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向的终结：绿色政治诸原则的型塑
在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种种形态的“新社会运动”交替上演、风起云涌。其中，以生态社会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最为成熟和典型。萌生于西方“新社会运动”之中的生态社会运动，一经上演就抓住了不仅是西方社会，而且是全人类面临的关键问题，成为新社会运动的旗帜、代表和主导性力量。也正是在生态社会运动中，政治学向生态学的转向“终结”，其标志即在于绿色政治诸原则的型塑。绿色政治学从此代表了“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4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86]。此即“绿色政治四原则”，也是生态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四根经典支柱。“绿色政治四原则”的型塑，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的某种“终结”。
1.生态学原则
关于“新社会运动”的分析表明，“后物质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重要哲学基础。于生态社会运动中确立的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在政治学的生态学“转向”中，被塑造为绿色政治学“可靠的、科学上正确的理论基础”。换言之，绿色政治学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集中体现为“生态学原则”。
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矛盾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为一种威胁。生态安全问题影响到所有的人，包括富人与穷人。来自空中的威胁已不再是导弹，而是全球性的气候变暖。”[87]随着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纷纷向生态学靠拢，生态学也早已不再是一门仅仅具有科学经验主义特征的学科，而是更多地获得了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基于自身知识传统的生态学思维方式，目前已深深侵入到了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具体而言，脱胎于“系统论”的生态学原则，将自然、人类社会，甚至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生态学原则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有机体，从最小的细胞到一系列动植物，再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地球生物圈，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生命网络系统”（生态学的基本术语之一）。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就是由无数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所有生态系统都是由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而产生的，当一个系统被分割为孤立的组成部分时，这个子系统的特性就会遭到破坏，更大的整体系统的结构也会随之失衡或发生改变。这就是人类一个不经意的干预自然的行为（如大规模捕杀狼）造成整个草原生态系统退化的缘由。
照此理解，人类社会是大自然这个生命网络系统的有机构成。人既非处于自然之外，更非处于自然之上。绿色政治学据此认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明智地看待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能否明智地处理我们与生物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因为“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和关系应该是‘毕恭毕敬’的，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和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88]。人类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学会“整体、系统、关联、平衡”的生态思维方式，以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自然和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质言之，生态学原则就是“系统论”哲学价值观的社会政治具体化。
这是“一种基于新的哲学见解的新的政治认识和政治行动，即基于对自然整体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理解与尊重的政治思考和行动”[89]。以至于有人断言，“生态学是整个绿色哲学的可靠的、科学上正确的基础”，形象一点说，这是一种“把螃蟹与龙虾、把兰花与樱花以及把所有这四种东西都与我联系起来”[90]的思维模式。卡普拉（F.Capra）和斯普雷纳克（C.Spretnak）对此反思道：“几百年来，尽管西方化一直为我们的概念化机构、国家以及自然界，即按等级排列的各个分裂的组成成分的综合体所支配，但是这世界观却正在为系统观点所取代，这种观点是以现代科学的最新发现为支柱的，它深深植根于生态学之中。”[91]
2.社会责任感
绿色政治学的“社会责任感”，意味着某种独特的“社会正义和保证”。言其独特，是因为此种“社会责任感”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正义”，而且指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态正义”。它意味着良序社会的正义原则向自然界拓展，它强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以及栖居于其中的人类的社会责任感。按照卡普拉和斯普雷纳克的表述，这种正义“不会由于按照生态学要求去重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纲领，而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受到损害”，在生态政治运动看来，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总是纠结在一起的，“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与人类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92]具体来说，这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观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要求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实行自主的、创造性的交往；反对（人类）利己主义，强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社会责任感。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相当经典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93]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和人改造人。恩格斯据此进一步阐发道，人类社会面临“两大变革”或曰“两大和解”的历史任务：“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94]。人类社会这“两大和解”任务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因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95]。在马克思看来，“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96]。由此审视，所谓“和谐社会”的构建，无非就是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两个基本层面的改进。[97]
以此种“社会责任感”为己任的人群，是当代生态社会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成分极其广泛，甚至有些庞杂的社会群体。就单个主体而言，不仅有以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及高级经理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还有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农民都是主要的环境保护论者”[98]；就政党派别而言，不仅有“红党”（左翼政党），还有“黑党”或“白党”（右翼政党），更有作为“绿色运动的核心力量”[99]的“绿党”；就社会团体而言，不仅有动物保护组织、和平组织、反核组织，还有女权主义团体甚至同性恋协会。
3.基层民主观
现代社会，“主权在民”早已完成了对“主权在君”的终极置换。当今政治哲学语境中，“民主”一词获得了某种支配性的话语权，几乎成为“一种宗教、一种政府形式、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而问题在于，民主的两大实现方式——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看上去接近完美的直接民主充满了“卢梭式的吊诡”[100]，近乎“天意”般的“公意”难掩断头台上的恐怖与血腥；退而求其次的间接民主操作起来较为现实可行，却又时时需要提防无孔不入的权力侵蚀。当今代议制民主体制下，政治利益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日趋紧密，几乎所有的垄断性财团都会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压力策略等种种合法的手段影响甚至间接决定政府决策。权力正日益集中于政治精英和经济权贵手中。有学者将现代公司、民族国家及其技术库形象地称为“权力的五角大楼”[101]的不同侧面。如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将是，民主意识的淡化和民主制度的衰败，甚至会引发对自由本身的恐惧。
因而，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尽力克服或避免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痼疾，创建“既保留现有代议民主的基本特征，又能更好地反映古典（直接）民主的理想”的新型民主。罗伯特·达尔称之为“民主的第三次转型”。生态政治学所倡行的积极参与式的“基层民主观”正是要做出这样的努力。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史，如果说由洛克、孟德斯鸠等思想家提出的“以权力制约权力”观念，是西方民主政治建构的基点的话；如果说托克维尔、达尔等“以社会制约权力”观念，是西方民主政治得以进一步有效运行的必要构件的话；那么，当下生态主义者所倡导的“以参与制约权力”，则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新形态。
在生态政治学看来，正是现代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分离，造成了社会不平等与公共权力的异化。只有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方能制约日益集中于少数社会权贵之手的权力，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做主之民”。这种积极参与式民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凡生活受到某项决策影响的人，就应该参与那些决策的过程”。在生态环境关乎每个人生活质量的今天，在“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于某种政治体制之外”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温“天生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性，唯有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参与环境保护运动，参与政党的运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方能维持政治制度的开放性和政治活动的正义性或合法性。这种参与的过程也是个体不断学习、实践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其社会层面的重大意义或在于：人们参与民主协商的能力并不习自于正规教育。相反，人们在参与协商的实践中才能学会怎样成为合格的民主主体。[102]只有人人都成为主动而又合格的民主主体之时，一个生态的社会才能到来。
生态环境问题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公众对生态环境的切身感受最直接体现生态环境的真实状况。生态社会运动中的各理论流派都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甚至可以说，强调公众的政治参与是生态主义政治思潮的最大特点和亮点。“参与型民主是一个生态地区性现象，在靠近家园的时候，在社群与政治交汇的地方，它能得到最好的实践。”[103]在现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积极参与式民主只能在有限的场域内进行，这也是绿色政治学所主张实行的民主之关键所在：基层。
4.非暴力
如前所述，与传统社会运动的暴力革命方式不同，“非暴力”是生态社会运动坚守的政治行动底线。这一生态运动的必要构件，逐渐成为绿色政治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其道德哲学证明主要应诉诸自然法（自然权利）学说。
自然法（自然权利）学说认为，既然“自然先于约定”，那么，“法律，即人的法律，是以某种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为根源的”。这就意味着在价值位阶上，自然法要高于成文法，“意味着人的法律恰恰由于不同于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而不是绝对正确或公正的：只有自然的正义本身，即正义的‘理念’或‘形式’，才是绝对正义的”[104]。事实上，在其概念的历史演变中，自然法始终是一种统摄伦理观念、政治价值以及包括社会制度安排在内的综合性观念，并成为判定一切人为规范善与恶、正义与否的终极标准。
照此理解，正义只能依靠说理使人信服，而不能通过强制使人屈从。因而，只有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公民才能将自身的抗议行动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而不至于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绿色政治学”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个人暴力，还是国家和制度的“结构性暴力”；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梭罗等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体现了“非暴力”行动的思想。譬如对甘地而言，“无所谓和平之路，和平本身即为道路”，“非暴力”就是“最强者的一种武器，它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105]；马丁·路德·金认为，“非暴力”反抗意味着试图通过寻求“建立、巩固和利用非正义的受害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公共联系”来实现社会变革，“我们已经不可能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只能是或则非暴力，或则灭亡”[106]；继“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梭罗更是将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务进程，象征性地推进到了“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
因此，对于信奉“绿色政治”的人们而言，“非暴力”实在是一个不能逾越的行为底线。“绿色政治学”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还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怖活动。在公共领域的“绿化”过程中，暴力斗争方式逐渐被静坐、示威、游行、抗议等和平方式取代。在此，生态主义先驱梭罗的话虽有些令人感伤，但确也能给人精神感召。
出于良心而违犯法律的那些拥护非暴力市民反抗的人们，自己却要准备蒙受暴力和处罚的苦难，而不是对其他人施以暴力或非正义……产生暴力行动的，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非暴力社会，我们可以用实践证明，暴力只能造成更严重的暴力。[107]
总之，在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的大潮中，“绿色政治诸原则”得以型塑。其中，“生态学原则”是其根本思维方式，“社会责任感”是其颇具独创性的社会（生态）正义观念，“非暴力”是其基本行为底线，而“基层民主观”则显得尤为重要和根本。因为生态运动成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往往会依据自身的立场着重于某一特定价值取向，但基层民主实为“生态社会的根本特征和转变运动得以取得成功的中心环节”[108]。质言之，强调公众积极参与的绿色政治就是以基层民主为基础的。科尔曼对此言道：“基层民主是诸项关键价值观的基石，也是实现生态社会这一宏大构想的有力杠杆。”[109]正是在这块“基石”上，绿色政治诸原则勾联为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一种完整理论”的“绿色政治学”。
至此，政治学向生态学的转向“终结”了，但也如前所述，所谓“终结”者，一方面“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另一方面又“不啻于奠基新起点”。这个新的起点代表了“一种完整理论”的“绿色政治学”的成型，托克维尔一百七十多年前发出的“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110]的呼吁，在这样一个“生态危机的幽灵”肆虐的时代又一次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