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禹迹”“华夷”观念下的天下大势图
在中国古代王朝地理学的发展中，以《禹贡》所别“九州”为核心区域，以“五服”等级秩序为蓝本而构建起来的“天下”体系，可以说是一个法统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天下是缺失世界意识的天下，以华夏九州为中心，同时包括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所拱卫的地域。于是，古代君王君临天下，以“体国经野”之道对王朝政治地理空间进行划分时，强调对“内缘中国”的有效统治和“外缘中国”的教化治理。所以，反映在古代天下大势图的绘制中，华夷一体、天下一统似乎是历代王朝一直在努力追求的政治理想。
如果我们按照惯常的做法，把两宋王朝依然当成是中国传统的代表，尽管北宋只实现区域性的一统，南宋则无奈地偏安一隅，但在两宋时期所绘制的天下地图中，像《历代地理指掌图》所昭示的那样，确实很好地承袭古代的传统——继续书写汉唐旧疆、祖宗之疆。
据可靠的文献记载，中国第一部以历代政区沿革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当推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可惜图已失传。北宋税安礼撰、南宋赵亮夫增补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地图集，也是带有地理总志性质的重要文献。《历代地理指掌图》各图的绘制范围，大多以《禹贡》“九州”为基础，时间跨度上自帝喾，下至宋朝，各代地图至少一幅，多则五幅，共有《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禹贡〉九州图》《帝喾九州图》《虞舜十二州图》《商九有图》《周职方图》《春秋列国图》《秦郡县天下图》《西汉郡国图》《东汉郡国图》《三国鼎峙图》《隋氏有国图》《唐十道图》《萧齐南国图》《元魏北国图》《圣朝太宗统一图》《圣朝元丰九域图》等44幅，每幅图后附说明，图集前有苏轼序，图集后有总论，堪称中国古代地图集之精华和开创之作。
在《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首幅《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突出地绘制了宋代全国27路及古今州郡的分布大势，不仅图上所绘内容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颇为相似，而且图后所附图说也基本上与《华夷图》上注记的文字一致，是一幅典型的天下大势图。第43幅为《圣朝化外州郡图》，表现的是宋朝未能直接控制地区的形势图。第38幅为《唐一行山河两戒图》，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一行山河图，值得重点关注。
宋以前，唐朝高僧一行（673～727年）基于天文学中的分野理论和人文地理上的“华夷之辨”观念，曾提出过“天下山河两戒”的地理观念。一行山河两戒，具体是将天象分度对应地理位置，把天下的山河分成两个大系，并以之作为分割华夏与戎狄、华夏与蛮夷的两条地理界线。两条山系是一行的主观构建，北面的一条，大致是从积石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北侧，然后再向东，过黄河，顺着砥柱山到太行山，再沿太行山北上，过常山的西侧，最后接上长城，沿长城向东，直达辽东。这条山系叫“北戒”，作用是“限戎狄”，构成“胡门”。南面的一条，大致从岷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南侧，过华山，然后折向东南，过桐柏山，逾江、汉，到衡山之南，再向东到福建中部。这条山系叫“南戒”，作用是“限蛮夷”，构成“越门”。这种“天然”人文地理疆界观念在两宋依然流行，反映在地图的绘制上，除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有《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外，南宋唐仲友撰《帝王经世图谱》卷6中也有一幅，名《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两图画法稍异，内容则基本相同。《历代地理指掌图》与《帝王经世图谱》所选地图都是要表现上古至宋代各个时期最基本、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或地理观念，一行山河图列在其中，说明作者对它的重视。[7]
在两宋时期，“禹迹”“华夷”观念下的天下大势图，最具代表性的当推《禹迹图》[8]和《华夷图》[9]。
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一块方形石板的正反两面，彼此上下颠倒、分别刻有《禹迹图》和《华夷图》，刻记年代为南宋绍兴六年（1136），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
《禹迹图》一名，取“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之意，描绘的是传说中建于公元前2205年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之情况。该图约1米见方，方位以北为上，采用“计里画方”制图法，横向刻有71个方格，竖向刻有73个方格，全图总共有5110个方格，每方折地百里，比例尺相当于1∶500万。图上标注有380多个行政区名、近80条河流、70余座山脉和5个湖泊的名称，所绘内容丰富，而且图中的海岸线、山东半岛、雷州半岛、长江三角洲以及黄河、长江等轮廓与实际状况非常接近。根据图中尚保存有部分唐代地名来推断，此图可能系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禹贡》九州岛部分缩制。如图名所示，此图以“禹迹”所及区域为核心，核心区域图示较详，“禹迹”所未到的荒远绝域之处则甚为简略，多为空白地带。图的北端及黄河河套一带，西端及瓜州和流沙，或许是因为《禹贡》中有“弱水”“黑水”的名称，在图的西南标有一条好似南流的“黑水口”。
《华夷图》是以“华夏九州”为中心的一幅世界地图，范围比《禹迹图》广，图上未画方格，图名刻在上边中央，四边注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图中对华夏境内的山脉、河流、湖泊、州府的地理位置标注甚为清楚，而且也基本上与宋朝的行政建制相符。对于华夏以外的地域，注记在图的四周，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文字记载它们的名称及内附经过。在《华夷图》上，有17段注文，值得重点关注。如图的右下角注：“其四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著闻者载之，又参传记以叙其盛衰本末”；图右上方注：“契丹即今大辽国，其姓耶律氏”；左上角注：“宋自建隆以来，通国者于阗、高昌、龟兹、大食、天竺”；左下角注：“宋乾德以来，首领皆请内附……
州日南，即越裳林邑之地，汉马援植铜柱以表汉界，宋自开宝以来，交趾修宜，请内附，皆受封爵”。又如关于西南夷一段注文：“西南夷古要服。秦取黔中，汉时夜郎之属悉置郡县。晋宋以后，僭暴侵扰。及后周平梁益，遂同华人。唐太宗置羁縻州以领之。宋乾德以来，首领皆请内属。”关于羌人及吐蕃的一段注文曰：“西羌禹贡析支之地，三代为患。秦汉之兴，逐之河塞之外；东汉匈奴少事，惟此屡叛。魏晋时多乱关陇，永嘉以后，土谷浑兴焉。隋以其地置郡县镇戍。唐初吐蕃并土谷浑、党项诸羌，东接凉松茂邛，南距婆罗门，西陷四镇，北抵突厥，万余里，为强国。今吐蕃族帐党项部落，分处麟府陕西极，内属者谓之熟户。”这些注文是关于周边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文字。相对于华夏中原之地，周边的“蕃夷之地”大多概略绘制，而且逐渐缩小，这一方面说明绘者对边疆民族地理的知识有限，难以在地图上展开，只能用文字叙述来代替文字；另外，可能与古人的同心圆宇宙观有关联。从碑上所刻“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的文字来看，外域的国名和地理名称均属于唐朝时期，可能是以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基础编绘缩制而成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夷图》上显明地标注长城符号，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标注长城的全国地图之一。
在历代绘制的舆地图上，长城及其地带是一个可以着重分析的区域。在中国古代民族的宏观历史演进过程中，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诸多游牧民族在长城地带生息繁衍，同时又不断突破此地带南下，与中原汉族互动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长城地带是“古代社会特有的历史地理形态”[10]，是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农耕世界频繁接触、碰撞、交流、对抗、渗透、承转流变的重要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诸多游牧民族盛衰兴灭、汇聚交合以及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多层面互动，共同书写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另外，作为确立长城地带这个核心概念的长城，在其表面上看似简单直观的一系列军事防御的背后，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设防者与被设防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还被视为华夷之间的一种天然的文化分界线。就是这条文化地理的分界线，在地图叙事者的眼中，具有各自不同的含义。
学界普遍认为，在舆地图上绘制长城符号，最早见于宋代的《华夷图》。自《华夷图》之后，在现存的宋代全国地图中，大都画有长城。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宋朝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所绘40多张地图中，几乎都画有长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宋代基本上没有修筑过长城也很少用长城来抵御契丹、女真的南下，但在宋人的心目中，长城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理空间。面对长城，宋人抒发的可能不仅是“三朝幸望人倾祷，寿与长城俱老”[11]的怀古之情，更多的是要表达“胡马长驱三犯阙，谁作长城坚壁？万国奔腾，两宫幽陷，此恨何时雪？”[12]的郁闷悲愤的心情。当然，作为与宋朝相对峙的辽、金而言，面对长城可能又是另外一番心境。其实，长城作为中国“底图”上一个基本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穷极视野尚不能尽收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景观，无论是在历代的人文政治地图还是环境资源地图上，它都不是多余的，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永恒而鲜活的。[13]
据相关文献记载，在宋代所绘的舆图中，在文化和空间上能够较为完整地反映王朝整体地域形象的地图，还有乐史的《掌上华夷图》、王曾修的《九域图》、陆九韶的《州郡图》以及不知作者的《混一图》等。不过，这些地图已经散失，没能传世，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前面介绍的几幅外，尚有《淳化天下图》《九域守令图》《地理图》《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九州山川实证总图》等。
完成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的《淳化天下图》，据《玉海》载称，是在收罗了地方所贡的400余幅地图的基础上，诏画工合作绘制的第一幅规模巨大的全国总舆图[14]，其突出的意义是开创了由局部地图绘制全国总图的先河。
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九域守令图》是一幅以中国东部地区为重点的石刻地图，所绘地域北到保定、顺安、广信，东边绘到大海，南至海南岛，西达成都，重点表示了山脉、湖泊、江河、州县等内容。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分别以府、州、军和监、县为两个分级标准，图示了14个府（包括京府和次府）、242个州、27个军、4个监、1118个县，是目前所知的传世地名最多、时间最早的全国政区地图。
《地理图》为南宋黄裳进献嘉王（后为宋宁宗）的八幅图之一，可能绘制于1189年，50余年后王致远刻于苏州上石得以传世，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地理图》所绘图范围，北到黑龙江、长白山，西至玉门关，南到海南岛，东达中国近海。图上方框阴字注记南宋的路、府、军、州等行政建置430处，方框注记山岭180座，椭圆形符号括注河流78条，湖泊27处，山隘24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不加框。《地理图》在绘图技法上采用几与近代地图相似的自然描景法，用形象的符号表示山脉、森林和长城，用方框表示行政区名和山名，用椭圆圈表示河名，把直观的写景与抽象的平面符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各种地图要素多而不紊乱，颇有层次感和立体感，而且所绘山川、森林，路、府、州名以及海岸线的轮廓大体正确。与之前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相比，《地理图》上，长城以北的山岭，森林茂密，有“平地松林广数千里”的文字注记。对今东三省以及内蒙古地区有比较全面而清晰的绘制，这可能与宋人对这一地区的地理认识有密切之关系。[15]同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在图的东北部注有“高丽、新罗、女真、渤海四属之地”；西北部标有党项、夏国、回鹘、沙陀、龟兹、鞑靼界、佛顶林衙等名和“契丹遗族奔避于此”等词句；西南标有铜柱、马援立、
下都督曰南郡，去京六千七百里，县四等内容。图之边缘标注这些民族政治地理的注词，暗示着作者把华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正好契合了黄裳作图是为了使嘉王“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16]，有意激发皇朝官员不忘收复大宋北方领土之目的，所以此图依旧承袭形势图的法统立场，对“蛮夷”一时占据“中国”的事实不予承认，在图上不画女真“贼区”的建制，在金人占据并更名为南京的开封仍标“东京开封府”。[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