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靖以前的沿海形势
进入明代中期以后，浙江沿海一带的倭患发生率逐渐下降，从志书的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倭寇事件相对较少，宣德年间很少有倭寇来犯的记录，史家所谓“宣德以前彼犹出没海滨，以为民害。正统以后盖罕有至者矣”[1]。由此也形成明代中期沿海防卫的一度松懈，所谓“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由于各地防卫相对松弛，故一旦发生倭患，往往就造成恶性事件，如正统年间的桃渚惨案即是如此。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日，倭寇自浙江海门的蚶噢、亭屿二港登岸，进攻位于临海县的桃渚千户所城。虽然倭寇人多势众，官军仍然尽力防守，一度城池几乎要陷落。但千户所千户徐忠、李海等率兵极力迎战，虽然负伤，仍顽强作战，最终擒获倭匪三人，斩首十级，余下倭寇带伤败走。倭贼败逃出海后，又遭遇海门卫巡海指挥路铎率领的军船，路铎率兵追击，击败倭贼，又生擒倭贼三人，斩首七级，其余贼寇狼狈逃窜[2]。
正统四年五月初一日，倭船四十余艘再度侵犯桃渚千户所，由于倭寇人多势众，最终城被攻破。倭寇攻入城内后，大肆杀虏，造成桃渚惨案。随后，倭寇又接连进攻宁波大嵩千户所、昌国卫[3]。据嘉靖《宁波府志》记载：“正统四年五月，夷船四十余只，夜入大嵩港，袭破所城，转寇昌国，亦陷其城……惟爵溪所官兵擒获贼首一名毕善庆，诛之”[4]。
正统七年五月，倭寇二千余众进犯大嵩城，再次攻入所城，被杀官军百人，掳去军民三百人，粮食四千四百余石，以及其他军器等[5]。
正统七年七月，倭寇进犯乍浦。第二年五月，进犯海宁、乍浦等处。《筹海图编》记载：“八年六月寇海宁乍浦诸处”[6]。天启《平湖县志》记载：“正统七年七月寇乍浦”；“八年六月又来寇，百户徐荣战殁，并杀官军路德等，大掠而去”[7]。《英宗实录》记载说：正统八年“五月十七日，倭贼寇海宁卫地方，官军击却之”[8]。
正统七年十月寇壮士所[9]。
景泰六年，倭寇进犯台州健跳千户所，“官军城守，不得入”[10]。
成化二年，“贼舟伪贡，备倭都指挥张翥帅舟师逐之”[11]。据《筹海图编》记载，倭寇一度又攻陷大嵩所。当时倭寇伪称入贡，官军不为严备，遂袭破大嵩，官兵夜围其舟，樯灯达曙不移，倭船已乘潮遁去，其实樯灯插在沙土之上，以迷惑官军[12]。
上述倭寇侵犯事件中，以桃渚惨案最为典型。正统四年五月初一日，倭寇攻入桃渚千户所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正统中倭奴入桃渚，犯大嵩，劫仓库，焚室庐，驱掠蒸庶，积骸如陵，流血成谷。婴儿缚之竿柱，沃以沸汤，视其啼号为笑乐。捕得孕妇，与其侪忖度男女，剔视之以中否为胜负，负者饮酒。荒淫秽恶，至不可言。民之少壮与粟帛，席卷归巢。城野萧条，过者陨涕[13]。
桃渚城失陷，以及其后的大嵩千户所、昌国卫城的接连被攻陷，是明初倭患以来首例千户所城、卫指挥使城接连被倭寇攻陷的事例，对备倭形势而言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当时对朝廷的震动也很明显，明英宗随即委派焦宏来浙江整饬备倭，也一度扭转了明代中期的备倭形势。
倭贼来犯之所以防不胜防，有多方面的原因。倭寇入侵，往往先以入贡的名义，一旦侦察到当地海防空虚，有空子可钻，就会肆意掠夺。浙江定海卫副千户王铠说：“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追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倭船有时也附载方物兵器等，游弋于浙江沿海一带，找机会与沿海民间做些交易，一旦窥得地方上防卫有所松懈，有机可乘，即大肆抢劫。“时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是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矣”[14]。可见，借着入贡的名义，借机劫掠百姓财物，是倭寇常用的伎俩之一。倭寇入犯前还会派遣间谍，探听沿海虚实情况，如正统四年倭寇侵犯桃渚千户所、大嵩千户所，就先派遣原籍浙江黄岩的周来保、原籍福建龙溪的钟普福登岸侦探，打探虚实，然后导引倭寇上岸：“浙江黄岩县民周来保，福建龙溪县民钟普福，洪熙间俱困徭税叛入倭。倭每来寇，辄为乡导，杀掳桃渚、大嵩诸处皆与焉。至是，复道倭千余徒，欲寇乐清县，先登岸侦之。既而倭遁去，二人潜留县境，往来丐食，为县官所执，械至京。鞫得实，凌迟处死”[15]。倭寇多计谋，善于摆迷魂阵。如前所述成化二年倭寇攻打大嵩千户所，先假称入贡船队，使守备官军不以为戒，失去了警惕，倭寇遂趁机发动进攻，于是攻破大嵩千户所城。随后的战斗中，官军组织反击，入夜包围了倭寇船队。倭人再次利用计谋，他们把樯灯挂在插在沙滩的竹竿上，假扮船队驻扎不动的样子，其实却趁着黑夜船队早已潜逃了。《郑开阳杂著》总结倭寇的计策说：“我师若胜，彼即奔去，俟我师争割首级，而四面合围之；或于战时分兵统出我师左右，先制乎胁，后击乎尾；或诱我师追至其营，但见财宝，不见贼众，及乘我师取宝，而袭杀之。此皆倭寇之积习也。”[16]其狡猾如此。倭寇的狡猾，加上官军的了无纪律，使得官军往往以多败少、先胜后败，“（倭）贼之所以取胜者大概有二：一曰伏诱，一曰利诱。而我兵所以坠其术中者，其弊亦有二：哨探不明，纪律不严也”[17]。《郑开阳杂著》总结了不少倭寇惯用的伎俩：
倭寇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焰烛天，人方畏其酷烈，而贼则抽去矣，愚诒我民，勿使邀击，自为全脱，专用此术。
战酣，必四面伏起，突绕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每用怪术，若结羊驱妇之类，当先以骇观，故令吾目眩，而彼械乘之。
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围；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胜山之去。
将野逸则逼城，欲陆走则取舟，或为穽以诈坑，或结稻秆以绊奔，或种竹签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罢吾军之邀追[18]。
时人唐顺之也说：“倭贼临阵，先以数十人前来冲突，官兵进剿，仍佯败，即回使我兵轻视远追，入其套中，贼复拥众来攻，谓之诱兵”，为了阻我官兵追击，“先将锡块倾为银锭，及将粗恶衣服杂于蒿草，裹为大包，遇兵战，贼势不支之时，即将锡锭衣包抛掷在地，使兵不察其伪，群去抢夺，贼将乘兵淆杂，肆其凶残，谓之饵兵”。更有伪装成官军装束，以麻痹我军，达到出奇制胜：“每遣奸细探知我兵号色衣装，辄照号衣色样临阵混入，及至阵中，方去伪衣，露出本色衣，号谓之诡兵”[19]。《倭变事略》即记载类似事例：“贼分五、六伙而来，服色装束，与我为一，众以为逃窜民也。且海雾溟蒙，天色似明未明，不可细辨。一伙自海雾边来者击吾首，一伙自里塘来者击吾尾。从中要击者二三伙”，导致官军猝不及防，以致溃败。《倭变事略》还记载了倭寇的驻扎情形：“匿黄姓民家，登屋哨望，坏壁开扉，以防不虞”[20]，可见倭寇之纪律性、警惕性都很高。
倭寇来犯屡屡得逞，除了倭寇的诡计多端，沿海防卫的懈怠也是重要原因。由于洪武、永乐以来，沿海筑城置戍，严加治理，以致一段时期以来海上烽烟不起，“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21]，民物奠安。到了明代中期，沿海一带习惯了太平宴乐的生活，卫所防卫比较松懈，“正统二年革散水寨将船掣回，各卫所港汊守备官军回城近便，故多有弃船恋家，船只不修，器械不整。闻知巡海三司官来点闸，随即赴船听点；其远去者雇人应名点视。巡海官去，仍复前弊，是以船只内有朽烂遭风等项数多”[22]。当时的许多沿海卫所因为海防军船修理维护费事，干脆变卖船只，改以马匹巡逻，海上也不再例行巡哨；军卫防备松懈，军器也不做修理：“由是各卫所之船皆卖而买马矣，沿海卫所之军拨令运粮矣，各堡贴守[23]之军彻去不用矣，各卫所官军仓粮任从粮长侵欺而军士有一二年无粮者矣，士气既消，武备尽弛，虽存卫所之空名，糊纸为盔，削木为刀，近同儿戏”[24]。许多海防卫所“因循懈怠，号令不严”，一些卫所军船不以巡防为要务，却偷偷干起了经商、运输、捕鱼的事情，私活干得欢，却把海防正事撂在一边。位于温州永嘉县的沙园千户所，其屯垦的圩田被海水冲坏，自己不做修缮，打报告要求县民帮助修筑；而所管军船却私自下海捕鱼，以为营利。《英宗实录》记载说：“浙江沙园千户所奏‘所城薄海，城外为圩田，比潮决圩田，患将及城，请令县民修筑之’。永嘉县县丞方珍言：‘沙园所军月食官储，又假捕倭给行粮，出海取鱼以为利。其所管头目得贿置不问。今所坏圩田，宜令军士及耕圩田者协修，毋烦县民’”[25]。沿海卫所官兵不事防卫，却利用掌握的军船打鱼牟利的事情并非仅此一例：正统年间巡海都指挥同知王瑛，接受贿赂，不以海防备倭为重，放纵部下驾驶军船出海捕鱼，“巡海都指挥同知王瑛纳贿，纵所部出海捕鱼”[26]。景泰年间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王谦，收受濒海老百姓贿赂，坐视民船下海，还放纵军士驾船出海捕鱼，“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毛谦等受濒海军民赂，纵之下海捕鱼”[27]。这些官员敢于无视朝廷规定，允许军士出海捕鱼，放纵百姓下海，除了拿了贿赂、收了好处，海边没有大的战事恐怕也是主要原因。
除了出海捕鱼营利，有的卫所官兵还贩运倒卖私盐以获利。如此不务正业，在沿海防卫方面自然就会有所松懈，一旦倭寇来犯，很难作出有效防卫，反被倭寇杀掠。当时有官员指出：“备倭战船官军，近年以哨瞭为名停泊海港，窃还其家者有之，贩鬻私盐、捕鱼、采薪者亦有之，及倭寇突入、孤立无援，反为杀掠”[28]。由于战事稍息，许多兵寨缺额严重，战斗力严重下降。兵船、哨船年久失修，“兵器、铠甲亦多损敝”。弘治《赤城新志》说：
方今承平日久，皇恩四驰，海外之国皆修职贡，罔敢侵越。故为之官者，惟知怙势作威，以克减军粮为能。为之军者，惟知商贩工役，以办纳官钱为务。膏粱世袭，曾不知汗马为何事；衣食奔走，曾不识弓矢为何物。是卫所官军之设，不徒视为刍狗饩羊，而反以恣其狼贪虎噬。[29]
这样的海防军卫状态显然不能抵御诡计多端的倭寇势力，期望由他们来对付出没不定的倭寇是很难的。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所写《漂海录》，记录了其在浙江沿海两次遇到“海贼”的情况：
十二日，遇贼于宁波府……望有中船二艘，皆带悬居舠，直指臣船而来……一船可十余人，人皆穿黑襺裤、芒鞋，有以手帕裹头者，有着竹叶笠、棕皮蓑者……夜二更……其党二十余人，或执抢，或带斫刀，而无弓箭，秉炬拥至，阑入臣船，贼魁书曰：我是观音佛，洞见你心，你有金银便觅看……贼魁即叫其党穷搜包中衣物、舟人粮食，输载其船。
十六日，到泊牛头洋……旁岸而过，则望见有中船六只列泊……俄而，所谓六船棹围臣船，一船可八九人，其衣服语音与下山所遇海贼一般[30]。
从以上记述来看，这些“海贼”在沿海出现的频率很高，朝鲜人崔溥乘坐的船，两次靠岸都遇到了“海贼”，第一次是在宁波沿海，第二次是在台州桃渚千户所以外的“牛头洋”。这些“海贼”徘徊于岛屿、海岸之间，只劫货物金银，不取人性命。很明显，这与记载中的杀人越货的倭寇有所不同，可能只是违禁下海的流民。《孝宗实录》说：“浙江阻山濒海，赋税繁重，又有银坑、盐场之利，人所必趋。近年累有贼发，百十成群，劫掠居民，良善受害”[31]。或许，这些“百十成群”的海贼与倭寇不尽相同，但一旦倭来，却会勾引倭寇，为害沿海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