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笔不分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一书中，对清代“汉学家”的文论痛下针砭，谓：

汉学家论文，每曰土苴韩、欧，俯视韩、欧，又曰骫矣韩、欧。夫以韩、欧之文而谓之骫，真无目而唾天矣！及观其自为，及所推崇诸家，类如屠酤记帐。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阮氏著《文笔考》，以有韵者为文，其旨亦如此。江藩尝谓余曰，吾文无他过人，只是不带一毫八家气息。又凌廷堪集中，亦诋退之文非正宗，于是遂有訾《平淮西碑》书法不合史法者。^[7]

论者多以方东树之说，为汉宋之争漫入骈散之争的语据，实大可推敲。仔细体味各家论文，被方氏目为“土苴韩欧”始作俑者的汪中，其作文“既以萧、刘作则，而又韩、柳是崇”，在《文选》与韩、欧古文之间“游移莫定”，被认为宗旨不定，其实无门户之见。^[8]“每酒后耳热，自言文无八家气”的江藩，其自定文集《隶经文》意旨纯醇，皆“从诸文中删存者，苟非说经皆不录”，恰同唐宋八家主张。^[9]由凌廷堪弟子据凌氏手定《校礼堂初稿》编辑的《校礼堂文集》，其中虽以《文选》所崇之“赋”为首，还是杂列各类散体，尤其以说经文为主。可知，汪中、江藩、凌廷堪虽对唐宋古文之弊不乏贬词，还是不免囿于八家以说经、史、子为文的标准。揣摩三人不喜唐宋古文意，或正如江藩所言，乃在与“近日之为古文者”相别，江氏谓：“近日之为古文者，规仿韩、柳，模拟欧、曾，徒事空言，不本经术，汙潦之水不盈，弱条之花先萎，背中而走”，故起而矫之。^[10]本意未必一定在批评唐宋古文。

方东树评说诸“汉学家”中，唯有阮元真正一度旗帜鲜明地反对唐宋古文。正是阮元截然区分“文笔”，判定骈文方是文章正统，唐宋八家古文只能纳入“笔”之范畴，不能成为接续孔子正统之“文”。这样的论说，方才符合方东树所言“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

当然，阮元也并非始终如一的主张“文笔”之分。有清一代，出于各种因缘，唐宋古文在士人间大为流行，阮元也深受影响，浸润其中。其力破唐宋古文，树立骈文正统，有一发展过程。

虽然，早在幼年时期，阮元便在塾师的指导下学治《文选》，^[11]到了二十五岁时，还为乡试房师孙梅的著作《四六丛话》写序，因而推崇骈文。^[12]然与同期诸多学人文士那样，还是不免沉浸于唐宋古文之中。阮元自称“四十余岁，已刻《文集》二三卷，心窃不安，曰此可当古人所谓文乎，僭矣妄矣。一日读《周易·文言》，恍然曰孔子所谓文者，此也，著《文言说》。乃屏去先所刻之文，而以经史子区别之，曰此古人所谓笔也，非文也，然除此，则可谓之文者亦罕矣。六十岁后，乃据此削去文集，只命曰集而刻之。”^[13]此文虽重在强调后期文论的蜕化发展，却也正可印证初次结集之时，阮元还未形成截然排除散文于文统之外的观念。因而在此之前其文论观念大致尚在唐宋古文范围之下，以治经、史、子的文章为“文”。若在阮氏之后的论辩中，这些文章是只能命之为“笔”的，因此后来将文集结集，只能将“文”字去除，以符合其论说主张，不至于持己之矛攻己之盾。

阮元在最初刊刻文集时，选入的大部分都是散体之文，其实符合当时文人学士对于“文”的一般观念与事实，也反映当时未必有如后世所强调的那样截然对立的骈散之争。

王昶是乾嘉时期文坛祭酒，名望极高。其曾为门下弟子历述清代治唐宋古文颇得要领之人，以显现古文的渊源流派及门径方法。王昶谓：

乾隆初，言古文者，推临川李巨来、桐城方灵皋两公。仆生晚，不得见其人。稍长，始识蒋编修恭棐、杨编修绳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渊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后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刘教谕大槐、钱塘杭编修世骏、大兴朱中允筠、桐城姚仪部鼐、嘉定钱中允大昕、族兄鸣盛数人。^[14]

被王昶推为清代古文正宗的文人学士，不仅包括所谓桐城文派脉络中颇为要紧的方苞、刘海峰、姚鼐，也容纳了治学偏向两汉、不废宋儒之学的沈彤、钱大昕、朱筠、王鸣盛等人，基本囊括了乾嘉时期最为知名、影响极大的文人与学士。若以后人所见的汉宋门户，叠加汉宋学家为文骈散对立这另一层门户，那么方、刘、姚自然是宋学家，沈、钱、朱、王又列于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内，这些学人文士被王昶混举并列于一处，岂不有论列非类的嫌疑？而这恰是当时之事实。如此正可说明，士人为文主骈或主散，与治学宗汉或宗宋，未必一一对应。

阮元身处这样的士风中，与王昶所提示的治唐宋古文可称名家中的朱筠、钱大昕、王鸣盛都颇有渊源，深受各家影响，对诸家的文章也都极为推崇。

钱大昕为乾嘉大家，为文治学都博通成一家，阮元自称私淑。张鉴是阮元门下弟子，“侍经席最久，而聆清诲也至详”，熟知阮元故事。一日，张鉴奉师命为《揅经室文初集》作序，述其文集命名原委，称：“曰揅经室者何？文选楼别室刘文清公所书也。曰揅经者何？蚤年慕钱辛楣先生潜揅堂之名而名之者也。”^[15]

玩味《潜研堂文集》中文章，若以阮元后来骈、散截然对立的观念看去，多属于逸出文统之外的“笔”。钱大昕喜治古文，虽不满方苞所为文章与文论，对方氏“古文”多有批评，却是始终不背弃唐宋古文家法，甚至深爱有加。当时曾有一位友人致信钱大昕，“极称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为最”，引起钱氏极大的反感。由钱大昕看来，“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原因在于“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16]因而屡次征引王若霖之言，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17]至于钱大昕自己作文谈文，则宗尚唐宋古文，不背韩欧师法，极称“昌黎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道之显者谓之文，《六经》子史皆至文也”。与方苞宗尚实亦有相近之处，只是根底不同而已，故有分歧。^[18]其分别，在于人如何运文，而不在文的本身。段玉裁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作序，推崇其“津逮唐、宋以来诸大家之文，其传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同时也巧妙地指出其文与方氏古文不同，“非好为古文以自雄坛坫者比也”。^[19]颇能得钱氏真意。

朱筠是阮元会试座师朱珪的兄长，素重风雅，阮元多受其提拔。阮元治学论文也受其影响。阮氏编撰《经籍籑诂》一书，最初的创意便有一部分得自朱筠。朱筠之子叙其父对于“文”的看法，说“及乎魏晋，更为丽辞偶语，文气既殊，规制迥别。乃目往古之文，谓之散行；当世之文，谓之骈体。古文之称，良由斯起”。^[20]朱筠“古文”之意正源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之语，与骈文相对。与阮元后来的论文观念有相冲之处，当时却是融通不二。

王鸣盛也是当时学问、诗文皆深有造诣之人，阮元为其《全集》作序，称其“用欧、曾之法，发郑、服之学”，并赞其能守唐宋之法“不背厥宗”，对其文章推崇有加。^[21]且在文中将唐宋古文与郑服汉学并提，可见一斑。

阮元执牧各大邦，重用的幕僚、宾客也多讲唐宋古文。嘉庆五年（1800），阮元在西湖之滨创建诂经精舍，课诸生以经解、辞赋，邀请孙星衍、王昶二人为主讲。孙星衍意趣偏向治经，王昶以能文闻名，阮元显然以王昶为指教诸生辞赋之人。王昶本人极热心提倡唐宋古文，桐城姚鼐称其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22]阮元本人也说王昶“古文力追韩、苏”。^[23]一直跟随阮元的焦循，既是阮元的姻戚同时又兼畏友，列于阮元名下的不少序跋、书信，便出自其手。其论文也主张“文莫重于注经”，视治经之作为文章正统。^[24]阮元当时颇为敬重王、焦二人，也仰仗二人的文章，自然不致与此二人的文章宗尚大相径庭。同时，阮元也曾对友人言：“昌黎知文不知经”，^[25]至少对韩愈的文章应表推崇。

由此可见，中年之前，阮元不仅不排斥唐宋古文，甚至浸润其中，颇表认同。这与当时士林推重唐宋古文的风气大体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