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麻国庆
拿到手里的这本《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是黄志辉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原名是《卷入与多重支配：珠三角“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论文经过了几年锤炼，终成一本学术著作，值得祝贺。
2007年5月，黄志辉同学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转到人类学系，跟随我硕博连读。我原本计划让他去海南做黎族或苗族的研究，但他打算毕业之后到北方高校工作。考虑到经验研究的延续性，我同意他在珠三角选择一个与工业民族志有关的论题。在给他们这一届博士生上课的时候，我常强调要对“身边的人类学”有所反思和自觉，他当时就较为敏感地意识到了珠三角地区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巨大经验宝库。当我跟他谈起“社会结合”的概念时，他不仅去细读了我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意识到了传统社会结合的内在逻辑，而且看到了作为工业区域中心的珠三角具有前所未有的社会结合魔力，这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底层劳动人群。这些人群远非“农民工”概念可以概括。在我看来，“农民工”的概念仍然是抽象的，而且其分类稍显模糊与混乱，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将“农民工”的类别与结合逻辑逐步浮现出来。黄志辉博士研究的代耕农，也是珠三角劳动大军中的一种类型，但他们不是农民工（或者曾经、在未来才是农民工），而是“农民农”。黄志辉以前在山东大学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时候就有用定量方法研究农民工的知识基础。这些知识或技术仍然会产生重大作用，但这一次他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代耕农。
黄志辉博士的代耕农研究，使我们在“离土不离乡”“离乡又离土”的劳动力转移模式之外，增加了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类型。不论是哪一种劳动力转移模式，其中的核心范畴都是“土”。这让我立即想到费孝通先生的研究。1991年，我随费先生从武陵山区调查回来之后，先生叫我到他家中，拿出他新版的《云南三村》并嘱我认真阅读。大家知道，《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而“人地关系”或者说围绕着“土”范畴的研究，向来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人地矛盾，历史上经常通过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移民方式来解决人地矛盾。在当代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人地紧张的问题。如何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人口解放出来，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费先生的研究中，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再到小城镇研究，始终贯穿着人地关系这一脉络。费先生强调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对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内发型发展”模式。在他看来，小城镇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推进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地区内发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同时也是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根本途径。但必须指出，这种“解放”，只是生存形式上的解放，在文化层次上，我们仍然无法从土范畴中脱离出来。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同时又根据户口和籍贯的差异，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人群。这种户籍制度构成一种制度性壁垒，严格地限制了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之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僵化的户籍制度才开始逐渐有所松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群规模庞大的“离乡又离土”的打工群体，他们脱离农村，脱离乡土，进入城市工业体系谋求生存。与此同时，还有一群“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土地和农业仍是他们的维生之本。越来越多的农民试着摆脱户籍的限制，进入他乡的地域空间去谋求生存，这种貌似“外发型”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费先生最初设想的内发型发展思路。
上述三种劳动力转移模式，都是由“人”“地”组成的行动模式，“离”与“不离”似乎变成了一种行动选择。是什么力量导致诸如“离开乡土”的现象及相关话语不断产生？毫无疑问，工业化、市场化等现代化过程的推进是导致乡土分离类型产生的根源。但是，在费先生看来，分离只是生存形式上的分离，在文化根底上是很难离开的。费先生明确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新的文化也要“从土地里拔出”。[1]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探讨中国乡土重建之路，还是改革开放后推动小城镇建设，费先生都赞同立足于“土”范畴的传统，借助外力而非依附外力进行发展。也就是说，“土”范畴本身内涵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即使在身体上脱离了土地，但在文化上我们仍然无法离开土地。
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学者表示要在文化层次上“离开‘土’范畴”[2]。之所以要“离开”，是因为认为“土”范畴中含有“边缘”与“歧视”的意蕴。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中的“土”范畴，不能被简化为边缘性的符号意义，“土”范畴同时也是一种有关中心文化的概念，是撑起一切皇权、贵族、文明等概念的根本，它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基架。它不仅“能指”客观自然之物，而且“所指”与土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土地权属、人地关系及人人关系等，均在“土”范畴之中。即使一些学者认为“文”“土”存在对立，那也是存在于“土”范畴之内的对立；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论证的二元，实际上寓于“一心”之中。中国的“土”范畴，内部张力极大。任何单向度的眼光都会简化“土”范畴的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费孝通先生一直极为关注的内容，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对“土”范畴的探讨。在费先生看来，传统农业中国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与工业社会中的“丰裕经济”相对照[3]，两种经济模式在不同时代的土地之上各有其对应的社会关系。但是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在费先生所说的“三级两跳”过程中，现代化本身与中国的“土”范畴可以融为一体。与其说中国要从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毋宁说中国的土文明本身就蕴涵了转向现代化的动力与要素。也就是说，土文明本身蕴涵了一个多元性的现代化方案。
但是，在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各种现代化的推进过程并没有很好地参照费先生的多元一体“土”方案。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劳动力，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方案将具体劳动者抽象成纯粹的虚拟劳动力，不断地造成了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脱嵌”状态。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旦单调而抽象的市场化规则占据了统治地位，便将催生出黄志辉博士所说的“无相支配”。在这里，我要扩充的一点是，当政府或社会自身没有有效的调控、应对手段时，无相支配的对象不仅是“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还有“离土不离乡”的本地人以及“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
实际上，费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注意到农村的代耕问题，他在禄村调查时就曾注意到禄村存在“没有田的新户”，这些“外来新户得不到土地所有权，在所住的社区中只能当佣工和佃户”[4]。在费先生看来，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中，得到农田是进入社区的重要资格。可以说，费先生的《云南三村》是探讨农村代耕问题的一个起点。即使回溯到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佃农、雇农，也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代耕，但那都是与今天的社会形态有所不同的情境下展现的土地关系。今天所说的代耕农，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特定农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土”范畴中添加了工业力量这一新的变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工业力量可以成为唯一的支配力量。
黄志辉博士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费先生曾经提出的研究问题。例如，他围绕土地问题阐述了多种支配力量的角逐、竞争、妥协，以及支配对象的生存、反抗及策略。代耕粮农“得土”与“失土”的过程，就是现代工业逻辑试图从“土”范畴中“脱嵌”出来的绝妙案例。代耕菜农在工厂外借助耕地建立“自我生产政体”的过程，也是工业逻辑无法独立存在的最好体现。更为重要的是，黄志辉博士在指出两种代耕农与农民工、当地人在逐渐结合为“跨圈层社区”的过程中，不仅是工业与都市力量产生了催化作用，家庭、婚姻、情感、友谊等因素也是重要的促成力量。底层劳动者在用实践建设、积累其生存空间时，土文明中的各种传统力量仍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动力。
代耕农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体系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例如，在中国广大的牧区，随着草场的承包，牧民没有能力经营大面积的牧场，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代牧群体。当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了“代耕农业圈”[5]，代耕农在城乡之间的过渡带上依靠土地来维持生存。他们通过流动，将自身嫁接到异乡的土地上。代耕农离开故乡进入他乡，但与当地村民之间却始终存在着身份上的差异感，他们与当地社会存在着融而未合的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在异地的社会空间中谋求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当地社会的成员资格？在异域的时空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黄志辉博士从“多重支配”到“无相支配”的研究，表明他最近两年到中央民族大学从教之后，在与“土”范畴有关的底层研究领域有了新的思考。在最近两年中，我去过几次他所调查过的田野，发现无论是代耕粮农还是代耕菜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的，作为生存的“土”与作为文化的“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代耕农的研究与“土”范畴的延续，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
是为序。
2013.10.26
中山大学·康乐园·孖仔屋
[1]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176页。
[2] 横田广子：《离开“土”范畴——关于白族守护神总称的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09～120页。
[3]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302页。
[4]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71页。
[5] 黄志辉：《工业化与城市环形扩张过程中的生态与游耕——珠三角与北京郊区的代耕菜农》，《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