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晋时期“中国”一词的确切含义

古代的“中国”一词具有地域、民族、政权、文化等多重含义^[5]，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含义不断演变和扩展，从宏观上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在深入考察两晋时期“中国”认同现象之前，笔者尝试在两晋时期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中，对两晋时期“中国”一词的确切含义进行厘清。

两晋时期，“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来使用的，主要用来指代中原地区。在成书于两晋时期的文献如晋武帝时期名臣张华所著《博物志》、晋惠帝时期名臣崔豹所著《古今注》、东晋名士葛洪所著《抱朴子》、东晋史学家干宝所著《搜神记》中，“中国”一词均多次出现，其最为常见的含义即是指中原地区。例如《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曰：“今中国名山不可得至，江东名山之可得住者，有霍山……”这里“中国”作为地理名词与“江东”对应。《搜神记·卷七》曰：“太兴初，有女子，其阴在腹，当脐下。自中国来，至江东。”此处“中国”与“江东”并举，明显指代中原地区。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十六国春秋》和成书于唐朝的《晋书》是专门叙述两晋时期历史的史书，提供了大量两晋时期的社会语言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已经经过史学家整理，但是对于我们了解两晋时期社会语言、心理等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之词在这两部史书中都有大量出现，其主要含义就是指代中原地区。例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燕录三》载封裕谏慕容皝曰：“迩者深副乐土之望，中国之人皆将壶飨奉迎，石季龙谁与居乎？”这里“中国”就是指中原地区。又如《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载，王衍游说东海王司马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上述两例中的“中国”都是用作地域概念，指代中原地区。

两晋时期，“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名词，指代中原政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政治含义是附着在地理含义上的，当它作为一个政权概念出现时，总是与中原地域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往往同时具有中原地区和中原政权之意。例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燕录一》载，慕容廆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这里“中国”既有中原地区之意，又有中原政权之意。又如，《博物志》卷一《地理略》曰：“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后跨京北，前及衡岳。尧舜时万里，三代时七千里，亦无常，随德优劣也。”这是明确指出“中国”的地理疆界，同时还指出，“中国”的疆界“无常”，“随德优劣”而变化。可见这里的“中国”一词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权概念，指代以中原为统治核心的历代政权。这一时期，不少占据了中原地区的胡人政权，如石赵、前秦、后秦等，都曾自称“中国”，而且也被同时期其他政权称作“中国”。而东晋、前凉、西凉等并没有占据中原地区的所建政权，也纷纷自称“中国”，这一点，后文将会进行深入探讨。这里想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些语境中，“中国”一词也是兼具中原地域与中原政权之意。东晋政权虽然并没有实际占据中原，但是它自命为“晋室中兴”，是西晋王朝的政治继承者，而西晋王朝统治疆域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因此东晋政权自认为中原地区是其法理上固有的疆域，故而始终高举“北伐”旗号，宣称要恢复对中原的统治。东晋政权自称“中国”，是以“曾经”拥有中原地域为依据的。前凉、西凉政权位于西北地区，远离中原，它们自称“中国”，则是因为它们称藩于西晋、东晋王朝，自认为是两晋王朝的组成部分，两晋王朝是“中国”，它们自然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总之这些远离中原的政权之所以自称“中国”，仍然与中原地域因素有关。“中国”在这些语境中作为政权名称来使用，但以中原地域的地理含义为其基础。

两晋时期的“中国”一词还是一个民族概念，用来指代华夏民族，与夷狄、四夷等表达族群概念的名词对举。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指代“华夏民族”之意时，往往也同时伴随有中原地区或者中原政权等含义。例如《搜神记》卷七中，将西晋时期中原地区崇尚胡人饮食、衣饰的社会风气视为“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将“戎翟”与“中国”对举，显示此处“中国”一词既有华夏民族之意，又有中原地区之意。又如《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载，当晋武帝策问中提到关于“戎蛮猾夏”的问题时，阮种叙述了西晋当时的夷夏关系现状，回顾了历代中原政权特别是两汉政权与周边夷狄之间的战争，得出的结论是“夫虚中国以事夷狄，诚非计之得者也”。此处“中国”既有华夏民族之意，又有中原政权之意。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概念——“中华”。两晋时期的“中华”与“中国”是同义词，同样具有中原地区、中原政权、华夏民族等多重含义。例如《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燕录十》载，前燕官吏贾坚对东晋官员荀羡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这里“中华”就是指中原地区，与“中国”含义相同。《晋书》卷七十一《陈传》载陈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这里“中华”既指西晋政权，又指中原地区，也与“中国”之意相同。可见两晋时期“中华”与“中国”这两个名词概念可以相互替代。“中华”这一新名词的产生，体现了“中国”观念影响的发展与扩大。

综上所述，两晋时期，“中国”一词具有中原地区、中原政权、华夏民族等多重含义，与“中原”“华夏”“中华”等词互换使用。同时，其地域、政治、民族含义往往是互相渗透、层累叠加、密不可分的。其中地域含义是“中国”一词的初始、基本含义，是其他各层含义的基础，政治、民族含义是地域含义的延伸。不过，在历史上，特别是从两晋时期的状况来看，“中国”的政治含义显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其首要之意。两晋时期各政权自称“中国”，正是在政治意义上来使用这个名词概念的，两晋时期的“中国”认同也是以政治认同为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