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球化与要素流动
（一）要素流动推进全球化
1.要素流动推进全球化的主要方式
（1）要素流动以商品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虽然要素不流动，但以要素为基础的商品流动事实上代表着要素流动。产品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程度表明，世界范围的商品流动使得全球联系更加紧密，表现为世界产品市场价格差减小；技术等要素所决定的运输成本下降，以及源于制度要素的贸易关税壁垒的减少，要素流动正以商品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根据Peter H.Lindert和Jeffrey G.Willianson的研究，在1820～1914年的第一次全球化高潮中，由于72%的运输成本下降和28%的关税削减，导致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价格差距削减81%。在1950～2000年的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由于74%的运输成本下降、26%的关税削减，导致世界价格差距削减76%。而在1914～1950年的全球化进程倒退期，新的贸易壁垒导致世界产品价格差距扩大一倍，倒退至1870年的水平。总的来讲，以要素为基础的商品流动推动了全球化，表现在源于82%的运输成本下降、18%的政策调节，导致1820～2000年的世界产品价格差距削减92%，全球化态势明显。[13]
（2）要素流动以资本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如果说以要素为基础的商品贸易方式推动的要素流动导致了各国（地区）的市场开放和全球化进程，那么要素流动还以资本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一体化的程度表明，资本市场由完全分割向一体化推进，其一体化程度长期居高不下。根据Peter H.Lindert和Jeffrey G.Willianson的研究，在1820～1914年和1950～2000年的第一和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世界资本市场由完全分割状态向一体化推进，一体化程度均达到60%。而在1914～1950年的全球化进程倒退期，世界资本市场倒退到完全分割状态。总的来讲，要素流动以资本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表现在1820～2000年世界资本市场由完全分割演进到市场一体化，并基本能够长期保持一体化程度在60%左右，全球化态势明显。
（3）要素流动以跨国公司的方式推进全球化。与全球化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不仅是要素国际组合的载体，也是要素流动的国际投资的重要渠道。跨国公司多种投资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各种优势都会以一种要素及其结构竞争优势的形式来体现。要素的国际流动决定着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跨国公司产生发展的基础；跨国公司的作用在于把分散于不同国家（地区）的要素组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和财富生成模式，不仅推动了要素的流动和提高了利用效率，也推动了全球化发展。迈克尔·波特认为，“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在各国间流动的。高级技术人才正如科技知识一样高度流动，人才流动随着国际通信的发达而更显著。当一国任凭它拥有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离去时，这一部分生产要素也就不成为该国的优势”[14]。同时，基于要素流动的跨国公司还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变革推动，使得全球化的规则不只是关税意义上的市场开放，也是制度意义上的开放融合，由此适应要素流动与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
（4）要素流动以移民的方式推进全球化。劳动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在部分国家（地区）的内部流动存在的制度障碍约束虽然特别多，但劳动要素市场的国际一体化程度仍然有所推进，由于运输成本下降等原因，各国外来移民比重有所上升。根据Peter H.Lindert和Jeffrey G.Willianson的研究，在1820～1914年和1950～2000年的第一和第二次全球化高潮中，各国外来移民比重上升。以美国为例，在这两次全球化高潮中，美国外来移民比重分别从1850年的8.6%上升到1914年的14.6%；从1950年的6.9%上升至2000年的9.8%。而在1914～1950年的全球化进程倒退期，由于限制性的移民政策，美国外来移民比重从1914年的14.6%降至1950年的6.9%。总的来讲，要素流动以移民的方式推进全球化，各国外来移民的比重呈现阶段性的跳跃式上升。[15]
2.要素流动推进全球化的发展特征
（1）要素流动以超越商品流动的方式推进全球化。要素的直接流动超越以要素为基础的商品流动，成为现阶段全球化区别于以往的主要标志。尽管以要素为基础的商品流动规模及其自由化程度不断发展，但包括资本、科技、管理和人力等要素在内的国际直接流动真正导致了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正是要素的国际流动导致世界联系不只以商品交换实现，并且以要素组合的生产过程实现，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无论在形式多样性上还是在规模数量上，要素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等均远远超越商品流动，并产生了取代商品流动的结果；或者通过为了跨越关税障碍的投资，从而使得产品直接进入当地市场、取代进口；并随着要素流动、投资生产规模的扩大，国际分工的深化，仍然继续推动着商品流动。其中，阿西姆·普拉卡什和杰弗里·哈特认为，科技要素是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其他因素也同样非常关键。[16]技术及其所创造的各种要素流动包括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其他因素正是对这一核心因素起着促进作用。科技要素进步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是全球化运行的要素载体之一。正如生产力永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一样，科技要素进步对全球化的作用是根本性的。
（2）要素流动以渐进的方式拓展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Dunning等认为，全球化既具有国家间的经济实体进行产品跨国贸易的“最浅层次”，也具有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实体间通过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并通过高度协调的方式服务于该实体的全球利益这一“最深层次”。[17]通过商品流动表现的要素流动只是浅层次的全球化，而国际直接投资及其国际价值链的变化导致的要素流动才是深层次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微观表现是企业在各国（地区）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原材料、资本、劳动和中间产品等要素，参与要素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全球化的宏观表现为一国（地区）要素利益关系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区域多样化和由此导致的要素增值及其在GDP中的相对比重构成变动。正如Dunning等人认为的，全球化明确地表现在覆盖全球空间范围的广度，以及日益加深的相互作用、关联和依赖程度这两个方面。[18]正是通过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组合优势，才更深刻地反映了商品贸易增长所反映不了的全球化深度分析视角。可以讲，要素流动对全球化的推进有着广度和深度的划分，是逐步发展的。
（二）全球化加速要素流动的新特征
全球化的贸易、投资、跨国生产等网络的建立，使得资本或金融要素的快速交易和流动成为现实，同时也使得科技、制度、政策等要素常常附着在资本要素上，流动步伐加速，并成为全球化加速要素流动的新特征。
1.全球化促进科技要素流动
全球化意味着要素间的联系紧密和加强，因此全球化的发展将会迫使经济社会发展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中进行，不仅迫使技术联盟的可能加强，也意味着科技信息等要素的扩张和流动。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推进增强了科技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全球普遍的技术进步，使现代技术不只是凝结在产品中，同时也使科技要素流动到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来实现其价值。从整体看，全球化使得各种要素网络交织与叠加，其中全球化对科技要素的促进是要素流动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1）全球化使得科技交流与传播的范围、速度和规模都达到空前水平。全球化推进了以电子与通信科技产品为载体的技术转移，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大量直接投入使用，从而大大加速了全球经济社会在同一科技要素体系下运行。先进的科技通过贸易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迫使每个市场竞争者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事研发活动，使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实验室之间、大学之间正在按项目要求实行重组。
（2）全球化推进了以网络与通信技术为载体的科技要素加速发展。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了信息要素全球流动的国际互联网平台建设，使全球化经济运行成为可能。这种有形产品的科技要素不仅为当地市场服务，而且也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迅速进入这一科技要素体系。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实验室的出现，使得地域概念不再重要，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项目在全球开展成为可能。
（3）全球化加速了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要素流动。全球化的进程使企业受到的约束和制约减少，不仅使要素受地域的限制减少，也使要素有条件实现分解增值链能力，从而将要素创造财富的各个生产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区域；全球化对电信、信息和交通运输科技要素的推动，不仅使信息流动的数字化削弱了时空限制，也使要素利益相关行为主体能远距离实时进行交流、交易；全球化的运输科技要素进步使商品、服务的流动更快、更廉价，极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因此，全球化的进程无可争辩地推动着科技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一些跨国公司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不断推进其符合全球化发展需要的研发活动，不惜进行巨大投入，到能够最好发挥人才作用的各国（地区）开办自己的研究机构。
2.全球化促进经济制度要素的流动扩散
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要素的扩散，并在全球进一步得到普遍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制度要素作用的要素组合能力在要素的国际化流动中得到认识和承认，不仅要素的流动是市场配置过程，在客观上还要求各国（地区）采用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制度要素。正是全球化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可能市场化的组合要素条件，并促进了市场经济制度要素的流动扩散。事实上，20世纪最后2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与转型经济，正是依托在国际化条件下要素国际流动加快而导致的制度因素扩散。正如Dunning等人所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政府和区域组织在政治上向市场导向型回归。[19]例如，对以计划经济为资源配置主要模式的放弃、对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的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对市场（尤其是服务产品市场）的自由化和管制等的放松、对结构性市场扭曲的大量纠正消除等。因此，全球化进程促进和加快了要素配置的市场机制有效调节，以及对商品、服务交易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的确立。
（1）全球化导致的制度要素的全球性流动扩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0]因此，尽管全球化的初级阶段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基础追求要素利益，但全球化促进了要素利益相关行为主体间的交往过程，在冲突、相容与共同性的利益均衡发展进程中建构新的规则。通过全球化的进程，联系着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的制度规则，在世界交往中被认可、合法化，从而促进普遍交往基础的共同制度规则的产生、发展、形成和转换，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全球化必然导向制度规则，并推动制度规则的发展。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伦理、经济等相互间的冲突与合作，都要求和推动制度规则的产生与发展。全球化对制度规则的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世界共同性交往规则的建构、发展的推动上，也表现在对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内部制度规则进程的促进上。全球化为互相学习、借鉴制度规则提供了广阔的参照系，使得全球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努力维护自身制度的独立性、合法性，希望自己的制度成为全球普遍制度的制定蓝本或重要来源。通过批判其他制度的不合理性，维护制度的既得或将得利益；通过各种力量对比平衡的消长，以及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综合实力的变化导致的不同声音在何种程度上获得妥协，推动制度规则的形成和发展。
（3）全球化通过对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交易所使用的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挑战，推进世界规则的建立。全球化推进了制度价值的评价标准与评价主体转换，使得只有在全世界获得认可和合法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合理的制度。通过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利益的大小、相互依赖程度、人类发展中全球性问题的严重程度、人类面临的诸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大气研究、海洋研究、宇宙探索、生命探索等有关人类共同未来的重大全球性课题，以及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综合实力变化所带来的国际力量均衡的变化，推进制度文明的速度与进步程度，各要素利益相关主体间在制度上求同存异，是全球性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基本特点。
3.全球化促进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要素的扩散
全球化导致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各国（地区）的政治经济政策也受到国际影响与制约。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基于贸易、金融、信息等的网络交易相互捆绑，使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或金融运行）常常会通过价格、利率、汇率、股价等越出疆界，将“问题”或“风险”传导扩散。因此，全球化的进展，不仅促进了国内政治经济政策要素的扩散，而且会酿成地区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政策“问题”或“风险”。所以，全球化在使各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密切化的同时，也为政治经济政策要素的扩散，各种政策“风险”的形成与传导提供了条件。
（1）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趋向的全球化，为政策要素的扩散创造了条件。全球化的发展，至少通过技术力量、经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等三种力量将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依靠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要素利用、利益分割的合理有效分配，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内政治经济政策要素的变动，都会通过经济、贸易、金融、信息等全球化的网络传递到全世界，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
（2）远未建立的全球化统一市场为政策要素的扩散放大提供了客观需求基础。目前，市场上不仅有国别或地区的区分，而且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各要素相互交易流动的开放程度有很大差别；各国（地区）间的货币不同、汇率不稳，发展阶段、运行周期等各不相同，使得价格、利息率、汇率、股价等关于要素持有、交易、利用、组合和利益分割等信息，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较大差异，这些不仅导致市场关系易被“扭曲”，招致内部政治经济政策要素效应的波动或震荡，也为国际投机者留下了“活动空间”。因此，既需要全球化的推进，构建统一大市场，也需要化解政策要素的扩散放大效应。
（3）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的“不成熟”或“夹生性”为政策要素的扩散提供了契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地区）仍在建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与机制的“不成熟”或“夹生性”为内部政治经济政策要素的扩散提供了契机。发达经济体的商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大约经历了200年的历程，而发展中国家要在短时间内做同样的事情，就需要引进各种市场和机制，并经历一个边培育、边“磨合”、边确立法规的过程。然而，这难免会有不同程度的“不成熟”或“夹生性”所招致的风险出现，为内部政治经济政策要素扩散至境外乃至全球提供了渠道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