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辛亥风云录[1]
我们的家乡沈阳，地处要冲、物产丰饶，清初被尊为盛京后便一直是东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清军入关后，它不仅保有陪都重镇的地位，设户、兵、礼、刑、工五部衙门；而且也被统治者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爱新觉罗氏的总后方。沈阳，是东北的第一大都会。
但是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里，社会上却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歌谣：“这个世界不得了，富的富得不得了，穷的穷得不得了，不造反，不得了。”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而且道出了广大劳动人民不甘忍受，要奋起造反的心声。
沈阳直接暴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之下，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而头一个将侵略魔爪伸向沈阳的，就是沙俄！
1898年5月7日，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此约除却强占旅顺、大连湾外，又决定从哈尔滨至大连、旅顺间修筑中东铁路支线，该条铁路线要经过沈阳。
铁路经过沈阳（当时称盛京），清政府曾与沙俄有协商，为顾全清王朝的“龙兴风水”，保全陪都两陵（北陵、东陵）的体面，铁路应从虎石台起向西转，经得胜台等地再折向南过浑河奔苏家屯。但今天我们看到铁路的实际走向恰好经文官屯、柳条湖再西转折南将两陵隔开了。
筑路期间，数万名被骗来的农民在沙俄军警的刺刀、皮鞭下从事繁重的劳作，工资微薄，住地窝棚……华工遭遇凄惨。
铁路修成以后，在今天的沈阳站、老道口地方，沙俄建起铁路附属地，夺得行政权、司法权、驻军权，俨然“国中之国”。
不久，沙俄秋林洋行、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都在沈阳设分支机构，罗高夫切夫面粉厂、莫洛佐夫纺织公司、泰得利纺织公司等都涌入沈阳。仅秋林洋行奉天支行每年平均贸易额就达四万五千卢布以上。
沙俄的侵略激起沈阳人民的不断反抗。1900年6月，盛京城内外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幕悲壮的史剧。
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沙俄的，由此受到沙俄的疯狂镇压！
此间，沙俄三次出兵占领盛京，不仅毁文物、抢银号、抢钱庄，甚至抢走青壮劳力运回国内。提起老毛子当年在这里大肆掠夺与奸淫妇女的罪行，老沈阳无不切齿愤恨。
侵略战争，又迫使增祺（盛京将军）与沙俄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沈阳的半殖民地程度愈加深化。
接着日俄战争又打到沈阳，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奉天大会战中集中了近六十万军队，各种火炮二千三百九十一门，在城市内外到处摆下战场。据《盛京时报》报道：“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国势日衰民族危亡，怎么办？怎么办？不能做奴隶，不应做羔羊！
1900年中东铁路支线通过沈阳；1903年沈阳被迫开埠；1904～1905年战祸濒临，沈阳人民又开始了反侵略斗争。
1904年4月的一个夜晚，沈阳附近的电线多处被割断，弄得沙俄铁路一时不能通车，沙俄派重兵守卫，平均每华里殆三十余人，仍无济于事。
1905年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不断发展，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革命党人的英勇斗争对沈阳人民有所鼓舞，一些革命书刊也相继传到这里。
你看：“哎呀！哎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洋人畜圈里的牛羊，盘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
这血泪交织的控诉，沉痛的呼号，祖国被瓜分的惨景，令人扼腕。信号传到沈阳，在人民中久已积郁的愤怒越积越深……
1907年，清廷宣布要搞“维新”“立宪”了，派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取代了盛京将军。
从这时起，沈阳也陆续开设了一些学堂、报馆，军队也着手改编。
维城学堂、八旗学堂、简易师范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测量学堂、法政专门学校、实业学堂等相继成立了，再加上一些教会学校，应该说沈阳近代教育从此发端。但那里的学校规模不大，大多只有几个班。师生们往往有脑后拖着长辫子的。
在经济上，近代工业也开始出现：窑业公司、火柴公司、车厂等开业了；除了钱庄、金店等一些私人金融业以外，增设了官银号、户部银行等官办银行。虽然将军行署改称总督署，但各衙门的大小官员仍然是穿着顶戴花翎的朝廷命官，还是“民之父母”也。
徐世昌到奉，固然阻止不了日益加深的殖民化进程。那里，商埠地、附属地连成一片，开拓地已渐次形成，奉天的大工业、市内的主要交通、金融等大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
英国人办的颐和烟草公司、汇丰银行；美国人办的慎昌洋行、日满蒙毛织株式会社、横滨正金、花旗银行；……那分布在三经街北头一带的各国领事馆真是洋人的乐园。今天的八一公园那里就是美国驻沈总领事司戴德的私人花园，由此可见“洋大人”的威势之一斑。
清政府的“维新”给沈阳人民带来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利盘剥；“立宪”仅仅使封建资本加速向官僚资本转化。
如果说徐世昌在沈阳搞“维新”有什么起色的话，那就是他经手开辟了“奉天公园”（今市政府第一招待所院内）。
在这种借维新之名，行苛政之实的新幌子下，积弊未除而捐税猛增，就连被迫卖身的妓女都要收“花捐”。
群众不甘其苦，有自发反抗，革命派掌握时机发动群众，酝酿斗争。
最早在沈阳活动的革命者应推张榕。
张榕生于1884年，是汉军镶黄旗人，世居抚顺城东的新屯。他原名焕榕，别号荫华，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张榕。日俄战争时，他二十一岁，目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惨状，便毅然离开了北京的求学生活与丁开嶂一起来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他拆家产募兵，谋以独立，后未成返京。
1904年时，丁开嶂在奉天成立抗俄铁血会，宣布檄文，声讨沙俄侵略中国的罪行，宣称宗旨在于：“纠合海内外学生将兵及直、奉、吉、黑四省之绿林领袖，大败俄罗斯于京清而后止。”并组织义军与沙俄交战二十余次。1906年丁开嶂加入同盟会。
张榕返京后继续追求革命，1905年9月曾与吴越用在新民制造炸弹，在北京前门车站炸清廷出洋五大臣，吴越身殉，张榕后被捕又转押天津被袁世凯（北洋总督）审讯。袁说：“你宣布关东独立保卫军独立条例，便是造反。”张榕哈哈大笑说：“如果把爱国主义和保卫国家主权说成是造反，那你们的用心就不用问了。”
后经多方设法，太监李莲英才在慈禧面前说：“张榕是家里的孩子（意思是张家系汉军旗人，又在三陵当差，故为家里的孩子），年轻不懂事，请老佛爷恩典恩典吧！”这样，慈禧才批个“永久禁锢”，所以张榕才暂时没有人头落地。
张榕在狱感化了典狱长，并使得典狱长和他一起，在1908年夏天化装越狱成功，逃至日本。
在狱时，张榕曾在壁上写了“一声霹雷困龙起，震灭人间诸不平”的诗句。
到日本，他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与奉天有志于革命者密电往来策划起义。在日本，张榕加入同盟会。
1907年开始，革命党利用徐世昌在东北搞“维新”的有利时机，准备假戏真唱，以开学堂、办实业、入新军为名，开展革命活动。
同时，一些在关内举事失败的革命者也逃亡关外，继续革命，于是在沈阳或经过沈阳转赴东北各地的革命者愈来愈多。熊成基、廖仲恺、林伯渠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过沈阳筹划革命。
这年，宋教仁从东京偕白逾桓、吴昆及日本人末永节来奉天，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
几乎在同时，革命党在沈阳的活动首先在教育界展开。徐镜心、赵中鹄等或在学校任教，在青年中传播民主主义，或在新闻界、戏剧界进行宣传。奉天的《大中公报》《东三省民报》都有革命派担任主编，他们极力鼓吹国权，抨击伪立宪。这些报纸很受市民欢迎，也正是通过这些报纸，沈阳人民首次接触民主共和反封的思想潮流。
革命派在清朝新军中也积极工作，吴禄贞、兰天蔚进行了组织工作；宁武先生当时也曾到军界争取同志。1909年，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在新民的驻军中还成立了革命组织——“新民武学研究会”，秘密宣传革命思想。
由于革命派的积极斗争，在沈阳，革命势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当时张榕潜回大连筹划辽东武装起义时，革命力量不下三万余人。
奉天教育界以吴景濂为首，集合学生一千多人，在总督府门前请愿，要求清廷宣布立宪，当时总督锡良不许，派军警包围请愿群众、学生，但大家高叫呼喊，跪地不起，哭声骂声更高，这次请愿胜利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首义的消息传到省城，革命党和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但清朝地方当局却震恐不安。
1911年10月15日，正在齐齐哈尔视察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举行各司道员会议，磋商维持治安的一切事宜。16日，赵又召见省城重要文武官员，“剴切训示”“面加勉励”以示笼络。17日又召集驻奉新旧军高级将领开会，赵在会上说：“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因此，连骨头都是皇上的”；为了不辜负“朝廷的深恩厚泽”，理当“鞠躬尽瘁，以死相报”。但是，“英雄必须认清时势”，“咱们总要见机而行”，现在“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什么态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咱们一份，如果失败了，那里咱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有我们的事”。
赵决定封锁消息，停收一切官商民电。《大中公报》就因刊出有关武昌起义的号外而被查封。
这还不算，赵尔巽又派人从四平街广来皮衣庄，选购皮衣数件赏给防营统领，又命令大成永鞋庄赶制皮趟土马千双，赏给督标卫士；对驻北大营的新军也表示增加菜金，并由督署支付。
为了筹措镇压革命运动的经费，对内指令度支司备款百万，各厘局提前缴款，钱粮畜捐一起上收；对外开始与帝国主义联络借款。
1911年10月中旬，赵尔巽派人向华俄道胜银行申请借款三百万卢布（后又增至五百万卢布，答应以“北满”的关税、盐税等收入为押；同时又以太子河流域矿山予日本人开采为条件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提出大借款的要求。联系俄、日两国之前已经攫取的各种权益来看，这样的借款条件无异廉价拍卖东三省）。
赵尔巽之所以采取这些手段，主要是服从于三个目的：①最好能兴师勤王，直接保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②必要时可以迎接皇帝东归以求一隅偏安；③最下者也可以保持军权政权以求一逞。
顽固派极力挣扎，革命党准备发难。省城人民看到清王朝大厦将倾，银价大跌，开始拒绝使用清朝发行的纸币。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户部银行等处挤满了持币兑银的群众，各商铺也都极力收回银货，市面呈现一片紊乱景象。
驻奉新军也开始活动，北大营驻军第二混成协协统兰天蔚，曾留学日本，1903年时就组织留日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并任队长。此时，他派人与曾在东北任职的第六镇统治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系共谋举义。
革命党在兰天蔚寓所开会，研究东北独立问题，并公推兰天蔚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举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
1911年11月6日下午，革命党再次在北大营协统部开会，讨论迫赵尔巽交权的问题，不幸会议内容被兰的部下李和祥飞马进城密告赵尔巽。
1911年11月8日晚，有剪发者四人，到奉天省咨议局，要求吴景濂树白旗，这是革命党发动独立的信号。
这种急迫的形势，令赵尔巽惊慌不已，立即召集袁金铠等亲信和地方士绅，佯装不得已行将入关。
袁金铠却跪在赵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请大帅为我全省民命不要入关，革命党完全是虚张声势。兰天蔚部下既来告密，可见军心仍然依归大帅。我袁某在大帅面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重用防营统领张作霖，其人机警而且愿效忠大帅。请大帅当机立断！”
赵拉起袁金铠说：“你既苦心为大局，先传令张统领入府一见。”
为缓和局势，赵尔巽等密谋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1911年11月12日下午，在奉天省咨议局召开了军、政、农、工、商、学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
赵尔巽在会上大言不惭地说：“我两次到奉，所作所为问心无愧”，“当此关内风云多变的情势下，我们东三省是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最好望全省父老们各安生业，静观时局演变”。
革命党人赵忠鹄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求他宣布东三省独立，赵不答应，可又讲不出拒绝的理由，异常狼狈，会场立刻紧张起来。张作霖认为这是他效忠的好机会，立即登上讲台，把手枪放在桌上一拍：“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赵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会场上的汤玉麟等均拔出手枪，怒目而视。会场上一霎时寂静非常，一会儿工夫，都纷纷散去，保安会也就算正式成立了。由赵尔巽任会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部都是旧官僚把持，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张榕只是参谋部的副部长，这也是因为他与袁金铠关系密切，赵尔巽又想拉拢他的缘故。
保安会一成立就把镇压革命活动作为首要宗旨。它对驻军发布命令说：“倘发现暴动之事，则以敌人对待。”
基于这种情况，同盟会会员张榕、张根仁等为争取革命派的大联合，于1911年11月17日成立了“奉天联合急进会”，推张榕为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任副会长。会后还决定留张榕和少数人居省城掌握中枢，并策动第二混成协和张作霖的部下反正；其余会员则分赴各地发动武装起义。
奉天的革命运动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兰天蔚、张榕等革命领导人由于幻想“平和的革命”，对反动势力估计不足，他们不想伤害赵尔巽，结果却落入了他们所设的圈套。他们意欲挟保安会以制赵，今反为其所制。
赵尔巽在取得保安会长的桂冠之后，专折保奏清廷：“张作霖骁勇善战，过于张国梁；袁金铠才大心细，有似李鸿章，请朝廷破格升赏，以资鼓励。”这样，张作霖、袁金铠进一步成为赵尔巽镇压奉天革命的左右手。
布置停当，赵尔巽还电报北京密撤兰天蔚的协统职务，保荐头脑顽固的标统聂汝清代理协统，那个告密的李和祥也被提升为标统，第二混成协的领导权被压到顽固派的手里。实际情况如此，赵却仍充好人，他请兰天蔚到署，张作霖想下兰的佩枪，双方几乎动武，赵将张支走，好生招待兰，说兰是带兵的将才，又为难地说：“咳，能人招忌呀！我听说他们（指张作霖）已买好了刺客准备对你下手啊！……防营已擅来省城，我对你也是爱莫能助啊！”
兰天蔚听了这些话，将信将疑，沉思片刻道：“那么，依督帅之见……”
赵慢声说：“依我之见，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呀！”
临走前，赵不但向兰赠送银两，嘱兰好自珍重，还亲笔给他写了“……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与群众之意见，并传布本省保安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的札令。
赵尔巽逼走了兰天蔚，又看到巡防营二千五百多人陆续调奉，“福泰栈”、西大营等处驻满了营兵，所以胆子愈壮了。
这些兵痞由洮南来到奉天，眼界大开，除却出入戏院、烟馆、妓院外，还伺机出动捕杀革命党人。
本来，在急进会活动之下，四方豪杰之士入会者十余万人，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事件在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兰天蔚出走后，张榕仍未看清顽固派的阴谋，却继续与赵尔巽“谈判”，与张作霖、袁金铠联系，幻想将其拉拢过来。对于张榕的斗争要求，赵却“始则含糊，终则拒绝”。到1911年12月中旬，南北谈判议和开始后，赵尔巽与张榕相约，停止东北的军事行动，张榕照办了。赵利用张榕的“和平革命”弱点，执行着袁世凯对南谈判、对北镇压的反革命策略，下令在省城戒严，在各地捕杀革命者。张根仁、柳大年等领导人被下狱，柳大年就被关在省城模范监狱。
1912年1月底，奉天的形势又有了转机，兰天蔚被孙中山委任为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千余人，分乘四舰由上海出发北伐，意欲征山东、战奉天、夺北京。
1912年1月16日，北伐军抵山东，兰天蔚乘舰先期抵大连，策划进军。省城的张榕与兰书函往来，约期举事。
袁金铠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加紧与赵尔巽、张作霖策划新阴谋，省城形势吃紧。张榕的好友劝他到外地去，张虽知情势日紧仍要工作，只是将最心爱的手表留给了朋友。
1912年1月23日晚，袁金铠、张作霖、张榕等在西关平康里（今市第十中学北侧）附近的“德兴楼”（一说德义楼）饭庄宴饮。酒后，袁对张作霖说：“雨亭，荫华在蜚红馆（高级妓院）有了个新相识，叫小红，怎么，不去看看吗？”后说有事先走了。
张榕、张作霖出饭庄向西走，经过万盛饭庄（以专卖酱肉出名）、“第一楼”戏园子，眼看就到蜚红馆了。迎面走来了张作霖部下侦探长于文甲和另一打手高金山，双方擦肩过后，张作霖佯装有事离开，于文甲、高金山返身三枪，将张榕立毙于血泊之中。
年仅二十八岁的革命党人，死后两天不准收尸，其惨相不忍一睹。
张榕被杀，于文甲又带人赶到小北关容光胡同，抄了张榕的家，二进的四合院中满是营兵、散乱的书籍字画、捣毁的家具什物。张榕的家人被拘。
另一股士兵在金寿山的带领下查抄革命党的同情者满族人宝琨的家，在大东关恒知府宅第里，宝琨被刺刀连扎十数下而殉命。
还有南关田亚赟的家被抄，这位急进会的机关报——《国民画报》的主编被害身亡。
到1912年2月初，革命派“遭受毒手者不下四百余人”。
草仓、天后宫泡子边、小河沿南头、大西边门外都成了刑场，白色恐怖使奉天的辛亥革命运动濒于失败。
奉天的革命转入低潮，但兰天蔚的北伐军在辽东登陆，从南向北又有所转机。
此时，从北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代皇帝——宣统宣布退位了。至此，二百六十多年的天朝——大清帝国覆灭了，绵延中国历史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
退位诏的大致内容如下：
“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议政体。……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为了推翻帝制，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牺牲。
宣布退位，对爱新觉罗氏族来说确是震撼颇深。
在最后的日子里，皇宫一片混乱，“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后来才知道这老头就是袁世凯”。这便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述的一段。
清帝逊位的消息传到奉天，赵尔巽等极为惊慌，有的遗老到昭陵、东陵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如丧考妣；有的则带着金银细软和小老婆逃至国外。
赵尔巽迫于“共和政体”的潮流，不再提“一俟圣旨下隆，臣等立时兴师。枕戈待旨，无任惶恐”了，却不得不劝谕东北各地承认“共和”，并进行官制改革。这一改革不过是赵尔巽由朝廷命官摇身一变而为中华民国东三省总督了，在新上来的军阀的支持下，仍然控制着东北。
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热流中，南京临时参议院还制定了五色国旗。本来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清政府并未有任何形式的国旗，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不平等外交增多，为保持礼仪形式正常进行，才制定了黄龙旗。“龙”是皇帝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在那朕即国家的君主专政时代，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非驴非马的龙旗。开始时，黄龙旗被制成三角形，后才改为长方形，而那种三角形的国旗在世界各国看来也是很奇怪的东西。黄龙旗随着清亡而落下，在奉天省公署、各机关及兵营也都升起五色旗（这也是沈阳革命的最大成果了）。五色旗中，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回族、黑色则代表藏族。取意虽好，但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在被奴役压迫这一点上倒是共同的。虽如此说，在辛亥之后，如果还有人想复辟，那将是很不现实的，洪宪皇帝也不过七十三天的生命期罢了。
活动在奉天的革命党人，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续不断，群众性的抗捐抢粮斗争也时有发生。
巡防营的兵，有的也在革命党人的争取下转向革命方面。1912年2月16日晚上，几个巡防营的统领聚在张作霖公馆打牌，跟随张作霖多年的梁某，想下手击毙这群东西，但没想到在梁某抽手枪时被金寿山从大衣镜中发觉，喊声：“不好有刺客”，梁某随即被杀。
兰天蔚的部下，也有反抗行动。第二混成协的士兵尤其不满聂汝清的监视和管束。1912年6月19日（旧历端午节）晚，部分愤于长官克扣薪饷的士兵，在革命党人孙祥夫的鼓动下哄然哗变，携枪出营扑向大北门，与守城的顽固派军队展开激战，大火冲天，城内陷入混乱。
赵尔巽闻讯大惊，立即增兵镇压，斩杀变兵二百多名。
当年沈阳地区的民族资本薄弱、文化落后，帝国主义势力又很强大，因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沈阳（当时称奉天）表现得也很软弱。结果，辛亥革命在沈阳连形式上的独立也未取得，就被赵尔巽等绞杀了。
惨痛的历史教训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七十年前，辛亥革命运动在这里掀起的层层波澜也确曾推动了沈阳近代史的进程！
[1] 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以此与武育文老师改写成电视专题片，由辽宁电视台拍成并于1981年10月10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