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靺鞨族源于东北古代的肃慎族系

一 东北古代民族的族系划分

在东北古代民族的族系划分上，存在着不同的分类系统和划分标准，因为民族、种族和语族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类形成的三个不同的概念，而这三个概念又分属三个不同的学科体系。民族是属于社会和历史的范畴，是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种族是属于生物学的范畴，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语族是属于语言学范畴，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三者不能混淆、不能等同。但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同一人群可以有民族、种族、语族三种属性，这三者可以同时存在于一定人群。即一个人群既属一定的民族，又属一定的种族和语族”^[1]。

东北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论述东北史与民族时说：“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金先生认为：“就今日言之，居于东北之民族大别之有三，曰汉族，曰满洲族，曰蒙古族。然此三民族，曾经数度之分合蜕变，非古代民族之本来面目也。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植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夫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此皆早居于东北之民族也。”^[2]金先生在此把古代东北民族划分为四大族系，并认为“初则肃慎族之粟末靺鞨，兴于唐代”，把靺鞨族归于肃慎族系。

我国民族史学家孙进己先生通过对民族形成理论和民族源流理论的研究，总结认为古代东北民族大致可以归纳为八个族系：山戎、东夷、东胡、秽貊、室韦、女真、乌底改、吉里迷。比金毓黻先生的划分多了四个族系，并指出隋唐时的靺鞨是属于秽貊族系的。

东北史大家张博泉先生在其主编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一书中说：“近代学者，曾就对东北古代民族的语言、习俗、方位、族系等方面进行过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把我国东北古代民族分为四个系统，即汉语族、肃慎语族、秽貊语族和东胡语族。”并认为：“肃慎语族属东夷人的一支，最早是以肃慎与中原发生隶属关系，从史书记载的族属关系看，属于这一系统的有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族；从历史发展看，肃慎系经由氏族部落、部落，到唐时建立与中原同型的地方渤海政权，女真继契丹之后建立金朝，满族在明以后建立全国统一的清朝。”张博泉先生认为靺鞨是属于肃慎族系。

东北民族考古方面的知名学者干志耿先生和孙秀仁先生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中，从考古学的角度指出，“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遗留的物质文化遗存，正是区分族属的依据”，而“族系，按作者的理解，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时间的概念，即先后顺序和渊源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民族；二是属于同一个系统，即相当于同一个语系、语族或语支，尤其是后二者。这就是所谓族系概念的内涵”。他们认为：“古代黑龙江地区的三大族系，即后来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中部的秽貊-索离-夫余-豆莫娄系，又称之为古亚细亚族系；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后来学者称之为通古斯诸族。”

尽管族系的划分是经过多种学科综合研究考察而确定其标准，但是史学家们对其标准的理论认识也不尽相同，因此对族系的划分也分歧较大。东北史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对靺鞨是源于肃慎这一族系是认同的，我们也认为这个认同是有史料支撑的。

二 古代文献记载肃慎至靺鞨的演变

肃慎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在公元前22世纪的舜禹时就始见于史籍，在古代文献上又记载为息慎、稷慎。肃慎族很早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在《竹书纪年》中记有：“（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史记》卷四《周本纪》也载：“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国语》卷五《鲁语下》中也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之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以此可看出，肃慎人虽地处荒远，但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逐渐同中原政权建立了从属的关系。据《左传·鲁昭公九年》载，到了周朝时，周申明：“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关于肃慎族的分布地区，史家历来说法不一，大致在长白山以北的松花江和黑龙江及其支流的两岸的东北的广大地区。

肃慎族处于社会发展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在与中原地区频繁的交往和联系中，肃慎族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肃慎一名在春秋战国之后很少见了，汉、魏晋之际肃慎族已改称挹娄。在《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挹娄，古肃慎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也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古之肃慎氏之国也。汉以来属夫余，黄初中叛，夫余数伐之”；在《晋书·四夷传》也记载“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北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肃慎这一族名在汉魏时少见了，可能因为夫余的兴起、征伐，阻碍了肃慎人向中原进贡的道路。但仍有史书记载其入贡、活动等，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都不是整齐划一的，况都有其居住地域广大、各部发展不平衡等复杂原因。在此不做考证。

挹娄族活动的地域与肃慎族活动的地域大体相当，但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要比肃慎族高。挹娄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发展阶段，各部落居地较为分散，互不统属，发展也不平衡。汉以后，挹娄人曾遭受夫余的压迫和奴役，因不堪其严酷统治，亦不时进行反抗斗争，夫余曾数次征讨而未达目的。到三国初，挹娄终于摆脱了夫余的统治，遣使到中原贡赤玉好貂等贡物及楛矢、石砮。东汉以后挹娄族逐渐发展壮大。

挹娄族在南北朝时被称为勿吉。“勿吉”有人解释和清代“窝集”一样，为“大森林”之意。^[3]为什么改称勿吉，是否因为他们居住在山林里而改称呼了，不得而知，但“挹娄改称勿吉和肃慎改称挹娄相似，这种变化可能是偶然的。马克思在研究美洲印地安人部落时指出：“许多部落现今在历史上所知道的名称，是他们本身并不承认的名称’”，“而这种名称常常带有偶然的性质”。

勿吉与肃慎、挹娄的渊源关系在古代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在《魏书》卷一○○《勿吉传》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邑落各自有长，不相统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北史》卷九四《勿吉传》也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统一。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去洛阳五千里。”在《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靺鞨“后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称勿吉”。在《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勿吉又曰靺鞨”条中记：“勿吉，后魏通焉。在高句丽北，亦古肃慎国地，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凡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二曰汩咄部，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车骨部，在汩咄东北；四曰拂涅部，在汩咄东；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各数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这个记载既阐明了勿吉的先世，又体现了勿吉向靺鞨的演变。

勿吉人的社会发展比挹娄人又进了一大步，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勿吉在其发展过程中同中原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在近百年间遣使到中原地区朝献30多次，最多一次人数达500人。由于同中原地区的交往联系不断加强，也促进了勿吉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于东夷最强”的勿吉人组成的各个部落，各在一定的地区活动，各有酋帅和一定的武装，不相统一。但是由于战争和掠夺的需要，各部落又成为实力强大的联盟。在攻高丽、逐夫余、进犯豆莫娄的军事行动中，充分显示了这种联盟的力量。公元492年，勿吉人越过张广才岭，493年灭掉了夫余政权。勿吉的势力不断扩张，“这时勿吉的势力扩展到了牡丹江、绥芬河、松嫩平原一带，往南直达吉林市一带，占据了松花江上游、松嫩平原的广大地区”^[4]。

靺鞨族继肃慎、挹娄、勿吉族之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靺鞨一词最早见于563年（北齐武成帝河清二年），《北史》卷九四《勿吉传》称“勿吉国，一名靺鞨”，其后，“靺鞨”一词不绝于史书。在《括地志辑校》卷四载：“靺鞨国，古肃慎也，亦曰挹娄。”《隋书》卷八一《靺鞨传》记：“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其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依粟末水以居，水源于山西，北注它漏河；稍东北曰汩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以）东曰拂涅部；居骨之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东曰白山部。部间远者三四百里，近者二百里。”《唐会要》卷九六《靺鞨传》载：“靺鞨者，盖肃慎之地也。后魏谓之勿吉。凡有数十部落，各有酋长。”就连朝鲜史籍《海东绎史》卷第六○也载：“勿吉在高句骊北。亦古肃慎国地。靺鞨即勿吉也。”

在勿吉族向靺鞨族的演变中，我们认为是隋、唐的史学家把与“勿吉”音相近的“靺鞨”记载史册，并确定这是一个族的两种不同的称呼。今天我们读“勿吉”“靺鞨”两词音并不相近，但崔忻在册封渤海回唐时在旅顺黄金山麓凿井刻石的“靺羯”二字与“勿吉”的音是相近的。崔忻刚刚从大祚荣政权回来，不会记错其政权的名字，想是史家第一次记载“靺羯”族时，把“羯”误写成“鞨”，而读音仍为“羯”，以后史家传承下去，“靺羯”就成了“靺鞨”。

此外，在史籍的记载上，靺鞨继承了勿吉七部的名称，如：粟末部、汩咄部、安车（或居）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白山部等。说明靺鞨族就是由勿吉族演变而来。

从上述的古籍记载看，靺鞨是与肃慎、挹娄、勿吉一脉相承的，是这一族系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那么，靺鞨族的文化特点是否继承肃慎族系的特点呢？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一下。

三 从考古学上看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文化的继承性

考古在东北古代民族的研究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可以印证古代文献对东北各民族的记载。渤海靺鞨是否继承了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文化的特征，我们试从考古发掘的成果上看其文化的继承性。

莺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牡丹江流域镜泊湖畔，该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上、下两层，经考古工作者的考察认定和碳-14的科学测定，此遗址当为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在莺歌岭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为主，有少量粗灰陶。器类见有直口罐、侈口罐、碗和盅等。纹饰有刻划的人字纹、斜线纹、篦划纹、蓖点人字纹、形印纹及由蓖点组成的各种带形纹”^[5]。当时人们“住在半低穴式的方形或长方形原始住屋里，出土的小陶猪，具有驯化的特征，手制的夹砂黑灰陶、红褐色陶器——甑、瓮、罐、釜、盘、杯等得到普遍使用。这些和文献上记载居住在不咸山（长白山）北的肃慎人是可以联系起来的”，进而学者推断这“可能是商周之际肃慎人一支的文化遗存”^[6]。在黑龙江流域也能看到类似的原始文化，有的学者主张西伯利亚乌苏里江发现的乌里尔文化，有可能是古代肃慎人的文化遗留。^[7]

挹娄文化遗存的发现较肃慎遗存要多。俄罗斯学者Α.П.杰烈维扬科认为俄罗斯阿穆尔河（黑龙江）中下游的波尔采文化应属于古代的挹娄遗址。中国学者认为与波尔采文化相近的绥滨蜿蜒河遗址和二九〇农场四十连遗址也当属挹娄遗址。同类遗址还有黑龙江中游萝北县三马架、乌苏里江下游抚远县海清。蜿蜒河遗址位于黑龙江、松花江汇合的三角地带，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居多，只有少量的灰褐陶，陶质粗糙，火侯不高，手制。陶器除素面外，纹饰以方格纹、指捺纹、凸弦纹、波浪纹、附加堆纹最为突出。主要器类有口沿下饰以附加堆纹宽边的盘口罐、敞口短颈方格纹罐、喇叭口碗、红衣壶等。波尔采文化的陶器与蜿蜒河类型相近，还有一些角状把手罐”^[8]。波尔采文化遗址分布在河边，半地穴式房屋址，墙上一般镶有护墙板，没有门道。蜿蜒河遗址的2号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而海青又与蜿蜒河遗址下层有密切关系，如出土的陶器均为夹砂红褐陶和夹砂褐陶，纹饰均有附加堆纹、水波纹、方格纹等。这些相当于挹娄的文化遗存。

从挹娄多处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夹砂粗红褐陶，纹饰有方格纹、划纹、水波纹、弦纹、绳索纹、附加堆纹及指甲纹等。这应与莺歌岭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纹饰属同一陶系。

黑龙江省绥滨同仁遗址位于三江平原的黑龙江中游右岸，1972年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等发掘了绥滨同仁遗址，将其分为同仁一、二期。同仁一期相当于南北朝至唐初，经碳-14的科学测定并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670～540年。同仁二期约当五代至辽，经碳-14的科学测定并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1090～940年。同仁一、二期的族属，被学者推定为黑水勿吉-靺鞨的文化遗存。^[9]同仁一期的文化，发现比蜿蜒河遗址进步的构有板壁的半地穴居住址和特征相似的陶器。同仁遗址最重要的特点是表现在出土的陶器上，“出土黑褐色盘口直唇长颈罐、直口罐、碗、陶簸箕等，石器中有大宗的细石器，但铁器已普遍使用，有带卡、镞、小刀等”^[1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于1977年在东宁团结发掘了渤海村落遗址。根据地层遗物的关系，将该遗址的渤海遗存试分为两期。以其代表性器物陶器为例，“早期陶器与绥滨同仁遗址出土的勿吉-靺鞨式陶器相类，典型器形是敞口长颈深腹罐，一般于唇部以下带有一匝条状附加堆纹，几乎成复唇状，并与敦化六顶山渤海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11]。在团结遗址发掘了四座平民住宅，“每座面积不大，均为半地穴式”。以此，可以推断团结遗址渤海早期的陶器继承了同仁勿吉-靺鞨遗址中的特点，一般百姓其居住形式也多采用本民族“半地穴式”的传统方式。

关于靺鞨遗址、遗存的确定，干志耿、孙秀仁两位先生强调：“在近代考古学史上，关于靺鞨遗物之提出，当首推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氏。该氏在其《东北亚洲搜访记》书中，记述了他于1919年推定靺鞨遗物的经过。”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博物馆陈列的靺鞨遗物，有铁铠、枪、刀、弓矢等，经鸟居龙藏先生认定是靺鞨时代之物。以后，鸟居又在特林、亚珲河口等处发现与哈巴罗夫斯克出土物相似的刀、剑、矛、铠。他断定此非蒙古型而为靺鞨、女真之物。自伯力以下的遗址，被鸟居龙藏先生推定为靺鞨遗存的较多，然均为晚近之考古发掘证明其是正确的。

20世纪50年代，苏联考古界在黑龙江地区而后及沿海地区进行村落遗址、古城址、墓葬等的考察，但是，并没有识别出靺鞨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在累积发掘了100多座墓葬的基础上，终于使苏联考古学家Α·П奥克拉德尼科夫把靺鞨文化再次识别出来，靺鞨文化遗存在黑龙江中下游、中俄两国境内都有发现，并分布比较广泛。作为靺鞨文化遗存的居住址、城址和墓葬，几乎都分布在江河的阶地或山坡上。遗址之间存在着不同差异，反映了靺鞨诸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的各自特征。

靺鞨时代的陶器极具特色，使考古学者可“望而知之”，据以断代，可称为“靺鞨式陶器”。干志耿先生指出“靺鞨式陶器”“一般为泥质陶，也有夹砂陶，手制和轮制并存，中等火侯，多呈灰陶、黄褐、黑褐等色，也有红褐色的。陶罐多敞口和侈口，短颈，斜壁深腹，平底。其纹饰，在口沿部大多带附加堆纹（呈捺捏纹或粗绳纹），也有重唇的，在颈、肩部往往饰以篦点纹、凸弦纹和水波纹，也有素面的；此外，小口重唇细颈鼓腹罐；有的陶罐在颈部和腹部拍印有小方格纹；还有陶甑和喇叭状陶碗等。以上类型的陶器往往成组出现，是识别靺鞨文化的重要指示物”。

陶器是最常见的渤海遗物之一。近年渤海遗址发现、发掘得较多，在发掘的墓葬中，亦有陶器不等的出土。如：鹰嘴峰遗址是一处从渤海早期经中期、晚期一直到辽金明清时期的多层堆积。它位于牡丹江的支流三道河子的右岸，该遗址面积大，堆积达三米左右。这里出土的渤海早期的陶器仍为手制，流行一种重唇的保腹罐、黄褐色、夹砂，一般为素面，浅腹盆等。在该遗址的渤海晚期地层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器均为轮制，有瓮、罐、盆、盒等；另外，在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墓群中出土的陶器器形有长腹罐、直腹罐、圆腹罐、敛口罐、长颈陶瓶，还有壶、盘、碟、碗等，其中罐类器物较多，陶器大多数为素面；虹鳟鱼场墓群是迄今我国渤海国历史考古上的规模最大、发掘墓葬数目最多的遗址，出土的遗物陶器占绝大多数，“陶器的种类繁多，有短颈壶、长颈壶、鼓腹罐、敛口罐、折肩罐、重唇罐、小口罐、板状耳罐、碗、盅、器盖等”^[12]。

上述渤海出土的陶器与靺鞨时期出土的陶器无论在用料、制作手法还是器形上都大同小异，不能不说无论靺鞨族怎样发展陶器这种基本的生活用具，靺鞨族没有丢弃，而是改进和发展了。

墓葬在考古学上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对古代民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墓葬是渤海的主要遗存之一。渤海墓葬的发掘可谓成绩斐然。在俄、朝两国境内都有渤海的墓葬发现和发掘。在国内尤其是吉、黑两省都有大面积的发现和大规模的发掘。如六顶山古墓群、虹鳟鱼场墓群等。墓葬类型分为竖穴土坑墓、竖穴石圹墓、封土石室墓、砖石墓、石棺（石椁）墓五种。前三种均发现有一墓之中葬单人、双人、多人不等。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的墓中发现火烧迹象。

渤海墓葬的特点在黑龙江的中下游黑水靺鞨的遗存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葬式。比较重要的黑水靺鞨墓葬有如下几处：“早期有乃伊费尔德墓地，1960—61年发掘墓葬40座，土坑竖穴墓，年代为6世纪末到7世纪初；科奇科瓦特卡墓地，1970—1971年共发掘墓葬21座，土坑竖穴墓，相对年代为7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晚期有黑龙江桦林石场沟墓地，1981—82年共发掘墓葬18座，封土积石墓，有的有木质葬具，埋葬方法有一次葬、二次葬及火葬。”^[13]虹鳟鱼场墓群的主持发掘人金太顺研究员认为，“土坑墓是渤海建国前后部分地区靺鞨人的主要埋葬特点，约占渤海一期发掘墓葬的68.5%”；“渤海墓葬有单人葬、夫妻合葬、二次葬及家族合葬等形式。有人认为，其所反映的夫妻合葬、族葬、火葬等葬俗，又具有靺鞨族的特点。二人以上合葬（最多一墓有十五具人骨）有许多是迁葬，这乃是渤海粟末靺鞨族葬的重大特点”^[14]。渤海人的葬式也沿袭了靺鞨族的传统。

综上所述，无论从文献学还是考古学上，我们都可以看出靺鞨族是肃慎族系的一脉相承。靺鞨族还将怎样发展下去？历史给靺鞨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