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樊骏兄
何西来
樊骏兄是2011年1月15日去世的，享年81岁，屈指算来，已经过去8月有零了。他辞世时，正是小寒已过，大寒将至的隆冬时节，却似乎可以隐隐听到远处春天的脚步了。我想他是跑过去，迎接快要到来的春天的。
我称樊骏为兄，不是同辈人之间的门面话，用于交际场合或书信中，而是他整整大我八岁。我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学所时，还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他早已“齿在逾立”，很成熟，很稳重了。另外一层，也许更重要，是他总像兄长，像大哥哥那样，关注我的成长，从言行到业务。如果做得还算过得去，他会适当加以肯定或鼓励，但绝不过分。而且话不多。如说：“你写的那篇论《创业史》史诗效果探求的文章，我仔细看过，有思想，有自己的看法，文字表达也不错。”如此而已。他希望我的别的文章都能写得像这篇一样，但我哪里做得到呢？以评《创业史》而论，我当时写过多篇，也就成活了这一篇。遇到我做得不对，或有可能做得不对时，他也会及时提出批评，加以匡正；或做善意的提醒。碰到难题，他也会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提出中肯的建议。文学所建所50周年时，他参与主编纪念性的回忆文章，分配我写回忆当年文研班的事情。我写了洋洋洒洒一万多字，他看了开头我对铁狮子胡同一号历史的追述，认为与文研班本身的历史无关，有些走题。说，“露才逞能的老毛病又犯了。要这些干什么，删掉！你不删，我也得删。”但他还是肯定了我回忆研究班往事的文字，我也便顺水推舟地对他说：“你老是大编辑，手里操着板斧，只管砍削就是，小弟拜托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绝不会多砍我一个字。他做文章，常以精雕细刻见长。果然，经他用心删削，文章很见精神了。他不仅将其放在那一辑文章的首篇，而且出书前还特意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发表。
樊骏做学问，踏实、认真、细致，喜欢一步一个脚印，按部就班地干。一篇论文，改来改去，增补删削，追求完美，总要反复打磨到精光四射了，才肯出手。他是慢工出细活，“十年磨一剑”的论文虽不很多，但数年出一篇的却颇不少。
我是1963年10月底调到文学所的，报到后，和他分配在八号楼一层北向的一间小屋里。房间摆了四张单人床。他好像并不常在宿舍住，他的那张床空着，另外三张床分别住着我，后来因肝病去世的周向阳，还有一位是华中师范学院来所进修的黄曼君。周向阳睡觉打呼噜，声震屋宇，旁若无人。黄曼君神经衰弱，被周向阳闹得通宵睡不成。周向阳鼾声一大，黄曼君便抓一件东西扔过去，一扔，便没了鼾声。鼾声再起，黄曼君再扔，如此折腾一夜，第二天一早发现，黄曼君的袜子、手套、枕巾、拖鞋等，都堆在周向阳的床头了。我年龄比他们小一点，自己虽不打鼾，却也很少受影响，照睡不误，所以一般不介入他们的矛盾。记得只有一次，半夜里被他们二人的激烈争吵聒了醒来：“你们还有完没完，还叫人睡不睡！”我是各打五十大板，便自己倒头睡自己的了。樊骏是老大哥，有时也被请来调解他们的呼噜纠纷。他让周向阳侧着睡，让黄曼君用棉花塞耳朵，或用被子蒙了头睡。其实他要二人采取的措施，在他调解前，人家早做过，收效甚微。于是，呼噜只管打，东西只管扔，架也偶尔照吵不误。
樊骏不在宿舍住，而是住在七号楼二层西头我和他共用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挺大，他占后三分之二，有北窗，从北窗望出去，隔着一个长了许多国槐和洋槐的院落，便是我们宿舍所在的八号楼了。他为什么要住在办公室？是不是逃避周向阳的鼾声干扰，不得而知。反正我到所，周向阳已经早来了。也许他喜欢安静，愿意有一个尽可能少一些干扰的私人的空间，便于沉下心来思考。
在我与樊骏共用的办公室里，我占南向的这前三分之一。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一如他的书桌放在北窗下。门在西侧，有两个横着的像影壁一样的书架，把我的空间和他的空间分隔开来。进到他的私密性挺不错的书室兼卧室，须从我的座椅后面绕行，可以称为曲径通幽。我有两架书，樊骏加上那两个影壁书架，共有满满当当的八架书，当时就是他们那一代人中藏书最多的人了。所以，可谓坐拥书城，或卧拥书城。他的床在屋子的西北角，晚上睡觉前，总是斜靠在床头开着灯看一会儿书。
从1963年10月起，直到1969年冬天下干校，我都与樊骏共用这间办公室，可谓朝夕相处。彼此相知甚深。我刚搬到这间书房不久，他走到我的桌前聊天，问我：“你到文学所来，有什么具体的奋斗目标没有？”我说：“我的奋斗目标就是做一个战士！”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回答，一是因为我们在文学研究班写文章用的集体笔名就叫“马文兵”，意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上的一群小兵，战士的意思；二是颇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的观念的影响。他听了，微笑着摇摇头说：“你说的当然不错，但太抽象。我问的不是这层意思，而是说，比如你想用几年时间达到副研究员的水平，再用多少年达到像何其芳、唐弢同志那样的研究员水平？”我一下被问住了。唐弢是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他只给我论文打了“良”的评分，却又坚持要调我来文学所工作，现在又是我所在的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主任；其芳同志更是我的恩师，调我到文学所来，就是经他耐心谈话后，我才下决心来的。我们班先后就读的同窗39人，他也就把我和王春元调到自己身边工作，足见对我们的器重。对两位师长，我是高山仰止的。他们既是共产党员，是战士，更是“又红又专”的第一流的学者、专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做得像他们一样。所以老老实实回答就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兄长：“我还没想过。”他敛起笑容，只说了“要想”二字，便离开了。那情景，一直深印到我的记忆里。
“文革”一开始，文学所便分成两派。我是现代、当代、民间三个研究室（简称“现、当、民”）的联合党支部书记，是被“造反派”安上“保守组织”、“保皇派”等恶谥的“坏头头”，我在文学所是保何其芳的。樊骏始终是我们这一派的忠实的同情者、支持者。他因为家庭成分高，而分外谨慎、小心，很少公开表什么态。然而，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总会悄悄提醒我。我的处境顺当时，他会善意告诫我，“别得意忘形”，但在我身处逆境时，被揭发批判时，他却从不跟着说，不墙倒众人推，更不要说落井下石了。他胆子小，但并不怯懦，也从不害人，心地善良。是一个可以做朋友的人。
我和刘再复在文学所管事那几年，他是积极支持我们工作的人，刘再复对他非常尊敬并且倚重。他主动建言献策，帮我们出过许多好主意。有建议时，总是认真思考后，把稿纸翻过来，用他那被戏称为“甲骨文”的、别人很难认识的书体，密密麻麻地写出详细的提纲和我们说，尽管只是一个或两个人听，他也像在会上发言那样，一板一眼丝毫不苟。这一点让刘再复感动不已。遇事，总要先听听他的意见和反应。
他也常批评我：“我们的何副所长，听人家意见，态度很好，很诚恳，但就是坚决不改，我行我素！”这种敲打，虽不无讥讽挖苦的味道，但绝对是逆耳忠言，是善意的。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樊骏是我的兄长、大哥、难得的诤友。他的离去，使我至今还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虽然知道他是远迎春天去了。
2011.9.20六砚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