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主题

——文学史的主题学研究（代序）

阅读文学史，我们会透过语言感受到人类情感的流程，领会前人对于世界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前人通过文学的形式（一个符号的世界）表达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而主题，则正是这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最集中的审美凝聚。因为按照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观点，主题乃是文学作品的中心观念（central idea）或支配性观念（dominating idea）[1]，它处于文学本文结构的意义层面的核心。因此，奉献给读者朋友的这本小书，旨在呈示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状态，探索古人是如何思考人生、思考世界的。由于人对自身及环境的思考既受制于文化又集中地体现了文化的精髓，因而主题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韦伯辞典》在解释“主题”（theme）一词时指出：主题是在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或长期存在的观念或指导性原则”。可见，文学作品的主题常常超越了文学本身而体现了特定文化的价值尺度，是文化心理、民族性格和时代精神的结晶。

在西方，“主题学”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顾名思义，它是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主题学在西方常常受到责难。乌·威斯坦因（Ulrich Weistein）指出：“历史地看，称为主题学（thematology）或题材史（stoffgeschichte）的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强烈的怀疑，要克服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似乎是很困难的。”[2]这是因为，“从克罗齐到德国的精神史（Geistegeschichte）和英美的新批评，许多人相信题材（stoff）不过是文学的素材，只有在一出特定的戏剧、史诗、一首诗或一部小说被赋予形式以后，它才能获得审美效用”。[3]但这种反对意见是以一种深刻的误解，即题材（素材）等于主题为前提的。如果说，主题真的等于题材，也就是未经形式化的材料，那么，对主题学的责难就可以成立；但实际上，主题不等于素材或题材。主题作为文学作品（审美经验的语言形式化）的内容要素，是已经形式化了的。没有形式化的东西不能称为作品，当然也就无所谓主题（特指文学主题）。题材就是因为未经形式化（至少习惯使用上如此）而只能算作文学的材料，而不是成品。可见，主题是业已完成的产品（作品）的特征和要素，这决定了它对语言形式的依赖性，也决定了主题学研究对于语言学、形式分析的依赖性。离开了语言形式，主题并不存在；离开了语言形式分析，主题学研究将成为非文学的研究（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庸俗社会学研究）。[4]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主题研究正好有此弊端。可见，对主题学的非难尽管基于误解，却并非无的放矢。

主题固然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在“中国文学主题”之类话语中，“主题”已超出个别作家作品的范围，而成为整个文学整体和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长河中反复出现、历久不衰的主题，才能称为中国文学主题。这种主题存在于一些惯例化了的意象模式（诗歌）和叙述模式（小说）之中。比如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感叹时光易逝、人生短暂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本书称为“死亡主题”），但它并不像在哲学史、思想史上那样，以观念形态存在，而是以感性意象形态存在。表现死亡主题的意象由于反复出现而形成了固定的系列，这就是：（1）以“暮”、“晚”为核心的意象系列，如“日暮”、“岁暮”、“夕阳”、“残阳”、“落日”等；（2）以“水”为核心的意象系列，如“川”、“流水”、“河”、“逝川”、“激湍”等；（3）以“秋”为核心的意象系列，如“悲秋”、“秋风”、“秋气”、“落叶”、“白露”、“霜”等；（4）以春为核心的意象系列，如“惜春”、“伤春”、“怨春”、“落花”、“残红”等。而在还乡、思归的主题中，则有“飞蓬”、“飘蓬”、“归雁”、“杜鹃”、“孤鸿”、“孤舟”、“月”、“月光”、“浮生”等意象系列。而且这些意象系列还有与之相匹配的表现模式。这表明，主题离不开语言表现，离不开意象模式，离开了语言和意象，就无法把握主题；但反过来，语言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对这些意象系作社会、历史、文化的考察，则无法把握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意味。一定的主题固然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与演变的，但社会环境并不构成文学作品主题风貌的充足原因，因为主题必须通过语言表现，而语言又有其继承性、延续性、惯例性和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因而主题是内外因双重决定的。李白对于生命无常的体验不管多么具有个人、时代的独特性，都无法摆脱传统表现程式和意象模式的制约。

通过语言的中介，将文学的主题与文化接通，不在狭窄封闭的语言圈子里作文字游戏，也不离开语言作空泛的文化社会分析，这正是本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过去的主题研究往往过于侧重作品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我们所提倡的通过语言接通主题与文化的方法，还包含有对泛政治化倾向的扬弃（但并不反对适当的政治学分析）。我们认为：文化的精髓和要义在于价值观，即对于人生与世界之意义、价值所持的立场、态度和理解，故以人生哲学为核心。库尔提乌斯指出：“主题是关系到人对世界的独特态度的最重要因素。诗人的主题范围，是他对生活将他抛入其内的诸具体情景的典型反映的一览表。”[5]中国文学中的诸种主题，都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生及世界之意义反思的审美凝聚（由于它是一种情感化、感性化的反思，所以称之为“体验”更适当），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文人对许多重大存在问题（如生死、离别、情爱、自然、个体、社会等）的态度，仅从政治角度是无法揭示其丰富内涵的。这样，紧扣人生态度来解读文学主题，是本书的另一个方法论原则，也是我们选择死亡、情爱、隐逸、思乡这四大主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与其他主题相比，这四个主题似乎更能代表古人对人生意义的反思。

[1] 参见H.Shaw：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1972及J.A.Cuddon：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New York，1976。

[2] 《主题学》，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25页。

[3] 《主题学》，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325页。

[4] 韦勒克和沃伦也是将主题理解为材料，所以在其《文学理论》中只字不提主题学。

[5] 转引自威斯坦因《主题学》，《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