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岭南古代思想文化的规律与特征

一 岭南古代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动向与基本规律

从岭南古代思想文化分布格局的动态发展来看，人们不难发现其发展的大体动向，它大体上是由江河走向海洋，并由广府这一腹地向四方扩散的。从历史来看，岭南文化的最早发祥地主要在西江流域、北江流域与珠江口一带，而到了明清之后，文化便逐渐向沿海区域铺展。它的中心，确实如本书《引言》中所提到的是“一路南移”的。

岭南思想文化的“不断南移”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首先，这里说的“南移”表现在各个地区文化中心的南移。就各地区而言，原来处于内陆的思想文化中心被沿海或近海的文化中心赶上甚至超出，如汕头在明、清时期崛起并不断追赶潮州，从而形成了“潮”与“汕”并举的现象。而南宁在元、明之后崛起并逐渐取代桂林，这也使得广西具有“邕”“桂”并举的局面，这些地区的文化中心的确有“南移”现象。而湛江的崛起则比较特殊，湛江自清末才因法租借而崛起，在1945年才设立市治，相对于原来粤西地区早期文化中心合浦（今廉江）来说是在南移，而相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化中心雷州来看却是在北移。但撇开南北不论，湛江的临海地位显然比廉江和雷州更为优越，湛江属天然深水港，旧称“广州湾”，又称“港城”，所以，湛江的崛起仍然符合岭南文化走向海洋的大势。其次，岭南文化的南移不仅就各个地区来看是如此，就岭南中心地带来看则更是如此，原来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思想文化到了明、清之后更是以扇形辐射之势向南部扩展，从而形成了穗、港、澳这一思想文化中心。尽管澳、港前后被葡、英割占实属国之不幸，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其作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又带活了岭南沿海一带的思想文化，所以，数百年来这一地区始终是岭南思想文化最活跃、最富于生命力的地区。而进入改革开放之后，在穗、港、澳的历史基础上又增添了深圳、珠海、汕头、海南等特区，加上正在开发中的北海地区，整个岭南的临海地区就被全面激活，其海洋性因素更是大大加强了。

岭南思想文化发展的这一历史动向颇具历史的规律性。首先，这是岭南内向性经济逐步走向外向性经济的必然。一般地说，内陆文化、江河文化是与内向性经济相互适应的，内向性经济重在自给自足，纵然有交换也主要是区域内部的调配与调整，因此，其文化必然立足于内陆，而以江河为其滋润。尽管在整个思想文化中也会有海洋文化因素，但这些海洋因素在岭南的早期不过是起点缀作用，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而外向型经济则不同，这种经济当然以外贸进出口作为基本路径，这一外贸方向固然包括岭外，但其主要的方向与出路是指向海外的，这样，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化从内陆文化、江河文化走向海洋文化就是大势所趋。

在这里，笔者不是认为岭南的经济就已经纯属于一种外向型经济，笔者只是在强调这种经济在不断走向外向型经济，强调在今天的岭南思想文化中具有比较多的外向性经济的因素。岭南经济性质转变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完成，但这一量变确实是历时恒久了。诚如前述，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岭南的对外经济交往活跃起来，这为岭南对外经济贸易埋下了种子。清朝的海禁尽管堵塞了我国其他出海口岸，而广州海外通商这一重要渠道实际上仍然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畅通，这一现实状况刺激了岭南经济中的外向型因素的加快萌生，并形成了岭南对外经济的优势。而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设想到当代的改革开放，岭南的对外经济不仅形成了很大的规模，而且有不断扩展、壮大、充实的趋势。正是由于岭南的外向型经济的因素有着这样的基础和发展动向，在这一背景下，走向海洋，对外扩展就在所难免，海洋文化的迅猛发展就势所必然了。

除了经济转型的影响之外，岭南文化的这一历史动向也有文化自身的原因，这是岭南思想文化涵化的历史必然。诚如前述，岭南思想文化的涵化包括汉化与世界化两个基本环节、两个基本阶段，在汉化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时，岭南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与岭外文化如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这些先进的强势文化相互融通、互补共济并同时保持自身特色的问题，而与海外文化的沟通并不处在优先的地位。而一旦世界化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并逐渐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时，发展海洋性文化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抉择。

岭南文化不断走向海洋的大趋势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内陆文化与江河文化的因素，岭南文化本身就具有丰富多样性，单一的海洋性决不是它的全部内涵。对于岭南内陆文化、江河文化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之所以如此，这一方面是历史积淀的需要，历史的传统需要继承，历史的形式需要借鉴；另一方面又是现实发展的需要，向现实去索取，从现实中开发是多方位的，海洋固然是一种很诱人的目标，但江河大地是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也仍然重要，所以，内陆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会作为岭南文化的永恒因素而长期存在。但是既然走向海洋的动向已经确立，这些文化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也会受其影响，这一趋势应该是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