对社会融入维度的测量指标见仁见智，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普适性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从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视角出发，社会融入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cohesiveness），反映的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Schwarzweller，1964；Scott，1976）。本研究参考以上定义，将社会融入理解为外来人口在居住城市获得必要的参与、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实现对迁入地认同的过程。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兼顾客观及主观指标。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把“是否参加过宗教团体”“是否参加过体育或娱乐团体”“是否参加过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是否参加过工会”“是否参加过政党”“是否参加过职业协会”“是否参加过宗族组织”“对作为居住城市的一员的认同感”“对自己民主权利保障方面是否满意”9个项目作为测量指标。对这些指标做正向赋值，得分越高，社会融入越好。为了给变量降维，研究人员运用主成分法提取因子，并且采取最大方差法旋转，KMO值为0.691，巴特利特球度检验P＜0.001，Cronbach’s α值为0.617，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因子负载可以从中提取4个因子，本研究将其分别命名为“事务性社团参与因子”“娱乐性社团参与因子”“传统民间社团参与因子”和“认同因子”。在进入回归模型时，研究人员根据4个因子对解释方差的贡献率进行合并，形成社会融入综合因子（见表2）。
表2 社会融入因子分析
2.自变量
（1）风险感知
本研究认为风险感知包括人们对风险的一般评估和反应。风险感知的测量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理解。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会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居住等方面的风险侵蚀（王慧博，2012；徐延辉、王高哲，2014；景晓芬，2013）。从经济上来看，外来人口面临着失业风险；从社会上来看，外来人口面临着救助风险；从居住上来看，外来人口面临着住房与环境风险。因此，本研究从3个维度来测量外来人口的风险感知，即经济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居住风险感知。具体操作如下。
经济风险感知主要源于对失业风险的感知。我们向被访者提问：“您认为自己在未来半年中会失业吗？”回答“不会”记0，回答“会”记1，分值越大，外来人口的经济风险感知越高。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外来人口的经济风险感知均值为0.38，标准差为0.486。
社会风险感知方面，我们向被访者提问：“如果您遇到麻烦而需要帮助时，您能从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获得多少帮助？”回答“非常多”记1，回答“比较多”记2，回答“有一些”记3，回答“比较少”记4，回答“非常少”记5，分值越大，外来人口的社会风险感知越高。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风险感知均值为3.91，标准差为1.074。
居住风险感知方面，我们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把“您的住所是否存在住房拥挤的问题”“您的住所是否存在房租贵的问题”“您对现在居住社区噪声方面的满意度”“您对现在居住社区空气污染方面的满意度”“您对现在居住社区水质污染方面的满意度”“您对现在居住社区犯罪、暴力行为、破坏公物方面的满意度”“您对现在居住社区街道满地垃圾方面的满意度”7个项目作为测量指标。经过正向赋值，分值越大，外来人口的居住风险感知越高。运用因子分析简化变量，KMO值为0.810，巴特利特球度检验P＜0.001，Cronbach’s α值为0.792，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了2个因子，本研究将其分别命名为“居住环境风险感知因子”和“住房风险感知因子”（见表3）。
表3 居住风险感知因子分析
（2）自我效能感
根据班杜拉的理论，效能不是在个人行为中有或没有的一种固定能力，而是一种生成能力，它综合认知、社会、情绪及行为方面的亚技能，并能把它们组织起来，有效地、综合地运用于多种目的（班杜拉，2003）。因此本研究认为，对外来人口具有促进作用的积极、正面的意识和态度就是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我对未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经常想改变现状”“善于分析和发现问题间的联系”“经常从日常观察中产生灵感”“在工作中经常采用新方法”“敢于尝试新工作或新岗位”“看到别人创新成果，我也想创造一番事业”7个项目作为测量指标。经过正向赋值，分值越大，外来人口的自我效能感越高。运用因子分析简化变量，KMO值为0.859，巴特利特球度检验P＜0.001，Cronbach’s α值为0.810，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了2个因子，本研究将其分别命名为“创新意识因子”和“乐观态度因子”（见表4）。
表4 自我效能感因子分析
3.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表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受到一些个体变量的影响，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就性别而言，女性更易融入城市社会（张文宏、雷开春，2008）；就婚姻状况而言，未婚者更可能与迁入地居民交往（李树茁等，2008）；就年龄而言，年青一代有着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刘传江、程建林，2008）；就受教育程度而言，高等教育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刘建娥，2010）。为了进一步考察个体特征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100、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是否有小孩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
三 研究发现
本研究试图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揭示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主体困境，寻求促进社会融入的内在动因。为此，本研究以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为因变量，以构成风险感知的三个维度（经济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居住风险感知）以及自我效能感操作化后的两个部分（创新意识因子与乐观态度因子）为自变量，建立三个回归方程模型（见表5）。在模型1中只引入控制变量，考察个体特征对社会融入的作用，调整R2值为4.1%，说明个体特征能够解释的因变量的方差非常有限。模型2是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风险感知的回归方程，调整R2值提升到10.8%，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变好，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自我效能感作为自变量，调整R2值再次提升，达到12.0%。
表5 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续表
我们先看作为控制变量的个体特征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所产生的影响。在回归模型1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是否有小孩则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表5可以看出，与女性相比，男性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更好，这与现有研究有所不同（刘建娥，2010）；年龄与社会融入呈正相关，说明年龄越大，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越好，这与刘传江等人的研究结果不吻合；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融入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即使在加入了主要预测变量后，显著性依然明显，这与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刘建娥，2010；马凤鸣，2012）。
接下来，在控制了以上相关变量之后，我们来看主要预测变量风险感知与自我效能感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
首先，风险感知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在模型2中，风险感知对社会融入具有负向的影响作用，风险感知越高，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越差。
具体来看，经济风险感知与社会融入呈负相关。当外来人口对失业风险的感知提高时，他们的社会适应变差，从而阻碍了对城市的融入。但从模型2和模型3的显著性检验来看，经济风险感知对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并不明显。国外研究者在分析劳动力从就业到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时发现，由于法律和公司的具体规章，老员工的失业风险不高，而年轻人的失业持续时间一般较短（Susanne，2008）。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外来人口的失业风险感知均值为0.38，风险感知不高。即使感知到失业风险，但较短的持续失业时间对生活的负向影响并不太大，这部分地解释了失业风险感知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负向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社会风险感知对社会融入的负向作用明显。在模型2中，社会风险感知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相应减少0.76分。可见，当外来人口感知到缺乏生活保障，从政府或非政府等部门无法获得帮助时，他们对于居住城市的认同就会降低，对该城市的融入也变得更加困难。现有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表明，现行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排斥，农民工未能与城市居民拥有同质的社会保障空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空间之外（高峰，2013）。在模型3中，加入自变量自我效能感后，社会风险感知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相应减少0.69分，与模型2相比，社会风险感知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可见，自我效能感对社会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居住风险感知明显阻碍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在模型2中，居住环境风险感知因子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相应减少0.36分；住所风险感知因子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相应减少0.35分。可见，当外来人口感知到无法“安居”时，社会融入会陷入困境。本研究与1998年欧盟发表的13个成员国关于人类尊严和社会排斥的调查结果一致。该报告指出，社会排斥可以从可供出租的小单元房屋的短缺、住房的短缺和住房空间条件不好中表现出来（Duffy，1998）。国内相关研究也显示，稳定的住房是移民融入城市重要的经济基础（刘建娥，2011），住房情况与居住环境影响了外来人口的留居意愿（景晓芬，2013），从而影响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在模型3中，加入了自变量自我效能感后，居住环境风险感知因子每提高10分，社会融入就相应减少0.32分；住所风险感知因子每提高10分，社会融入就相应减少0.27分。与模型2相比，居住环境风险感知因子和住所风险感知因子对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有所减弱。可见，自我效能感减少了居住风险感知对社会融入的负向影响。
其次，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在模型3中，自我效能感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模型2与模型3的比较可以发现，自我效能感对风险感知的负向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融入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进一步说明自我效能感较好的外来人口更易融入城市。自我效能感之所以会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自我效能感与人们相信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做什么有关，而和人们拥有多少技能无关。
具体来看，创新意识因子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明显。创新意识因子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相应增加0.39分。可见，创新意识越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越好。乐观态度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乐观态度因子每提高10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相应增加0.50分。可见，外来人口越乐观，就越能融入城市。已有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表明，长期的高自我效能感会累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积极社会心态，良好的社会心态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对社会的感恩，这样就在他们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循环；相反，消极的社会心态会导致他们产生不健康心理和对社会的怨恨，这样就在他们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恶性互动和循环（付桂芳，2013）。
四 建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路径选择
以上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均有重要影响。风险感知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负向的影响，即风险感知越高，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越差。其中，经济风险感知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负相关关系不明显；而社会风险感知和居住风险感知都显著地阻碍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与风险感知带来的负能量不同，自我效能感对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风险感知的负能量的释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即自我效能感越高，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就越好。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外来人口的主观状态对其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建构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可行路径时，我们应该重视外来人口的主观状态，认真区分不同性质的内在情绪，抑负扬正，从而促进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首先，重视城市外来人口的主体性建构，将城市外来人口看作具有反思能力的实践主体。人的主体性是指与客体相对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包括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改造客体的能力（宋庆，2008；李荣，2009）。外来人口面临着从熟悉到陌生的场域转换，可能遭遇制度和规则的不公待遇。这些外部的结构性因素与外来人口的主体意识进行碰撞、冲突，对其心理产生重要影响。然而，个体并不是结构的傀儡。吉登斯认为，行动及其行动者都是能动性的，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的监控能力（吉登斯，1998a）。在城市融入的实践中，外来人口不断重塑着他们的主体性，形成对城市的认知、态度和感受，并反过来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入实践。
其次，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控制和减少外来人口的社会风险。当代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始料未及的风险，而风险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这种综合特征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客观风险的治理，也要注意主观认知的风险程度，加强对个体风险意识的引导。
就客观风险的治理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控制。
第一，促进就业，减少外来人口的经济风险。就业是社会融入的基础，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外来人口才会更有信心、更有能力与流入地市民进行深层次交往，才能更好地被当地市民接纳，从而促进其他方面的融入（杨菊华，2009）。将就业服务作为一项长期性的社会政策行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外来人口的择业空间，拓展他们的择业领域，增强他们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完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管理，降低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风险。社会保障是外来人口获得与市民同等待遇的主要标志，尤其是在其权益受损的时候，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救助，对其社会融入至关重要。平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外来人口真正在城市中扎根。政府应当赋予外来人口社会保障权，应当承担起构建合适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责任。
第三，提供住房支持，改善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规避外来人口的居住风险。住房是外来人口在城市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外来人口融入实践的起点。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安居才能乐业，解决好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问题，不仅能够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进程，也将大大加快我国的城市化速度。有关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规划，要注重一些有助于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的开发，应该改变目前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工棚等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大量集中的隔离式居住方式（景晓芬，2013）。
当客观风险被控制、减少到最小程度以后，我们还应关注外来人口的风险感知。个人当前的经验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那些当前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风险（贝克，2004；吉登斯，1998b）。风险的主观建构表明了一种普遍的人造风险现象，即个体的主观感知、思想意识、个人偏好、价值取向、得失判断等主观因素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等根本性、潜隐性因素共同形塑其对风险的整体感受，进而影响人的行为反应（斯洛维奇，2007）。一个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由风险源头事件本身造成的，而风险事件的高级别影响和整个事件后果的严重性则是部分地由风险的主观建构和放大效应造成的（刘岩，2010）。吉登斯认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于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提供必要的资源”（吉登斯，2000）。因此，对于外来人口的风险感知，我们应从风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入手，实施积极的引导。同时，人们对风险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风险管理的信心。如果人们信任风险管理者，沟通易如反掌；如果缺乏信任，任何形式的沟通都会举步维艰（斯洛维奇，2007）。可见，加强外来人口对政府和城市体制的信任，有助于抑制风险感知的负能量，从而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第四，增强自我效能感，培育外来人口的创新精神和乐观心态，为他们的社会融入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在提升外来人口自我效能感方面，政府和社会需要在心理方面给予外来人口大力支持。政府应该多建立一些情感护理中心，提供情感关怀和各方面的心理服务，具体形式包括服务热线、个体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团体心理辅导与培训等各种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企业应该开展企业社会工作方法，为雇员提供援助项目服务（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为他们提供情绪管理、压力应对、职业生涯规划等心理辅导；社区可以运用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成立更多的心理服务站，普及心理咨询服务，解决外来人口个人、家庭和工作方面遇到的心理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心理培训。以上这些措施可以激发外来人口的主体性，消除外来人口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意识，使其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成功，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在改善外部环境方面，社区和整个城市都要营造一种积极的社会文化氛围。文化氛围一方面通过社会化过程影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评估；另一方面，文化因素也直接影响个体对效能信息的认知加工（郭本禹、姜飞月，2008）。因此，我们要创造出平等、公正的文化氛围，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偏见，增进本地群体与外地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
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承载着每个移民的城市梦，更牵动着和谐社会的中国梦。在这个风险遍及各个角落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自我效能感对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都证明了外来人口是具有反思能力的行动者，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影响着城市融入的实践。这一研究结果为我们探寻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内在动因提供了依据。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外来人口自我效能感的提升都将有助于建构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融入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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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Perception，Self-efficac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Urban Migrants
Yanhui Xu Yanping Luo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Social integration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personal dreams，but also affects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society.Extant studies tended to perceive migrants as passive adapters controlled by social structure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migrants’ self-agency.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urban migrants’ risk perception and self-efficacy on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Results suggested that migrants’ risk perception and self-efficacy had a negative and positive prediction to social integration，respectively.It was suggested that urban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may be promot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risk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individual self-efficacy.
Key words：risk perception，self-efficacy，social integration
[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1ASH001）；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厦门大学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项目。
[2] 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2/t20140224_514970.html，201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