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研究
从实际地理到神话想象空间的“昆仑”[1]
刘惠萍[2]
摘要：本文主要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图像材料中关于“昆仑”的记载及形象，认为“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语）之因，实缘于“昆仑”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的概念及空间。文中经仔细梳理如《禹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及《山海经》等早期相关文献记载，认为“昆仑”在早期中国人的心目中，应为一“实际地理”概念与空间。然而大约从战国晚期开始，尤其是到了汉代以后，由许多汉代画像中各种被称为“昆仑山”的山岳形象来看，“昆仑”已渐染上了神仙思想的色彩，而渐由“实际地理”转化为“想象神山”、“地中”等象征空间。其背后的原因，则可能又与汉代以后西王母信仰的兴起有关。
关键词：昆仑 西王母 神话
一 前言
关于“昆仑”的具体位置，自汉代以来一直是难解的问题。元人金履祥曾以为“昆仑无定所”；而近人顾实在其《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更有：“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之叹。
在相关的讨论中，历来学者普遍对昆仑的实际地理位置及是否真实存在，有着较大的意见分歧。其中，或有从实际地理方位来考察者，如自清代以来的赵推鹏[3]、万斯同[4]、陈伦炯[5]、魏源[6]、李光廷[7]、张穆[8]、文廷式[9]等前贤硕儒，大致多从实际的地理考据推证昆仑的可能位置。其间，更有如法国的伯希和[10]、费瑯[11]；日本的桑原骘藏[12]等国外学者投入相关的考证。此外，近代学者如陈士廉[13]、裴景福[14]、蒋观云[15]、张星烺[16]、岑仲勉[17]、吕思勉[18]、唐兰[19]、丁山[20]、卫聚贤[21]、苏雪林[22]、凌纯声[23]、顾颉刚[24]、方诗铭[25]、杨希玫[26]、饶宗颐[27]、何幼琦[28]、萧兵[29]、王红旗[30]等先生，以及日、韩学者如松田寿男[31]、桑田六郎[32]、田宪太郎[33]、久米邦武[34]、方善柱[35]、石田干之助[36]、野村岳阳[37]等，也从不同的层面与学科视野，对昆仑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各有所得。
然亦有不少学者将昆仑视为“想象的”神山或具有特殊意涵的象征，而怀疑它的真实存在，如杜而未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文提出“昆仑”一词源自“月亮山”一词，并认为昆仑文化实乃由月亮盈亏所体现出来的“不死”概念的宗教神秘中心。[38]而王孝廉在《绝地天通——昆仑神话主题解说》中则提出西羌人的圣山神殿或许就是昆仑山原型的论点。[39]此外，日人御手洗胜的《昆仑传说と永劫回归》[40]一文认为昆仑的不死传说是“永恒回归”原型的象征；另如李丰楙的《昆仑、登天与巫俗传统——楚辞文系文学论之二》则将昆仑视为“地中”；[41]陈建宪的《生存的空间——昆仑神话中的“世界之脐”母题》则亦将昆仑视为“世界之脐”的象征；[42]汤惠生的《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则从萨满巫仪的角度，认为昆仑具有“天梯”的象征；[43]何新的《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一文则认为昆仑代表天堂与地狱之山。[44]
除了将“昆仑”视为想象的神山外，如吕微的《“昆仑”语义释源》一文则以为“昆仑”本义为“圆”、“团”或“环”，而“昆仑”一词所反映的正是“一个具有空间性和容纳性的物体，是女性的神话象征”，由此提出昆仑是母体象征。[45]此外，如凌纯声、刘宗迪等先生则以为昆仑即中国古代的“明堂”。[46]
相关的讨论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故苏雪林于《昆仑之谜》一书中便说：
中国古代历史与地理，本皆朦胧混杂，如隐一团迷雾之中。昆仑者亦此迷雾中事物之一也。而昆仑问题，比之其他，尤不易懂理。盖以其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甲乙互缠，中外交混，如空谷之传声，如明镜之互射，使人眩乱迷惑，莫知适从。故学者对此每有难于措手之感。而“海外别有昆仑”（晋郭璞语）；“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后魏郦道元语）；“昆仑无定所”（元金履祥语）；“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近代顾实先生语），种种歎息，腾于论坛。又有所谓大昆仑，小昆仑焉；东昆仑，西昆仑焉；广义之昆仑，狭义之昆仑焉。近代外国学者之讨论南洋民族及非洲黑人者，因中国古书有“古龙”及“昆仑奴”之说，遂亦堕入昆仑迷障，昆仑岂惟中国之大谜，亦世界之大谜哉！[47]
诚然，昆仑不只是世界之大谜，更为学界之大谜，由于其相关记载的虚实难辨、今古混同，故历来学者虽孜矻钻研，似仍难解此大谜。而相关的研究成果虽汗牛充栋，但却正如李炳海于《三层九重、上与天通的昆仑——至尊天神确立期昆仑高度的提升》中所说的：
综观几十年来的昆仑神话研究，存在两个严重的缺陷，妨碍了对昆仑神话的历史还原。古代昆仑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完备的，是历代积累的产物，呈现出层积式形态。传说的昆仑神境由多层境界组成，我们对昆仑神话的研究也要对它的文化内涵采取多层剥离的方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昆仑神话作历时的、动态的审视，而不能只作共时性的静态观照。[48]
近年来，笔者因对汉代墓室中的各种壁画、砖石画像多感兴趣，于观览之际，发现其中或被称为“昆仑山”的山岳形象演变饶富趣味，或可作为考察古代“昆仑”观念演变之另一参考。故不揣浅陋，拟结合书面记载与相关考古图像材料，梳理“昆仑”此一概念，之所以同时被视为“实际地理”及“想象神山”、“地中”等象征之演变及发展过程，冀能对此一论题有所突破，并就教于博雅方家。
二 实际地理的可能
尽管历来学者对“昆仑”的真实意涵仍有争议，然而从较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昆仑”在古代中国人早期的地理认识中，可能确有其地。
首先，“昆仑”之名，就今所见，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
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相同的记载，另见于《史记·夏本纪》。《禹贡》传为禹臣伯益所作，但真伪难辨。然“昆仑”一词，据郑玄所注：“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即西戎也。”可知原为山名。
除了《禹贡》的记载外，汲冡所出《逸周书·王会解》中则亦有：
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闒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
虽然，苏雪林以为“昆仑与贯胸、雕题、狗国、鬼亲相提并论，则亦如《禹贡》之国名或民族名耳”。以为是国名，而孔颖达亦将《禹贡》中的昆仑、析支、渠、搜，视为国名，[49]但蒋廷锡在《尚书地理今释》中则认为：“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为国号也。”[50]故可知以昆仑为国名，实缘于山名。
另在《尔雅·释地》中有：
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释水》则云：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河曲。
可知所谓的“昆仑虚”为黄河之源，且有“璆琳、琅玕”等美玉，故作为一座山岳的可能性极高。
而在早期昆仑的相关记载中，最富神秘色彩的则为周穆王西征、会见西王母于昆仑之丘的神话传说。按《竹书纪年》所记：“十七年，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而在专记穆王西征见西王母一事的《穆天子传》中，更多处提及“昆仑”。如：
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赐女晦。（卷一）
戊午……天子巳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卷二）
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泽，以钓于流水……乃献白玉……牛羊三千。天子□昆仑以守黄帝之宫，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宝。天子乃□之人□吾……天子又与之黄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仑丘。（卷二）
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庙，乃里西土之数。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卷四）
虽然，《穆天子传》中所记神话色彩强烈，明人胡应麟称其“颇为小说滥觞”；[51]清人姚际恒更以其为“伪书”。[52]然据近人杨宽的考证，认为此书内容可能源自原居于西方的夏部族河宗氏之历史传说，后被魏国史官整理成书，其内容实为历史与神话之混杂，并不全然是虚构。近年来，更随着考古研究者对西周青铜器金文研究的发展，证明了书中许多内容仍有其历史根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53]而从《穆天子传》中如“昆仑之阿”、“昆仑之丘”，以及如“乃离西土之数里”的相关记载来看，其地应在当时中原地区的西方，且有一定的距离。
此外，在战国子书中，亦颇有言及昆仑者，如《庄子·大宗师》中有：“堪坯得之，以袭昆仑。”《天地》篇中则有：“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另如《管子·轻重甲》载有：“簪珥而辟千金者，球琳琅玕也，八千里之昆仑之墟可得而朝也。”而《列子·周穆王篇》中则言穆王西征，宿昆仑之阿，观黄帝之宫，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云云，又多与《穆天子传》所言情节相类，由此可知当时人所认知的昆仑，虽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距离，然仍是可“登”、可“朝”、可“宿”之地，是凡人可抵达之境。
而在先秦典籍中，言及昆仑最多者则为《山海经》。《山海经》论及昆仑者有八处。其中如[54]：
……西次三经……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大杅。是多怪鸟兽。（《山经〉卷二·西山经）
……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山经》卷三·北山经）
……三苗国……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歧舌东，为虚四方。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海经》卷一·海外南经）
……流沙出锺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注于南海，厌火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道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鸟东。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后立昆仑上……（《海经》卷六·海内西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海经》卷七·海内北经）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一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海经》卷十一·大荒西经）
尽管学界目前对《山海经》各部分之成书年代先后仍有意见分歧，然大多数的学者多赞同《山海经》各篇非出自一人之手，其中以《五藏山经》成书较早；而《海外经》和《海内经》则次之；《大荒经》与单篇《海内经》成书年代最晚。[55]
其中，在成书年代较早的《西山经》《北山经》中，以及随后的《海外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中，虽有许多如厌火、羽民、毕方等对远国异人与如开明兽、西王母等或源自对西域世界之奇丽想象描写外，更有许多如黄河、弱水、洋水、黑水等颇近于实际地理的描写。而相关的地理描写，根据古史研究者徐旭生的考证以为：
要之西山经各山，均在陕西、甘肃、青海境内，虽间有神话而尚历历可指。[56]
因而，或未必可完全将其视为虚构之想象描述。
到了汉代，汉武帝更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西域各国探寻“昆仑”的确实位置，并定昆仑于于阗南山。按《史记·大宛列传》载：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
虽然，司马迁对汉武帝定昆仑于于阗并不表认同，[57]然亦未否定真有其地。此外，在《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传》中，亦多有关于“昆仑”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将其视为一真实的地理方位。
固然，自汉代以来，关于昆仑之实际地理方位所在，一直众说纷纭：或以为在今青海西宁[58]；或以为在敦煌[59]；或以为在酒泉南山（今祁连山）[60]；更有唐代学者以为在吐蕃[61]；逮佛教流行中土后，又有将昆仑山混同于阿耨达山者[62]。及至清代，学者又或以冈底斯山、于阗南山为昆仑。[63]近代以来，对于昆仑山地理方位的推论，更是百家争鸣、时有新说。其中，有主张蔥岭为昆仑者[64]；有主张天山附近为昆仑者[65]；亦有主张巴颜喀拉山、阿尼马卿山为昆仑者[66]。此外，更有调和诸地，以为介于冈底斯、于阗之间者。[67]同时，更有学者以为古代昆仑是泛指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以及青海地区的一些山脉。[68]
另外，还有不少学者主张昆仑在海外，如顾实附会《穆天子传》，谓昆仑在波斯；丁谦、刘师培则说昆仑在迦勒底。至于丁山的《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和《河出昆仑说》[69]、苏雪林的《昆仑之谜》[70]、凌纯声的《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及《昆仑丘与西王母》[71]等文，或以声韵学方法考论“昆仑”音读；或以文化传播论追溯昆仑山的原型，认为古籍文献中记载的昆仑山，其实就是印度的须弥山或西亚的阿拉拉特山。[72]
清人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一书中综合前人诸说，认为昆仑有七处：“一在海外，一在西宁，一在肃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卫藏之北，一在北印度。”[73]故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包括在中国，以及中亚、巴比伦境内，可能有多处同名为“昆仑”之地。故岑仲勉便针对陶保廉的统计加以考订，得出所谓的“一元说”结论，以为“海外、新疆、卫藏及北印之四昆仑，皆即古昆仑。非名称如一，地点亦未有异。西宁、肃州两昆仑者、古昆仑之东支……唯青海之昆仑，则因真河源发现而层化。由是言之，昆仑之广义，实一元也。”[74]
无论是多元说还是一元说，由前贤学者的历历考证，大抵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仍将昆仑视为实际存在的地理方位。
三 从纪实到想象
然而，诚如前面所言，亦有不少学者将昆仑或视为想象的山岳，或视为天柱、世界之脐的象征。众家高论，各擅胜场。然笔者认为：此或与大约到了战国时期，“昆仑”概念的逐渐神仙化倾向有关。
由对昆仑相关记载的文献梳理中可以发现，早在《山海经》中，即已出现了将昆仑神仙化的现象。如前所引，在《西山经》中，除了说它是“帝下之都”外，更有“神陆吾司之”，即已染神话色彩。而在《海内西经》中，昆仑之虚虽仍为“帝下之都”，然在高度上已成为“万仞”，且更有“长五寻、大五围”的木禾和“以玉为槛”的九井，同时，入口处更有勇猛的开明兽看守着，是“百神之所在”、“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开明兽的西、北、东、南方更有如凤凰鸾鸟、视肉、珠树、不死树、巫彭、巫抵、巫阳等仙界的仙禽异树与神人。另在《大荒西经》中，虽大致保持其纪实的特质，言其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外有炎火之山”，但昆仑神境中却增加了“西王母”。此外，在《山海经》中，“昆仑”或在《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又或在《北山经》《海内北经》；更有在《海外南经》者，由其所在方位的错综难辨或可推知，大约到了战国中晚期，昆仑的概念已不清晰，或已有由实际地理向想象空间转化的趋势。
除了《山海经》外，在同属战国时期作品的《楚辞》中，亦多次提到昆仑：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天问》）
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离骚》）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九歌·河伯》）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
由《楚辞》的“增城九重”、“四方之门”、“西北辟启”及“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等叙述可知，屈原所描写的昆仑，并非在一般现实人世间，而是在遥远的非现实存有世界。
此外，屈原在《天问》中提到“昆仑玄圃”。按王逸注云：“神山，在昆仑之上。其巅曰县圃，乃上通于天也。”[75]《淮南子·坠形训》则认为：
……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过去，相关研究者或多以为《离骚》与《淮南子》的昆仑神话可能同出一源。
至于“悬圃”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屈原要提出“其尻安在”的疑问？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人身背后，脊骨尽处，谓之凥。昆仑之顶既峻起天半，则其凥必深入地中。凥可安属乎？背既未易见，凥愈未易知矣。”[76]李陈玉《楚辞笺注》则谓：“悬圃者，神人之圃，悬于中峰之上，上不粘天，下不粘地。”至于闻一多则在其《天问疏证》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县者，系也。言其上系于天也……山上系于天，则县空而居，下不著地，故问其基阯安在也。”[77]故程嘉哲在《天问新注》中说：“县圃意为高悬在空中的花园。”[78]萧兵也以为：“县（悬）圃，神话世界大山‘昆仑’的顶端，好像高悬着的空中花园。可以从此登天。”[79]
考《山海经》中并无“悬圃”。《天问》中的“昆仑悬圃”，不但强化了昆仑非一般凡人所能到达之地，更影响了《淮南子》中将昆仑分为“疏圃”、“玄圃”及“太帝之居”三层。这不但使昆仑神境的空间高度得到极大的提升，更可“登之而不死”、“登之乃灵，能使风雨”，“登之乃神”。无疑为昆仑的神仙化与神圣化提供了绝佳的形塑条件。
除了“悬圃”外，屈原在《天问》中还提出了昆仑是“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的疑问，以为昆仑是由多层构成。《山海经》说昆仑“高万仞”，但《天问》则称它“增城九重”，更使昆仑神境的空间高度得到提升，且此说可能也影响了《淮南子·坠形训》中“昆仑三层”的说法。因此，到了汉代，便普遍接受此一观念，如在《尔雅·释丘》中也说：
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
李炳海认为战国后期到西汉中期昆仑神话的演变，使昆仑神境的空间高度得到极大的提升，由此衍生出《尔雅》对昆仑一词所作出的解释，赋予它三丘重叠之义。[80]
而昆仑三层之说，对后世影响亦甚巨，如《海内十洲记》有：“昆仑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之辉，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堂。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此说殆变《淮南子》中“昆仑三层”为“三角”。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昆仑说》也说：“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
除了“县圃”、“增城九重”外，在《离骚》中的昆仑，又增加了许多诸如咸池、扶桑、若木等非人世间所有的地名、物象，俨如一美好神山圣境的异质空间。故或如日本学者御手洗胜于其《昆仑传说と永劫回归》中所说的：昆仑本来是世间普遍可见的、作为联结天地之柱的山岳。[81]后来，或由于受到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神仙思想之影响，到了战国中晚期至两汉时期，遂逐渐由实际地理转化为天帝所在、百神所居的神山圣境。
除了文字的记载外，由先秦至两汉时期与西王母相关的图像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变化。
首先，由于昆仑神话经常与西王母神话相联结，因此，考察西王母神话的发源地也成为考察昆仑方位的重要参考依据。按《海内北经》所云：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可知西王母与三青鸟居于昆仑虚北。而在许多汉代的画像中，也经常可见西王母与三足乌、九尾狐、捣药兔等祥禽瑞兽母体一同出现在同一画面，如在约当西汉末的酒樽上有二幅西王母神仙世界的图像（见图1）[82]，其中一幅戴胜西王母持杖而立，前有捣药兔、九尾狐，后方有一人手上立一三足乌；另一幅则绘有西王母戴胜端坐，两侧有一对捣药兔，右下有一跪求羽人手捧三足乌，山中更有九尾狐、肩生羽翼的仙人。据相关记载及一些学者的考察，三足乌可能是由为西王母取食的使者“三青鸟”演化而来的，[83]而捣药兔、九尾狐后来更成为西王母的侍者。因此，他们所居处之地极有可能即传说中的“昆仑山”。而此处的山都是被绘制成一如现实世界的山峰连绵、重峦叠嶂的传统山岳形状。
图1 西汉末酒樽上西王母图像摹本
同样的，在约当西汉末期、东汉初期于河南郑州所出土的一块画像砖（见图2）[84]中，也绘有西王母端坐于一山峦上，其左右并有捣药兔、三足乌；下方还绘有九尾狐。此处的山也是被绘制成如现实世界的连绵起伏形状。
图2 河南郑州出土空心砖画像
关于中国古代山岳的形状，从考古的材料来看，早期多以模拟山峦的简单波浪形线条来表现。故在西汉时期的许多画像中，也经常可见这一类的山岳形象，如马王堆1号墓朱漆内棺前部（见图3.1）及左侧面（见图3.2）所绘的山形图像，[85]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墓帛画（见图4）[86]中于屋顶上的三座山峦形象等。而据巫鸿等人的研究，它们可能都已是一种“仙境”的象征。[87]另在长沙砂子塘汉墓的漆棺上及稍晚的梁王墓壁画中，也已见到类似此“仙山”的图形。[88]
图3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第三套棺前部、左侧面
图4 临沂金雀山9号墓帛画
但大约是到了西汉末、东汉初之际，在画像中代表西王母仙境的“昆仑”形象，也开始发生变化。
如在前所引河南郑州出土的一块画像砖（见图5）[89]中，一样是戴胜的西王母，拱手跽坐于如豆形的高台上，左侧有一双腿直立的兔子，持杵作捣药状，前有一圆筒形药钵。另在山东沂南汉墓墓门西立柱画像（见图6）中，西王母戴胜、肩有翼，拱手端坐于山字形柱状的高几上，两侧有玉兔执杵臼捣药，一虎穿行于柱间。皆无山岳形状的出现。
图5 河南郑州出土空心砖画像
图6 山东沂南汉墓墓门画像
虽然，此二柱状的形象，未必可将其视为所谓的“昆仑”或“玄圃”。然据旧本提汉东方朔所撰的《海内十洲记》所述，昆仑“号天柱”、“如盆，下窄上宽”，又在晋人郭璞的《山海经图赞》中也称昆仑丘“嵥然中峙，号曰天柱”。可合理推测此一上方端坐西方母、如柱状的形象，应即昆仑山。
除了柱状的昆仑山外，若再从年代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的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出土石墓门左立柱正面画像（见图7）[90]来看，画面上部为西王母手执羽状物坐于如云状的柱座上，座两侧有狐狸和人面兽。从柱座底部有崎岖的小山峦观之，这可能就是在昆仑山上“悬空而居，下不著地”的“玄圃”。另在约当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画像（见图8）[91]中：上层画像正中有一西王母，同样头戴华胜，凭几而坐在一似“悬空而居”、“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云状高台上，四周则布满如捣药兔、蟾蜍、金乌及各种敬献芝草与捧杯献琼浆的羽翼仙人。由其构图及相关的内容来看，此并非平凡人间，应为代表神仙世界的昆仑仙境。
图7 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墓门画像
综上可见，作为西王母仙境的昆仑，也受到两汉时期人们对于其意涵与内容的想象与建构，由模拟实际山岳的形象转化为“登之乃灵”、“登之乃神”的悬空玄圃形象。
图8 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画像
四 仙境、天柱与明堂：被神仙化与神圣化的空间
经由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先秦两汉时期，昆仑或为一实际地理之名，然大约到了战国中晚期，因受神仙思想的影响，逐渐由真实存在的地理方位被神仙化与神圣化。
因此，若再简单梳理汉魏六朝的相关记载即可发现：到了两汉以后的魏晋六朝记载中，“昆仑”更成为一个被神仙化与神圣化的想象空间——或成为“太帝之居”，或成为“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圣人仙人之所集也”的神人仙人所居之地。如：
三成曰昆仑丘。《昆仑记》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水经注·河水》）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四面有风，群仙常驾龙乘鹤游戏其间。（《拾遗记》卷10）
（昆仑山）真宫仙灵之所宗……天人济济，不可具记。（《海内十洲记》）
昆仑山……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博物志·地理略》）
此外，或由于昆仑有“上系于天”、“增城九重”、“三成为昆仑丘”的说法，昆仑也成为通天接地的天梯、天柱。如：
昆仑山为地首，上为握契，满为四渎，橫为地轴，为天镇，立为八柱。（《河图括地志》）
昆仑山，天中柱也。（《太平御览》卷38引《河图》）
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水经注·河水》引《遁甲开山图》）
（昆仑山）上通璿玑……此乃天地之根纽万度之纲柄矣。是乙太上名山，鼎于五方，镇地理也。号天柱。（《海内十洲记》）
西老之宇，嵥然中峙，号曰天柱。［（晋）郭璞《山海经图赞·昆仑丘》］
地位之首，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其山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布绕之。［（晋）张华《博物志·地理略》］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神异经·中荒经》）
除了成为神仙所居之地及通天之柱外，另一更特别的发展则是，昆仑还成为帝王登高封禅的“明堂”，如据《史记·封禅书》记载：
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92]
汉武帝祭祀太一、五帝时，把前往神主处所经过的楼梯称为“昆仑道”，还把昆仑神境视为通往天庭的必经之地。
如前所述，过去如凌纯声、刘宗迪等先生虽曾提及昆仑即古代“明堂”之推测，然而由于相关的说法要晚至汉武帝时才开始出现，可知此义可能未必为“昆仑”之原始意涵。
到了东晋以后，人们想象中的昆仑山，甚至也受到佛教须弥山的影响，如据晋人王嘉《拾遗记》所述：
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有云色，从下望之，如城阙之象……昆仑山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层，第六层有……第三层有……第五层有神龟……第九层山形渐小狭……旁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93]
后来，五岳更被异化成为现世中的昆仑神山。正如毕沅在解释《尔雅·释丘》“三成为昆仑丘”时认为：“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也。”而袁珂也同意毕沅的看法。[94]由此可见，随着时世的嬗替递变，“昆仑”此一名词的意涵与象征，也愈益丰富。
五 结语：层累造成的“昆仑”
早在1945年，苏雪林即曾将昆仑分为“实际地理上的昆仑”与“神话中的昆仑”。经由以上的梳理可以发现，“昆仑”的概念是不断变化、扩大的，尤其是随着战国两汉之际神仙思想的盛行，昆仑已渐由真实的地理名称，转化为神山代表的神圣空间。古史辨派大将顾颉刚于1925年在回顾自己近半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经过时，曾说过一段饶富意义的话：
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这件故事如何变法。这变化的样子就很好看了：有的是因古代流传下来的话失真而变的，有的是因当代的时势反映而变的，有的是因地方的特有性而变的，有的是因人民的想象而变的，有的是因文人学士的改篡而变的，这里边的问题就多不可数，牵涉的是全部的历史了。我们要在全部的历史之中寻出一件故事的变化的痕迹与原因，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但也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呵。[95]
因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2011年，施爱东于《“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减法》[96]一文中也利用“层累地造成说”的理论讨论西王母形象的历史变迁。然昆仑神话的内容，不也是一种“层累造成”的演变吗？因此，在探求昆仑神话的内涵时，不能只从自然地理或象征意涵来思考。或许，如此才能对昆仑神话作出更全面、准确的概括。
（编辑：鄂崇荣）
[1] 本文为个人执行“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图像与神话：汉画像所见神话之研究（Ⅲ）”（计划编号：NSC：99-2，410-H-259-076）之部分成果。
[2] 刘惠萍，台湾“国立”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神话、民俗学、民间文学、敦煌学。
[3] （清）赵推鹏：《昆仑图说》四卷，收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此据《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卷八，《史部·舆地类下》，第151页。
[4] （清）万斯同：《〈禹贡〉昆仑辨》《昆仑辨一》《昆仑辨二》，载谭其骧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559～563页。
[5] （清）陈伦炯：《昆仑记》，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北）广文书局，1962，第8455页。
[6] （清）魏源：《海国图志》［清咸丰三年（1853）百卷本］第四册卷七四，《释昆仑》。
[7] （清）李光廷：《昆仑说》一卷，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台北市）广文书局，1964。
[8] （清）张穆：《昆仑虎异同考》一卷，后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第567～572页。
[9] （清）文廷式：《昆仑书》，收入《纯常子枝语》，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十三，第1980页。
[10] 〔法〕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5，第181～307页。
[11] 〔法〕费瑯（Ferrand，Gabriel）：《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2，第9～160页。
[12] 〔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中华书局，1929，第1～183页。
[13] 陈士廉：《海国图志释昆仑驳议》，《中国学报》第6期（1913年4月）。
[14]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四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新北市文海出版社，1967。
[15] 蒋观云在《中国人种考（二）》一文中提出“昆仑（Kuenln）者，即花国（Flowery Land），以其地之丰饶，示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至东方，以此自名其国，是即中国。”参见蒋由智《中国人种考（二）》，《新民丛报》第37号（1903年9月5日），第9～19页。
[16] 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原载《辅仁杂志》第1卷第1期（1928年12月），后收入张星烺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30，第48～79页。
[17] 岑仲勉：《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圣心》第2期（1933年7月），另刊于《中外史地考证》，（台北）中华书局，1962，上册，第115～150页。岑仲勉：《昆仑一元说》，收入《中外史地考证》，（台北）中华书局，1962，第42～47页。
[18] 吕思勉：《昆仑考》，原发表于《光华大学半月刊》，后收入《中国民族史》，东方出版社，1996，第18～20页；吕思勉：《西王母考》，《说文月刊》1943年第1卷合订本，第519～522页。
[19] 唐兰：《昆仑所在考》，《国学季刊》1936年6月，第53～70页。
[20] 丁山：《论炎帝大岳与昆仑山》，《说文月刊》第4卷合订本，第959～982页。
[21] 卫聚贤：《昆仑与陆浑》，《说文月刊》1944年第1卷第9期。
[22] 苏雪林：《昆仑一词何时始见中国记载——昆仑之谜之一》，《大陆杂志》1954年第9卷第11期，第333～336页；苏雪林：《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昆仑之谜之二》，《大陆杂志》1955年第10卷第4期，第101～106页；苏雪林：《中国境内外之昆仑——昆仑之谜之三》，《大陆杂志》1955年第10卷第6期，第167～172页。
[23] 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2期，第215～256页；凌纯声：《中国史志上的小黑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辑《丁文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1956.2），后收入《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4] 顾颉刚：《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价》，参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8～14页；顾颉刚：《〈山海经〉中的昆仑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3～30页；顾颉刚：《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参见《历史地理》1983年第3期，第220～224页。
[25] 方诗铭：《火浣布之传入与昆仑地望之南徙》，《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15号，第40～45页。
[26] 杨希玫：《苏雪林先生天问研究评介》，《大陆杂志》1962年特刊第2辑；杨希玫：《论殷商时代高层建筑之“京”、昆仑与西亚之Zikkurat》（上）（下），《大陆杂志》第34卷第5期，第1～5页；第34卷第6期，第23～27页。
[27] 饶宗颐：《论释氏之昆仑说》，《大陆杂志》第46卷第4期，第1～4页；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第6期，第561～584页。
[28]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46～62页。
[29] 叶舒宪、萧兵、郑在书：《昆仑篇》，载《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第548～890页。
[30] 王红旗：《昆仑山地望探索》，《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5期，第82～87页。
[31] 〔日〕松田寿男著，苏干英译：《昆仑国考》，《南洋研究》第10卷第1期（1940）；《昆仑舶の解缆》，《鸭台史报》第七、八辑。
[32] 〔日〕桑田六郎：《南洋昆仑考》，《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研究学报》第一辑。
[33] 〔日〕田宪太郎：《古代昆仑人の南海活跃》，《小川香料时报》第15卷第11号。
[34] 〔日〕久米邦武：《昆仑西王母考》，《史学杂志》1893年第4卷第41期，第19～36页；1893年第4卷第42期，第28～42页。
[35] 〔韩〕方善柱：《昆仑天山与太阳神》，《大陆杂志》49卷4期，第1～10页。
[36] 〔日〕石田干之助：《黄河の水源及昆仑山に关する支那人の知识の变迁》，《史学杂志》25，第8页。
[37] 〔日〕野村岳阳：《文献上より见たる昆仑思想の发达》，《史学杂志》1918年第29卷第5号。此据中国科学院历史硏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61），第115页。
[38] 杜而未：《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台湾学生书局，1978，第28～30页。
[39] 王孝廉：《绝地天通——昆仑神话主题解说》，《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2，第305～327页。
[40] 〔日〕御手洗胜：《昆仑传说と永劫回归——中国古代思想の民族学考察》，《古代中国の神々》东京创文社，1985，第681～719页。
[41] 李丰楙：《昆仑、登天与巫俗传统——楚辞文系文学论之二》，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中国诗学会议筹备委员会主编《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1994）。
[42] 陈建宪：《生存的空间——昆仑神话中的“世界之脐”母题》，《神祇与英雄——古代神话的母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67～87页。
[43] 汤惠生：《神话中之昆仑山考述——昆仑山神话与萨满教宇宙观》，收入游琪、刘锡诚编《山岳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4，第118～142页。
[44] 何新：《古昆仑——天堂与地狱之山》，《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台北）木铎出版社，1987，第106～134页。
[45] 吕微：《“昆仑”语义释源》，《神话何为——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43～158页。
[46] 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第215～256页；刘宗迪：《昆仑原型考——〈山海经〉研究之五》，《民族艺术》2003年第3期，第28～39页。
[47] 苏雪林：《昆仑之谜》，载《屈赋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第575页。
[48] 李炳海：《三层九重、上与天通的昆仑——至尊天神确立期昆仑高度的提升》，《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1卷第3期，第50页。
[49] 按《尚书》孔颖达疏云：“传织皮至戎狄也。《正义》曰：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传言织皮毛布有此四国：昆仑、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
[50] （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第80页。
[51]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三坟补逸·下》，第456页。
[52]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台北）新文丰出版社据商务依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影印，1984，第11～12页。
[53] 杨宽：《中国断代史系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四编第六章《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考》，第603～622页。
[54] 袁珂校释《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47、75、198、233、240、306、407页。
[55] 持此说的作者有玄珠、袁行霈、傅锡壬、陆侃如、郑德坤等人。另有持不同意见的是蒙文通，他认为《海外经》《海内经》八篇较其他各篇早，而《五藏山经》则成书最晚。而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名考》）则认为：“《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或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当成于汉代初年。他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楚地人。”参见袁珂校释《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页。
[56]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346页。
[57] 司马迁著《史记·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蔽为光明者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同样的，郭璞也以为：“然予谓以于阗河源之山为昆仑，实汉人之误，非其实也。水性就下，天山南路，地势实低于黄河上源；……汉使于西域形势，盖本无所知；徙闻大河来自西方，西行骤睹巨川，遂以河源在是。汉武帝不知其诳，遽案古图书而以河所出之山，为河所出之山矣？”
[58] 按《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临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仑山祠。”临羌者，汉置临羌县，今为青海省会。
[59] 又《汉书·地理志》亦载：“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故亦有人以为昆仑在敦煌。
[60] 前凉时又定昆仑于酒泉南山。参见《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云：“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李唐以来多有从之者，如毕沅、谭其骧。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五册，第77页；第七册，第37页。到了唐代，昆仑山的地理位置又被更加精确地加以界定，如按《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即今之祁连山；清人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则证《西次三经》昆仑山为祁连山。
[61] （唐）杜佑：《通典》，认为昆仑在吐蕃，并有两个证据，一是唐使所见及吐蕃人自言；二是《禹贡》中的“昆仑、析支”，析支在积石山之西，昆仑也在积石山西。而《新唐书·吐蕃传》载：刘元鼎出使吐蕃，说河源紫山（吐蕃曰闷摩黎山），即昆仑山。
[62] 如《释氏西域记》中便载有：“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惟郦道元疑之。参见（北魏）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57页。
[63] 清康熙时期，因进军西藏，定“阿耨达山”为冈底斯山。故如张穆、蒋廷锡等便认为昆仑山是西藏境内的冈底斯山。参见（清）张穆《昆仑虚异同考》，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五册，第569页；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第80页。近人饶宗颐亦同意此说，参见饶宗颐《论释氏之昆仑说》，《选堂集林史林》，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上册，第446～447页。另有如岑仲勉等学者则从训诂、语源的考察，以为昆仑即于阗文“南方”，昆仑犹云“南山”，为今于阗南山；而英人夏德（E.Hirth）更尝言于阗南部有喀喇科龙（Karakorum）山，其音俨与昆仑相近。
[64] （清）魏源：《释昆仑》，《海国图志》卷74，岳麓书社，1998，第1852～1863页。
[65] 如洪亮吉据《禹贡》的记载，以为昆仑在天山附近。他以为：“昆仑即天山也。其首在西域……自贺诺木尔至叶尔羌，以及青海之枯尔坤，绵延东北千五百里，至嘉峪关以迄西宁，皆昆仑也。华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岭，或名于阗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仑，小昆仑，昆仑丘，昆仑墟诸异名。译言则曰阿耨达山，又云闷摩黎山，又名腾乞里塔。又名麻琫刺山，又名枯尔坤，其实皆一名也。”（清）洪亮吉：《昆仑山释》，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第564～565页。
[66] 苏雪林：《昆仑之谜》，载《屈赋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第575～685页。
[67] 如张穆、徐松等主此说。参见（清）张穆《昆仑异同考》，收入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清）徐松：《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2005，第17～19页。
[68] 岑仲勉：《昆仑一元说》，原载《西北通讯半月刊》1948年第2卷第10期，此据《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第42～47页。
[69] 丁山：《论炎帝太岳与昆仑山》《河出昆仑说》，收入《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第390～453页。
[70] 苏雪林：《昆仑之谜》，载《屈赋论丛》，（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0，第575～685页。
[71] 凌纯声：《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9期，第1～51页；《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2期，第215～256页。
[72] 岑仲勉：《昆仑一元说》，原载《西北通讯半月刊》1948年第2卷第10期，此据《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第43页。
[73]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320页。
[74] 岑仲勉：《昆仑一元说》，原载《西北通讯半月刊》1948年第2卷第10期，此据《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第46～47页。
[75]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第92页。承续王逸“县圃在昆仑之上”的看法，后世吕向《文选》、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黄文焕《楚辞听直》、王萌《楚辞评注》、陆侃如《楚辞选》等众多楚辞注作品，皆认为“县圃”当为神话昆仑大山之上的一个地名。
[76] 崔富章、李大明：《楚辞集校集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077页。
[77] 闻一多：《天问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35页。
[78] 崔富章、李大明：《楚辞集校集释》，第1078页。
[79] 萧兵：《楚辞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5页。
[80] 李炳海：《三层九重、上与天通的昆仑——至尊天神确立期昆仑高度的提升》，《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52页。
[81] 〔日〕御手洗胜：《古代中国における地理思想》，《民族学研究》，（东京），1960年第24集，第1～2页。
[82] 图1为内蒙古包头召湾47号墓出土黄釉陶尊图像，参参何林《召湾汉墓出土釉陶尊浅浮雕》，《内蒙古考古文物》1982年第2期。图版转引自〔日〕冈村秀典《西王母の初期图像》《高井悌三郎先生喜寿纪念论集》，京都：真阳社，1988，第60页图3。图1.2为Avery Brundage 收藏，现藏于SanFrancisco涂金青铜樽，图版转引自林巳奈夫《汉代的神々》，京都市：临川书店，1989，附图12。
[83] 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载：“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柸而东向立。一曰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大荒西经》亦载：“有西王母山，有三青鸟。”又据《汉武故事》所载：“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王母至，有二青鸟如乌，夹侍王母旁。”由此可知，“三青鸟”是西王母的取食者及使者，而在徐州的画像中，更有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的形象。故如出石诚彥、李淞等学者多认为三足乌的原型，可能即传说中的三青鸟。参见〔日〕出石诚彥《上代中国の日と月との说话について》，第78～79页；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
[84]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像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第10期，第46页；周到、吕品、汤文兴：《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图87。
[85] 高莉芬认为，在马王堆1号汉墓的朱漆内棺正侧面，神山位于整个画面的正中央，有三峰之造像，其中一主峰为最高，神山具有层级性，空间布景属垂直式的置景方式，与传世文献中昆仑三峰的“垂直置景”式的空间布局相合。加上《尔雅·释丘》的记载，因此垂直式置景的三峰神山，应属昆仑三峰无疑。高莉芬：《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台北）里仁书局，2007，第137～138页。
[86] 临沂博物馆：《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4～27页。
[87] 巫鸿：《汉代艺术中的“天堂”图像和“天堂”观念》，第246页。
[88]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第13～24页。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阎道衡：《永城芒山柿园发现梁国国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90年第1期，第34页。
[89] 周到、吕品、汤文兴：《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图88。
[90]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第三册，图100。
[91]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山东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第三册，图96。
[92]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台北）鼎文书局，1995，第1355～1404页。
[93] （晋）王嘉：《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第221页。
[94]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第236页。
[95]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收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丛书》，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硏究所，1928，第24～25页。
[96] 施爱东：《“弃胜加冠”西王母——兼论顾颉刚“层累造史说”的加法与減法》，《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第5～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