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对象与背景
何谓谶纬？谶是预言，是预示吉凶的征验书。《说文》：“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纬则是相对于“经”来说的，《释名·释典艺》说：“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学人多合称“谶纬”。二者的起源、异同等在学界历来多有异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认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从叙事的角度看，“谶”是重在将不同时间所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叙述，使过去发生的事件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将要发生的事件之间形成一种神秘的逻辑联系。“纬”则是侧重从叙事空间上铺陈展开，使得预测性言辞系统化、结构化。经纬纵横，谶纬相杂，事件编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事件的产生也因此形成固定的话语机制，由此形成中国叙事传统中独具特色的谶纬式叙事。
学界一般认为谶纬兴起于西汉末年，东汉达到顶峰。显赫一时的谶纬曾被称为“内学”，在它的兴盛期，几乎达到了以“纬”代“经”的地位。汉代的经学家和政治家都曾经试图借助事件的叙述来达到建构、维持其文化秩序的政治目的。因为谶纬多虚妄之词，后世对其争论颇多，经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各执一词、褒贬不一。自东汉末年起，排斥、禁毁谶纬的事件不断发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谶纬在政治打压下渐渐衰弱，而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谶言纬语却依然盛行。谶纬在这种发展历史中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富神秘色彩的文化形态之一。谶纬所留下的文化血脉在堪舆、命相、择吉、占卦等纷纭繁杂的文化现象中流淌。在当代社会，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或者异常的自然现象都催生谣谶的传播与扩散，这种现象与历史上的谶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正是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渊源的历史文化现象需要我们进行思考：为何神秘的谶纬会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它有何叙述奥妙让历代的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参与到谶言纬语的叙述之中？谶纬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叙事思维，改变人们组织事件、解释事件的方式？为解开这些谜团，本书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谶纬，以期揭示谶纬那神秘的叙述面纱。
叙事学是一门研究普遍存在于人类叙事行为的学问。叙事是人类的基本语言能力，是人们对事件信息的组织、传递、解读行为，而作为一门学科对此进行研究则始于法国。“叙事学”一词最早是由托多洛夫提出的。他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写道：“……这部著作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老一辈叙事学家以对叙事文本的故事及话语的深度剖析为据点开疆拓土，他们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也被称为经典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思潮这块沃土上结出的硕果。结构主义强调要从构成事物整体的内在各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事物和把握事物，特别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这种研究思路对叙事学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叙事学的产生还深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普罗普等人对文学形式、主题、故事形态的研究也对叙事学的诞生产生深刻影响。自20世纪末开始重新焕发活力的后经典叙事学经由法国为轴心辐射至世界各地，成为文艺理论大家族中朝气蓬勃的“理论新贵”。它重新审视了经典叙事学，将研究重点从叙事理论转向叙事批评，重新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重视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吸引了哲学、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新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目光，产生了哲学叙事、历史叙事、叙事人类学、心理叙事、新闻叙事、教育叙事、社会叙事等学科。叙事问题不仅局限在文学这个领域之中，它俨然成为各领域关注的焦点，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叙事学转向”的观点。
叙事学研究在中国让人瞩目的是中国叙事传统研究。由傅修延率先提出的“中国叙事传统”研究让学人的目光转向挖掘自身历史文化中的叙事规律，探究中国叙事自身的特性，寻找自己的叙事基因。他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以传播形态为线索，揭示了散见于甲骨青铜、卦爻歌辞、神话史传、诸子言论、民间文艺和宗教祭祀等叙事形态中的叙事规律与特点，最终得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这一让人信服的结论。杨义在其《中国叙事学》一书内从大量的中国叙事经验中总结中国叙事文化的“密码”，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一书中用“小说的多祖现象”来描述叙事文学的复杂现象，提出近子书、近史书等命题，对于探讨叙事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董乃斌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在小说叙事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顺着探索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研究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当中国进入经学时代的时候，先秦时期的诸多重要叙事文本都进入了经学化或者经典化的过程，传统基因经由经学而植入了文化的肌体中。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叙事传统在叙事形态特征、叙事媒介以及叙事价值取向上都在谶纬经学的建构中赋予了新的特质，叙事的种子在经学时代茁壮成长，大一统帝国的文化特征赋予了中国叙事传统新的风貌。本书则正是出于以上对谶纬和叙事学的认识，选择对谶纬展开叙事研究，试图将谶纬纳入中国叙事传统中进行考察，探讨它对文学叙事思维、叙事心理、叙事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下面需要对谶纬的相关研究历程做一简要回顾。谶纬的研究在非议与争议中一直伴随着它的兴衰历程。对它的研究是从它盛极一时所受到的质疑开始。桓谭、张衡、王充等身处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他们看到谶纬这套话语系统背后存在的问题，挺身而出，站出来批判谶纬。桓谭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1]在他看来，谶纬是属于“小才”，不堪大用，没有太多价值，不如今文经学一样经世致用。就谶纬的文献资料来源而言，桓谭认为谶纬是“增益图书”而成，以“增”“益”为手段产生的谶纬并不具有多大的独创性。从桓谭评价谶纬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谶纬持有一种睥睨的态度。相对而言，张衡的批判更富理性，他曾专门上疏论述谶纬之“虚妄”，认为：“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祕书，阅定九流，亦无谶箓。成、哀之后，乃始闻之。”[2]他还举出多个具体的例子证明纬书多虚妄之辞。如“《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3]张衡可谓是当时科学系统的代表人物，以他对天文、地理的科学观测，自然不屑于谶纬这种“虚妄之词”。这就类似我们现在用西方引进来的科学知识作为评价参照系去回眸谶纬一样，会将谶纬视为虚妄不实之词。王充对于谶纬的态度表现得更为理智，他曾经提出建议：“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4]王充认为，如果执政者能够如此不受“浮术”“伪事”的诱惑，“可曷其燔？”这些书籍也就没有烧毁的必要了，只要“在上者”不接受即可。他对待谶纬的“矫诞”态度尚属宽容的了。由桓谭、张衡、王充等人的质疑可以看出，谶纬在当时就受到反对、批评，尽管如此并没有阻挡谶纬的兴盛，不过这也提醒世人应该清醒地认识谶纬的复杂性。桓谭、张衡、王充等人亲历谶纬兴盛之状，他们对谶纬的批判为后世研究谶纬提供了初步的价值判断。
自东汉末年开始，谶纬渐遭禁毁。先看魏武帝曹操的做法。据曹植的《辩道论》的记述：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郄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5]
文中所谓“吾王”当指曹操。甘陵、左慈、郄俭等方士的行为言论实质都是属于谶纬的内容，曹操将他们都聚集起来，“聚而禁之”，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奸诡以欺众，行妖慝以惑人”。曹丕吸取前朝政权衰败的教训，采取苛禁宗室的方式，其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也被列入禁令之中。曹氏父子在汉末乱世已经对谶纬乱政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就出手打压造作谶纬之人，将谶纬排斥于经国方略之外。这样，谶纬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遭到极大的削弱。
此后禁毁谶纬的事件不断发生，直到隋炀帝下令焚烧谶纬之时，资料的散佚已经相当严重。谶纬遭受禁毁的时候，正值艺术的自觉时代，以挚虞、干宝、刘勰、萧绮等为代表的魏晋六朝文学理论者重视谶纬的文学价值，他们从不同方面肯定了谶纬的文学价值。在这艺术自觉的时代，文学家对谶纬表现出与政治家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也是谶纬的文学价值首次受到发现和重视。挚虞在《文章流别志论》中就已经指出：“图谶之属，虽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纵横有义，反复成章。”[6]他的意思是说纬候这一类的书，虽然不能作为做文章的典范，但是它纵横交错，在形式上对于做文章是有其价值的。干宝在《搜神记》中将许多谶纬故事收入其中，其序言谓之“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7]这样，作为史学家的干宝也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谶纬所具有的文学价值。
较系统深入论述谶纬文学价值的是刘勰。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辟《正纬》一篇，置于“文之枢纽”的位置。他针对谶纬假托经义、荒诞不经、以纬乱经的现象，认为应该加以辨正、纠正。他仔细辨析经与纬的不同，指出经“正”纬“奇”、经“显”纬“隐”、先纬后经、经“重人事”而纬“重天命”。纬书的内容主要是方士“或说阴阳，或序灾异”。他最后指出谶纬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8]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刘勰的“正纬”为后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总结中重视谶纬开拓了空间。目前许多研究者发掘谶纬的文学价值也多会从刘勰开辟的道路进行探索。与刘勰几乎同时代的萧绮则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肯定了谶纬的叙事价值。他为王嘉“缀拾残缺”的《拾遗箓》所作的叙箓，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探讨虚构传说的专著，其中他充分肯定了谶纬在记载各种传说故事中所起的作用。
唐宋时期的类书以及文献注疏是谶纬研究的重要环节。唐朝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搜集了大量的谶纬故事，并按照天部、岁时部、符命部、帝王部等对谶纬故事做了分类。《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也搜集了很多谶纬故事。这既保留了谶纬文本，同时也表明唐宋时期文艺理论家重视谶纬对于叙事文学的价值。他们将谶纬作为文学性故事发展的重要环节来看待，把谶纬作为重要的故事群分门别类地放在自己所编纂的类书之中，以类书的形式对故事进行梳理，这正是他们对谶纬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经学注疏家们在对经学典籍进行疏证时，多引用谶纬，涉及一些经中的难解之事，多以谶纬之叙述作为印证，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注疏》，王道平的《周易集解》等。这种注疏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注意到谶纬的“丽经”作用，这是以注疏的方式为经学打开了文学想象的空间。
明清时期对谶纬的辑佚成风。辑佚工作也让部分学者认识到谶纬的文学价值。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开谶纬辑佚的先河，明代杨乔岳的《纬书》和孙瑴的《古微书》则将辑佚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清朝乾隆年间开四库馆，辑得《易纬八种》。此外，清朝的谶纬辑佚还有赵在翰的《七纬》、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纬书类》、殷元正的《纬书》、黄奭的《通纬逸书考》、陈乔枞的《诗纬辑证》、乔松年的《纬攈》、孔广林的《尚书中候郑注》、皮锡瑞的《尚书中候郑注》《尚书中候疏证》等。在这种文献的辑佚过程之中，对于谶纬价值的认识也多出现在序言之中。如陶宗仪的《说郛·序》提到，“阅之经月能补余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孙瑴的《古微书·序》里评价道，“文以神秘，神以义尊，夫文而无其义亦不足以窥意载矣”。晚清学者张师诚的《七纬》的序言里说：“平心而断，纬以辅经，义取摭实，等差虽迥，条贯相资。……参东叙之珍，分乳郭之号，笃信太甚，临于矫诬，要其奥义渊辞，授身近圣，传之经旨，不为无裨。”[9]遗憾的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辑佚，因此对谶纬的文学价值的认识多为片言散论，但他们的辑佚工作本身就已经表明他们重视谶纬的文学价值。姜忠奎对于明清辑佚工作中有关谶纬的评价做了一个较好的总结，他说：“于是有美之者，或称为有关经术，或称为羽翼经训，或称为儒林鸿宝，或称为艺林宝贵，或谓孔氏遗言，丽经而行，或谓在周之世，与经并称。”[10]
明清时期所做的谶纬辑佚工作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清末以来，谶纬的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刘师培、陈延杰、周予同、顾颉刚、姜忠奎、蒋清翊等对于谶纬的起源、题目、流变、禁毁等展开探索，推动了谶纬文献研究的深入。刘师培的论文《谶纬论》、姜忠奎的《纬史论微》和蒋清翊的《纬学原流兴废考》将谶纬的历史研究做了系统的梳理。顾颉刚把谶纬纳入他的上古史研究中，将上古历史与其他历史典籍中的历史相比较，指出谶纬是上古史改写的重要一环。他们对谶纬的历史研究为后来的谶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时期以来，谶纬研究在文献学、神话学、音韵学、文字学、科学等方面都有学者探讨，研究角度趋向多样化。王利器在《谶纬五论》中探讨了“谶”“纬”的区分、谶纬的题解和篇目、谶纬是否有图和增益等问题。钟肇鹏的《谶纬论略》一书对谶纬的起源、形成、篇题、实质、内容、哲学思想、流变、辑佚以及谶纬与今文经学、宗教、历史、自然科学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对于了解谶纬有很大的帮助。李中华的《纬书与神秘文化》从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上就纬书的名称及价值、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做了探讨。王步贵的《谶纬文化新探》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了谶纬与元气、辩证法、象数、卦气、阴阳、宗教等方面的关系。其中李梅训的博士学位论文《谶纬文献史略》对谶纬文献做了专门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冷德熙和刘小枫对于谶纬的研究，他们运用西学的学术成果，将谶纬纳入到神话学和儒教研究中，这对于谶纬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开拓。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认为纬书的实质是“一种再生形态的文明神话”，“纬书政治神话又以体系神话的形式构成了中国古代神话中自《山海经》诸神系统（代表殷周的诸神系统）、春秋战国历史神话系统以来的又一个神话系统……这个政治神话体系分别由‘创世纪神话’‘圣王神话’‘圣人神话’‘天人关系神话’以及‘易学（纬）象数神话’构成。”[11]刘小枫在《纬书与左派儒教士》一书中分析了纬书的思想类型和话语品质，认为纬书秘语式话语塑造了极具神圣品格的孔子形象，他通过纬书确定儒教士的存在并探讨儒教士的类型，进而分析了谶纬儒学内部齐学与鲁学的争斗问题。他们的研究展现了谶纬文本的活力。
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海外对于谶纬的研究也不断取得研究成果。王利器在香港发表的论文《谶纬五论》，从谶纬之分、谶纬标题、篇目、谶书之图及谶纬的增益五方面，对谶纬进行了探讨。台湾学者吕凯的《郑玄之谶纬学》探讨了郑玄的谶纬思想，王令樾的《纬学探原》对纬书的名义、源流、真伪等做了研究。陈槃的论文集《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黄复山的《东汉谶纬学新探》、萧登福的《谶纬与道教》、郑均的《谶纬考述》等对谶纬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
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谶纬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进而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封建”“唯心”“庸俗”“迷信”等贬义词都曾是它的标签，这种主观性的文化态度值得我们深思。谶纬兴盛于汉代，经纬纵横、谶纬相杂是谶纬叙事的最大特色。它反映了汉代人试图借助事件的叙述来建构、维持其文化秩序的政治目的，这种叙事方式在中国叙事传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谶纬的兴盛促使“经纬为文”叙事观念的形成，即便到了今天，作为一种叙事思维，它依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