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中心主题与研究缘起

本研究探讨的中心主题是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机制问题，具体来讲即是在现有的行政体制框架下，地方社会是如何影响合作组织及合作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内生过程，决定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发展逻辑与实践成效的。

从2003年到2006年，笔者曾经在河南、山东、湖北、吉林等省市的农村地区参与过十多个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与建设试验示范工作，深信合作社的发展将有助于提升弱势小农的市场主体地位，保护分散小农的发展权益，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境遇。但是，时隔5年之后，到2011年，当笔者将关注的目光转回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时却意外地发现，学界关于“真假合作社”的论争此起彼伏，日益激烈，许多很严谨的研究人员在调查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全国八成以上的合作社都是假的（刘老石，2010）。由于假合作社使用合作社名义获得国家对合作社的政策扶持会挤压真正的合作社的利益空间，因此对合作社的真伪进行辨析就成为一个很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张颖、任大鹏，2010）。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简称《合作社法》）正式生效以来，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14年8月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21.43万户，出资总额2.51万亿元。^[1]然而，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质量却难以令人满意。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走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道路。但是，《合作社法》实施2年多后的调查发现，实践中的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股权过于集中、民主管理机制薄弱、盈余返还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孙亚范、余海鹏，2012），合作社制度设置与制度创新问题反而激发了学界更加广泛的质疑和讨论。学界的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运作规则往往偏离文本制度设定的范畴，合作组织在演变中出现了制度异化（马彦丽，2013）与合作制度“名实分离”（熊万胜，2009）等制度表达与制度实践相背离的普遍现象。因此，活跃的“真假合作社”论争的实质是学界对合作社质性规定和制度边界的认识充满争议，实践中普遍的合作制度异化与合作组织益贫功能弱化的现象使不少人都在质疑“合作社原则，最后还能坚守什么”（潘劲，2011），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徐旭初，2012）。

面对争议，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社该何去何从，必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整体来看，大多数学者仍然对合作社的发展寄予厚望，认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不能墨守成规，应该走出一条超越经典、反映中国特色，又能体现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徐旭初，2012）。但是，目前的合作社研究，几乎都限于提出问题，缺乏对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潘劲，2011），并且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视角，比较缺乏社会学学科视角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成果，以至于对影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剖析深度不够。因此，要想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民合作社理论发展框架，有必要突破单一的学科限制，采用“一主多次”的多学科交叉视角，通过对发展中纷繁复杂又富有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特征的合作社运行机制进行“深描”与阐释，逐步厘清新型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基本逻辑，挖掘合作组织及合作制度创新与变迁的一般规律，进而为理论建构奠定基础。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边的中国村落大多也有着悠久的历史。1996年，曹锦清先生到河南农村调查后撰写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记录了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反思情况。在该书中，他指出中国农民“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曹锦清，2006：167）。由此，他提出的“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的著名论断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反思。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看到，2007年《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以后，黄河边的中国农村也快速出现了数量庞大、形态多样的新型农民合作社。以山西省为例，截至2011年年底，该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41008家，覆盖全省80%以上的行政村，带动农户200多万户。^[2]再以河南省为例，截至2014年6月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累计已达86315户，出资总额达2360.9亿元。^[3]另外，河南、山西等黄河流经的省份，大多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2012年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办好农业合作社，粮食安全添保障。中国政府同样也希望通过发展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来帮助缓解日益凸显的粮食进口压力，有效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以黄河边的农民合作现象作为考察的中心，同时参照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深入研究转型期新型农民合作社的运行与发展机制问题，就不仅具有不同寻常的理论价值，而且也更能凸显合作社研究的现实意义。

最近四年来，我们的调查发现，一方面国家各种扶持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合作社缺乏足够强的内部整合能力和资源消化能力，合作社承接国家惠农项目会带来诸多意外后果。进一步的观察还发现，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村落内部宗族派系势力竞争等社会因素都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是造成合作社制度异化与组织益贫功能弱化的主要内因，后者是制约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既不会完全遵循自由竞争的市场逻辑，也不会严格以合作社法及中央各部门颁布的示范章程为依据规范运行机制，而是嵌入村落社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中，被村庄里的阶层结构和派系关系所吸纳，合作制度的演变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性和传统性色彩。由此，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机制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当中，成为本项研究得以有序展开的灵感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