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困境

西方社会有关人类认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反对宗教神学的“理性主义”之中。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提出了“人是逻各斯动物”这一著名命题，认为包括法律、制度、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一切规范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在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古典哲学家康德、笛卡儿、费希特和谢林也主张只有理性才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主义”在西方意识形态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66]。至19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成果深入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黑格尔为首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继续在评判宗教神学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体系，使“理性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普遍信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四处掠夺扩张，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于是，“理性万能”的理念成为“庸人聊以自慰的工具”[67]。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顺应历史潮流”的达尔文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对理性主义进行了“科学的说明”，把理性主义再次推向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促使“物竞天择”的科学真理成为西方人发动战争及四处掠夺的借口和精神支柱。在此期间，人类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生存危机有增无减。人们认识到，理性主义在给人类带来文明、财富、繁荣和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具有毁灭性的生存危机和灾难。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支配下，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理性不再是维护人之价值和尊严的思想归宿，相反理性本身却成了人类欲望无限膨胀的手段和工具。面对这种生存危机所导致的巨大压力，人们开始对在理性和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和反思。在对理性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指出崇尚理性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巨大谬误。他认为要把握超绝的本体，只能靠意志自己认识自己，而不能依赖理性，也不能依赖通常意义上的感性——因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而意志要高于理性。他认为，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要从属于它。如果说在叔本华那里，事物生存意志的目标仅仅在于求生存，那么在尼采那里则认为事物的生存意志除了求生存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求权力、求强大、求自身超越。他认为“超人学说”和“权力意志”是人生命最本质的存在，与传统理性格格不入。此后，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则实现了非理性主义的系统化，把世界的真正本原解释为生命的冲动，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运动，经验和理性不能把握和领悟真正本原的全部内涵。

在现象学先驱的视域中，“理性万能”所造成的这种貌似常识、实则悖论的现象恰恰是理性主义衰竭的前兆。在现象学先驱所提供的拯救人类的价值规范中，“存在”是批判理性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在离开主体内在的绝对性的同时，返回到了原始的“现象”之中，即“存在”是各类经验的“本质”。从胡塞尔的“主体间关系体”到海德格尔的以“此在”为优先地位，都是以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对“现象”的各种情绪体验来探讨人存在的价值及意义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理性支配着的西方发展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历史。他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出发，寻找了一个“此在”范畴来表明他的哲学立场。“‘此’即是世界，具体的、朴实的、现实的、日常的世界。做人即是沉浸于、扎根于和嵌入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普遍物质和事实性物质之中。”[68]回到事物本身，否定从主体的角度把握和认识存在，也拒绝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

其实，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西方哲学家们都倾向于主张“纯粹自我”意识的优先地位，认为只有在“纯粹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添加内容才有对象意识。然而，正如萨特所指出的，意识源发于我，但是对象却超越了我，“意识”的本质就是“超越”，“自我既不形式地、也非物质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在世界中，它是外在的；它是世界的一种存在，就像他人的自我一样”[69]。因此，“自在存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无限内容，无限逻辑；而人的意识作用则在于按自己的意愿否定、分辨、分离，把混沌一片的“自在存在”部分虚空掉，使之成为可以运动的各种事物，即“自为存在”。“人除了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70]。虽然萨特强调了人对于自己的存在负完全责任，但是同时他将个人责任无限放大，这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责任的界限。“人们在不可承受之重的责任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逃避自由、放弃选择、背弃责任”[71]。

总体看来，非理性主义者一致否认或限制了理性对认识的作用，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客分离的思维方式，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确立人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作为一种精神危机的哲学，它又过分强调了人的感性诉求而贬低了人的社会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