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镌刻于心头的精神雕像
——怀念樊骏
刘增杰
一
樊骏先生虽然离开我们渐渐远去，可我对他的思念却与日俱增。穿越时空距离，记忆中的一些往事总是不时地浮现眼前。甚至，这些记忆碎片还会变得格外清晰。无论人品、学品，樊骏都是一位值得认真解读的人。樊骏的文章中，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总是和谐地统一于一个内在结构之内，文字中有着含而不露的思想光芒，隐而不彰的理性内核。他的行文有时不免略嫌持重，拘谨，但总的来看却自如舒展，独具气象。樊骏一生的学术实践在现代知识界具有某种恒久的示范意义。
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樊骏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与承担。对于上一代学者，他怀着敬畏之心，用剖析典型案例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具有深度的学理探讨。《论文学史家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等文，都评说到位。评说对象连同他的这些评说，今天都已经化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遗产。对于同代研究者和下一代研究者，樊骏始终保持着友善与真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他的一次交往，至今仍记忆犹新。1986年，我正在撰写《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这年秋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分期问题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史提纲》的发言。会后我把发言稿送给了樊骏，请他随手翻翻，提点建议。学术研讨会结束前，他跑到我住的房间说，“会务忙（樊为主持人之一），没有及时和你交换意见。文章我认真看了，现在来说点具体意见”。在这次谈话前，我们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虽然经常碰面，但多止于寒暄。这次坐下聊天，他语调平缓诚恳，全没有想象中学会领导者的姿态，几句话就把我们感情上的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记得当时他直率地说：你的文章写得有些新意，这一类文章《丛刊》需要，准备采用。可文章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打磨、推敲。他举例说，文章把工农兵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总结为四个时期，把前两个时期概括为诞生期、发展期可以成立；对后两个时期的概括则容易引起误解。不宜使用“萧条”一类的字眼。要从学理上把问题说透，命名上不必锋芒毕露。还有，有些段落行文太直，讨论问题的时候文字要有张力，磨掉些火气。樊骏的话确实击中了文章的要害，我听后心悦诚服。从北京返回学校后，我对文章认真地修改了一遍，并于春节后寄给了他。1987年4月25日，樊骏给我来信说：“大作经过多次修改，可能磨去了一些锋芒，但弱点也淡化了些，已发在《丛刊》第三期上（秋后出版）。文章并不是很理想，却是需要的，而且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衷心感谢你的协助。”对于是否继续从事解放区文学研究，我思想上当时有所犹豫，在寄稿件时曾经对他提及。针对我的想法，他在信中劝我：“你还是应该将这个工作坚持下去，不但要做出成果来，而且要是好的、丰硕的成果。听说下个月要隆重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解放区的文艺传统必然再次得到强调。当然，政治上的提倡并不一定能够导致科学上的进展，往往既有利（受到重视）又有弊（受到约束）。但无论如何，足以说明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樊骏还特别提醒：“王瑶先生同意，请你在今年秋后学会的年会（讨论抗战时期的文学）上，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学作个重点发言（半个小时）。你这些年专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不应该有什么困难，请勿推辞，并希望能够及早准备。”1959年8月至1960年7月，我师从王瑶先生在北大进修。对于王瑶先生的意见，我当然会尊重照办。在那年秋天召开的现代文学年会上，我按会议安排做了三十分钟的发言，题目是《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解放区文学研究断想》[1]。1988年，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著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也正式出版[2]。我能够把解放区文学研究坚持下来，樊骏的帮助功不可没。
二
以北京那次谈话为契机，我和樊骏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1992年秋天，河南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在开封召开了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回顾与前瞻——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讨论集》（以下称《讨论集》）。《讨论集》是河南大学和樊骏开始的第一次合作。《讨论集·编后话》说：“本书编辑工作主要由樊骏、刘增杰、钱理群、关爱和担任”，《讨论集》的论文“显示了一种忠于学术的献身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沉寂之态，以及‘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的学风。”[3]樊骏在会上作了《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为祝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出版而作》的专题发言。发言指出，河南大学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是一种思潮史兼顾综合的文学史著作，“《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各卷分别为《悲壮的沉落》《晨光微明时分》《从新潮到奔流》《战火中的缪斯》《风雨历程》《喧哗与骚动》。它们是对于各个阶段的文学思潮及其演变的准确概括，不同时也是对于这些阶段的‘物质过程’的某些历史特征的生动点染吗？”[4]这篇文章副标题上的“为祝贺”某某“出版而作”，分明是对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鼓励。其实，早在1987年4月25日樊骏的来信中，他对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有过特别的关心与期待。信中说，“听说贵校毕业生近年来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的专业课成绩不错。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为培养这门学科后备力量作更多的贡献。”
怎样“为培养这门学科后备力量作更多的贡献？”这也正是我们学科点试图解决又感到茫然和困惑的问题。樊骏的话，促使我们对问题进一步深入思考。认识到，一所地方学校，在后备力量培养上，既要振作精神，以一种不服输的心态立志自强；同时，也要开阔视野，主动加强学术交流，借助京、沪等地学术资源丰厚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力量充实自己，获得他们在学科建设上的指导和支援。说办就办。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聘请樊骏担任河南大学的兼职教授。
我们深知，樊骏虽然为人低调谨慎，可他善良、诚恳，有一副热心肠，乐于助人。只要我们把师生对他的期待说清楚，他就有可能向我们伸出援手。最后，我们终于说服了樊骏，他表示愿意为学科点建设助一臂之力。1993年正式聘任后，樊骏尽职尽责，每年都短期来校讲学，为研究生开专题课，主持开题报告，指导毕业生的论文写作。他严于律己，诚实守信，备课十分认真。樊骏开设的专题课，如《论老舍之死》《论现代文学研究家》，开讲后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当时现代文学学科的名牌课之一。每当他来学校讲课，教室里总是被不同年级慕名听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主持中文系系务。樊骏上课，多数情况下由我陪同。樊骏上课时，表面上看节奏平缓，语调低沉，但自有他用心设计的教学艺术巧妙运用。在设定的语境下，他不动声色，一个轻声的提示，或一句脱口而出的幽默，时常就会引发听众阵阵的惊叹声，课堂气氛活跃而友好。每当此时，樊骏也情不自禁地陶醉于师生情感融洽交流的氛围里。
这里，根据我当时的听课记录，以樊骏对老舍之死的解读为例，简要说明他的教学所抵达的历史深度。
老舍研究是樊骏重点进行研究的课题之一。《认识老舍》《老舍的“寻找”》等发表后，都在读者中获得了好评。但樊骏在教学中并不愿意重复自己。在讲授老舍之死时，我发现，他的讲稿几乎每页都经过修改，满纸勾勾画画，添添补补，留下了多次思考的痕迹。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樊骏把老舍放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分别从性格层面、社会层面、文学层面等不同的侧面，深刻剖析了老舍悲剧发生的多重复杂因素。
在性格层面的分析中，樊骏列举七个方面的例证，揭示了老舍外圆内方的性格特征。指出：老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性格，埋下了“文化大革命”中投湖自尽的种子。在社会层面的分析中，樊骏一口气列举了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十四个方面的史料，说明老舍所处环境的特点：伴随着他的，经常是赞誉下的非议和保留。比如，老舍始终坚持鲁迅所开辟的五四文学传统，却不时受到左翼文艺家的误解、批评、甚至尖刻的批判；《四世同堂》在老舍由美返国后的停发；《龙须沟》在压力下被迫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茶馆》的演出不了了之的结局；《正红旗下》写作的叫停。所有这些非议、指责，对老舍来说，都是大刺激、大痛苦。他如进入无物之阵，头顶上有乌云，自己又无法解释，无处申辩，痛苦只能咽在肚子里。他的悲剧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偶发事件，而是某些“左”的文学思潮对他所造成的心灵的伤害。樊骏对文学层面的分析更为深刻，刻骨铭心。樊骏认为，老舍之死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他的文学观、价值观和流行的文学观、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樊骏说，从启蒙的角度看，老舍是在鲁迅之后最自觉地写民族精神、写人物灵魂心态的作家。要进行思想启蒙的老舍，遇到了1927年以后文学思想激进的变革。还有，风格是作家的艺术生命，而老舍艺术创作中的幽默风格，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认同。
概而言之，樊骏在教学中对老舍之死的论证，不是对作家死难过程的浅层次表述，而是深层次地揭示了老舍之死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论证中有着知识者集体性的焦虑，是一代研究者思考的精神性记录。樊骏的老舍之死讲稿，在他已经发表的研究文字中，虽有片断涉及，至今并未见到全文的展示。如果这份手稿还有留存，能够整理发表，对于老舍研究（而且不仅仅是老舍研究）来说，都该是一项极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樊骏在河南大学的讲学活动，到了90年代后期终止了。当时，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点获批为博士学位授予点。消息让我们和樊骏都获得了一种长期奋斗后的欣慰。学科点的教师都主张，将樊骏列入河南大学博士点导师的名单。可是，这个建议被他果断地拒绝了。樊骏神态平静地说，“河大这些年有进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要我做导师，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来河南大学做点事，只是喜欢做这件事，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樊骏的话，当时就使我想起了王瑶先生对他的评价。王瑶说，博士学位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建议樊骏主动参加博士培养工作，都被樊骏婉拒。王瑶先生还说，樊骏认定的事，别人无法让他接受或放弃。他是个纯粹的人，过分谦虚的人。我还想起与此事有关联的另一件事。在支援河大学位点建设的同时，樊骏还定期给南方海滨的一所大学以学术支持，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这所学校获批博士点以后，樊骏也照例悄悄隐退了。樊骏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在助人中不断激发着自己的生命活力，领略着人生的真谛。助人就是目的，他并不企求个人再获取别的东西。
此后，樊骏虽然不来河南大学讲学了，我们之间的交往却依然不少。河南大学现代文学学位点负责人关爱和等人多次去探视他，就学科点建设征询意见。樊骏患病后，我和解志熙去看望他的时候，他也高兴地数着河南大学青年教师的名字，问长问短。樊骏等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华文学通史》准备修订再版时，他指定由我审读书稿的解放区文学部分，并要求我提出修改建议。这件事我认真地做了，获得了他的肯定。2006年春天，受樊骏委托，张大明先生通知我，由我来完成解放区文学史这一部分书稿的写作。出于对樊骏的敬重，我当即丢下手头的事，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写作任务。代替樊骏执行通稿任务的张大明先生读了书稿后，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对书稿质量的认可。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出版后，他在给我寄赠这部著作时，特意嘱咐我给他开个青年教师名单，由他签名寄书。2009年12月，樊骏出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会时，我在会上告诉他：“青年教师收到了你赠送的著作，他们特别高兴。要我向你这位恩师转达敬意”。听到我的介绍，樊骏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意。待午宴结束后，他又走到我面前，具体询问了刘涛、刘进才、张先飞、杨萌芽多位青年教师的近况，听了我的介绍后他满意地说：“河大的青年人长大了，代我问候他们。”语短意长，表现了留存在他心中的，依然是那份浓浓的河南大学情。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我和樊骏最后的告别。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受到邀请樊骏短期来河南大学讲学方式的启发，随后，我们又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了联合办学的新尝试。中国现代文学馆吴福辉、舒乙、李今研究员，根据协议，都先后定期在河南大学讲学，开设专题课，共同培养博士。这一举措，使河南大学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一些研究生自豪地说：“我们在河南大学读书，却能够定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专家实实在在的指导，真是幸运！”
三
撰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樊骏在河南大学讲学中的一些琐碎细节，也时常不由自主地从记忆中涌出，挥之不去。
一次，他讲了一个上午的课，没有顾上休息。在讲课结束的时候，我说：“樊老师一连讲了三个小时，他太累了，大家向他鼓掌致谢！”掌声过后，没想到樊骏风趣地望着我说：“刘老师的数学看来比较差。算算看，课间休息了十分钟，大家提问、交流又占去了二十分钟，讲课只有两个半小时呀！”他的话音刚落，立即又引起了一阵掌声。有的学生又是踏地板，又是拍桌子，教室里欢声一片。
还有一次，樊骏一直上课、看研究生论文，忙活了好几天。第二天下午，他要返回北京了。晚上他问我：“明天上午有什么活动？”
“没有活动，休息。”我随口回答。
“不要分内外，有活动就通知我参加。”在樊骏的要求下，第二天上午，他又和我们一起，听取硕士研究生学年论文汇报，汇报会一直开到中午十二点才结束。散会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这才对得起河大的这顿午饭呀！”
一个夏天的晚饭后，他对我说：“每天在宾馆吃招待饭，明天想换换口味，中午到主任的公馆吃便饭，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怎样？”我本来就有意请他到家里吃饭，聊天，可因为担心增加他的精神负担，一直没有开口。今天他主动提出要求，当然是求之不得，就连声说：“欢迎，欢迎！先生屈尊寒舍，蓬荜生辉。”
“不是像在这里吃几个碗儿，几个碟儿，是吃顿便饭！”他反复强调、叮咛，我满口答应。
回到家里，我把这次约会的事告诉了妻子。不料妻子却为难地说：“咱家平时吃的饭太简单，别惹樊老师笑话咱们。”我们想来想去，最后商定，约请做菜有点名气的一位青年教师来帮忙。这位青年教师果然身手不凡，很快做好了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色味俱佳。樊骏一见，知道其中可能有诈，望着妻子调侃地说：“嫂夫人真是高手，你们天天就做四个菜，这么麻烦吗？我们的刘老师真有福分呀。”眼看蒙混不过去，妻子爽快供认：“我哪有这样的手艺，是××来献艺，招待樊先生。”樊骏知晓真相后，也没有再进一步追究。这顿饭，聊天聊得随意，吃得也尽兴。饭后，樊骏连声向妻子道谢。
樊骏还有个“怪癖”，就是不论从北京来开封，还是从开封返回北京，他执意只坐火车硬卧，不坐软卧，更不乘坐飞机。有时候，硬卧票反倒不好买，软卧票还相对好买，就给他买了软卧票。他拿到票后，往往嘴里会嘟嘟囔囔，自言自语：“我想给河大节省一点经费呀。”在他身边听到这声细语，我顿时心头一热，暗想：樊骏真有孩童般清纯天真的心灵、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慈心柔肠，是一位永远值得信赖的贴心学长。
细节最见学者的真精神。樊骏，他平凡而高尚，他活的是人品。这是一位我们时代文学研究者的精魂，一尊镌刻于人们心头的精神雕像。
[1] 此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刊于《抗战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和《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1期。
[2] 《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3]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论文集收入了严家炎、樊骏、黄修己、陈平原、钱理群、刘思谦、关爱和、刘增杰等多人的近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论文。
[4] 《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刘增杰、关爱和主编，河大学人集体撰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第一、三、四卷。该书序言《文学的潮汐》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2009年全书以上、下卷的形式出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潮史》。1992年樊骏所撰这篇长文，是对百年文学历史编写工作较系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