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有资产管理与国有产权制度改革

1993年，国家提出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在广东，这个事主要是由省体改委负责。这个时期，我还推动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深圳进行国资委的筹划工作，像理论准备、舆论准备、方案设计，我都参与了。国家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是汤炳午，我给他提了一个很明确的建议：来一次全面的资产改革。我觉得，我的资改方案要比现在国资委的改革方案好得多。我的思路是，以公平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全面的资产改革。

首先，把整个国有资产所有权落实到不同的层级，全民的资产真正落实全民的性质，中央有中央的资产，地方有地方的资产。怎么分配呢？按照权益法，按照各地人口，地域大小，基础设施的条件，国家投资多少，还有照顾少数民族的政策等，计算一定的权重，把它分割开来。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划分上，中央根据自己的事权先拿一块作为中央资产，地方根据权重分到不同的资产。不能是谁占有的资产多，谁就分得多，而是通过权重的不同，分到不同的比例。大家分的不是企业，分的是资产权。然后，将资产量化为票面的证券，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这些资产券，让大家购买；一购买，企业的市场价格就出来了。这样做，使国有企业与政府脱离了行政关系，国有企业的产权就成了混合所有制产权了。不能像现在一样，中央看到哪个企业效益好，就收走了。像广东移动，一开始是地方办的，钱是以初装费的形式从用户手里集资的，本质上是“民办”公司。可是，中移动在香港上市时，就把广东移动这块资产无偿地收归中央，并以此为核心资产来发行股票。还有广州人寿保险公司，是广东与中国人保合资兴办的。中国人保出资格，广东财政出钱，结果也都变成中央资产了。所以，全国的资产必须分级管理。当然，怎么分，需要考虑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混合所有制的产权。哪个企业效益好，更多的资产自然流向谁。这样，才是公平的起点，大家一起竞争。

第二，成立全国资产管理委员会，将其置于人大之下，由人大任命；人大从市场中挑选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资产。现在，去找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档案，肯定有我写的这篇文章，但汤炳午没有采纳。他根本不敢给朱镕基提这个意见，朱镕基老批他。如果按照我这个思路干的话，国有资产不会是国务院一家的，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没有明晰的产权边界，没有不同的利益主体，根本形成不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按照我的方案，中央和地方的边界很清楚；不像现在，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中央，中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包括石油企业的改革，我反对搞成现在的三大石油集团。我主张，以油田为主体，成立不同的石油集团，全国起码有十几个石油产业集团。油田发展起来后，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开发油气资源。真正放开市场，让他们去竞争。不能搞成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这样的垄断集团。尤其是零售企业，应该让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参与，开放市场竞争。但当时的领导却以迎接加入世贸为由，支持中石油、中石化以极高的代价几乎全面收购了各地的加油站，形成了今天这种垄断局面。中国就是这样，人微言轻。下面的主张，根本得不到采纳，一旦走上邪路，就越搞越腐败。

1993年秋冬，我在顺德推动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我提出，把一些好的企业打包卖掉，甩掉政府的包袱。当时，除了供水、供电这些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其他的企业基本上都从国有经济中分离出去了，全部卖给经营者，或者卖给职工集体了，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私人所有。后来，有人把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之为“靓女先嫁”。我们干了这个事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的前任王琢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批评顺德“靓女先嫁”的做法，说是仔卖爷田，搞私有化，是个危险的苗头。他还逢人就说：“看来，我推荐错了，弄了一个搞私有化的急先锋。”这就是指我啦。

1994年下半年，大概是八九月份，针对这些争论，我亲自带队，到顺德搞了一个调研。当时，我带了马壮昌，他是省体改委唯一的博士，后来是省物价局的副局长，还有我的秘书小谢，去调研了大半个月。回来后，我给谢非写了个报告。为此，谢非专门在松山宾馆召开了省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印发了我们的调查报告。经过两天的内部充分讨论，会议肯定了顺德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那个时候，山东诸城的陈光，后来被人称为“陈卖光”，都是到我们这儿取经回去后才干的。陈光愿意造舆论，动静搞得挺大，而我们则很谨慎。虽然省委常委会肯定了顺德的改革方向，但同时提出了三不原则：不推广、不宣传、不争论。尽管这样低调，但由于改革的实际效果很好，广东其他地方看到了之后，纷纷跟着干，整个地市级经营性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卖掉了。像广州市国有成分保留特别多的情况，是很少的。现在，广州市成天唱要做大、做强国有资产，成天讲国有资产增加了多少、多少，以为这是成绩。我就批评他们，看看你们的银行信贷增加了多少，全部的资源都是你们占有，你当然会增加了。原来一块土地值10万，现在值400万，增加的全是“市值”，不是经营创造的价值。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就是朱镕基要搞分税制，他来广东谈判。^[3]开始，省里有人极力抵制分税制，依旧主张财政包干，说这是中央给广东的特殊政策，不能改变。我对省委书记谢非讲：“不能再坚持财政包干了。因为财政包干是强化地方格局的经济制度，与建立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市场经济不能搞这个。现在，我们要争取的是，实行分税制以后，广东得到的自主财力不能缩减，在这个前提下，中央可以多拿一块。”这是我给谢非出的主意。当时，广东省与朱镕基谈判，就以广东1993年底的财政决算作为基数，实行分税制。当然，朱镕基也做了让步，中央原来打算以1992年为基数。同时，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也做了相应调整。这样，算是把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暂时协调到一起了，把财政包干的制度改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次分税制改革没有搞彻底，没有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清楚。如果当时把事权划分清楚，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使得地方政府越来越困难。这是一个不足的地方，但分税制的方向没有错。

1997年，我离开了省体改委，到企业去了。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我就不多说了。反正改革要干的事情，我都已经讲清楚了，干不干，是决策者的事，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让我很坦然的是，这些年来，像我这样干事的人，有几个不出事的？而我却没有出事，这让我感到很欣慰。我在省体改委和省证监会工作期间，对委内干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企业内部的股票，一分钱都不准买，一经发现马上就开除，包括基金，我们一分钱都没买。所以，当年在“三讲”的时候，很多人都感谢我，说：“老易管得严，大家都很干净，都踏踏实实的。”后来，这帮干部有很多人都成长起来了，现在省发改委的一二把手都是我当年的部下。

（易振球口述，余希朝整理）

[1] 时任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2] 根据江春泽回忆：“1990年11月5日至7日，在北京郊区燕山石化招待所，我们召开了计划与市场国际比较研讨会，与会者30余人。其中，有中央联络部、外交部、安全部的相关司局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长期驻苏联东欧的记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陆南泉、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王金存、复旦大学的徐桂华、南开大学的张仁德，等等。我也邀请了一些国内从事改革工作的干部，如广东体改委的易振球、海南体改办的迟福林。与此同时，国家体改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省市体改委主任会议。”——鲁利玲注

[3] 具体时间为1993年9月13—16日。——鲁利玲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