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宝贵在奉天与甲午捐躯[1]
左宝贵是中日甲午战争中陆战的英雄，是平壤保卫战中壮烈为国捐躯的清军爱国将领。这位回族名将，战时效命疆场，平时亦曾做过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值甲午战争九十年之际，特作此文。
左宝贵（1833—1894），字冠廷，回族，原籍山东费县。左宝贵出生于武术世家，早年参加清军。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捻军，“积勋至副将”[2]。1875年受调到奉天（今辽宁沈阳），统带八旗长矛队（后为长胜营）。左宝贵在驻兵奉天期间，因严以治军和镇压朝阳一带农民起义有功，赐号为“铿色巴图鲁、晋记名提督”[3]。1876年，又赏“黄马褂、双眼花翎”[4]，授为广东高州镇总兵，留驻奉天。
1894年，蓄谋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日本军队首先于朝鲜对清军在丰岛海面的舰队不宣而战，公然拉开了战争序幕。接着，日军又在陆上对驻守牙山附近的清军突然袭击，使中国海陆军队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广大爱国军民纷纷吁请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直到1894年8月1日才下宣战谕旨，被迫对日本宣战。
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祖国尊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爱国者皆投入了反侵略、抵外侮的战斗。当时驻在奉天的总兵左宝贵，也是受调遣派往朝鲜，对日作战军队之一部，左宝贵奉命领兵赴朝对日作战。
部队未出发时，左宝贵就曾对一位在奉天居住的外国朋友达格克里斯梯说，“我恐怕是不能回来了”[5]，表明了此去必为国杀敌立功，为国捐躯的坚定决心。左宝贵率军从奉天德盛门出城时，道路两旁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大家预祝左宝贵旗开得胜、马到功成。左宝贵深受感动，这种场面也鼓舞了众将士英勇杀敌、保国卫民的爱国斗志。左宝贵率领奉军精锐部队四千人，从陆路进发，渡过鸭绿江，于七月初抵达平壤。
甲午战争中日两军平壤陆战是比较大且较关键的一次战役。左宝贵在这次战役中摒弃错误指挥，主动出击，坚守阵地，最后竟至壮烈殉国。
当日军逼近平壤时，左宝贵率领的奉军六个营和丰升阿的盛军、江自康的仁字两营防守城北，左宝贵所部还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侧。防守城西的是叶志超的芦榆防军，防守城南直到西南隅的是卫汝贵盛军，防守城东的是马玉昆毅军。这样，叶志超驻城中任总指挥，左宝贵驻城北山顶守玄武门，其余各将均于城外驻守。此时清军驻平壤总兵力近两万人，据有炮垒二十一座。
日军企图分四路包围攻取平壤。其中，大岛混成旅团出汉城，循开城、金川、黄州，攻平壤东南，将与马玉昆部接仗。野津道贯率日军渡大同江，攻平壤西南，与卫汝贵部接仗。立见尚文率日军经新溪、遂安，渡大同江，攻平壤北侧。还有一路与左宝贵部接仗，是佐藤练太郎率第五旅团的第十八联队，由日本国内渡海在元山登陆后，欲截断平壤西北大道，堵住清军退路。四路日军三万余人计划于十六日会于平壤，围攻清军。
对于日军的行动，清军并不能完全掌握，仅知前三路日军动向，对企图截断退路的后路日军佐藤所部竟毫无察觉，故造成后来被围攻的惨局。这种“墨守城垣、附郭而屯”[6]的战略战术贻害至深。
农历八月十三日，日军前锋大岛部已抵大同江东岸，与清军马玉昆部展开枪战。十四日，日军大队陆续到达。十五日，交战双方以枪战、炮战混合进行，日军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十六日，大岛部日军分四支，二支分别从东南、东北渡大同江夹击平壤东南隅和东南，二支猛攻大同江东岸清军营垒。清军发射枪炮应战。但炮手落弹不准，致使日军得以接近营垒。马玉昆督步兵出击。而日军冒死前冲，清军先后失陷前两营垒和后三营垒，清军官兵肉搏血战，抵抗。后来卫汝贵部渡江相救，以排枪齐射，杀击日军。隔江的平壤东南隅清军也发炮支援，日军死伤颇众，但仍不退。这场交战从晨六时至下午两时半，最后因日军弹尽，不能支持，“伏地无策，始败退去”[7]。一时形势利于清军，马玉昆想派兵乘胜追击日军，但叶志超下令诸军速撤，又闻玄武门失守，就大失所望。
同时，日军中将野津所部也与清军卫汝贵部交战于平壤西南，从清晨至中午，两军相持，日军不能前进。可以说，西南方面，清军仍有可图，由于“志超撤兵速退令亦至”[8]，马玉昆、卫汝贵乃率队仓促入城。
1894年农历八月十六日是平壤保卫战的高潮。在东南、西南中日两军激战的同时，城北的左宝贵率领官兵拼命苦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日军是分两路猛攻城北的，当时清军在玄武门外的营垒工事分筑两层，内层有两座营垒（牡丹峰为其中的东边一座），外层有三垒环拱。面对强大的敌人，左宝贵亲自登上城头指挥，全军力御日军，敌人死伤众多。
农历八月十六日辰刻，日军破坏了清军外层的东垒，但中垒清军仍然坚守阵地，予以反击。日军全力围攻牡丹台（因牡丹台是全城制高点，只要攻克，全城陷落便指日可待），在靠近牡丹台的一座山上架起一门大炮，直向清军轰击，于是外层中垒不能守。而西垒及内层西垒也相继摧毁。为了坚守这一制高点，左宝贵亲督三营并诸将，迎头血战，敌人撤换了四批人马，招架不住，始行退却。后来日军又以炮兵队齐射，调步兵在炮兵掩护下蜂拥而上，左宝贵仍抱定以死拒敌的决心，且按回族习惯，沐浴全身后，身穿黄马褂，头戴顶戴，登城指挥，不幸中弹受伤。但左宝贵仍站在城上，继续指挥战斗，又一弹飞至，遂中弹扑地。左宝贵当时还能说话，被抬到城下后即不能言，终于英勇献身。左宝贵倒下后，日军疯狂扑来，平壤失陷。
左宝贵及其一大批爱国官兵血洒疆场，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敢于斗争的崇高气节。在平壤保卫战前，左宝贵曾力主变被动死守待敌为主动出击杀敌的策略，但叶志超不准；还在八月十二日警报迭至时遣军探敌，出玄武门向东北秘密行进八十余里，在大同江上游发现日军正准备渡江，左宝贵所部三营“列阵以拒、枪炮互击”[9]，日军隔江于山上炮轰清军，但两军相持不下。身为清军统帅的叶志超，不但不支持左宝贵的杀敌计划，反而“以前路急，羽箭趋三营回平壤”[10]。正是这种错误指挥，才使得日军得以渡江，并折向西南扑向平壤。这种被动而守的指导思想，束缚了清军的手脚，造成清军西北返回义州之路被截也不能顾及。八月十四日，日军已抵城郭，夺取城北清军的一座营垒时，左宝贵率兵竭力争夺不能制胜，他曾拍胸叹息道：“事急矣，即策马驰救也赶不及了。”[11]八月十六日，敌军已夺城北制高点，左宝贵要求叶志超急电求救，却遭拒绝。左宝贵眼看大势已去，乃头戴双眼花翎，身着朝服登城。部下劝他去掉头上翎顶，以免引起敌人的注目，左宝贵回答说：“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兢为之死，敌之注目。吾何俱乎？”[12]并且更加严厉督促将士，奋勇血战。当炮手阵亡后，左宝贵就亲自装放炮弹，左右轰击三十多发，虽屡受枪伤，还是毫无半点退却之念。这种率先垂范的行动，鼓舞了广大爱国士兵倍加死战，一时杀敌无数。左宝贵部的三名营官（金、徐、杨姓者）也都在保卫战中献身。
论官职，左宝贵不过是记名提督和总兵，在平壤保卫战中，“宝贵任城守”[13]；论兵力，其部下将士不过四千人，是驻平壤清军总数的五分之一。但他却能与阵地共存亡。和左宝贵相反，叶志超虽身为统帅，但他不懂军事，无作战经验。经牙山之战溃败后，只想守，不想战，想退不想打，他还有个打了败仗也升官的经验，所以面临敌兵压境时，他没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才能，并且不顾众将意见，一味按当时独当军事外交要冲的李鸿章意图办，不做战争准备，守而不攻。八月十五日晚，敌军缩小了对平壤的包围圈，左宝贵部仍用炮兵仰攻，敌不退。清军诸将开始顾虑后路将绝，被迫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叶志超提出不必战守，应撤退到鸭绿江再作打算，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认为出城追敌或可有救，敌如用炮火攻城，非土石所能抵挡，应趁日军未能进一步靠近时，先行追截，但叶志超执意不听。对这种错误的指挥及其妄图逃遁的打算，左宝贵非常气愤，起身对与会者说：“宝贵食君禄，尽君事，敌兵已到，只有与他死斗一招。若今日不战，明日又不战，等到日兵抄过平壤，截我归路，那时，只好束手待毙了！诸公勉之。宝贵就此告辞。”说罢，拂袖而去。为了防止叶志超脱逃，左宝贵派出亲兵，监视叶志超，使叶不能脱身。
左宝贵在平壤保卫战中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率领部下奋战了四昼夜。尽管日军用猛烈炮火轰击牡丹台左宝贵阵地，但左宝贵所部仍然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歼灭大量敌人。他率领的队伍，素质较好，平时训练也较严，而日军朔宁支队也是精锐，所以两军交战非常激烈，双方均有大量伤亡。日军伤亡之敌，很快由后队补充上来，而左宝贵的后队遇到了新的困难。原来后队士兵的枪支多已锈损，又多是李鸿章从德国工厂订购的，新旧各半，旧有枪支往往子弹没出枪膛就爆炸，这就影响了左宝贵所部的战斗力，造成左军“弹尽粮绝，战死沟壕者，不忍目视”[14]。而日军四山大炮齐向城营轰击，清军兵马几无立足之地。
左宝贵的骁勇机智、能攻善战威胁着日军，是敌人进攻的极大障碍。日军甚至认为左宝贵不死，平壤则难以攻克，便悬赏万元，唆使士兵杀死左宝贵。这样，当左宝贵堂堂正正出现在城头时，便成为日军集中攻击的目标，敌人认出了他，有的匍匐到城下向左宝贵射击，左宝贵终于血染征袍，流尽最后一滴血。
左宝贵在两军鏖战中牺牲后，因平壤城内清军还有相当力量，一时日军不敢进城。身为总指挥的叶志超却令士兵遍插白旗于城头，并向日军乞求归路被拒。就在当天夜晚，叶志超率军急速溃逃了。疯狂的日军据于山隘，枪炮排轰，清军死亡惨重，有些受伤未死的士兵，纵横偃卧，求死不能，哀号惨叫，甚是凄楚，仅是人马相践踏而死者达二千余人[15]。清军在平壤的军用物资及个人私财尽入敌手，积存的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和毛瑟枪万余支，金币十二箱，金沙十四箱，饷银十万两。军资、器具、公文、密电等[16]，均经败将之手，“转送”给敌人了。
清军溃败中，左宝贵部下“负尸开城走，遇日军，又弃之”[17]。为国捐躯的左宝贵，战后仅得到清政府“赠太子少保，谧忠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18]的“恩遇”，在山东平邑地方镇修建了衣冠冢[19]，由其生前警卫员石玉林看守。
平壤陆战清军失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第一，平壤失利是清政府内部帝、后两党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清军在牙山溃败后，帝党就掀起了主战声浪，希图以此沽取声望，贬低后党，提高光绪的地位，并借此调用后党控制的军队，削弱后党势力。光绪连发上谕，要求对日抗战，并让李鸿章派兵迎击日军。帝党将领之一、礼部侍郎志锐在奏折中就严责李鸿章主和投降及叶志超不战而逃的行为。他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气焰嚣张，贪婪无已。”[20]帝党的主战及宣传与当时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也符合人民的愿望，但这只限于慷慨陈词而已，因他们既不能调动军队，也管不了财政。在海、陆战场直接左右清军的还是后党势力。慈禧媚外求和，借战争的失败贬低帝党威信，削弱帝党。此外，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寿辰，她除挪用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组织盛典活动外，又害怕抗战浪潮给光绪带来政治上升的机遇，所以她采取了一心求助外洋，保持和局，早了战事的做法。慈禧这种“战略”已为李鸿章所洞悉，他极力迎合慈禧的旨意，军事上避战自保，甚至“闻胜则忧”[21]。基于上述种种政治因素，决定了甲午海、陆战清军必然惨败的命运。
第二，清军没有发挥占据平壤的优势，战略战术失当。平壤地势险要，背依高山，前临大同江。旧京“城垣壮阔、南北绵亘十余里”[22]，全城有六座城门，其中长头、大同两门直逼大江，玄武门又是跨山筑城，紧靠牡丹台（一座小山）。在牡丹台之外，还有三座山将其环抱，是内屏牡丹山外扼通往义州的大道，确为中朝交通要道，此时是清军的后路通道。平壤东南可通王京，西南达大同江口，向东可往元山浦。清军据有利地势，包括牡丹台全城制高点，是守卫平壤的命脉。如果指挥得法，调度得当，坚守平壤，反击日军，或能扭转整个陆战战局。而这时的清军，面对强敌，“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却“置酒高会”，虽然也“日督勇士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但叶志超军从牙山溃败到平壤后仍是“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23]。虽有二万左右清军，但组织混乱，各自为政。卫汝贵部有十三营之多，但“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24]。八月初三日，盛军（淮军所属）夜间出哨时与毅军相遇后，互相疑惑，继而相互枪击，经历一小时，双方死伤甚众，甚至连续七天不再派兵巡逻。在所有清军将领中，只有左宝贵“骁勇善战，可当一面”，其他将领“真若霸上棘门军，乃儿戏耳”[25]。更加错误的是，叶志超率牙山溃败军队六营逃到平壤后，清政府又把这位谎报军情的怯懦将军，任命为驻平壤清军各部总统。在各路清军抵达平壤后，日军尚在牙山休整一个多月才来进攻平壤，而清军指挥未抓住这个战机。叶志超毫无布置，或指挥不灵，只好束手待敌来攻，这种被动挨打的消极战略战术必然导致失败。
第三，由于中、朝两国共同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战争灾难，共同的命运已将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当清军到达平壤时，朝鲜人民“箪食壶浆”“馈遗不绝”[26]，支持、欢迎清军赴朝共同抗日。对中国军队“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27]。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平壤之役，对清军来说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又有朝鲜人民的支持，如能和衷共济，必能给侵略军以重创。但是清军也与清朝政府一样腐败，部分清军入朝后，“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等[28]，失去了民心。以至“定州烧屋几及半里，沿途锅损碗碎”，“不但夫驭难觅，且途中饭铺皆无”[29]。其中卫汝贵部最为严重。没有好的军纪就没有战役、战斗的胜利，清军的腐败也构成平壤失陷的因素之一。
尽管如此，平壤之战仍然涌现了左宝贵及其一大批爱国官兵，他们奋勇作战，壮烈殉国的爱国壮举将永远名垂青史。
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能够英勇杀敌、壮烈殉国并非偶然。早在驻军奉天的二十年中，他就曾从事过社会公益事业，并创办慈善业，已经奠定了他的爱国思想基础。
左宝贵维护民族团结，严以治军。左宝贵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经盛京将军崇实奏请德宗皇帝调到奉天的。负责统带八旗长矛队，后为长胜营。这支队伍以回族士兵力主，由于他们的到来，很多家眷也随之移入奉天，居住在今沈河区朱剪炉、令闻街一带，与军营相毗邻。长胜营地占地广大，东北即是望北楼（后来左宝贵二、三营驻地）。很快在小西边门外出现了回民经营的小店、作坊、杂铺等，这些多是为士兵服务做生意的。由于左宝贵对士兵要求严格，并“教兵士以民为亲”[30]，所以这里的居民越聚越多，今天还有“回回营”之称。
左宝贵在受铿色巴图鲁并记名提督后，于奉天小西路南营造了“左大人”府（这座府第在日俄战争后，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成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落合的办公处兼私宅）。左府与军营及回民居住区相连，总面积近四平方公里，是回族较多地移居沈阳的开始。
左宝贵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每个星期五都要乘坐红罩骡车到清真寺做礼拜，拜“主”，“礼主麻”。朝拜后，左宝贵又多与北寺的阿訇赵瑞恒饮茶畅谈，对赵之所言“除恶铲霸，不拘满回汉，济贫行善，不分民族异”等语，左宝贵谨记不忘。正因为如此，部下如有违犯军纪等不法行为，他都不分官兵、不分民族，一律从严处罚，曾亲自处罚过清朝宗室的“黄带子”管带官，先斩后奏。他教育士兵要民族和睦，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并且出巨资建造清真寺等，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左宝贵创办慈善业，注重社会公益事业。清末的奉天与全国各地一样，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灾害频仍。社会政治压迫和天灾迫使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奉天，人民缺衣少食，瘟疫横行，乞丐、孤儿流浪街头。为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左宝贵在1882年发起，经制军裕禄批准，创办了奉天同善堂。同善堂先后设立了育婴堂、栖流所、施医院、牛痘局、义学馆、济良所、施粥厂等机构。这是奉天最早的慈善事业。育婴堂专门收容遗弃儿、孤儿等，并有专人负责照料。盛京施医院[31]是在他的建议下，1883年由英国人达格克里斯梯开设的，共有六名医师，每日接待病患百余名，全年可达两万人。这所医院是奉天最早的使用近代设施的“洋医院”。另外，左宝贵也着眼于预防天花症，于1887起在奉天小西关高台庙西开设了牛痘局，开始为儿童接种卡介苗，这也是奉天卫生防疫事业的发端。
1888年，奉天遭水灾，百姓房屋被淹没，左宝贵领兵救援市民，腾出兵营，让百姓居住，并增设施粥厂[32]。每天不分满回汉族，“凡贫困无食者，可前来就食”。这些都给奉天社会秩序安宁带来了益处。
除慈善业外，左宝贵也比较注重社会公益业。他亲自倡议并出资在奉天城北道淤屯修建了一座有名的三孔青石桥，又派兵士整修道路，改善了淤屯的交通条件。为了感激他，后来村民特将道淤屯改名为“道义屯”。他在奉天城南的沈水上也架起一座石桥，名为“德胜桥”[33]。左宝贵还发动社会各界筹资千金，造出质量较好的官船六艘，取代了奉天浑河摆渡的小船，便利了商、民往来。为此，人民在浑河堡立碑纪念他。
总之，左宝贵驻兵奉天的二十年内，为民族团结、社会慈善业、公益业做出了不小贡献，应该说，他是与沈阳近代城市发展史密切相关的人物之一。所以当他在中秋之夜殒命于平壤玄武门的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悲痛。奉天各界敬佩这位回族将领的爱国精神，修祠、立碑、塑像纪念他，建了“昭公祠”[34]和“左公祠”，在奉天同善堂内铸了一座高达两米的铜塑像（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熔毁）。左宝贵不愧为炎黄子孙、著名的爱国将领，他是回族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1] 原载东北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中日关系史论文集（四）》，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
[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4]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5] 《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5期。
[6]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光绪二十六年，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8。
[7]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光绪二十六年，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8。
[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光绪二十六年，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8。
[9]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3。
[10]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3。
[11] 《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5期。
[12] 政协沈阳文史资料办：《沈阳文史资料》第四辑，第84、95页。
[13]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1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66页。
[15]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见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3。
[16]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见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963。
[17]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18]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60卷，中华书局，1977。
[19] 《北京晚报》1962年2月22日。
[20] 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92，民国23年（1934），第17页。
[21] 安维峻：《劾强巨玩寇疏》，载《中日战争文集》，第5页。
[22]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
[23]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
[24] 李鸿章：《寄平壤原胡卫统领电》，《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卷。
[25] 参见《清朝野史大观》，载《中日交涉史料》。
[26]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载《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第46页。
[27] 《中日交涉史料》（光绪朝）卷18，故宫博物院编、北京故宫博物院版，1932，第17页。
[2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二卷。
[29] 李鸿章：《寄平壤卫、左、马，各统领电》，《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卷。
[30]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援朝篇，第二卷。
[31] 参见赵恭寅《沈阳县志》［民国六年（1917年）］，卷十四慈善，辽海出版社，2010。
[32] 奉天通志馆 《奉天通志》，大事，1937。
[33] 赵恭寅：《沈阳县志》，人物，1917。
[34] 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巡按使公署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