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背景

1.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与事实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区域发展政策大体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历程。在1978年以前主要采取均衡发展战略，而1978～1990年主要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1991年以后开始注重协调发展。均衡发展战略与非均衡发展战略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几乎一片空白。为了实现均衡发展，国家在“一五”计划中确定了“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的分布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逐步地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1]这一战略，在建设项目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该战略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东部实现了产业集聚，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全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伴随着逐渐加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的客观现实，区域利益冲突不断加大，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显然可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公。正如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所表述的思想：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也会日益增加。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是指，对外贸易会引起国内生产部门的扩张或收缩，其结果会使一部分人受益，也会使一部分人受损，即对外贸易会影响一个国家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为了补偿受损者，将会使公共支出增加。该定理尽管是针对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政策而言的，却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以及不安全性的增加，会导致政府公共支出需要的增加。否则，社会稳定将岌岌可危^[2]。

可以说，政府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支持下对一个地区集中加大财政投资的结果，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加速该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加剧整个国家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地区差距的扩大不仅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而且更直接地挑战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而越来越引起决策层和理论界的重视。为了缩小区域差距，党中央在“八五”时期和“九五”时期就开始强调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然而，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地区差异也没有因此得到缓和或逆转。如何有效缓解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在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环境下，如何利用后发优势推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实施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这是本书关切的核心问题。

在我国地区之间差距日益扩大，已经形成东部中心—西部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时，继续沿用从“六五”时期开始的东部偏向的投资政策到西部、中部、东北等欠发达地区会有效吗？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初始条件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已经形成了“油灰黏土效应”，有了自己的内生增长机制，而欠发达区还没有，只能在东部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形成循环累计效应，使盛者越盛，衰者越衰^[3]。这从2000年开始国家减少对东部的投资和优惠政策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仍然高于中、西部的事实可以佐证。那么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在继续保持对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培养欠发达地区由资本外溢性带来的内生增长机制，强调知识溢出与城市空间的集聚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是本书关切的主要内容。

2.面临的现实条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之所以选择科技创新带来的知识溢出—城市集聚—区域经济增长为研究主线，主要是因为当前面临两个现实条件：其一，我国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9.94%，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其二，“十二五”期间各地都面临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概括地说就是要使生产力发展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从生产力发展途径与方式来说，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4]。

费格伯格（Fagerberg）等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及半工业化国家来讲，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技术创新的贡献大，但是，随着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5]。可以说，我国目前欠发达地区基本就正处于这一时期。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发展途径看，要实现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无一不需要人力资本，尤其是知识工人的投入。因此，以知识溢出和城市集聚作为立足点，重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大目标进行层层分解，找出其内在机理，是本书的背景。

二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1）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贡献绵薄之力。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的函数，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积累。有学者利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分析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到50年代，经济增长不能完全以资本积累来解释了，有学者就引入了劳动力等要素。随着经济发展，简单的资本积累已不能解释经济增长，于是以索罗（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以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索罗余值”来解释一切其他要素所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后，卢卡斯（Lucas）进一步将技术进步外生变量内生化，阐述了由知识带来的经济内生增长机制^[6]。直至90年代，克鲁格曼（Krugman）等一批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进一步将空间因素引入经济增长理论，创造了全域溢出（GS）模型、本地（局域）溢出（LS）模型和知识溢出双增长（KSDIM）模型，分别从空间和时间维度描述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我们在区域经济研究领域对知识溢出以及城市的集聚与区域增长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本书将沿着这一方向运用LS模型理论来说明知识溢出在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从理论上对当前城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点给予恰当的补充。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分布问题上，这被认为与经济效率增长同等重要。该领域把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内部管理，视为城市增长方向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直接与区域发展分析联系起来了，但还没有充分地讨论^[7]。笔者将从知识工人对居住地选择的偏好——这一城市内部管理问题出发，研究如何吸引这部分人才，以改善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

（3）将丰富以知识溢出和城市集聚为重点的中国区域增长的理论文献。目前国际上关于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文献已层出不穷，可是中国的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里，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城市在空间上的邻近性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如何？人力资本的流动在城市和区域增长中有怎样的作用？对于国际上研究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说都是一个谜。本书将会以规范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一一给予回答。

综上所述，研究知识溢出、城市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实践上能对国家和当地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提供有益参考。在理论上可以在现代城市经济学领域的城市内部管理（知识工人的居住地管理、知识溢出管理等方面）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中国的实践作一些有益的尝试。因此，如果本书研究的目标达成，将能从理论上为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及区域管理政策方面作一些相关的有益补充。

2.现实意义

首先，国家开始重视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第五篇就是“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同时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国家开始重视并强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从“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推进重庆、成都、西安区域战略合作，推动广西北部湾、成渝、黔中、滇中、藏中南、关中—天水、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经济区加快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到“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重点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和牡绥地区等区域发展”；在“大力推进中部城市崛起”一节，也强调了“重点推进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区域发展”；在“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一节强调了“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重点推进河北沿海地区、江苏沿海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等区域发展”。

其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依靠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历程中，随着国家区域政策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尤其是知识工人迁移的轨迹也经历了“三线建设”时的“西进”与改革开放后“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东南飞”的历程。人才的流动直接带动了城市的增长与区域的发展。从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以及各项社会基础设施虽有所改善，可东、中、西部差距依然在拉大（见表1-1）。

表1-1 1980～2011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变化比较

从表1-1中可以看到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纯收入的区际变化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到2011年，这一趋势在城镇居民收入方面有所缓解，可是在农村居民纯收入方面却依然在扩大。可以说，从短期效果看，前一轮10年的开发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论其原因主要是：前一阶段的西部大开发是以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东部与西部的联系为重点，对西部进行大规模投资。按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从需求侧看，相当于扩大了发达地区的产品市场；从要素供给侧看，更易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生产要素和劳动力流动到发达地区，使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

那么在目前“四轮驱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政府应以什么为重点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呢？本书将依据对各个区域人力资本及其流动、知识存量、城市发展水平以及创新效率等方面的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争取对中央政府和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