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没有考虑空间框架的情况下分析经济问题的，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在地理空间中是呈非均衡分布的，即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分析的框架下。
迪克斯（Dixit）与斯蒂格利茨建立的垄断竞争D-S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其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运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再研究；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的视角分析区际贸易。
与传统经济理论以报酬不变、完全竞争为基本假设不同，新经济地理学是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为假设前提的。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但是，在现实世界却是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选择和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屡见不鲜。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都用“外部经济”来笼统地解释上述现象。但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外部经济”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群，但是仍然无法清楚地说明这种“外部经济”的来源。这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进行反思。
由克鲁格曼、滕田昌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强调了规模报酬递增、市场与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出了以市场潜力与供求关联为核心的供求关联经济[22]。经济增长更倾向于集中在几个少数的发达国家或地区。集聚产生的地点是由初始的天赋条件（First Nature）和后天（Second Nature）条件决定的[23]。初始天赋条件，指一个企业所作的随机区位选择；后天条件指一个企业之所以选址在一个地区，是由于该地区已经集聚了先前很多已经选址于该地区的其他企业。
万茨（Waltz）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和创新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和由于集中引起的生产率持续的提高[24]。
新经济地理学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领域是把新（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结合起来，从而也可以考虑增长率。这些文献考虑了集聚的动态利益[25]。经济增长活动在空间结构上是由两种力量——集聚（Agglomeration）和分散（Disperse）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集聚过程具有很强的累积性，在对区域经济发展机制的解释中，从谬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到克鲁格曼无一不强调累积性对一地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一个企业在另外一个地区重新选择区位的随机决策所产生的外部冲击作用，也可能导致该地区集聚的形成。基于经济行为空间及动态累积过程的几种类似机制提出的理论，形成并支撑经济增长的事实：一些普通决定因素影响着生产过程的特征（如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外部性、垂直联系等），并集中于某些特定要素载体（如创新、高度发展的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在这种情况下，集聚总体上可被认为是一种增长要素。
已有几位学者，如马丁（Martin）等，通过建立集聚与增长过程之间联系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证方面获得了区域增长机制重要的结果：经济行为的非均衡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地理平衡行为，其空间集聚有利于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可被视为另一种集聚力量，也就是说增长可以强化极化过程[26]。
恩格尔曼（Englmann）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地理溢出效应，指影响企业区位周围的其他企业的生产过程、由某些特定区位的企业产生的正的知识外部效应[27]。在这里，必须正确区分局域（本地）地理溢出（Local Geographical Spillover）和全域地理溢出（Global Geographical Spillover）两个概念。局域地理溢出指位于一个区域的企业生产过程仅仅受益于该地区知识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将出现经济行为的不平衡空间分布及经济增长的趋异（发散）。全域地理溢出意味着一个区域的知识积累将提高不管位于什么地方或区位的所有企业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看，全域地理溢出效应不会强化集聚过程，也不会对增长趋同作出贡献[28]。一般认为，企业在一个地区的集中将同时产生不同水平的局域或全域知识溢出。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地理溢出的相对力量决定了区域增长非均衡或均衡模式的形成[29]。
新经济地理学家们通过分析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和知识溢出度来研究产业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率。新经济地理学将贸易自由度定义为衡量产品交易难易程度的指标，将知识溢出定义为衡量知识传播难易程度的指标。局域知识溢出效应的大小与交易成本无关，因为它反映了知识贸易的成本而不是商品交易的成本，它的强度随着知识的地方化程度减小而减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30]。可以看出，新经济地理学回答了经济行为集中于某些区域而不是其他区域的原因。
新经济地理学的局域知识溢出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主要缘于长期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产生报酬递增的事实，而局域知识溢出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机制。可以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这种集聚带来的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马丁等学者首次把内生经济增长引入新经济地理学。在此模型中，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影响新资本的形成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资本的积累[31]。另一个模型是鲍德温（Baldwin）等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模型中，资本存量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新资本的形成成本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是有差别的[32]。因此该模型把溢出效应与空间结合起来，分析了溢出效应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33]，即LS模型。LS模型主要强调空间对知识传播的影响，距离越近，知识溢出越大，这样就出现了本地化特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本地溢出模型，即局域溢出模型。在LS模型中，降低公共知识的扩散成本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伴随着产业集群研究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学术界近年来有关区域创新集群（Regional Innovation Cluster，RIC）及局域知识溢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了很快发展。
由于知识具有隐性特征，一些知识溢出理论支持知识溢出的空间有界扩散的思想。众所周知，显性（编码）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可通过语言或文字等外在形式表达，这种客观知识可分类编码，因而可以扩散、模仿及销售。与显性知识相反，隐性（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高度个人化且难以传授于人，是个人所拥有但难以言传的技术、技巧及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因而这部分知识无法买卖而且只能通过面对面学习获得。由于知识的隐性性质，使它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及地方环境、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在地区社会化网络中的信任关系、个人经验、地区文化等都成为影响知识流动的重要因素。这种学习过程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可累积[34]且通过交互作用获得[35]。作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的隐性特征是，目前局域（本地）知识溢出概念的基础知识的累积性，意味着学习并非一蹴而就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学习是一个渐进过程，新知识建立在对事物未知部分逐渐认识及先前知识的理解与递增变化上，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溢出创新存在本地化的原因。已具备累积知识的区域比其他处于学习过程初期的区域易于生产新知识。目前已有的研究认为，创新是企业之间、企业内部活动之间、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以及广泛的制度基础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36]。但是，该过程又如何与地理距离相关联？集群内的企业是否比集群外的企业交互作用更强？大多数的区域地理学说认为，互相邻近的企业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互作用更加频繁，主要原因是隐性知识的交流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共享知识。在交互过程中隐性知识变得显性化且能够转换成另一种新知识[37]。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Helpman）提出，知识溢出源于区域贸易的发展，随着贸易的增加，知识溢出的程度也将随之增加。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的共同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区域间的知识溢出是区域相互作用的重要形式，与传统的空间有同等重要的意义[38]。萨克森尼安（Saxenian）认为，局域知识溢出有以下三种途径：从原来的企业中分离出新的企业（Spin-off）、劳动力的流动、本地机构或组织之间的非正式接触[39]。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知识溢出在地理空间上是有界的。一些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分析局域知识溢出与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40]。他们以“知识生产函数”（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作为经验（实证）模型[41]或以专利引用（Patent Citations）作为创新分析的度量工具，对知识溢出与创新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基础设施” 的地区（如私人和公共实验室、大学等），会由于本区域内较多的知识溢出而生产出更多的创新产出（如专利、商业化的新产品等）。一旦认识到知识溢出能够在企业之间流动，那么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知识溢出（局域知识溢出）就有可能发生。
布里金（Breschi）等人认为，经常面对面地交流，可以使有关就业的信息获取变得容易，而这些信息知识是一种地方性公共产品[42]。
人们平常的感觉也许是经济体可以以一个很小的成本获得来自远方的知识，实际上，人们在任何地方以一个很小的成本所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识。知识在一个很大的范围里是暗含在它的特性中的，是嵌入人力资本随时间而累积的。这种类型知识的扩散需要“在干中学”、个体之间和公司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因此知识传播的成本随距离的增大而增加。更确切地说，隐性（默会）知识对企业的地理区位是黏性的（Sticky），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是无法轻易传播的，为了充分利用知识，个体和企业与知识源的邻近是很重要的。因此，研发活动和创新集聚在特定区域，这就是技术为什么在地理区位上很可能存在差异的原因[43]。
斯托帕（Storper）等学者通过对城市经济与面对面关系的研究发现，企业在地理空间上为其提供了便利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了企业间前向和后向的市场关联、劳动力的集聚与知识溢出等外部性因素[44]。
麦卡恩（McCann）等学者对创新、知识溢出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无论是地方性隐性（默会）知识溢出，还是人力资本流动，都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实现的，只有局域的产业集群或城市能提供更多的面对面交流机会，这意味着产业集群对两种知识溢出外部性具有促进作用[45]。
诺曼等学者认为，知识溢出是技术改进（如生产系统的升级、产品设计或性能方面的改变）的结果，并没有留下任何纸面痕迹的改进。这些改进并不能成为专利，而有关这些改进的知识通过不同渠道（如人员流动、中间产品客户或非正式会谈等）在企业间传播并被其他企业或产业方便地应用[46]。
对于城市和区域经济研究来说，关于知识溢出有一组经过反复讨论和争论的概念：一是知识溢出至少包括产业内溢出和产业间溢出两种类型，即MAR溢出和雅各布斯溢出效应；二是知识溢出既可能是局域的，也可能是全域的。例如，根据法拉（Fallah）等学者的观点，隐性（默会）知识只能在个人层面上交流，而显性知识则可在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层面交流，因此隐性知识是局域知识溢出的基础。这也是许多区域研究学者的共识，知识的局域溢出特征也成为区域增长和创新研究中的重要概念[47]。
城市经济学与内生增长领域的学者们认为，产业集群可以提高区域外部性水平，促进区域人力资本与知识的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48]。
创新的空间集群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是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区域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多个方面[49]，当然还包括知识创新。区域创新带动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将知识商业化的过程，还是经济、社会、技术关联互动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