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儒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儒学及其产生

（一）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创立

春秋时代，由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撼动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的时代精神注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

儒家是在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中出现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创立者是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后来由思想家孟子加以发展。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

（二）孔子儒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1.社会政治思想

孔子认为，周朝的制度、文化是夏、殷以来文化发展的高峰，周礼就是吸取夏殷制度的优点而制定的，十分完备，值得尊奉。周礼的基本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贵族等级制和以奴隶制贵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

要维护等级制和宗法制度，在国家政权方面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允许“陪臣执国命”。在家庭关系方面要做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孔子处在周礼崩溃的时代，仍然坚持周礼。孔子看到光用命令刑罚已不能遏制奴隶解放的洪流。只有“德治礼教”才能使劳动人民“有耻且格”[2]。所谓“道之以德”，指的是用人伦道德来教化人们，使人们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齐之以礼”，是指订立一些礼制，造成一些限制和区别，使人各安其分。孔子虽如此主张“德治礼教”，但这并不意味着奴隶主放下皮鞭和刑具去说服教育，而是在皮鞭和刑具之外又加上了奴隶主阶级的德治礼教的灌输。奴隶主阶段企图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维系正在崩溃的奴隶制。

“正名”的政治含义就是用周礼作为尺度去正名分。孔子为了挽救周礼崩溃的残局，强调对于“名”要有正确的认识。其实，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不是由于人们对于事物概念不清楚，而是社会内部矛盾充分暴露的必然结果。所以，孔子把“正名”看作解决诸多混乱的先决条件，这是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名实问题上的具体表现。

2.伦理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开创者，他将“仁”作为自己学说的最高范畴，力图以仁爱的精神改善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并由此入手来解决社会危机。因此，他以“仁”为核心范畴，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建立了完整的伦理道德学说。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

在孔子所有学说中，“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可以说是政治范畴，它包括所有的社会规范、典章制度。“仁”和“礼”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两者密切结合，融为一体。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孔子不仅要求统治者把奴隶当作人来看待，还提出了一套仁政、德治的现实政治主张，要求对奴隶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减轻剥削、压迫，缓和阶级矛盾。后来孟子的“仁政”学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其作用是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合于“礼”。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3]

在道德行为方面，孔子提出“仁者安仁”，讲的是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困难环境），不可以长处乐（长久居于安乐中）。”[4]孔子指出德、福不一致，这种观点是对西周以来的“福善祸阴”天命观的一个否定。孔子还提出义利问题。所谓义利问题，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主要看义，而不是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他重义轻利，把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视为小人。

总之，孔子是封建道德的奠基人。他的伦理思想，把伦理与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且阐明了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评价问题，从而为培养为新兴封建政治服务的“志士仁人”和“君子”的封建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先河。

3.哲学思想

天命观 在孔子以前的夏商周传统思想中，“天”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孔子也把“天命”看作一种神秘的主宰力量。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对天命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天命观念，把“天”看作有意志、能赏罚的人格神；另一方面，又吸纳了进步的思想，强调尽力于人事的作用，甚至达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

在孔子那里，天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困难、最痛苦、最需要依靠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着他与困难斗争。“命”，在孔子那里是一种不可知的必然性，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是一种不可把握的偶然机遇。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对于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解释是：“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孔子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和奋力抗争精神，倡导积极入世和发奋有为的态度，这是他行动的出发点。在做到了最大努力、达到了极限时，也不语“怪、力、乱、神”，天命才作为事后的说明和自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认识论 孔子的认识论也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的矛盾。但他从多年的教学从政实践中得出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观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言行观。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提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谈到他本人，他并不以“生知”而自封，“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6]“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7]“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8]提倡多问、多见、择善而从，“入太庙，每事问”[9]这是一种接近实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在强调耳闻目睹、亲身见闻的同时，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为空想。他提出“闻一以知十”[10]“下学而上达”等为学之方。懂得一件事，可以推演而知十件事，学习基础的知识，可进而领会高深的道理，此即理性演绎的方法。

方法论 中庸作为方法论，是孔子的世界观、天命观的产物。《礼记·中庸》是记述孔子中庸思想的专著。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为常道也”。[11]从文献来看，孔子以前已有“中”的记载，但明确提出“中庸”的是孔子。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就是说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转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实行残酷斗争，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表现在政治中，他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势力发展到要冲破旧统一体的时候，而他却要缓和这种矛盾，防止统一体崩解，因此客观上起到了“守旧”的作用；但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庸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孔子认为从大公无私的立场上可以对不同的人进行调和。面对春秋时代的巨变，孔子斥之为“天下无道”，努力恢复西周初年那种和谐、安定的状态，这使他的政治主张到处碰壁；但在个人的修养方面，使多种对立的因素统一、和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学在官府”的老规则，开创私人办校的人。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弟子“诲人不倦”。相传他先后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他建立了当时最大的讲学团体，并教育出不少有才干的学生，且通过他的丰富教育实践，总结出前所未有的教育思想。首先，他提出“有教无类”思想。西周是等级差别极为森严的国家。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间存在严格的阶级界限，而且在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存在贵贱、尊卑的差别。当时学校教育被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只有贵族子弟有受教育的权利。所谓“有教无类”就是指在教育上打破这种等级界限，使教育普及于多数人之中。孔子在教育实践中贯彻实施了这一思想。在孔子弟子中有不少下层平民出身的人。诸如：“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涵聚，盗也；颛弥师、驵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突破了西周奴隶主贵族教育身份等级制的限制。然而，“有教无类”并不等于打破教育的阶级界限，向奴隶们开放学校大门。但是，在当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已成惯例的条件下，提倡“有教无类”，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进步。其次，他还提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当时将在位的统治阶级统称为“君子”。在君子中属于最下层的叫作“士”。孔子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士”或“君子”，即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说“学而优则仕”就是不论谁，学好了就能做官的意思。“学而优则仕”的提出，不仅突破了西周奴隶主教育的阶级界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做官人员身份上的限制。这在当时世官世禄的条件下，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最后，孔子在学习方法上也提出宝贵的思想。首先他主张实行“因材施教”。孔子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善于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不同的回答又恰恰是针对学生的某些缺点而说的。

孔子还经常教导他的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强调树立老老实实学习的态度。对学习的规律，孔子也做了某些概括。他指出“温故而知新”，意思是要获得新的知识，就不能脱离旧的知识基础。关于学习的过程，他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2]

（三）儒学的基本特征

儒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涌现出不同的学术思想与观点，其内部不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在哲学观点上，都是有差别和对立的。但两千多年来，作为一个学派，在思想上又有其共同的特征。

第一，宗师孔子，视其言行为最高准则。儒家学者都推崇孔子，并且以孔子为祖师。但儒者所宗师的孔子，都是主观化了的孔子。例如，先秦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各有自己的孔子形象，孟子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他加以改造了的“仁政”，而荀子则认为孔子学说的实质是他加以改造了的“礼政”。虽两者主张各异，但作为崇孔则一。不论哪家、哪派，不论何时，在形式上都无一例外地推崇孔子，都打孔子的旗号。

第二，都以《诗》《书》《乐》《礼》《易》《春秋》为六经典。《六经》是儒学的原典。儒学者对《六经》思想的解释和发挥基本上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借《六经》以阐发自己的思想。由于对《六经》的看法不一样，在思想史上儒学又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第三，提倡仁义，以此为行为准则。因为儒学从其实质上而言就是一门伦理道德学，其核心就是“仁义”，只有做到了仁义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儒学家皆提倡仁义，并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

第四，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这是儒学的伦理纲常，以孝悌为核心。对此，儒学有一套要求：为君者，有为君之道；为臣者，有为臣之道；为父者，有为父之道；为民者，有为民之道。只有做到“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兄弟之悌”，才能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并且把它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即“推己及人”，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学把它提到决定国家命运的高度上去认识，因此非常重视这种道德品质修养。

总之，儒学是以实现人的价值问题为中心进行思考的，即从考虑个人的问题出发，逐渐扩大到社会以及整个宇宙的问题。所以，儒学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较重的人文主义特征。

二 儒学的历史演变

（一）先秦儒学

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过程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原理。原始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13]这句话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孔子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推行了“仁政”学说。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14]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会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

原始儒学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当时的儒学家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以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因而始终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两汉儒学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他进一步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做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借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

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董仲舒等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他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是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为了神化教主孔子，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也统统被装扮成与众不同的神。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被视作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儒学对士大夫们修身养性的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魏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大。

（三）魏晋儒学

到了魏晋时期，形式烦琐、内容驳杂的两汉经学终于被玄学所代替。玄学的发展借助于两汉经学，儒学在玄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王弼和何晏等人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王弼注《同易》、释《论语》，何晏作《论语集解》，这些是玄学家们为使经学玄学化所做的努力。儒学经典《周易》与《老子》《庄子》被并称为三玄。玄学讨论的有关“本末”问题，虽来自老庄，但与《周易》关系密切。特别是玄学家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虽其说不一，但无论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还是郭象的名教即自然，都肯定了儒学的名教。

儒学在魏晋玄学时期有重要发展，它一扫两汉儒学的烦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使抽象思维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

（四）隋唐儒学

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期。但是到了唐中叶，韩愈以儒家思想的承传者自诩，提出了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所谓“道统”，同佛教的法统抗衡。

韩愈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的内涵就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认为，世界万物从“日月星辰”“草木山川”，到“夷狄禽兽”等是由它所主宰。其实，韩愈的道就是一种先天的客观精神。他试图用一种“为主之道”的自觉精神去重整封建伦理纲常。这与以前的儒学哲学思想相比，已有初步地从宗教异化的天命神权观念过渡到以道德法则为中心的客体精神的倾向。韩愈不仅借用《大学》等传统思想资料来与佛老相抗衡，而且还虚构了一个“道统”来对抗佛教的“法统”。韩愈是开启宗明道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柳宗元“自幼好佛”，认为浮国之言“不与孔子异道”，但他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为务。他在哲学思想上提出“元气自动”的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唯物地论述了宇宙统一的物质性及其无限性。他把山和川看作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物，阳和阴的流动为天地之间的元气。认为阴阳二气弥漫无际，纵横交错，互相时而聚会，时而分离，彼此时而吸引，时而排斥，就像车轮和织机那样不停地运动，并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的主宰。柳宗元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思想，开创佛老入儒的先河，启迪了后来的理学思想。

（五）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学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大肆进行辟佛。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学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来。

韩愈的弟子李翱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15]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学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李翱认为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经典指的是《易》和《中庸》。《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的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而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性理学家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宋明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依乎天理”“天理自然”“自然已足”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儒学在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

（六）近现代新儒学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当时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的儒学，不管在制度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层面，都在起着阻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作用。儒学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

中国儒学的向近代转化，或者说把传统儒家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连接起来、融通起来，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他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帜，借用儒学，特别是抬出孔、孟来宣传其维新变法的理想。他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

康有为对孔子学说有一个全面而简要的介绍，他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然后，他加以发挥道：“夫主乎太平，则人人有自主之权；主乎文明，则事事去野蛮之陋；主乎公，则人人有大同之乐；主乎仁，则物物有得所之安。主乎各明权限，则人人不相侵害；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16]从这个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已经是在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解释和发挥孔子之道了。

康有为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尽管他反对彻底取消君权的民主共和制，但他也反对固守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做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已被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从名义上讲也不再存在了。因此，更多的人则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都包含通过对儒学进行现代阐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儒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孔子创立的儒学，由于具有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的现实性，在当时就据有显学的地位。从孔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来看，尊天命的传统影响、中庸的政治要求，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占据主导方面。但丰富的文献知识和长期从事教学的实践经验，又使他总结出一些符合唯物主义的教学原则，在我国古代哲学认识发展史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以“好古敏求”的治学态度和“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成为第一个强调理性自觉的哲学代表。

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与他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执两用中”的矛盾认识都有理论上的贡献。并且由于教学的需要而整理、传播了大量古代典籍，因而他具有相当渊博的历史文献知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实际培养了相当多的学思兼备的学者。这对当时和以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文化教育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最高标准，因此孔子的地位后来就越来越高，成为“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地位。

在孔子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宣扬天命、反对犯上作乱、严格上下等级制度等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