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知识分子的精神救赎与意义重构
陈思和先生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时，曾用“共名”和“无名”两个概念进行精辟的概括。共名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大体而言呈现出一种相对集中而统一的主题，作家们的创作和思考都聚集在一些社会关注的话题上。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治化主题的集中表述，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热潮，都呈现出较为统一的时代主题。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无法用几个命题加以概括了，而是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状态。这个时期的精神流向已无法被简单的时代命题所归纳，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不再呈现出若干个清晰的脉络，而是表现出去中心、无主题的趋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统摄下的一元化精神，社会不断地分化为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大小群体、价值法则和商业欲望，固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被彻底击溃。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开始打破意识形态的镜像的话，那么新世纪之后的中国文学则是在碎裂的镜片上再进行粉碎，从而彻底消除了大一统镜像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中境遇堪忧，如果说技术知识分子向市场屈服，幕僚知识分子向权贵谄媚，那么人文知识分子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失去了精神信仰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欲望被不同程度地激活，长期被压抑的欲望慢慢地恢复、膨胀。在新世纪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出现了一批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精神苦闷、希望缥缈的作品，这是作家们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和艺术写照。
新世纪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利益和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呈现出道德溃败的趋势。在孟繁华先生看来，“知识分子的死亡或背叛在西方早已被宣布。这一论断表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望乃至绝望，与对知识分子社会只能得理解相关”，“事实上，对知识分子背叛或死亡的指认，大都来自对知识分子这一职能的理解”[15]。但也应该看到，尽管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锐减、位置尴尬，但仍然有一批坚持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创作表达着对于精英主义的追求，他们以返归历史的方式书写着当代人对于知识分子崇高品德、使命意识的敬仰，在对历史人物精神底蕴的体味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源，这也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道耐人寻味的文学风景线。在新世纪以来的人文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一些作家虽然无法在当下的商业文化环境中为知识分子们提供更多的信仰价值、精神超越的空间，但他们通过回望历史，将稀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融入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试图借助那些历史的魂魄唤醒当下知识分子的内在良知和精神信仰。在这个创作谱系中，宗璞和梁振华的历史知识分子小说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他们的历史知识分子小说中，主人公在民族危难、家国破碎的时代环境中，勇于担当，淡泊名利，通过立足岗位或投身革命，来捍卫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道德准则。正是这些在市场经济时代普遍稀缺的精神特质，在作家的笔下被赋予了坚守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社会责任感的意义。
《野葫芦引》是宗璞力图创作的四卷本长篇巨制，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四部长篇。《野葫芦引》通过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生活场景，揭示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们在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大爱大善、大恨大痛，深刻地昭示着这一群体的精神力量。与之相反，历史在有的作家笔下成为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文字演绎，无论是爱恨情仇，还是家国情结，都在验证某种已有的共识或者结论。历史发生学的丰富语境和复杂性，被作家提纯、抽象成了一个个符号式的简单人物，历史独特的时空属性、丰富的个人性情在这个过程中被遗忘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仅遭受了市场利益的干扰，而且也承受着消费主义的蹂躏，其表现为戏说历史、穿越历史和庸俗历史。这些历史小说的创作模式使得历史再次碎片化、庸俗化。在思想观念逐步自由、历史事件不断清晰的当下，教科书式的历史小说已经渐渐淡出读者的视野。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场、触及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小说，不应是对历史结论的简单演绎或娱乐化处理，而应该努力客观呈现历史的现场，将昔日的人物、事件加以丰富的呈现，使之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表现自身的行动与思想，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细节昭示未来的道路与可能性，揭示出一个时代文化的内在属性，从而引起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民族振兴的诸多思考。宗璞在新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东藏记》，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它和此前的《南渡记》一样，试图通过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弗之一家和师生们在国破家亡、居无定所情况下的生活，讴歌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情操、价值观念和精神准则。这部小说在新世纪知识分子小说中的特殊意义在于，它通过艺术虚构的方式塑造了民国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形象，祈求历史灵魂对于当代人精神的呼唤。
历史小说创作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争论，即历史题材的小说究竟应该是以揭示历史“规律”、以文学创作验证主流历史学家的观点为主，还是以对历史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为历史人物进行合理的二度创作为主。“争论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全客观可感的、立体式的‘历史’，历史究竟是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还是一种叙事存在？”[16]在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是‘被叙述’、‘被描述’的，而在‘历史’被叙述、被描述的时候，‘历史’本身早已消逝，只有一些踪影、一些蛛丝马迹保存在所谓的‘史籍’中。保存在‘史籍’中的，只是‘历史’的一堆碎片。‘历史’就像沉埋在地下的陶罐，挖出来时早已破碎不堪；不但掉把、折嘴、破肚、损沿，而且不少碎片早已不翼而飞。更重要的是，这个陶罐本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本身已不存在，也没有‘图案’、‘样子’可供凭借，如何复原这个陶罐当然是个问题。历史的描述所做的，就是考古学家所碰到的这个难题：想复原历史这个陶罐，但‘原’是什么又不知道。”[17]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过去状态，历史固然是客观的，但是如何呈现历史却并非绝对客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历史视为一种叙事方式，不同的叙事立场、叙事方式可能会形成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历史“面貌”。由于绝对客观的历史已无法复原，当代人所能做的便是依据所有的材料进行某种程度的恢复，但这种恢复距离真实的历史相差多远很难有准确的定调。让许多人尴尬的是，历史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人的主观色彩。以往将历史视为客观、冰冷过程的认识，忽视历史人物生命体验和情感温度的观念，在今天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同。
当历史真实的绝对标准消失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就是：历史已经没有客观可言，富于冲突的、戏剧性的情节和矛盾冲突成为创作者用力的焦点，它们遮蔽了生活的本来状态，使之演化为经验性的性格冲突、事件冲突。“许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注意这种本然生活，而是把目光都投向了那种演绎的、虚构的、剪辑过后的生活。电视剧的盛行，展示出的正是这种戏剧人生的魅力。但生活并不会按照小说、戏剧的方式展开，那种危机四伏、命运跌宕、高潮迭出的生活，不过是编剧的一种想象，真实的生活更像是散文，没有中心，没有主线，一地鸡毛，但也不乏一些精彩的场面和细节。”[18]对于严肃的创作者而言，他们不是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创作，而是在注意史料、遗迹和记载等资料的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并以严谨的态度对史料语焉不详之处进行合理的假设、合情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历史小说的创作者同时承担了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们既需要有学者的严谨和学养，能够依据有限的史料和时代语境，努力还原出历史的面貌，又需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洞察世事人情的睿智，能够在综合地域文化、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人物生平、著作叙述、文献记载等各种因素之后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补充。还历史小说创作以真实，不仅意味着要祛除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和藩篱，勇于进行发现和思考，而且还要还历史以肉身，创作者应该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文学家的睿智，让历史具有生活的底蕴和人间的气息。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努力弥合历史叙述与历史真相之间的鸿沟，让断裂的时空因素在作品中得到修复。《东藏记》与其说是作家对历史知识分子历史真相和精神面貌的还原，倒不如说这是对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想象与期待。小说中并没有塑造一个高大全的知识分子形象或者群体，而是通过一些普通知识分子有血有肉的生活、独立自由的精神思考，来表现出这一群体的特点。吕清非、钱明经、尤甲仁、白礼文、孟越，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家庭生活和学者工作的描写中得到了真切展现。知识分子也有七情六欲，也会表现出坚强或软弱、忠诚或自私、清高或卑琐等诸多矛盾，但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安贫乐道、坚守岗位的群体灵魂与志趣习性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宗璞正是通过历史上这群知识分子的坚持与追求，带领当代人重温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触摸那鲜活而富于理想气质的生活。而隐藏在这些历史知识分子形象背后的，则是作家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探寻理想、坚守道德和叩问精神的深切关怀。
梁振华的长篇小说《新青年》以江流、王应等知识分子由晚清至民国20年间的思想成长历程为线索，勾连起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发展史作了一次新的精神探索。小说针对以往近现代史题材小说过于注重历史规律提炼而忽视历史细节的还原，以及过于注重提纯矛盾冲突而存在乌托邦叙事的缺点，而代之以充满生活逻辑和现实指向的方式来叙说繁复的中国近现代史，为人们重新认识1907～1927年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平台，也生发出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经常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革命者的青春，二是真实的生活是否具有显在的逻辑性。第一个问题的实质在于，革命者究竟是一开始就成熟了，还是作为个体处于不断趋于成长的过程。换言之，革命者的形象究竟是定型的，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判断一部历史小说是否吻合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些历史小说将人物性格单一化，或者说将人物性格教科书化，这样虽然能够给读者一个比较定型的印象，有时也可以借助人物性格来推进叙事，但与人性的繁复与生活的琐碎本相相比，作者简化历史、提纯历史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即直接导向历史小说叙事的空洞化与结论化。梁振华很显然并不愿意陷入历史小说的叙事窠臼，他努力地从生活的本相出发，将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看待主人公的角度是平视的、对等的，因而也就更能够发现那些传奇或平凡人物直面生活本身时的诚恳、惶惑、挣扎与努力。正是这样一种视角的选择，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与主要情节都与时下热播历史剧、畅销历史小说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张力。
而第二个问题所反映的是对现实生活及其逻辑的不同理解。在很多历史题材小说中，我们发现人物似乎是单一而惯性的，一种思想从一开始就渗透进主人公的内心，并且从此不变。即便是一些注意到了历史人物思想变化过程的作品，也多表现人物成长过程中由幼稚而成熟的过程，却少有剧作揭示人物思想成熟之后的省思、自我质疑甚至是自我否定。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和思想，也没有一个革命者是接受革命观念后就思想定型的，他们内心的觉醒、挣扎和痛苦无疑有着更为隐秘的思想印迹和情感立场。《新青年》以充满生活气息和人性情怀的场景，将人物还原为真实可感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而非概念化、抽象化的标签。梁振华认为，在纯粹的形式之外，思想内核的“现代性”，应该是中国文艺作品现代品格生成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小说创作中将价值坐标架空，将人性和信仰淡化，转而将笔墨集中在插科打诨的场景、高潮迭起的冲突中，固然可以让小说叙述变得更有可读性，却因此而失去了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所具有的本真面貌，人物有血有肉的生活质感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作为一名新锐作家和学者，梁振华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值得自己持续关注和着力表现：“本能的怯弱、恐慌，濒死的颤栗、求生的欲望，人性的阴霾和辉光，对信仰的守护或者放逐——只有通过对这些复杂的东西的体味，我们才能建构起……一种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的合乎人道的理解。”[19]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觉的历史经验和认识，作者在书写作为时代先知先觉的新青年形象时，坚持不溢美、不藏拙的原则，努力描绘这些觉醒者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从幼稚盲目到思想成熟的巨大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卑微又高贵的人性。在对近现代史上新青年群体的体认中，历史与现实在作品中合情合理、有理有据地合流了。作家在作品中追溯历史，呈现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消费历史、解构历史，而是真正将历史视为了未来的坐标，行动的指南针，是希望以史鉴今，探测前进的路途。《新青年》这部小说，以历史写现实，以理性写激情，绝不轻视日常生活之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影响，也不忽略那些先知先觉者的困惑与茫然，而是呈现出逝去历史中那些最平凡、最日常的一面，让读者感受生活的力量。
这部小说之所以可以被视为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与作者的创作理念和方法密切相关的。梁振华曾如此阐述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本书主人公江流，以张竞生为原型（张竞生原名张江流）。笔者选取了张竞生自参与反清革命到赴法留学再到入北大任哲学系教授的近二十年经历，以此为史料基础，展开了本书大胆的想象与虚构。”[20]正是由于这部小说以历史人物张竞生为原型，汲取了众多近现代历史史料作为基础，同时又以现实生活诠释历史真实，加以合理想象，才塑造了江流、魏国、张若兰等一批具有理想、执著追求而又饱含困惑、精神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有史料的支撑，所以这部小说虽有不少虚构成分，但整体上呈现出朴实的文风和坚硬的质地。在表现江流、王应等新青年为国家为民族勇于承担的时代精神时，梁振华常常以一位全知全能的智者的姿态，在追溯历史、返回现场的同时，还时常以俊逸的笔调，展现出作者由历史生发的时代之思。由大清末年的衰败到官员们的离心离德，从野心家的倒行逆施到民众心智的逐渐开启，作者似乎从这些细节中感受到了一种历史的先声，欲为之提炼，以为从历史中凝聚富于哲思的片段。于是我们看到，风沙狂舞、电闪雷鸣的景象中，广东水师管带何广成看到了“咱们这大清国，多像是这风雨飘摇的一台戏！个个演得投入，装疯卖傻，到头来无非是还惦记着这身行头”；在江流的自我辩护中，我们看到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的追求与无奈：“他们正是因为疑惑和绝望，才去寻找合理的秩序与价值，谋求一种新的光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才有了今日的解放。要若是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就要遭到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那么今日的政府和封建专制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对历史的追问，让梁振华的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时代气息：作者从先贤的理想、热情和期盼中，看到了古今同一的人性与人情，他试图在历史碎片中重铸新青年昔日的理想与抱负，其中的革新气息和民主、自由诉求，至今仍焕发着夺目的光辉。正是通过这种带有温度的对历史的重新观照，那些散佚在历史深处的故事、信念、情感，那些昔日新青年群体的激情与睿智，在梁振华的笔尖全部复活起来。以性灵与性灵相交，借此激活阴冷的史料，梁振华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近现代历史上新青年精神的体认。
江流、王应等人是作为理想的革命青年来进行塑造的，他们在曲折跌宕的寻找革命的过程中接受了社会的洗礼。革命一开始被这些青年们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加以追求，他们时刻以革命者自居，并试图凭借实际行动彰显自身的价值：从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质疑，到为自己昔日冲动导致后果的追悔；从立志参加革命以建设平等世界的昂扬斗志，到目睹真正的革命英雄牺牲而社会依然黑暗无边……一群生活于旧社会而渴望新生活的青年，在残酷现实的教育下开始意识到革命本身的复杂性和漫长性。尤其是当昔日的革命者魏国在清朝覆灭后进入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与早期的革命者许昌谋取个人利益淡忘革命理想甚至镇压革命者时，小说向读者呈现了革命的工具性与目的性的奇怪混杂，以及个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如果说周鲁由官兵而“革命”更像是走投无路者的选择的话，那么江流、王应甚至是魏国这几位坚定的革命者的不同命运轨迹则显示，革命远非人们所设想的那般美好。可以说，反思革命的动机与效果是这部小说叙事的核心推动力之一，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和思想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近现代史展开的，而对革命的反思显然是重中之重。《新青年》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十分深刻而形象，作家对历史人物心理历程和时代变迁进行对比，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生动地再现了一幕幕的历史荒诞剧。这部小说通过复杂、多义的人物内心呈现，揭示革命思想对青年一代思想和人生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奇异影响，从而使作品富于深沉而锐利的历史内涵。
如果说宗璞、梁振华等知识分子小说是以历史为基点反观当下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如陈启文、侯良学等则通过田野调查、社会观察直接对现实发言，以笔为旗，直接传达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守望。他们虽然也深刻地察觉到了时代语境的变化，但仍试图通过对社会的批判，传达出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作家们这种对批判性文学创作方式的选择，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对自己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和坚守，他们的作品不愿意回避矛盾、粉饰太平，而选择回到民间，皈依良知，通过在现实痛感中的发言，找寻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陈启文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文学感受力、表现方式的作家，他有着对精神细节的敏锐捕捉和精细刻画，同时他又是一位有着自己思想立场和文化根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够很好地处理意识形态与作品审美性、思想性之间的关系，游刃有余地在二者之间游弋。他的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以遒劲有力的笔调，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走访，对民众的心理、民族的精神状态进行了有力的勾画和挖掘，其中表现出的精神力度令人震惊。作家深入事关国计民生的现场，凸显身处其中的人们面对重要事件的心灵状态和行为抉择，进而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层，将中华民族精神历史的优势与劣根勇敢地表现出来。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既有着关注国计民生的责任感，又有着对文学艺术性的追求，还有着对两者背后的人类普遍精神价值的体察和思考，这些或宏大或细腻的追求表现了不同生活层面的复杂性、展现了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丰富审美力，将作者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启文是一个有精神根基的作家，他有着自己看待民族、社会、文化问题的独特视角，有着对底层、个体的关注和熟稔，这促使他在重大题材的创作中，在聚焦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之余，仍不忘关注那些卑微的个体、艰难的角落、迷惘的心理、贫瘠的土地。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亘古不变的精神底气和生命意识，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才能在众多纪实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种罕见而广阔的精神气息、生命忧患意识。市场大潮兴起之后，报告文学的市场化、庸俗化、利益化也成为这一文学类型的致命伤，为企业写作、为金钱创作成为了一大顽疾。而在这些表象背后，更致命的缺陷或许还在于报告文学所普遍缺乏的“描绘人类的某种普遍性——普遍的善，普遍的心灵困难，普遍的犹疑，以及人性里普遍的脆弱”[21]意识的匮乏。报告文学的写作很容易流入到歌颂与批判、政治与自由的二元对立模式，而忽视了报告文学关注的对象应该是有着丰富生命感受和复杂情感心理的活生生的人，即便是以“问题”“事件”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同样不宜将人置于物化的地步，单纯表现问题而忽视了人的精神内容。作为人学的文学，它的根本的使命是表现人的心理、情感世界，这是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使命。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类性和普遍性，又是作品最令人动容、最具魅力的部分。
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很好地表现出了文学中本应存在的这种人类性、普遍性，它表现为情感的共通性、感受的一致性和处境的共鸣性。这部作品将冰雪造成的灾害、民众的感受、政府的应对措施和个体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作家在各地走访调查时，除了关注政府各部门、各级领导的措施外，更重要的是聚焦于那一个个渺小的个体，将他们身处巨大灾难时的鲜活生命体验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来，这种个体的生命经历成为作品中最动人心魄的细节：在晚点的火车站台上，发了疯的旅客们在暴风雪中狂跑，一个等了三天四夜的年轻母亲用双手抱着一个婴儿，“她好像怕他冷，过一会儿，就俯下身，用舌头舔他，一遍遍地舔，用一个母亲最后的一丝余温”；在广州火车站，在雨中等候了几天几夜的女人们，“坐在栏杆的另一边，哭着，诉说着，其实她们也许并不是要说给谁听，这是一种释放的方式，就像那些男人的喊叫，怒骂，掀起的滔天巨浪，都是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状态下的一种本能的释放……”正是有了这些细节描写，我们对于灾难的了解和记忆才不会停留在冰冷、单调的数字上；也正是有了这些细节刻画，人们在灾难降临时，身体与精神的矛盾、内心的挣扎才会显得更加真实、感人。
陈启文意识到了报告文学所追求的现实主义不只是单纯地描写物体的客观面貌，还应该包括人类的精神现实性，因为这个内在的精神生活才有可能超越具体的地点、环境而具有永恒的共通性、艺术性。正如作者所说：“我想更多地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来表示我对一切原在性的大地众生的尊重，包括人，但不止是人，哪怕对于灾难本身，也应该尊重它的客观性和发生与演变的规律。”[22]可以看出，在作家的意识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且是一种看待世界的精神方法，是看待包括现象、物体、人和自然等众多因素在内的一种精神角度与立场。换句话说，真正的现实主义“它决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为了写出现实更多的可能性；它也绝不是简单地复制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参与到对一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之中，并发现它的内在秘密”[23]。只有发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并将这种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加以融合，这样的文学创作才真正与人类性、普遍性这样一种宽广的普世价值产生血肉关联。
在消费主义日益繁荣的当下，很多的文学创作日益滑入到经验主义的误区，认为讲好故事、描写好情节、刻画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是现实主义的体现，却不知道真正的现实主义永远与人的内心、现实的存在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南方冰雪报告》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发现了当下灾难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缺陷，即对于灾难的疼痛体验会“由最初的尖锐，变得麻木、迟钝，然后转化为一种漫长的隐痛”，这种隐痛由于缺乏细节的张力而固化为枯燥的数据。陈启文意识到，“如果不保持一种警觉，你甚至感觉不到这样的隐痛”。为了再现灾难面前的疼痛，进而深入到灾难发生之际的民众心理深层，他选择了将手术刀般精准的目光对准一个个人物、一件件事情、一桩桩问题进行聚焦、解剖、分析，使得看似单纯、细碎的现象背后深远的意义空间得以凸现。
在讲述王勇这个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的小公务员的个案时，作者一反常规，不是去颂扬这样舍我为国、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而是返回生活现场，从王勇的真实生活出发，刻画出一个郁郁不得志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窝囊的小公务员形象。作者并未因为王勇成了烈士而遮蔽其生活的本相，反而从他的一生遭遇出发，将一个默默无闻尽职尽责的小公务员之死与社会制度、执政能力联系起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合格的而且活着的公务员，我们的国家机器和现实社会制度，才能在非常时期经受住考验，也能在平常的日子正常运转”，“而对于他死后哀荣备至的荣誉，我觉得对于一个忠诚履职的公务员而言，其实并不重要，甚至是多余的”。陈启文在面对通常意义的英雄人物时，没有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淖，去一味粉饰、歌颂，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了小人物的卑微、平凡却顽强的生命精神。
作家对精神细节的追求，有时比题材本身更具意义。作品中详细描写了一个17岁的湖北打工妹李红霞雪灾时在火车站的悲惨经历，但作者又不止于此，而是将她的家庭、生活、经历娓娓道来，既写到了作为打工妹的她的卑微与渺小，“他们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一年上头汗流满面忙忙碌碌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这一刻，每个月攒七百，八百，吃了，喝了，还有八九千甚至上万块钱带回家，这让他们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又写到了她脆弱的自尊、惹人怜爱的孝心，“她走之前一天晚上还在不停跟哥念叨，说回到家要先给奶奶一百元，外婆一百元”；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商业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与对人性的漠视，在李红霞这个悲剧人物身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表现，“这名少女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在他们的无所不在的柔弱的身影里，也许会让你一次次丧失某种大国的自信。你不能不承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很大，但还很贫穷，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些精英们在幻觉中生活的那种后现代”，“她是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但她再也支撑不起别的东西”。将灾难中的人物脱离单纯的灾难现场，而放置于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之中，不仅凸显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而且使更多相似人物的命运得到了观照，展现出作家宽广的文学视野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南方冰雪，是一场罕见的自然灾难，但灾难并不等于苦难。灾难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一种自然现象，而苦难则是人类的体验，生活的沉淀和情感的记忆。文学可以表现灾难，但文学又不宜停留在灾难的物质层面，而应该让它转化为一种精神体验、一种历史记忆，从而唤醒此后的人们长久地铭刻着那段让人痛苦的历史。对于作家来说，这就要求他们在面对灾难时，不能仅仅将灾难作为一个数据、表格加以表达，也不能仅仅将灾难作为客观的物像加以描绘，而应该深入灾难发生之时与之后人们所产生的恐惧、绝望、抗争的精神细节。只有这样，灾难才能转化为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普遍记忆，跳出就事论事、就人写人的表层。从这个意义上看，《南方冰雪报告》正是这样一部表现民族苦难记忆的优秀作品。作为那场冰雪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汹涌澎湃的春运潮成为作者用力较深的一种苦难记忆。
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返乡潮，作家敏锐地发现了农民工群体所经历的精神上的盲动、绝望、无助、冷漠。陈启文注意到那些“一长串神经错乱的难以听得懂的怨言和哭诉”，暗示着人们的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一句话，一个细节，都可能让他脆弱的精神突然倾斜，崩溃”。在分析“每个人都疯了般的想回家”这个现象时，作者发现了其中隐藏着的农民工的苦难记忆：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结构，使得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但是我们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户籍制度并未做好相应的准备，所采取的措施也多是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其他流动人口当作了严格管理的对象，于是从一开始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便处于背井离乡、始终得不到承认的境地：“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仍然保持其农民身份，似乎成了一种顽固的精神胎记，同他们对城里人的友善相比，城里人对他们则抱有一种天生的警惕、多疑甚至是歧视”，这是一种城乡二元结构的隐形苦难。“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敲打着这一扇扇无形而厚重的城门，也试图敲开生命与生存的一线缝隙。然而，那些徒具象征性的城门钥匙，却从未授予过一个农民”，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限制，加剧了这一隐形苦难的程度。
而当年关到来之际，外来务工人员的这种不安全感、漂泊感便如病毒一般定时发作，“他们下意识地感觉自己是个乡下人，也就有一种更强烈地要回家的渴望，而每当春节这一特定的时刻，这种潜意识和巨大的集体无意识就像地震一样以极大的能量释放，爆发”，南方冰雪灾害的到来，终于使这种体制、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隐形苦难突然显现出来。作家发现了解决这种苦难的关键之处：“对于他们（指外来务工人员），其潜在的需求期望或许不仅只是一本城市户口簿，更需要真正、真切的尊重、理解、爱和同情，而城里人则要在他们面前学会谦虚”，“对于这些外来人口，这不仅是身份的改变，而是精神的般若，涅槃，唯有这样，这种人口流动才会转化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精神变革”。可以说，正是这种对自然灾难和对制度、经济、文化、地区因素所隐藏的非自然苦难的宏观把握、精细捕捉，这部作品才真正地具有了揭示苦难、引起疗救注意的价值，才对我们了解雪灾的真相、反思解决之道提出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如果对作品提出更高的要求的话，那么必须看到仅仅懂得和记忆苦难是不够的，因为苦难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也缺乏重新抵御苦难的内在力量，作家必须从苦难中发现耻辱、丑恶、悲惨，并且在作品中寻找到可以抵抗这些耻辱、丑恶、悲惨的精神力量。对于作者来说，这其实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不仅要求作品能够表现出苦难之于人们的影响，而且还要能够在这苦难中发现苦难中包含的负面因素。这一点，是区分普通作家和优秀作家的分水岭。在《南方冰雪报告》中，陈启文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底层社会和精英阶层中发现了国人精神的变异之处，并以自己手术刀般精准的笔墨揭示出来。他怀着复杂的情感，以痛彻心扉的良知和责任感，在重走雪灾路、重返现场的同时，深入社会各色人等的精神现场，将他们面对苦难时的动摇、癫狂、昧心、残忍抑或高尚、觉醒、同情的心理剖析得入木三分。
《南方冰雪报告》不仅在苦难的表象中发现了残忍、奴性、丑恶、麻木，而且发现了苦难向精神资源转变的可能性和途径，进而找寻到了抵抗这些负面因子的精神力量，使得人们获得解脱苦难的可能性。这些精神资源包括岗位意识、良知、尊重、怜悯等，它们成为人们摆脱本能和苦难的力量源泉。人性是充满弱点的，这些弱点可能会将人性导向贪婪、无耻、疯狂的境地，只有切入人心的内里，我们才会寻找到克服人性弱点的方法。作品中的退伍军人老彭，趁着雪灾大把大把地挣钱，但是一个很偶然的细节却改变了他的思想和行为。在一个天黑路滑的夜晚，老彭开车时看见路边的一个人拼命地向自己招手，“他以为狠狠的挣一把的机会又来了，可等他把车开近时，才发现那人背后的道路已经裂开了一大块，正在冰雪的重压下蠕动着、瓦解着往下沉”。被路边的好心人救了命的老彭，内心深处的人性被唤醒了，一种责任感被激发出来。于是第二天，老彭“换上了那套好久没穿过的没有帽徽领章的军服，车上还多了一块牌子：免费运送急难旅客”；导游姑娘小毛，在率团进入韶峰时遇到了罕见的冰雪，她一时也觉得很慌张。但当她看见所有的眼睛都望着自己时，小毛内心深处的岗位意识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你是导游，这是你的角色，也是你的位置，这几十个人都是交给了你的，你得对他们负责！”在雪灾的最初阶段，昧着良心发灾难财不乏其人。一个山村小学工资微薄的代课老师，也加入到了哄抬物价的队伍，人性的贪婪似乎将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但是当王娭毑在寒风中向小商贩们乞讨两口水给小外孙喝时，那个代课老师内心的良知被唤醒了。“他犹豫着，犹豫了好一阵”，然后把一篮子的矿泉水、方便面都分给了车上的乘客，然后“逃也似的走了”。作家对于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不是来自我们所熟悉的某种召唤，而是灵魂中，人性中的某种下意识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召唤”；……既直面苦难和苦难深处的耻辱、卑微、懦弱，又展现苦难所唤醒的那些曾经昏沉的灵魂、良知、责任、岗位意识、怜悯，陈启文将二者巧妙地灌注在报告文学的始末，使得这种直逼人心、拷问灵魂的神性力量不断地促使着读者也进行着思考，与作品中的苦难同在，与人性的高贵精神共存。这个过程与其说这是一次作品的阅读，不如说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自然，无须讳言，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也并非尽善尽美，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就颇值得商榷。如作者所批评的那些“愤世嫉俗的朋友”，他们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已经有太多关于灾难的书写和记录，我们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文字，但严格地说，那些大都不是针对受难者的书写与记录，而是针对救难者的书写与记录，其中，灾难成了救世主的背景，死难者成了一组抽象的数字”，“这样的话语正在不知不觉中将全社会对受难者的关注引向对救难者的感激与膜拜”[24]，客观地说，这些“愤世嫉俗”者的言论甚至相当精到，他们对当前灾难报告文学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人性的深度和精神的力量，正在于陈启文没有将作品完全写成救难者的言行录，而是直接深入受难者的心灵，这是作品之所以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根源。另外，作品中无意之间流露出的一些观念，比如说“高居首辅，位极人臣”[25]这些带有封建君臣伦理色彩的词语，也反映出作者受到负面传统文化观念的潜在影响。我们之所以补充这些，是想说明：作为历史中间物，我们的思想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在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着不少封建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甚至这些观念在我们的下一代思想深处也将存在。在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他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人道观念、人文情怀，也看到了其思想中的某些不足，这并非苛求，而是一种客观的记录，一种更高的期待。在苦难和历史面前，我们都是置身其中的现身说法者，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时代性遭遇和历史局限。我们能够做的，或许便是正视它，咀嚼它，改进它。
新世纪知识分子作品的创作，客观呈现了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与文化生态，揭示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嬗变与文化迷惘。这些文学作品既有对于市场大潮消解道德、瓦解理想、刺激欲望的忡忡忧心，也有对于以史为鉴或行走田野的知识分子良知的坚守。作为知识分子，新世纪的作家们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现代公民的文化使命感，不断地创作出深刻反映时代思潮的优秀文学作品，在社会大众追求消费快感、沉溺于文化快餐的背景之下，孤独而倔强地创造、阐释和传播着优秀的中国文化。
[1] 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
[2] 梁鸿：《知识分子的庙堂之痛与民间之痒——读阎连科〈风雅颂〉》，《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第16～17页。
[4] 梁振华：《宿命与承担——市场经济浪潮中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当代文坛》2001年第2期。
[5] 阎真：《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说说〈沧浪之水〉》，《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
[6] 蔡晓辉、集月音：《阎真：〈因为女人〉讲的是“逼女为妾”》，《燕赵都市报》2008年1月22日。
[7]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扉页。
[8]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扉页。
[9]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第17页。
[10] 鄢烈山：《早春的感动》，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第157页。
[11]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552页。
[12] 阎真：《精神的重量》，《大学时代》2003年第1期。
[13] 阎真：《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50～51页。
[14]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第76～77页。
[15] 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37页。
[16] 龙其林：《〈铁血兄弟〉：历史史诗的呈现》，《中国作家（影视）》2013年第10期。
[17]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2页。
[18] 谢有顺：《记录也是一种善》，《消夏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第52页。
[19] 梁振华：《无名的镜语》，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第110页。
[20] 梁振华：《新青年·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第415页。
[21] 谢有顺：《发现人类生活中残存的善——关于铁凝小说的话语伦理》，《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22] 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芙蓉》2008年第6期。
[23] 谢有顺：《现实主义是作家的根本处境——〈2001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选〉序》，《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24] 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芙蓉》2008年第6期。
[25] 陈启文：《南方冰雪报告》，《芙蓉》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