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论题的提出

一 理论背景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即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0年提出来的。当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舒尔茨教授在经济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他认为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等构成了“人力资本”，并且对人力资本观点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人力资本的经济社会功能。他认为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是接受教育，为我们揭示了人力资本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舒尔茨用以下话语来揭示“现代经济增长之谜”：“令人如此迷惑不解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1]这篇开天辟地的演说震惊了西方整个学术界，自此，人力资本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说。

同一时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教授（Gary.S. Becker）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对家庭生产理论和时间价值与分配理论等领域做过重要的研究，并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和《时间分配理论》等文章，为舒尔茨理论后期的人力资本的微观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和《人力资本：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从家庭的生产时间价值及收益分配的角度全面阐述了人力资本的生产、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规律和人力资本与不同职业选择等问题。他提出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在同一年龄组的劳动人口中，一个人的接受教育层次越高，其收入水平也越高。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现代教育经济和增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使其更具有科学研究性和可操作性。而他本人也“因为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推广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贝克尔的代表作《人力资本》被西方学术界视为“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

人力资本对国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舒尔茨应用经济增长余额分析法实证分析得到美国在1929～1957年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这一实证结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Denison）应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实证分析了1929～1957年美国劳动者质量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3%，如加上“知识进展”中人力资本效应的贡献率12%，人力资本对国民收入的总贡献率高达35%。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新增长理论的两个代表性研究成果——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建立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建立的知识溢出模型都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揭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认为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能使现代经济持续增长。新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它认为国家（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可以归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如果一个国家（地区）要追赶先进国家（地区），其中最重要的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力资本积累及学习能力。

人力资本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人力资本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重要来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瑟尔（Jacob Mincer）最早通过函数形式表达了教育与个人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证明了教育对提高个人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并从中推导出了著名的明瑟尔收益率。萨卡洛普罗斯（G.Psacharopoulos）在1973年出版的《教育的经济效益》一书中，观察和比较了53个国家的教育收益，并在此基础上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了计量教育收益方法，提出了教育的“费用—效益”分析计算公式，他发现教育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且所有教育阶段投资收益率都远高于10%。

人力资本差异是影响居民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人力资本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两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不同劳动者之间人力资本初始存量不同导致收入有较大差距，这是人力资本差异对收入差异的加强效应。随着人力资本积累的推进和教育公平，人力资本差异逐步缩小，这将使居民收入差异逐步缩小。

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贝克尔·墨菲和田村（K.Muphy and M.Tamura）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两种稳态：低人力资本存量、高生育率决定的低水平均衡态，高人力资本存量、低生育率决定的高水平均衡态。人力资本的初始水平及其相应的规模效率，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当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时，父母的收入较低，他们会认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所以其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也相对较低，此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比较少，这也表明其养育孩子的成本较低，所以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生育率，经济发展由此陷入低人力资本存量、高生育率的“低水平陷阱”。相反，在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递增效应使家庭认识到增加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从而出现高人力资本投资、低生育率的社会倾向，使经济进入高增长高收入的持续稳定发展轨道。

二 现实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471563.7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9.89%，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把中国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即通过艰苦和努力、主动和创新以及大胆的实验，坚决捍卫自己国家主权和各项经济利益；有步骤有计划渐进，积聚全民能量。创新以及实验是该模式的灵魂；既很务实，又具有理想化特点，又能灵活应对解决各种问题，因事而异，不强行要求整齐划一是该模式的准则。该模式不仅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还高度注重社会演变，通过发展社会经济与完善经济管理而不断改善社会整体环境。^[2]还有不少学者从市场化、对外开放、改革创新、制度等多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原因。

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迅速增长，但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也逐步拉大。在改革开放之初，如何使中国从缺乏市场因素和普遍贫困中走出来，确实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财富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于启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助推中国经济起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在中国塑造了不平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产生了一系列有悖初衷的负面影响。非均衡发展机制成为区域失衡加剧和城乡差别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在经济起飞之后应逐步退出非均衡发展机制，走上相对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正式提出了全面均衡的发展战略。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也特别强调民生问题，提出要坚持民生优先，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公共教育作为“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3]，适时提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4]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将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三 论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0年的477.6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按可比价计算2011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80年的8.24倍，年均增长7.04%；恩格尔系数也由1980年的56.9%下降到2011年的36.3%，达到相对富裕水平。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191元增长到2011年的6977元，按可比价计算2011年的人均纯收入是1980年的7.65倍，年均增长6.78%；恩格尔系数由1980年的61.8%下降到40.4%，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2000年公布的基尼系数就已超过警戒线，达到0.412。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指出，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4.6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5]

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由收入分配不公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两极分化加剧等危害正在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只有找到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和造成城乡差距拉大的深层次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已有的研究，影响收入与城乡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制度、政策等因素。本书则是从教育人力资本这个内生变量的角度来分析教育投资对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以传统农业省份居多的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上论述教育人力资本对收入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重大影响及机制，然后实证分析近15年来教育人力资本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