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

一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威胁逐渐式微，而环境变化、恐怖主义、重大疫情和突发自然灾害、贫困、毒品交易、由种族和民族问题引发的内战等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涌现。以国家中心、男性主义、军事权力为核心特征的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世界政治出现的新的安全问题。因此，现实主义[1]安全理论遭受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判安全研究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包括建构主义、后现代安全研究、世界和平主义、女性主义、威尔士学派等众多对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安全研究学派。[2]批判安全研究尖锐地指出了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军事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狭隘性。它主张突破国家中心论，拓展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关注结构性安全问题以及安全威胁的多元化问题，对安全研究的议程重新设定，对安全和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分析。

简而言之，威尔士学派认为，安全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更应该是作为公民个人或者某种内在联系紧密的共同体的安全。因为，国家安全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个人的安全。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和合法性。因此，国际安全研究不应只是关注军事战略问题，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公民的权利和福祉，打破传统的、狭隘的主权界限，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关注全人类的安全。作为批判安全研究主要代表的“威尔士学派”[3]是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在1994年由克劳斯（Keith Krause）和威廉姆斯（Michael C.Williams）召集的学术会议上，肯·布斯（Ken Booth）第一次提出了批判安全研究的概念，他的《安全和解放》[4]一文和理查德·温·琼斯（Richard Wyn Jones）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威尔士学派的基本思想体系。琼斯在其《安全、战略和批判理论》[5]一书中，提出把批判安全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解放问题上，通过建构安全共同体解决人的安全问题。

本书主要研究威尔士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特色，以及解放的共同体在推动人的安全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研究内容包括解放的共同体和人的安全之间的具体作用过程和方式，安全研究议程的多元化，安全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与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学术争论，威尔士学派理论的发展前景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谱系

本项研究从对现实主义提出修正和批评的视角梳理具有代表性的非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文献，从中比较和发现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

从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工作也被归入批判安全的范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是该学派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在安全研究中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巴里·布赞的《人、国家和恐惧》[6]全面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在这本书中，布赞最主要的贡献是拓展了安全议程，在军事安全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同时，布赞认为个人是安全关注所不可削减的基础单元。但是，布赞不认可个人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国际安全指涉的唯一对象是国家。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国家才能应付次国家——国家——国际安全问题，在不同层次的安全指涉对象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无法替代；第二，国家是维护和实现安全的主要机构，作用非常突出；第三，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当下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尽管拓宽了安全的定义，布赞的观点还是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界定。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布赞和奥利·维夫关注了身份与国家的关系，这与他们早期的作品是有区别的，甚至是矛盾的。[7]在其早期的文章中，国家是核心，身份是在国家之下的。而在后来的文章中，布赞又把身份看作和国家对立的一个存在，是安全政策关注的核心和重点，和国家是对等的。

理查德·温·琼斯批判了布赞的安全研究，认为布赞仅仅关注国家和科学主义的方法。约翰·埃里克森（Johan Eriksson）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的本质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埃里克森认为，既然安全是社会建构的，那么也就没有客观的威胁，只是试图用安全的主观内涵解释安全问题。这就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宣称某些事务是安全问题制造了机会，这些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不是客观分析的结果。相应地，埃里克森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应当认识到其对拓宽安全研究议程肩负的道德责任。安全化概念被断定是建构在安全需要的逻辑之上，这显然是一个特定的西方概念。[8]琳恩·汉森（Lene Hansen）指出，哥本哈根学派的不安全设定中没有考虑基于性别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他们讨论安全时，所关注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和集团（性别和种族）的安全。[9]虽然布赞和奥利·维夫的研究还存在把国家看作安全指涉客体的局限，这也导致他们的研究很难解释“9·11”事件这样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两人的研究在安全化和体系结构的研究路径中寻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为当代安全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二）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把社会建构主义运用到安全研究中，假设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安全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我们去研究的对象，与社会一样，它是为人类主体间的互动和理解所塑造的。这样，对于“9·11”事件的思考就变为这样的问题：什么建构了我们的安全，我们该如何反应和行动以使我们在未来更加安全。学术界主要有两类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首先是多伦多大学的阿德勒（Emmanuel Adler）和波内特（Michael Barnett）所编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并将其研究路径和后结构主义区别开来，核心思想是安全共同体能够以路径依赖和社会建构的方式解读，安全共同体在规范和物质的双重基础上，有着严密的框架。国家把安全看作是通过共同体而不是权力实现的，安全就是可以被建构的，不安全也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给定的条件决定的。这样，可以看到知识在转换国际结构和安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际共同体能够塑造安全政治并且能够创造稳定的和平所需的条件。[10]

其次是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国家安全的文化》，[11]作者认为安全利益是被行为主体的文化因素界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一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物质能力的权力在国家安全中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国家和其他政治主体附着在权力之上，安全文化有助于解读它们的行为。尽管有许多关于拓宽安全研究的争议，但是，卡赞斯坦的著作还是密切关注了传统的、狭隘的安全研究所界定的社会决定因素。卡赞斯坦的安全研究依然坚持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是在有限层面与主流理论展开学理竞争和对话。卡赞斯坦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身份、规范和文化上，国家依然是行为主体，军事安全是安全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关键问题。所有一切都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也就是他研究的主要缺陷。

卡赞斯坦的学术贡献只是能够说明国家的行为，关键的问题是无法填补现实主义理论的空白或者真正取代它们。用事实和案例对卡赞斯坦的安全理论进行评估时，这些文化理论有时可以被当作现实主义理论的有用的补充而无法完全批判和取代它。因此可以看到，卡赞斯坦的建构文化安全理论的主要不足是它对现实的理论补充和贡献太少。它仅仅解释了结构改变和国家政策之间的迟滞问题，文化和战略互相作用也只是在有限层面对战略安全的补充。也就是说，卡赞斯坦的安全研究本质上并没有突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窠臼。

（三）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

批判安全研究是坚持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提出批判的最主要的范式。其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争论在于：安全是否就是战略研究。批判安全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即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威尔士学派。克劳斯和威廉姆斯是广义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二人合著的《批判安全研究：概念和案例》[12]借鉴了考克斯（Robert Kox）的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问题解决理论把既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机制视为既定的起点，探讨基于给定的条件而引发的问题如何被解决和改良，而批判理论则探究这些给定的关系和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怎样改变。批判理论是整体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而现实主义则是静止地、片面地看待问题。

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勾勒出批判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反思；第二，重新反思安全研究中的政治的本质；第三，揭示批判安全研究之批判的内涵；第四，重新思考安全政治和国家的关系。他们进而提出把安全关注的重心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军事战略转向个人、共同体和身份。这就需要观念和方法的转变，而不仅仅是研究内容的转变，并且需要学科内部转变对待批判工作的态度，不能一味忽视和边缘化批判研究工作。批判理论质疑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国家，而且要解构现实主义关于安全的观点。他们认为，建构批判安全的议程比认识更加困难。因此，这本书中吸纳了多元的研究路径和范式：从次现实主义到堕落的现实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这些理论本身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核心命题都是对立的。但是它们也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批评现实主义主导的安全研究，反思二战之后的主流安全研究议程。

因此，可以看到这两位学者更加倾向于推动智识的多元化，鼓励以多种方式和路径研究安全，而不是仅仅遵从一种特别的安全研究路径。显然，这也有别于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因为威尔士学派是坚持解放的志趣的。

（四）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区别于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它是批判安全研究的第二种变体，对批判安全的内涵有清晰的界定。威尔士学派的工作主要是基于布斯和琼斯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研究工作。在1994年由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召集的学术会议上，布斯第一次提出了批判安全研究这个概念。布斯的批判概念不同于克劳斯和威廉姆斯的批判概念。琼斯认为，这是坚决的、果断的批判，因为智识的灵感直接来自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13]布斯认为，在他1991年发表《安全和解放》[14]这篇文章之后，其观点影响了诸如Kenneth Boulding、Johan Galtung和Richard Falk等一些从事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的学者。布斯的文章和琼斯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会议论文形成该学派的思想体系。琼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安全、战略和批判理论》之中。琼斯坚持把批判安全研究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传统之内，他深受霍克海默、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和方法影响，关注解放问题。这成为威尔士学派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的主要区别。

斯蒂文·史密斯认为，批判安全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超越了现实主义。[15]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在《批判安全研究：概念和案例》一书中，并没有提供安全理论，他们没有界定批判和安全的准确内涵。这两位作者选择了给诸如后结构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等安全研究留以发展和对话的空间，就是要超越批判安全研究。但是，他们著作中的某些理论范式不是考克斯意义上的批判，也没能真正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把研究战略建构在和新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的理论之上。简而言之，这样就造成了鱼龙混杂，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批判安全理论的理论也被选入批判理论的队伍。这就造成了批判安全研究发展的困境。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和克劳斯与威廉姆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在学术上，威尔士学派要应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同时也要回应批判安全阵营内部的学术批评，但是，威尔士学派坚持了自己的学术立场、研究路径和方法，坚持对批判安全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理论主要是社会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激进传统的融合。

威尔士学派始终把全人类的福祉置于学术探索和思考的起点，威尔士学派在规避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分散的议题的同时，设定自己的安全理论议程，确定明确的研究议题。对于解放的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威尔士学派特别强调了其综合功能（地区安全共同体在安全指涉对象、安全问题议程、实现安全的方式等方面强调多元性）。解放的安全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发展的渐进过程和共同体事务领域的多元性等特点，并积极实现与安全实践进程的有机结合。比如，欧洲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包含国家、国际组织乃至公民社会等多个层次，同时有欧盟、北约和其他功能定位非常清晰的共同体形式，这使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逐步展开。各个不同功能的共同体之间通过不同事务领域、不同功能之间的积极互动推动安全问题的更好解决。总之，威尔士学派一方面坚持对现实主义主导安全研究所带来的新的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用理论思考和解放的实践回应这些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威尔士学派使批判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和知识的批判，积极实践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学理的进步成为威尔士学派的显著特点。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从威尔士学派的核心概念——安全、解放、共同体切入，解析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它的主要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进而结合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案例——非洲的地区安全实践，深入分析安全和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坐标。这一章主要研究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学派众多，存在较多的理论分歧，但是其共同目标是对安全进行重新反思与定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战略安全进行批判性反思。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对安全主体的多元化、维护安全手段的多样性、安全议题、安全价值的扩展等问题做了批判性思考，批评了传统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狭义的批判安全研究特指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其理论渊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主流理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学术批判，提出通过建构安全共同体推动人类解放和安全的实现。作为威尔士学派的主要代表，肯·布斯和理查德·温·琼斯重视解放的思想和方法，他们从马克思那里找回“解放”并给予其新的理论界定，强调把理论的建构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广义的和狭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在方法的选择和议题的拓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比较这二者有助于彻底理清批判安全研究的基本学术立场。

本章的另外一个研究议题是梳理威尔士学派的学术渊源，理清批判的思想和安全研究的关系。威尔士学派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学养，尤其是把批判的思想和方法引入国际安全研究，这对安全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层面考察，批判安全研究的学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现实主义视角中的安全，[16]它的目标指向是人的解放，这成为威尔士学派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术特质。

第二章，威尔士学派的核心概念。本章主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理清安全、解放和共同体这三个重要概念的内涵。其次，理清三个核心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解放和安全是一个问题，解放就是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7]而建构安全共同体以实现人的解放是威尔士学派的基本命题。共同体思想由来已久，威尔士学派的安全共同体思想继承了卡尔·多伊奇的共同体思想，提出了解放的安全共同体思想，突出了安全共同体的解放功能。威尔士学派对安全的界定突出强调了安全的深化和拓展的问题，安全本身是一种价值，批判安全研究把安全的价值属性和目标属性结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安全的狭隘价值属性。同时，威尔士学派对安全的深化与拓展也彰显了其批判的学术特质。威尔士学派借助解放把安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解放就是安全，安全就是解放，没有彻底的解放也就没有安全。建构安全共同体以推动人的自由和安全的实现，而解放是实现安全的目标和价值结合的中介，这是威尔士学派的基本理论命题。就国际安全研究的范围而言，安全就是解放，解放就是安全。这一判断可能给国际政治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和对话，推动国际安全研究的深入和进步提供有益的启示。

第三章，威尔士学派的研究议程。本章主要讨论威尔士学派对安全议程的拓展、安全目标的设定和安全实践观三个问题。威尔士学派的安全议程深受其安全价值观的影响，认为传统的安全研究问题域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现实。安全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坚持批判与解放的视角，人类就要不断突破原有的结构和束缚，必须坚持解放的实践。安全议程的拓展完全是由威尔士学派的认识论、方法论决定的。

第四章，传统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局限；第五章，威尔士学派和现实主义的争论。此两章从威尔士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切入，比较二者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立场，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和威尔士学派就安全概念的拓展和深化、安全议程的多元化以及安全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辩论。二者的学术论证从理论上有力地回应了现实世界多元且复杂的安全现实，在实践中找寻二者可以通约的学理对话空间，对于安全理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安全与福祉都有重要价值。

第六章，威尔士学派的理论验证。本章主要以非洲地区安全的实践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进展考察解放的共同体和人的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非洲的地区安全为批判安全研究提供了较多的经验。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跨越主权国家界限的地区复合安全共同体在非洲地区的实践，在经验层面推动了威尔士学派的研究。该地区的复合安全共同体的实践突破了狭隘的军事安全共同体的局限，也给威尔士学派意义上的解放安全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威尔士学派的全球公民社会以推动解放和安全的实现为其理论探索的最终目标，现实主义批评其是乌托邦，威尔士学派则用乌托邦现实主义予以理论上的回击。全球公民社会实践考察就是要总结和反思全球公民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难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地区安全共同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案例研究使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和实践通过具体的安全问题结合起来。

第七章，威尔士学派目标指向的评估与展望。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发展指向全球正义。世界安全本质上是政治安全，威尔士学派特别强调了政治和安全的关系，认为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的安全问题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政治价值和利益的考量。因此，追求解放的进程无法和政治剥离。总而言之，必须建构一个世界政治共同体，安全和解放才可能真正实现。本章主要研究全球正义实现的可能性和全球政治实现所遭受的挑战，从更加开放的视野思考全球正义的实现是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四 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

批判安全研究的议题和方法重视思辨，偏向于欧洲大陆式的历史和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因此，本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把实证的方法，尤其是本项研究采用的案例分析、概念的辨析和文本的分析等方法结合起来。

本项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检验解放的共同体和人的安全的关系。这个命题作为威尔士学派的核心命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为了考察和验证这个命题，本书选择了非洲地区安全和全球公民社会两个代表性个案。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突破了广义批判安全的窠臼，不再局限于对现实主义理性的批判和对安全的规范性解释，而试图搭建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学理性解释，更为重要的是把问题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地区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和过程追踪为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寻找现实支持，同时也实现了理论更好地指导安全实践的目标。这就使解放的安全共同体不再仅仅是所谓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理论假设，而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当然，完成上述工作需要把批判的思考和解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理论的探究须臾不能离开实践，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上思考和实践安全共同体的具体形式和功能，是本项研究的议题。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范式出发探索现实世界的问题，也是威尔士学派能够在战后众多批判理论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本书的主题是安全和解放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人类究竟应该怎样维护和实现安全。安全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但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安全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的维护手段、安全的价值都已经固化。国家中心、军事和战略手段成了现实主义的符号和特征。从问题的视角看理论的发展和进步要比单纯从知识增长的视角看更加客观。因此，威尔士学派解释了一些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理论无力或不屑解释的一些问题。

威尔士学派批评了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不足，推动了安全研究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已经昭示了批判安全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如何推动人类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如何推动人类解放，实际上就是批判安全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威尔士学派的批判不仅仅是知识范围内的批判，而是要求深刻挖掘和发现我们人类的生活，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寻进步的方向。人类今天所遭遇的许多问题就是我们的错误行为所致，因此，为了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需要解放我们自己，解放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更是寻求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个层面上认识批判安全研究，它的确在推动人类迎接新的挑战，努力思考我们前行的方向，不断反思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国家的关系，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虽然有些批评家批判了威尔士学派自身的乌托邦色彩，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否认康德的永久和平论的意义和价值，美好的事物永远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注释

[1]为了行文的方便和语义的明确，本书中的“现实主义”没有特别注明即指“新现实主义”。

[2]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3]此学派因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肯·布斯（Ken Booth）和理查德·温·琼斯（Richard Wyn Jones）在位于英国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工作和研究而得名。

[4]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it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5]Richard Wyn Jones,Security,Strategy,and Critical The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9.

[6]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arvester Wheatsheaf，1991.

[7]这方面的著作包括Ole Waever et al.，Identity,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London,Pinter，1993，以及〔英〕巴瑞·布赞等编《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8]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36.

[9]Ken Booth,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5，p.37.

[10]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美〕彼得·卡赞斯坦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eds.，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13]Richard Wyn Jones,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1.

[14]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

[15]Steve Smith et al.，International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1-44.

[16]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给安全研究做了一个经典的界定：安全研究是对战争现象的研究，是对威胁、使用和控制军事力量的研究。见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p.211-239。

[17]Ken Booth,“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7，No.4，1991，pp.313-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