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来源
要素结构调整优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除需求角度的“三驾马车”结构、供给角度的产业结构外的第三个层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的要素结构性调整。要素及其结构问题早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纲要中已得到重视，第十个五年计划强调，要重点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按劳分配应与资本、科技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相结合。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强调，要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完善促进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促进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发挥中心城市要素集聚能力强的作用；健全资本、土地、科技和劳动等要素市场；坚持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促使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强调，完善城乡平等要素交换关系；加强和完善要素流动的跨区域合作促进机制；重点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要素的环境营造，优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而且，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1]。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多发期，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面临着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亟须改变要素利用方式，优化要素结构，实现经济转型，正如李克强撰文并在多次讲话中所强调的，“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是粗放型难转变要因”[2]，“必须优化调整要素投入结构”[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结构问题，其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竞争优势提升的基础；关系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心任务。
1.输出基础理论的重要依托在于要素结构
输出基础理论认为，任何国家（地区）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推动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鉴于要素及其结构代表着国家（地区）的产业在市场上能创造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基础，表现为产品价格低或质量优于其他同类产品的能力，因此要素结构提供了输出优势的基础。只有要素结构的功能优势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基础输出。
2.全球化条件下对要素结构造成冲击
虽然全球化可促进自然资源、资本、劳动、科技以及制度管理等要素的流动、融合和利用，但同时也带来了冲击，必须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冲击来优化要素结构。
（1）鉴于要素结构由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短期内不会轻易改变，因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关系不会有本质变化，只会加剧要素结构的利益不均，对要素结构功能产生冲击，迫使其优化提升。生产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过程中，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动相对便利，可在短期内改变资本不足的状况；但资本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要获得相应的收入，因而不论国际贷款还是直接投资，基于要素及其结构的分配关系没有本质变化；而全球化条件的发展，不仅使各种新的高端要素稀缺性可能大大增强，并拉大要素分配的差距；同时有些要素（如制度）难以流动，绝对拥有高端要素的不均衡特征短期内不会改变。所以，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差异决定了国家（地区）参与全球化分配的利益大小。全球化遵循要素稀缺性的收益分配原则，拥有主要稀缺要素和高端要素结构，意味着强势地位和获得更高的收益，反之则处于相对不利的要素利益分割地位，得到较少的利益。全球化挑战的利益核心是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发展的高端要素。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拥有核心高端要素及其结构的绝对优势，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面临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的挑战，以及要素结构赶超转型的危机。
（2）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收益分配存在着国际差异的正反馈机制。除了发展战略上的原因外，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会表现出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国际差异；鉴于高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本来就是一国（地区）本身经济较为发达的基础，又是更多教育科研投入的结果，因而高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国际差异会由于要素收益分割的国际性差异而进一步增强。所以，按要素稀缺性的国际利益分配会加强国际财富积累的差异，从而进一步加快拥有高端要素及其结构的发达经济体在提升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上的积累和发展速度。
3.竞争优势提升面临要素结构优化的挑战
传统的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维持艰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生态环境成本的上升，在劳动密集型等低端要素领域，必须面对来自低收入国家（地区）的同质性竞争等严峻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结构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同时，技术密集型要素结构的发展受到发达国家的封堵。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要素结构转型，向高收入国家目标挺进，存在着利益的重新分割，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任务。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考虑，不断出台新的贸易法规、技术壁垒，封杀要素流动，国际竞争压力逐渐加大；而且存在竞争优势转型提升进程中的断档风险。另外，国内经济快速发展面临日渐紧张的能源与自然资源要素供给风险，以及节能减排等生态环保压力；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依托以低价格产品开拓市场的要素利用及其低端结构功能模式亟待改变，迫切需要通过科技动力、观念创新、制度激励、管理优化等要素作用，优化要素结构，更多地借助高质量、高科技产品来参与市场竞争。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要素结构转型的挑战
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的逐渐提高，科学发展观实施的内在要求，要素价格低估的逐步校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增加等对要素低成本竞争优势形成严峻挑战。随着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正受到削弱，并成为大势所趋，这一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亟须促进科技要素创新、制度要素创新，构建科技等要素为基础的要素结构功能优势，提升竞争优势和财富创造能力，快速扭转要素结构发展的不利和被动局面。今后10年、20年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持续地保持竞争力，其紧迫性和挑战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
5.竞争优势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内在行为悖论取决于要素结构优化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尽管很多，但实质上是要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避免要素利用方式弊端所需要的要素结构基础，通过要素的培育和竞争优势的提升，实现要素结构升级，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保增长为基础目标，符合竞争优势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现有要素结构构建难度较大。保增长要求的要素结构功能特点在于：财富创造能力大，亚（子）要素结构间的带动性强、财富创造的成长性好；但目前基本上是能耗较高、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缺乏长期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而生态环境友好、自然资源要素节约、劳动要素吸纳力强的要素结构选择目标，要求中国应发展高端的科技贡献率较高的要素结构，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等方面的亚（子）要素结构，为长期竞争优势的提升和持续保持奠定基础；然而这种要素结构转型不仅存在构建中的经济增长稳定持续性问题，还存在满足竞争优势提升目标的科技要素创新、劳动素质提高、人才培育使用以及制度管理要素完善等要素的开发、创新和结构优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节奏和竞争优势提升的路径需要优化，需要在传统优势行业及其关键科技要素的积累开发等方面，防止其要素结构竞争优势下滑，避免大起大落、增长断档等“转型病”；需要在未来战略性、关键性、引导性产业及其关键科技要素开发方面，在未来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结构竞争中争取抢占构建先机，取得优势；需要在推进未来主导产业和主导技术的发现机制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从而保证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持续中，通过要素结构基础的优化，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因此，要素结构优化问题不仅越发重要，而且越发突出。
6.竞争优势提升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要素结构基础的同一性
竞争优势是相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的，体现的是在生产效率、市场需求满足、持续获利能力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因而其实质上不仅是一个比较概念，而且也是依托要素利用及其结构功能基础的财富创造能力比较；意味着国家（地区）、产业或企业能够以比其竞争对手更有效的要素利用方式持续生产出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产品，并由此获得满意的经济收益的综合能力。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在于，“三驾马车”的需求结构协调拉动转变，供给角度的产业结构协同带动转变，以及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增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要素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因此，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核心在于要素利用方式及其结构升级的实现，财富创造能力模式的转型。同时，竞争优势提升所应突出的要素培育开发创造、要素流动集聚、要素优化组合、要素结构提升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必须解决的；竞争优势培育提升而进行的要素结构优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过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竞争优势提升具有同一性，依托要素结构优化提升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在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7.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寄期望于要素结构优化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4]，在人均GDP达到3600～8000美元时，经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使其陷入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阶段，自身体制与机制进入更新临界状态，见不到增长动力和希望。2008年中国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等区间，既存在继续大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转型关键时期。
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优化要素结构。从国际比较看，根据麦迪森[5]对1700年以来几个经济领先国家人均GDP增长率的统计，荷兰（1700～1785年）为-0.07%、英国（1785～1820年）为1.4%、美国（1890～1979年）为2.3%；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影响长期持续增长发展的经验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改善以及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开放。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摆脱亚洲国家（地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过三个转向：由多样化趋势的减缓和逆转，转向生产和就业等更加专业化；由投资的重要性下降转向创新越来越重要；由提供技能培训的教育体系转向适应新技术的教育培训，为未来新产品生产做好准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在于要素结构优化。中国的要素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最大动力。拥有比较优势的中国要素结构具有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特征，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由于劳动要素成本的提高和自然资源要素价格的上涨，迫使增长所依托的要素结构必须升级。尽管基于增长理论的增长动力源泉在于科技要素创新、制度要素的利益激励、劳动要素素质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但对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来说，最现实、最直接的动力应是结构调整，特别是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中国依托劳动密集型要素结构所积累的财富创造能力已受到越来越强的约束，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今后如果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要素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要素利益均衡发展，那么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和能力。
中国要想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摆脱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要素结构的桎梏，逐步化解快速增长中的基于要素利益分割不和谐所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应该寄期望于要素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水平提升。
8.中国经济转型取决于要素结构优化
中国从“九五”计划即提出了经济转型问题。基于要素角度的经济转型意味着要素配置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的模式、要素和路径等的转变；不论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配置要素的体制转型，还是要素由农业向工业、乡村向城镇、封闭向开放等流动和组合利用的社会结构转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发展高科技等高端要素，用科技等带动要素结构优化，提升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财富创造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地区），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进程中，通过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
经济转型中存在要素及其利用结构的调整。增长与发展是由资本、劳动和科技等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结构基础决定的。在多元要素组成的结构中，是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消耗，还是主要依靠科技要素创新、劳动要素素质提高、制度要素的激励以及管理创新来提升要素结构功能，推动经济增长，由此会形成不同的路径依赖和财富创造的历史轨迹。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许多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总是倾向于高投入、高消耗、追求外延型的要素投入扩大来构建要素结构，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后在高端要素的创新中，优化要素结构，提升财富创造能力，并缓解始终动态伴随的要素结构失衡效应。发达经济体发展进程所历经的三次工业革命，无论是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期的蒸汽时代，还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电力技术革命时代，抑或是在“二战”后的生物和航天等科技时代，要素及其利用结构都在不断优化中前行。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20世纪80～90年代，抓住美国、日本、欧盟等将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全球化发展机遇，构建传统制造业的要素结构竞争优势；同时，加快科技要素自主创新，努力创造自己的核心要素竞争优势，以获得要素利益价值链上的高附加值，实现要素结构优化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必然也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进行要素结构优化的经济转型是难以避免的。作为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的大国，中国政府在要素配置中有一定的主导作用，增长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的阶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陈昌兵教授的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在2034年左右，大约还有20年时间。中国应以一些拉美国家经过的“中等收入陷阱”为鉴，加快完善要素利益均衡发展的经济转型利益促进机制，改变赶超时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过多地采用动员和干预要素配置的机制，将政府优化要素配置的权力让渡给市场，让市场能更有效地激励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创新和优化要素配置，顺应经济增长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要素结构优化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全球化条件下研究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问题非常必要，可以为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下的历史机遇，为实现竞争优势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经济转型等提供理论支撑、方向指导和政策安排。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研究视角，阐释要素及其结构的基本规律、全球化条件对要素及其结构的影响、要素结构构建中主要要素的现实特征及突出问题、要素及其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发展阶段性、要素结构形成的动因、要素结构发展的危机挑战、要素结构优化的战略选择以及对策思路，有助于推进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理论政策研究，深化该方面的理论发展；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有助于从利益角度促进和谐均衡发展。
1.有助于促进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理论研究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要素及其结构理论都是其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对要素及其结构理论给予科学解释，认为要素及其组合作为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源泉，同具体劳动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张曙光所言，马克思的要素理论和劳动价值理论之间联系密切，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要素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经济学的基础部分。[6]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要素及其结构的更新和优化过程紧密结合，发挥相互依赖作用。
生产过程是要素投入及其组合功能发挥的过程，需要投入和消耗一定数量的各种要素；同时，也是产品、财富和效用的创造过程，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新的要素以及进行要素利益的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素及其结构既是财富创造的条件，是要素结构功能优化的结果，也是财富创造的结果。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就是各种要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过程，全部生产成果，就是投入和消耗要素所得的结果。因此，正如艾伯特·赫希曼所言，“发展不仅需要找出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最佳组合，为了发展目的，还必须发挥和利用那些潜在的、分散的及利用不当的资源和能力”。[7]
可见，要素及其结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各种要素按照一定方式构成的具有财富创造功能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和结构，其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相互关系规律与其财富创造能力的发展运动有着密切联系。要素及其结构的合理组织和功能发挥就是通过对各种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有效使用实现的，要素及其结构的发展和功能提高也是通过要素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完善达到的。因此，要对社会财富创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必须从对要素及其结构这一复杂系统和运行规律的探索、分析做起，促进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理论发展。
2.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
从要素角度来看，竞争优势意味着一个组织或企业、国家或地区在资本、劳动、科技、管理、品牌等方面比对手更能带来利润或效益的优势；是在竞争中培育出来的，经过要素积累形成的；指凭借其独特的要素及其结构竞争功能，通过模仿或取代竞争对手获得经济价值的能力。因此，竞争的本质在于要素的获得、利用和获利能力，竞争优势提升的实质在于要素利用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提升。用于创造财富的资本、劳动、土地、科技、管理、信息等要素投入及其组成结构，是竞争优势形成必备的因素和条件，不论是“钻石理论[8]”，还是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排名都表明，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及其结构；要素结构基础及其优化促进机制决定了竞争优势的水平和提升能力。“水桶效应”可以帮助解释要素结构的优化与竞争优势的提升。类似由一块块木条组成的水桶，要素结构中的各要素好比木条；只有各个要素木条相互配合、均衡协调，作为要素结构的功能才会正常、超常发挥，其“水”的容量才会不断增加。因此要素短缺或要素间的非均衡发展是竞争优势提升的内在缺陷和制约；竞争优势提升的实质在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断优化、提升的自然结果。因此，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研究，有助于丰富竞争优势提升的理论体系内涵，促进其能力提升。
3.有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自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9]，并被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但翻开历年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很少涉及有从竞争优势提升的角度，在全球化条件下以要素及其结构优化为研究对象，来阐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本书通过深入研究要素的现实特征和突出问题，要素结构发展的结构性和阶段性问题及其形成的内在动因、面临的危机挑战、提升的战略选择思路与应对的路径措施等，有助于阐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和丰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理论体系的内涵。
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情况来看，实现要素配置手段和方向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迫切要求对要素及其结构优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1）要素配置调控的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必须深入研究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问题。依靠计划手段调控要素配置，不仅要素配置效率的高低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相关影响不大，而且易于导致要素结构扭曲，要素及其结构功能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来进行要素利用的调节，市场对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导致的要素配置效率高低、好坏，成为影响要素利益相关主体收益及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会导致各利益相关主体对要素的流动和组合问题，要素在行业间、地区间和企业内、企业间的配置方式和效率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降低要素及其结构运行成本，提高要素及其结构优化效益。
（2）粗放型向集约型要素及其结构转变，实现经济转型、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求重点研究好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问题。粗放型的要素利用及其结构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消耗要素数量来实现；而集约型的要素利用及其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以科技要素的积累提升和要素利用结构方式的进步为基础，通过对各种要素的合理组织、有效使用和质量完善来实现，其结果和表现是要素及其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和谐均衡发展，各种基于要素利益基础的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和化解，和谐社会构建的促进，“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阶段的顺利跨越，社会转型的逐步实现。
因此，通过要素及其结构优化的研究，探究科技、资本、劳动、制度管理等要素的重要地位，显著特征和存在问题，分析要素结构构建的结构性特征和发展的阶段性问题，阐释要素结构形成的内在动因、危机挑战，以及结构优化的战略思路选择和对策措施，有助于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其理论体系的内涵。
4.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
西方经济学构建的前提在于各种要素的稀缺性假设，从而导致要素利用的节约性偏好和利用效率提升的内在利益追求。而经济学建立的目的是要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10]这三个问题，是与要素配置及其结构优化不可分离的，因此要素结构优化作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其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源性”因素，有助于为领导者、决策者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提供理论阐释和依据。
（1）“生产什么”涉及要素配置方式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要素调控的体制性转型。探讨要素利用的调控配置是由市场供求与价格机制决定还是由计划直接调控，这涉及政府转型及其行为优化问题。
（2）“如何生产”涉及要素组合及其功能效率提升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要素结构优化。包括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分割契约方式与内容，要素在产业间、区域空间、企业间、企业内部的分布与配置等优化问题。
（3）“为谁生产”涉及要素利益分割和消费能力提升问题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和谐均衡发展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转型。要素及其结构优化是任何社会在任何发展阶段进行财富创造活动都必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因此着眼于刺激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促进要素利益分配环节的均衡发展，提升消费能力；促进、引导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优化发展。
本书通过对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素结构优化问题的探索，分析中国的要素及其结构特征和核心推动力量，有利于从微观视角剖析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源性”因素，将为大力创造开发、培育、利用高端要素及其结构优化配置，提升竞争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坚实的要素结构基础。
5.有助于从利益角度促进和谐均衡发展
要素利益均衡发展使要素结构优化获得内在持久的动力机制，探寻到要素利益相关主体诞生、发展所必需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要素结构功能发挥过程是要素利益相关主体有目的地运用具体的要素、构建要素结构、发挥其财富创造功能的过程。要素利益均衡发展意味着根据要素投入的量和贡献大小进行收益分配。市场总是根据要素的稀缺程度确定价格，把稀缺要素配置到最佳位置。因此，要素利益均衡发展既是符合市场的要素供需规律要求，也是要素结构优化客观、本质、内在和必然的要求。为此，要通过对要素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产权结构的明晰，对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利益行为最大化的激励，对要素稀缺与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稀缺并存的非和谐局面的改善，以促进要素创新的利益“催生机制”形成，来优化要素结构，营造要素利益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共同成长的“生态环境”。因此，本书有助于推动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竞争优势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解决区域与生态危机的关系问题，处理区域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在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通过要素利益分割的均衡发展、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和谐发展的培育，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