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几个问题[1]
东北古代民族既是东北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东北历史的主人。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成员，为奠定祖国的东北疆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历史既是中国民族史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史涵盖的内容之一。关于东北古代民族史，我国学者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地进行了研究，百余年来取得了可喜成果。但由于相关史料匮乏和个别民族历史形成和消亡的特殊性、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出现了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一 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意义
东北古代民族史既是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多民族发展的历史。东北和祖国其他各地一样也是多民族聚集区，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如果按历史先后划分，他们是肃慎族、古朝鲜族、秽貊族、夫余族、高句丽族、东胡族、鲜卑族、乌桓族、室韦族、蒙古族、靺鞨族、渤海族、契丹族、奚族、女真族、满族等，这些民族都是土生土长于东北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活跃于东北历史舞台上的民族。他们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发展格局中一直承担着开发东北、建设东北和保卫东北的历史重任，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成员，为奠定祖国的东北疆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和汉民族一样，既是东北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东北历史的主人。
东北古代民族是构成中国历史和汉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蒙古族及其他现代民族的重要因素。历史上，曾有过鲜卑族、高句丽族、靺鞨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先后以东北为基地建立民族地方政权，有的以后又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统辖大半或整个中国，形成了中国多民族历史链条上不可缺断的重要环节。
东北古代民族在推进中国历史进步的同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其中既有草原民族文化，又有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渔猎、农耕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这些文化在与中原农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渗透与影响正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基础。历史上，鲜卑族、高句丽族、靺鞨族是促进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典范。
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东北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接受中原汉文化的程度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加之各自利益的驱动，民族间时有矛盾和冲突发生，尤其是在与中原王朝交往中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乃至发生战争，这是历史客观存在的不能回避的现象。对其责任归属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在中原王朝一方，有时在具体民族一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始终是比较微妙复杂的。纵观中国多民族历史，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但在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民族战争也是民族关系消极一面的反映。所以，在研究和探讨民族关系时，既要看到民族关系友好合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中国多民族历史向前发展的主流一面，也要重视由于民族偏见、民族歧视带来民族关系紧张复杂的一面。当然，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关系是否正常，主要取决中原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汉、唐两代是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较好时期，以唐代为例，唐朝的民族羁縻政策、和亲政策、“因其故俗”政策不仅加强了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客观上也为周边各族创造了发展自我的宽松环境，给各民族带来实惠，实际上也维护了封建大国的统一。唐代的靺鞨、契丹都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
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封建史家正统思想的局限，在编撰中国历史古籍时，对少数民族记述大都内容简略，并存有偏见。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功绩被无端抹杀，应有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肯定。除汉民族之外，对其他民族，尤其那些没有能力或者机会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弱小民族更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述寥寥。然而，千百年来东北古代民族作为中国多民族历史的创造者，在开拓中国辽阔疆域的同时，创造了与中原文化紧密相连、一脉相承的光辉灿烂的东北古文化。
由于东北边陲地理条件的特殊性，东北古代个别民族在形成、发展、消亡过程中与国外某些民族有其渊源关系，这是历史形成的，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在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这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当然，对国外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和领土要求，搞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要提高警惕。
如前所述，东北古代民族史是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篇章，也是东北史涵盖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东北民族史与东北史的关系，前辈学者金毓黻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道出了东北民族史与东北史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东北古代民族在东北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基于此，前辈学者在东北史研究中非常注重民族史的研究。在东北史著述中开创了东北古代民族研究之先河。其中，以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一书为代表，在书中提出了东北古代民族四大族系的观点，进而以民族活动为主线把东北史划分为六期，确定了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开发东北的研究基调，并把东北民族史研究与东北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理顺了东北民族史与东北史的紧密关系。他的这些观点和研究体系是今天我们从事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应该借鉴和参考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古代诸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相当复杂，加之相关史料匮乏和记述语焉不详，给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带来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东北地区故有民族见于史籍者较少，相互融合或迁徙特别频繁，很难理顺其关系。第二，东北古代民族（汉族除外）大都没有留下本民族语言文字，或由本民族文字记述的史料。而我们考察和研究主要依据的历代文献古籍又都是中原汉族史家编撰的，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及史家所持观点、立场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和不详，很难窥其全貌。第三，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历史空间跨度大，如高句丽族起源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千余年，且活动地域多变，其中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纷繁离乱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民族关系都是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第四，基于史料匮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区域古代民族活动故地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对弥补史料不足颇有贡献。然而，文物考古资料与民族史研究还有一个相互认证、协调配合的关系。就是说，出土的文物资料和发现的民族文化遗存还存在一个考证或准确与否的问题。而这方面的工作滞后，也制约和影响着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凡此种种说明，东北古代民族史虽属东北史研究范畴，但其民族源流的复杂性、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都反映出在东北史研究中民族史研究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加强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不仅是东北史研究的需要，更是时代的要求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
二 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正如金毓黻先生所指出，研究东北史应以民族居首焉，中国学者涉足东北民族史研究正是以研究东北史为发端。早在20世纪初出版的《东北地志》、《东北要览》、《东三省纪略》、《东三省志稿》等都从不同角度论及了东北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可以说东北民族史研究是伴随着东北史研究而发展起来的。这期间关于东北民族史或单一民族史的研究论文也相继发表，其代表者如卞鸿儒的《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胡伯玄的《东北四省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轻根的《蒙古种族考》、吴廷燮的《室韦考略》、王国维的《鞑靼考》、《黑车子室韦考》、方壮酋的《契丹民族考》、冯家升的《太阳契丹释考》、奉宽的《渤海国志跋》以及朱希祖的《后金汗国姓氏考》等，至于单一民族史研究论著还有唐宴的《渤海国志》、黄维翰的《渤海国记》、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篇》等。以上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基础。
1931年中国东北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的存亡危在旦夕，日、俄等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出于侵略和分裂中国东北的政治需要，早在20世纪初就以考察东北为名，开始介入东北史的研究，并以东北民族史的研究为切入点大肆伪造和篡改历史。声称东北之靺鞨族是独立于中国以外的民族，高句丽和渤海所建立的民族政权是独立于中原王朝以外的国家，并提出所谓“征服王朝论”，妄图把东北古代民族史割裂于中华民族史之外。在此背景下，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史学家们并没有沉默，以金毓黻先生为代表于1941年出版了《东北通史》一书，该书以东北民族源流发展为主线，阐述了东北古代民族与历代王朝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的渊源关系，提出了高句丽、渤海等民族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这一鲜明论点；1933年出版了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1942年出版了李洁非先生的《东北小史》；1938年出版了卞宗孟先生的《东北史研究纲要》；1948年出版了方德修先生的《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等东北史专著，书中以同样的论点阐明了东北古代民族在开发东北历史中的主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关于东北古代民族史的专著尚未问世，但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却常见诸报刊。如从周的《东胡演变中之乌桓鲜卑考》，冯家升的《述东胡系之民族》、《述肃慎系之民族》、《豆莫娄考》，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金毓黻的《中国东北部民族考》、《中华民族考》、《辽部族考》，林翰的《东北九省各民族之起源》，王宜昌的《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张云波的《辽代契丹人奚人之分布》，华企云的《蒙古民族之检讨》，王日蔚的《契丹与回鹘考》，毛汶的《辽人汉化考》，盛襄子的《契丹源流说略》，李长垣的《东北原始民族和中国本部民族在人种上的关系》，谷霁光的《东胡氏姓研究》，吴传钧的《东北之民族》，陈敏生的《东北原始民族的生活》，天野的《东北民族变迁史论》、《肃慎族源考》，陈述的《契丹女真汉姓考》等。从整理归纳出来的研究成果看，东北民族史研究主要偏重于历史跨越时间比较长、地域活动比较广、影响面比较大的民族，如肃慎、东胡、鲜卑、契丹、渤海等。对其他弱小民族的研究涉猎较少，有的是空白。可以说，研究面不广，深度不够，选题单一，是此一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局面大为改观，结束了以前研究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的局面。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历史研究领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重视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史研究上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为拓展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尤其是1978年党的改革开放以来，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也为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相关的学术论著、研究论文、科普读物、乡土教材等众多形式，从多角度对东北古代民族史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与探讨，成果斐然。主要代表成果有，《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傅朗云、杨旸著的《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孙进已著《东北民族源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干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张博泉、魏存成主编《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等。至于以单一民族为研究课题的学术论著更是成果喜人，如孙秀仁等著《室韦史研究》（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张正明著《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马长寿著《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陈述著《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朱国忱、魏国忠著《渤海史稿》（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84），王承礼著《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孙进己等著《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冯继钦等著《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王绵厚、张碧波、王禹浪著《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黑龙江省教育出版社，2000），黄凤岐著《契丹史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姜孟山《高句丽的足迹》（延边人民出版社，1982），李殿福等《高句丽简史》（韩国三省出版社，1990），刘子敏著《高句丽历史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杨春吉、耿铁华著《高句丽历史与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等。涉及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专著更是层出不穷，如董万仑著《东北史纲要》，张博泉著《东北地方史稿》、《东北历代疆域史》，李健才著《东北史地考略》，孙进己、王绵厚著《东北历史地理》，王绵厚著《秦汉东北史》，舒焚著《辽史稿》，杨树森著《辽史简编》，张博泉著《金史简编》，吴文衔等著《黑龙江古代简史》，张泰湘著《黑龙江古代简志》、《黑龙江古代文物》，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杨余练、张玉兴、冯年臻等著《清代东北史》，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杨吉春、耿铁华主编《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等。为了推进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了解和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翻译出版了《渤海史译文集》、《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黑龙江的沿岸部落》等。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论文的撰写和发表多得已无法统计，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空前活跃的大好局面。
三 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笔者认为，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民族源流研究
金毓黻先生在其《东北通史》一书中提出了东北民族四大族系的民族源流研究体系。他说：“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殖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夫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他所创建的东北古代民族四大族系的研究体系，仍是今天我们从事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者所研究和探讨民族源流以资借鉴和参考的权威基础。但金先生这一研究成果，产生至今已逾60年，民族研究理论及其边缘学科之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发生了长足进步，其研究成果不断被刷新或利用。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民族故地的文物考古材料的新发现，不仅弥补了研究民族源流古文献记载之不足，而且发现或更新了一些史料，对破解民族源流之谜和填补空白是颇有益处的。在此基础上，近20余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著名东北史研究者孙进己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在1986年出版的《东北民族源流》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在民族源流研究上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继金毓黻先生之后，东北民族源流研究领域又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许多具体民族源流上与金先生观点相悖，因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的争鸣。例如，孙先生在民族源流研究中提出了民族的多源多流和主源主流的理论，据此认为“渤海族源既有粟末靺鞨人，又有高句丽人，夫余人，汉人和其他靺鞨人。”最后结论认为渤海的族源是属秽貊系的粟末靺鞨、白山靺鞨、伯咄靺鞨，夫余靺鞨及高句丽族的一部分，以及部分汉族，从而否定了金先生靺鞨属于肃慎族系这一研究观点，同时也打破了史学界渤海族源于靺鞨这一传统观点。除渤海族属外，高句丽族及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契丹亦有族源上的纷争，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定论。其原因，排除政治因素而外，主要是对相关史料征引、运用和理解不同造成的。当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
2.东北诸民族（或民族地方政权）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
关于东北诸民族与历史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国内学术界虽有争论，但分歧不是原则上的，而是划定民族与其政权归属的标准问题。而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外一些学者出于政治需要，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断章取义，搞唯心史学，把原属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及其民族政权说成是他们国家的古代民族，进而将其纳入他们国家历史的研究体系，这是国内史学界应予以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东北古代民族或政权归属的标准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和渤海两个民族及其政权上。大部分学者认为，高句丽和渤海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其政权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但对划定归属标准有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凡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其领地均为中国疆域；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判断民族归属不全面，因而又提出了多个标准；有的学者则从理论方面探讨民族归属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是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民族，但也不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者，如契丹之辽、女真之金、蒙古之元、满族之清。有的民族虽然没有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但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建立了政权的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如渤海、高句丽。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和分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格局，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成若干割据政权，其中有汉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历史表明，在分裂状态下，这些政权也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从上述理论角度来认识高句丽或渤海归属问题当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有的学者从行政建置研究入手，论述其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指出中原王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少数民族实施双重管辖，民族政权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有的学者就归属涵盖内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政治归属包括政权归属、民族归属、地域归属等多方面。
总之，民族及其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既是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热点问题。例如，关于高句丽研究，中国学者经历了冷漠期、困惑期、热烈期、成熟期，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了上述四期的学者们才有刻骨铭心的体味。大家知道，如果从1887年在今吉林省集安市发现高句丽《好太王碑》，中国学者介入高句丽碑拓研究算起，中国关于高句丽问题研究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了。中国学者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高句丽的碑拓研究？笔者以为不外乎两个原因。其一，在学者们心目中，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中国古代民族中国人不去研究，岂不怪哉？其二，高句丽民族活动于中国历史舞台千余载，没有留下丝毫由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岂不悲哉？基于此，中国学者们以发现和着手高句丽碑拓研究为契机，进行高句丽问题研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不过，拘于当时中国的形势，学者们只限于对《好太王碑》及相关石刻的考订与研究，尚未进入对高句丽诸多课题的实质性研究。1941年，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一书中用较大篇幅阐述了高句丽相关问题，提出了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归属于中原王朝的基调，为新中国成立后对高句丽诸多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高句丽问题的研究陷入误区。部分学者为政治倾向所囿，错误地将高句丽民族定位为国外民族，高句丽建立的国家是独立于中国以外的国家，把隋唐两朝出兵收复被高句丽割据的辽东地区说成是侵略。这种非学术研究倾向桎梏着中国学者的头脑。由于人为地设置了禁区，此一时期中国关于高句丽研究停滞不前，即使在高句丽考古上有所收获，但研究文章仍严重滞后。直至70年代末，也没有关于高句丽研究的成果问世，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多民族国家的一大憾事！更应唤起国人深思的是，在我们漠视高句丽问题研究的同时，朝鲜半岛某些国家自60年代初起，其部分学者就高句丽研究大做文章。他们把纯学术性的高句丽研究政治化，非理性地认为高句丽民族是他们国家的古代民族，把高句丽历史纳入了他们国家历史的研究范畴，进而提出领土要求。
可见，把高句丽研究的国际化、复杂化归纳起来看，不外乎我们国内研究的不得力，百花齐放变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鸣。所听到的见到的都是人家的声音，其真实客观的学术观点被淹没了。相反，却是朝鲜半岛某些国家乘势大造舆论，以极端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用捏造史实、篡改史实等卑劣手段玷污了纯洁的客观的学术研究。这种被扭曲了的学术研究，一旦被政治所利用，将祸患无穷。
值得欣慰的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以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础的学术研究在各个研究领域全面展开。我国关于高句丽问题的理性研究正起步于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从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方面、多学科、多角度对高句丽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斐然，在此背景下，专家们的研究热潮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据耿铁华、杨春吉编著的《中国学者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统计，1950～2000年，我国学者关于高句丽研究的论著约900篇（部），成果涉及高句丽民族起源、建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军事、人物及考古调查、发掘、碑刻、壁画等。
[1] 原载《东北史地研究》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