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朝日儒学的异同点比较
一 相同点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它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国并与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东方儒教文化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朝、日儒学思想有不少共同点。
（一）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相同
“德治”是儒学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朝鲜三国时期基本上模仿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提出了德治思想。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以道与治”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以此治理国家。新罗封建统治阶级完成朝鲜半岛统一大业后，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还把儒学的“正名”思想搬到社会政治思想领域。
儒学的社会政治思想对日本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给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天德太子于公元604年4月公布“十七条宪法”，其中有“君、臣、民”关系准则。这明显地反映了儒学“德治”和“仁政”思想。“十七条宪法”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是当时日本统治者依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试图说明新社会秩序下“君”与“国土”“人民”关系以及“君、臣、民”关系的最早的理论尝试。大化改新后新生的封建统治阶级更为积极地吸收儒学，并把它作为先进的政治理念来加以应用。
（二）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依据相同
中国古代的各种制度和法令大部分是根据儒学思想来制定的，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身份等级制和以“亲亲”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以及仁义道德与种种礼仪法节无不来源于儒学思想。
这些典章制度和法令传入朝鲜和日本之后，对这些国家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唐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和法令。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制度和法令都是从唐朝学来的。百济建成封建制后，在朝廷实行“三佐平和十六等级制”，地方实行“五部五方制”，这些制度皆是模仿唐制而制定的。
另外，新罗也很重视“忠谏”制度。新罗“忠谏”思想就是采用了孔子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思想。新罗“和白制度”也是受儒学的“尧禅让于舜”的影响而形成。到了统一新罗时期，“和白制度”受儒学典章制度影响变得更为完整，后来成为国家制度的一种。“和白制度”到高丽时期变成“都堂”，后到朝鲜王朝改变为“议政府”。公元6世纪，新罗改国号和年号，并开始使用“国王”的称号。这些也是受儒学典章制度影响的结果。
日本也受儒学思想影响，进一步健全各种典章制度和法令。儒学在日本的影响逐渐扩大，为日本建立各种典章制度和法令提供了思想基础。日本统治阶级学习唐朝政治制度，开始实行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大化改新的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是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实行改革的。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这也是与受儒学典章制度的影响分不开的。
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基本上是以儒学思想为基础而制定的。后来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都是以唐朝律令为范本制定的。自然，这些律令的精神与内容也都模仿唐朝律令，处处渗透着儒学思想的影响。
（三）教育制度相同
孔子通过自己大半生的教育实践，总结出前所未有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包括“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和“因材施教”“启发式教育”“言行一致”“学思统一”“学用一致”“实事求是”等教育方法。
孔子教育思想的传播，使朝鲜和日本迅速掀起了新的教育热潮。
（1）朝鲜和日本仿照儒学教育思想，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建立“太学”，在地方设置“扃堂”。后来百济、新罗也相继建立了儒学教育机关。到了高丽时期，儒学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于992年把“太学”改编为“国子监”，在地方十二个州都设立了“私学”。自958年起，朝廷“始置科举”，以此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
日本的儒学教育虽然稍晚于朝鲜，但是从大化改新前后起，儒学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央设立了“太学”，地方设置“国学”。太学主要招收中央的贵族子弟，国学主要招收郡司以上的地方贵族子弟。
（2）朝鲜和日本以汉文字为榜样，各自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朝鲜于7世纪中叶，创制了“吏读法”。所谓吏读法就是用汉文的音和意来表达朝鲜语的方法。吏读法的创制是朝鲜文字形成的先行。日本是到了8世纪时，著名汉学家吉备真备根据标音汉字楷体偏旁造成日文“片假名”，还有日本僧侣（学问僧）空海仿照汉文的草字创制了草书字母——“平假名”。这一时期日本又发明了“汉训读法”。这些就是日本文字的开端。
（3）朝鲜和日本各自发展了本国文化艺术。
8世纪末9世纪初，朝鲜和日本各自派遣许多贵族子弟去唐朝留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学完回国，参加了本国的政治文化教育事业。在他们的带动下，朝鲜和日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145年，新罗学者金富轼编写了《三国史记》。半个世纪后，新罗僧侣一然编写了《三国遗事》。
日本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八九世纪时，万安昌等人编写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二 不同点
朝鲜和日本接受儒学的时间与社会历史条件并不相同。朝鲜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刚刚进入封建社会时已接受了儒学，但日本则是于公元5世纪初，在奴隶制向前发展的条件下开始接受儒学的。这些与早在先秦时期理性文化已有了相当发展的中国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儒学传入朝鲜与日本时，中、朝、日三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就决定了中、朝、日三国儒学的差异性。
（一）儒学的作用不同
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工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固和发展，促进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作用。由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把古代文化典籍变为儒经，成为历代传播文化典籍的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并且孔子的文化教育思想确立了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最高准则，因此孔子的历史地位越来越高。
儒学传入朝鲜后，与朝鲜固有思想相结合成为朝鲜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在整个三国时期，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工具，起到巩固发展封建社会的作用。但是，到了高丽时期，随着佛教势力的加强，儒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受到冲击，佛教逐渐占了统治地位。
可是到了高丽末期，佛教渐失生气，滑向衰退，到朝鲜王朝，儒学恢复了正统地位，发挥其统治理念的作用。朝鲜儒学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所起的作用更大。它作为进步的学问，起到了开导人们的思想的作用。由于朝鲜儒学者照抄照搬儒学思想，儒学在朝鲜的作用，基本上与中国相同。
但是，日本与中国和朝鲜情况不同。在日本，儒学一度只传播于宫廷中的王公贵族间，所以其影响并不广泛。到了7世纪，日本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改革社会的必要，从此开始学习唐朝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积极吸收中国文化。这种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但是，在古代日本儒学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也未起过统治作用。儒学往往与老庄之学相结合，只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里起一定的补助作用。
（二）宇宙观有所不同
儒学宇宙观就是天命观。孔子认为天就是具有人格意志的、社会和自然的最高主宰者。他指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1]。可见，他把天作为自己思想的终极根据，并自称受命于天。从此，他强调“敬天命”“畏天命”，甚至把“知天命”作为成为君子的重要条件。这种儒学宇宙观长期支配了人们的头脑。
在朝鲜，儒学宇宙观传入之前，已经存在过具有图腾制残余意识的朴素信天思想和祖先崇拜思想。所以儒学的天命观在朝鲜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而得到迅速传播。儒学天命观与朝鲜朴素信天思想相结合形成古代朝鲜的宇宙观。从此，朝鲜也认为天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者，指出：“国之兴亡在于天。”[22]
然而日本则不同。在日本，儒学传入时，他们要以神话中出现的对氏祖先神的信仰为思想武器，统治奴隶或调节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氏族祖先神信仰里，贯串着血缘关系。所以它既有维护血缘关系共同体的社会功能，又有说明天皇皇室和氏族统治的合理性的政治功能。统治阶级认为天皇就是主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所以，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时不易接受儒学的天命观。
后来，日本统治阶级意识到，仅仅依靠这种神话不足以说明天皇制国家的经济、政治权力等问题。所以，他们需要重新寻求新的权力来源，以此说明天皇的经济、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于是引进了儒学的“天命观”。但它尚未成为当时日本宇宙观的主流。
（三）伦理思想不同
儒学伦理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就是“克己复礼”。要做一个符合“仁”的原则的人，就要在“视、听、言、动”各个方面都要做到符合“周礼”的规定。“仁”乃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和道德规范。儒学伦理思想的实质是强调人的主观自觉精神。
朝鲜为达到巩固封建身份等级制的目的，全面吸收儒学伦理思想。将以“仁”与“礼”相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同时从朝鲜本国实际出发将“孝道”思想提高到伦理道德的核心地位。在朝鲜之所以强调“孝道”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古代朝鲜长期处于“男耕女织”的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状态，所以，只要做到“子孝于父”，才能维持政党的家庭关系，进而维持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政党秩序。所以朝鲜把《论语》《孝经》摆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并把它作为必修科目并不是偶然的。
儒学伦理思想在日本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就以“忠孝”思想来看，虽然这一思想继承了日本民族的固有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儒学的“臣忠于君，子孝于父”思想里赋予了日本忠孝思想的内容。从此把“忠孝”思想提高到伦理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把对天皇的忠诚当作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
另外，日本又从儒学思想中吸收了“德”这一价值观念。但是，这些思想遭到佛教和神道思想的冲击，未能得到发展，甚至有些内容还被佛教“因果报应”说所压制而被迫收敛。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儒学伦理思想在日本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未能形成体系。
（四）文化教育思想同中有异
科举制本是唐朝的用人之道，中国早已开始实施。后随着儒学的传入而传播到朝鲜与日本。朝鲜模仿唐制实施科举制。在朝鲜最初提出要实行科举制的是新罗儒学家崔致远。到了高丽时期，朝廷模仿唐制于958年首次进行了科举考试，从此，朝鲜开始实行科举制。由于科举制以儒学经典为考试科目，所以科举制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儒学的深入发展。
但是，日本从未实行科举制。这除了受佛教的干扰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历来重视身份等级制，并把身份等级制作为维护社会人伦秩序的支柱。但科举制所采取的是按才取用，这是对身份等级制的否定，所以未能实行。
（五）私学的有无不同
孔子就是私学的创始人。古代朝鲜根据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开始创办私学。高句丽的“扃堂”就属于私学。高丽的“私学”“乡校”，无疑都是私学。在朝鲜，官学与私学是有明显区别的。
但是，日本就不同。虽然日本也有大学与国学的分别，但是两者皆以中央和地方的贵族子弟为培养对象。再则，两者都被佛教所控制。另外，不论大学还是国学，其讲学权皆掌握在门阀贵族手中，实行世袭制。后来，这种讲授权逐渐转移到僧侣手中。在日本，大学和国学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23]。
综上所述，朝鲜将儒学作为治国之道，照抄照搬。所以，朝鲜吸收儒学显得比较全面而深刻，而日本则从实用主义目的出发，对儒学的吸收采取有用就学、无用就不学的态度，虽然在形式上显得拘谨，但在实质上有很高的效用，这是日本儒学不同于朝鲜儒学的一大特点。
近代以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儒家思想体系，都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但作为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某些因素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还被激活，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挥作用。
儒学的发展对中韩日三国民族性格的塑造。儒学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上东亚各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它至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潜力，并且有其独特的作用机制[24]。儒家文化绵延2000余年，它所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朝鲜民族和大和民族，是具有悠久的道德传统和智慧的民族。在今日东亚各国，儒家文化虽然不再占据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儒家文化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某些部分，依然具有相当的活力，一部分儒家道德原则、道德信念依然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说，世界各国和民族都可以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那么，东亚各国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自不应舍弃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
中韩日三国儒学的历史文化特色。中国儒学凸显“仁”（仁恕）。“仁爱”观念居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之核心。在儒学中，“仁”与“爱”“和”“恕”“公”等共同构成主导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上与中国社会制度形成一种互动关联。韩国儒学凸显“义”（义节）。朝鲜时代的士祸，逐渐酿造了韩国儒学的“道义”精神；外民族的入侵激发了韩国儒者的节义精神，使得强调“义理”“忠义”成为近代韩国儒学的基调。日本儒学凸显“忠”（忠勇）。在前现代的日本儒学或文化中，支配性的价值原理是“忠”，人对特殊系统或集体的承诺胜过对普遍主义价值“正义、博爱”的承诺。森岛通夫通过对中日两国儒教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意识形态，或者至少是日本的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教。但是儒教日本化之后，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儒教的自己的特征。在森岛看来，中国的儒教，以仁、义、理、智、信为重要美德，而尤以“仁”为核心，认为“仁”是人类本质的美德，把成为“仁者”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日本儒教却强调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的美德，其中尤其以忠诚为核心[25]。总之，仁、义、理、智、信在中韩日三国儒学中都受到提倡，但因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三国的儒者气质、德性、各自的价值系统及其支配性的原理、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再了解一下中韩日三国儒学发展的不同情况。
首先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与儒家文化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关。鸦片战争打破了儒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后开始了中西文化碰撞。中华民族一批又一批优秀分子，把目光投向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直至新文化运动，彻底批判了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这种批判带有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全盘否定的倾向。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再一次遭到“史无前例”的批判与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得到了纠正。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成分，最主要的有三种，即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三种文化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儒家文化特色。
其次是儒学在韩国的发展。韩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有着深远的儒教传统。几百年来，韩国民间实践儒家礼节，相沿成礼俗，三纲五伦成为韩国家庭与社会人际关系的准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曾有人认为韩国是“比中国还完善的儒教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儒家思想主导型文化结构、现代文化结构和现代西方技术成功的结合体。接受中国儒家文化时，韩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而是进行了两次较大且较好的改造。一次是实学思想，一次是开化思想。实学思想使韩国的儒家文化变得更加积极，这次思想改造是对儒学的一次光大和发扬，使韩国批判地吸收了儒学。开化思想是韩国对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初次尝试，引进吸收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平等、自由、重商主义、人民主权、法制观念等带有启蒙意识的内容，给韩国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
现代韩国的文化是儒家传统文化、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在韩国的复合互补。也就是说，韩国现代文化在整合与和合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韩国的飞速发展和在韩国国内发扬光大的儒家文化以及美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这正是韩国儒家文化的特色。20世纪50年代，韩国经济日益崩溃，社会动荡不安，韩国急需外部的支援。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后认识到韩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价值，为了维系韩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了韩国保持政治稳定，避免社会动荡，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美国援助韩国期间，在韩国驻军，帮助韩国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美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韩国经济发展的压力，但同时美援抑制了韩国生产，导致韩国进出口的严重不平衡，导致韩外贸逆差。韩国政府和韩国许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美援不能真正解决韩国的经济问题。韩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又是儒家文化。政府为了弘扬悠久的儒家文化传统，决定出资修建具有400多年历史的陶山书院，并把它作为国民教育的基地。近代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坎坷的。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儒家“礼”的思想“在于维系了日本重视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人际和谐的传统价值观”。可以说“7世纪～12世纪的日本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当时早期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兴废及其所表现的特征，自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早期日本儒学的兴衰及其特征”。[26]日本儒学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了的变形物。因而，从日本儒学所具有的特色，我们便可窥视日本文化的某些特质。第一，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相比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这或许与日本文化的直观性格有关。第二，较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的认识论更为重视感觉经验，注重事实、现象、经验和实证。第三，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第四，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无条件的，近代日本又努力使“忠”无条件地归属于天皇一人。第五，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教等其他思想共存。这也是中、日儒学的不同之处。日本儒学的共存性，实际上是日本文化的多元共存性格的表现[27]。
[1] 《论语·子路》。
[2] 《论语·为政》。
[3] 《论语·子路》。
[4] 《论语·里仁》。
[5] 《论语·里仁》。
[6] 《论语·述而》。
[7] 《论语·为政》。
[8] 《论语·子罕》。
[9] 《论语·乡党》。
[10] 《论语·公冶长》。
[11] 《礼记·中庸》。
[12] 《论语·为政》。
[13] 《论语·子路》。
[14]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梁惠王上》。
[15] 《复性书》。
[16]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
[17]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小兽林王》条。
[18]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百济》。
[19] 高丽末朝鲜王朝初的哲学家。权近是一个主张“理先气后”的客观唯心主义者，极力“斥佛扬儒”，宣扬儒家思想。对道教、佛教均持否定态度。朝鲜王朝建立后，任大司成、中枢院使、艺文馆大提学、议政府赞成事等职。权近的哲学思想不仅对朝鲜朱子学的发展很有影响，而且后来对日本的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影响。
[20] 《唐书·高句丽》。
[21] 《论语·八佾》。
[22] 《三国遗事》卷一，《真兴王》。
[23] 朱七星主编《中国朝鲜日本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9页。
[24] 徐远和主编《儒家思想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08页。
[25] 森岛通夫著《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民族精神》，胡国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第10页。
[26]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第46页。
[27] 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