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从此，奏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强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世界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改革是一个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特征就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重大转型、探索和发展。改革开放是通过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实现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完成第二次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公民社会、和谐文化成了制度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这是对1978年以前的社会常态计划经济、威权政治、人治色彩、封闭社会、单一文化的扬弃和超越。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温饱到小康、从生存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政治文明普世价值认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执政党现代化、公民文明等制度文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社会进步，后革命政治文化形成。社会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一个从一元到多维、从礼俗到法理、从崇圣到祛魅、从迷信到理性、从富强到文明、从斗争到和谐的制度文化现代性过程。
埃通加·曼格尔说：“文化是制度之母。”[2]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涵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正如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所言：“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3]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也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前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历史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理论的创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200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喜迎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又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20周年；2012年，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百年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风云，三十载改革开放岁月，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4]。“30年”和“60年”，不单单是一个时间标识。这是较长的一段突破观念和体制重围的探索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发展、不断探索的伟大革命，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变革时代和辉煌岁月。歌德说过：“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世界大事纷至沓来、方兴未艾的时代，我一生躬逢其盛……”[5]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世俗化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球两制”中竞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枝独秀、凯歌行进。同时理论思潮风云激荡、创新实践日新月异。每一个理论工作者没有理由不积极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和召唤。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根结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实质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英国政治学家萨托利曾经说过：“文字不但有历史，而且有着可以大书特书的历史。忽视它们形成的原因、它们的变化和最终脱离原义的过程，等于是在危险的航行中放弃了罗盘。”[6]弗雷德里克·詹姆斯也有精彩的评论：“理论的更为深刻的含义不在于其自成体系，而在于它所揭示、所叙述的问题。”[7]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最流行、最热议的词语之一，成为新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词、核心词、关键词和高频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成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全部工作的主题。十八大报告就是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论。[8]
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在所著《政治学核心概念》中论述道：“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9]实际上，政治争论就是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政治术语的争论。政治概念是整个政治理论的基石，是我们思考、批判、争论、解释和分析所必需的工具。术语负载着价值，隐藏着意识形态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思想范式；既是一条发展道路，又是一个制度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成功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制度模式显示出强大生机与活力[10]。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中国模式”已经初现端倪。共和国60多年的辉煌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归结起来就是确立和不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制度文化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取得制度文化现代化的巨大成就的历史启示是，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
制度文化建设与中国式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文明立国是进入现代化国家的标志。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开始确立制度规则体系，就标志着进入了重要制度建构的层面，这不仅将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而且将逐渐形成全新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机制，形成不同于以往的价值体系、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进而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过去之失误显然是制度文化政策之误，而制度文化的成功决定了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公正，其首要条件是制度文化公正。人类的进步，从来就表现为制度或规则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竞争，也从来就表现为制度或规则的竞争。对一个社会来说，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文明，制度和谐是政治和谐和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制度文明一定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和相应的文化基础。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制度文化建设能否成功。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文明和谐国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即包括制度文明、政党文明、公民文明三部分，其中关键是制度文明建设。制度文明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最终目标，制度文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个制度设计或制度安排的问题，一个制度的存在、构建、运行、维护、修正、纠偏和改革，众多的环节都需要文化的支撑，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制度悖论、制度缺失、制度僵化、制度失灵，这就是制度文化。制度和文化（主要指价值观、思想信念、伦理道德等，下同）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变量，文化孕育制度，制度选择文化。人类制度文明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衍生。制度是骨骼，文化是血肉；文化是无形的制度，制度则是有形的文化；文化是制度的内化，制度是文化的凝结。一方面文化为制度提供生成的社会环境和思想之源，另一方面制度也选择文化，决定着不同的文化样式，影响文化的变迁。这是一个连续和动态的过程。二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特定的制度总是以特定的文化作为基础，特定的文化必然要求特定的制度作保障，没有文化的制度和没有制度的文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制度的背后是文化，文化影响着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效用。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的制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11]。制度规范人、约束人、强制人；文化激励人、教化人、引导人。人们要过制度文化公正的生活，这是文明进步的标尺。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树立制度文化的理念，拓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视野，对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时期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国家各种制度建设和软实力提升，制度建设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也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制度的同时，不断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因此，通过对现实制度反思和理念诉求，可以为我国的制度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为社会经济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而对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从制度文化的角度进行认真、冷静的反思，加深认识，更可以克服有法律无法治、有制度无制度治理的状况，更好地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构建与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文化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和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是制度选择文化还是文化产生制度，曾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大量实践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国发展程度和改革路径上的差异根源于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而如何利用制度和文化的互动和重塑来促进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良性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有协调制度改革和思想变革，一个国家才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上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不论是唐德刚所说的“历史三峡”也好，“身份焦虑”也罢，还是当今“三个社会主义三十年”的讨论，我们相信：“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在探寻“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精神魅力和实践威力。近年来，世界从关注中国在追赶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中国奇迹”，转为探究推动这一发展巨变的“中国模式”[12]。他们认定在“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背后，必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逻辑”和“价值基础”“文化条件”。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各国艰难探索。“中国模式”对这些国家既是鼓舞，也提供了一些经验。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讨论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关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北京共识”“普世价值”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13]。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和讨论不断升温，一些西方媒体出于对自身发展方向的忧虑，一改当年“历史终结论”的傲慢，开始炒作起所谓“中国模式威胁论”。国内学界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近几年也逐渐升温[14]。中国的发展道路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范式，“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谈论的中心和热点。正如“北京共识”提出者雷默所说，中国现在正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中国人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吸取其他地方全球化的失败教训，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的这个故事。但对于何谓“中国模式”，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仍然比较大。“中国模式”是什么？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我们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顾名思义，所谓“中国模式”，乃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本质总结和概括。
在有关东亚现代化的讨论中，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种是文化论，另一种是制度论。文化论者是对韦伯命题的解释，他们强调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的支持作用，“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以及“亚太世纪”被提升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替代选择；制度论派则强调儒家文化圈内部的发展差异，从而强调制度安排在东亚现代化中的作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可以离开透明、公共责任、信任以及公平竞争而健康发展[15]。显然，单纯从文化或制度的视角研究并不全面。而从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制度选择与文化源流）的视阈尚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现代化道路作明确的研究和剖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和文化反思还处于起步阶段，以问题为中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整体性解读，学术界尚缺乏整体、系统、创新的研究成果，有待于深入具体细化。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发展着的理论整体进行总体性解读又是非常有必要的。本书将从制度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制度变迁和文化源流关系入手，从思想视角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范式的制度逻辑和文化精神，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读。这将具有重大的学术拓新和实践指导以及方法论意义，对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对深化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亦有裨益。
（一）理论意义
1.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成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毛泽东也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江泽民明确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新中国成立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最为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两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聚社会共识，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重大考验。我们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跟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努力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中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要把握时代的主题，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21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我们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在未来前进的征途上，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弄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清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哪些是长期被我们所忽视然而却十分重要的观点。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学习读本》以大量史实阐述了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四个重大界限，事关社会主义中国指导思想的确定、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文化建设的遵循。
2.提高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理论水平，在制度（现代性）和文化（民族性）视域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也是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大趋势中、放到当今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放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加以正确认识和科学定位，这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辨明误区、避免误读，把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正是在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观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它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曲解、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认识。尽管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不断遭受各种诽谤、攻击、谩骂，但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如燧石一样，越敲击越放出耀眼的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特定本质和丰富内涵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正是破除了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我们过去犯错误，就是因为把社会主义看“易”了、看“近”了；把资本主义看“短”了、看“轻”了。我们把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东西、农民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执行。当前一些人在思想上出现了困惑，摆脱不了“马教条”“洋教条”和“古教条”的各种束缚。甚至有一些奇谈怪论，如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同祖”“同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等[16]，断言“科学社会主义不科学，斯大林、毛泽东搞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等，不一而足。最著名的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说，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耐人寻味的是，最近他又把“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作为预言“未来世界七大意外”的第七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也会不断地突出出来，成为党内外、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非常需要我们党作出科学的回答。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准确理解，突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更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新探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阐发，凸显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历史的启示告诉我们，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离开指引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去另外寻找别的什么主义，或退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都是没有前途和意义的。胡锦涛说，我们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二）实践意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对人类制度文明模式的成功探索和伟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制度文明模式创新。社会主义中国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又成功地避开了“依附论”“中心—外围”论“西化论”等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为中心的理论的影响，同时谨防“拉美陷阱”“西班牙幻影”“日韩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与强国富民之路。如果说17世纪是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代表，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大门，使人类走上现代化征程的话，那么，20世纪则以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为代表，走出了现代化的困境，为人类展现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新探索、新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特殊规律的科学揭示向全中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创造，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几十年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这条道路的显著特征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对内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实现科学发展，必须端正对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两面性的认识，破除对资本的迷信和崇拜，确立科学发展的观念。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的，中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吸取，中国的模式可以参考和借鉴，但绝不能照搬。普世的理念如何落实为一国的实践，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历史、文化、习俗和现实情况来采取行动。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中国有能力、有志气为世界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榜样，但绝不是要别国模仿这个榜样，也不去主动推广这个模式。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只有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大势，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
2.制度文化创新创造社会和谐、促进科学发展，“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撑，为我国体制改革提供经验
著名政治思想史家格伦·廷德（Glenn Tinder）指出，政治思考没有提供必然和明确的答案，然而，它打开了通往理解的道路。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符合两个本质特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不能变，二是创新社会主义不动摇，并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探索无不以思想意识的变革为先导，进而全面推进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观念创新是体制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如我们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在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人民公社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反思苏联东欧剧变乃至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就是苏东国家没有把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作为根本任务，从而丧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们才最终抛弃了原有那种僵化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们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理论成果，又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理论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提出并坚持了社会主义观，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而解放思想又催生了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理论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体制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再造；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制度创新中得以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明显提高。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新理念，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意味着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一次转变。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之路，只有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的发展，才能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最终赢得制度较量的胜利。制度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基础，实现科学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制度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制度公正影响体制设计、社会和谐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制度理性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制度设计规范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及执政方式，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制度文化建设。制度文化能够提供和保证秩序、理性、稳定、激励、和谐，制度文化建设是促进政治和谐与社会和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我们要通过继续改革和制度创新，解决体制上的一些亟须攻克的难题，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最活跃、最有说服力的实践是地方特别是最基层的实践。“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案例”在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缩影和具体体现。我们既要重视创造又要善于总结，把“地方模式”“区域现象”上升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我国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制度创新是关键，改善民生是重点，社会和谐是本质。中国道路奠基于社会主义，是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中生成的。我们在制度文化建设实践中坚持以思想解放引领改革开放，以制度创新推动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坚持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历史雄辩地说明，“能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能够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7]。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国内学术界认为，探索成功的“中国之谜”比探索“苏东剧变之谜”更具吸引力[18]。“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特别是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整个世界呈现出“资”强“社”弱的态势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逐步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是完全“内生”的制度创新。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又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这种经验和模式，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吸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我们学习了西方的一些成功经验，并把这些西方文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因此，它既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三）学术价值
有论者指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它自身的阐释力度，既说明自己，也能用来观察世界。所谓“作为方法的‘中国’”，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中国”（或“中国道路”）的视野（而不只是“西方视野”）去看世界。当用“西方”（或“西方道路”）的视野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是一个样子，而当用“中国”（或“中国道路”）的视野去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中国道路”研究的学术意义[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蕴涵着丰富的思想理论和精神文化资源。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建设经验能够提供新鲜知识，可以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总结‘中国模式’是对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的呼唤的一次回应。它标志着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争取‘话语权’的‘中国学派’正在浮出水面。”[2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种既面向世界又独立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形成并不断开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正吸引着世界的关注。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口号和呼声”。在中国快速发展、更多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开展中国学问题研究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义重大，它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的中国理论。国内学者要秉承一种理论自觉，在历史视野中总结中国道路的理论特征，在全球维度下丰富中国道路的话语内涵，努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加强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整体性研究。美国学者雷迅马（M.E.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著作中，讲述了肯尼迪时代及之后美国社会科学家是如何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努力的。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创新成果的中国模式的研究，应是进行式的，而不是完成式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理论建设上形成“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要有“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要有“中国话语”，在政治建言上要有“中国方案”，中国学者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形成中国学派、中国意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著名学者吴敬琏提倡“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认为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说，整个中国改革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互动的过程。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极“左”和极“右”都会带来民族的灾难。而我们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就能避免这一后果。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范例，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同具体社会实践有机结合所焕发的旺盛的理论创新力和强大的实践影响力。不断深化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空间与理论境界，是当代中国学者的光荣责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刻总结我国的成就和经验，正确阐释和宣传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牢牢掌握国内意识形态论争主动权的同时，努力争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已经超越纯粹经济学意义，而具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可以说，“中国模式”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辨识，也是引领中国往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也是全球问题，呈现为“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双向互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俞可平的分析很有启发性：“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争论‘中国模式’的概念或名称，而应是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要素、特征，分析这一模式的得失之道，尤其是记住我们从这种发展模式中应当吸取哪些教训。”[21]衣俊卿指出，如果说，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向度”，那么，今天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重点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向度”。在当前全球化这个背景下，“中国模式”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成功；但是，任何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模式”也不例外。如何总结“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就变得至关重要。如何回应各种社会思潮，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学术理论界只有从整体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才能正确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等问题，以引导人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在制度文化转型和科学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同时，中国的许多经验对世界主流现代化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给了我们机会，将“中国问题”向系统化、理论化提升，把握大局，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中国形成伟大的理论。国际上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说。北京大学学者潘维提出，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论、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论及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论。
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外学者论制度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制度设计和共产主义的展望。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制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是制度文化理论的“精神接生术士”。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现代性问题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们的学说蕴涵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曾强调，他们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22]。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这里讲的“现实的基础”，是指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将制度文化置于人类社会政治变迁的总过程加以考察，认为制度变迁是以生产力为基础和动力的矛盾运动，这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社会的总体性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3]。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24]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利益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则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还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恩格斯有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5]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与体制改革，马克思也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阶级对抗的消失，社会改革将取代政治革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结晶。虽然马克思主义制度文本新时期研究面临不少诘问和挑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理论研究仍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汲取和寻找精神养料、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
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实现了工业化，但也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空前的负面影响。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基础上发现了未来新社会，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为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源于现代化的进程，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对以工业化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异化进行批判；但少数落后国家由于自身现代性成长不足，利用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改造传统社会，实现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和实践道路，就成为必然选择。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对于制度文明来说，生产力既是它的最终根源，又是它的最终结果；既是它赖以实现的手段，又是它本身的直接目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6]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更加强调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反对人为地设计未来的社会主义。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提出，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将是多样性的。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际、同各民族的文化特点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物质性运动，才能产生强大的实践性力量。实践验证了马克思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表达，融进了西方优秀文化的现代性文明，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接受重构、会通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最高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上下求索、百年梦寻的革命理论大成和精神归宿，是中西现代性文化合璧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成果。它揭示了现代性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当代现代性的建构要解决现代性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全球化和本土化、世界标准和地方知识的关系等问题。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以及理论创新是一项挑战性的任务。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它们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到“中国自己的模式”，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多次强调：“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要“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关于制度文化的论述是我们新时期制度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比如：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江泽民）；制度面前无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胡锦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解放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不可相互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温家宝）。
（二）西方学者的观察
西方学者出于对人性和国家权力的高度戒备以及知识论的怀疑论，他们推崇“性恶论”，这成为西方制度文化思想之源，并孕育出政制文明的国家架构，强调社会、制度、文化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他们相信制度法律可以限制人的恶行，避免制度缺失。柏拉图提出“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问题、亚里士多德探讨了促成政治稳定或变革的“心态”、伯克讲到影响政治机构运行的“习惯凝聚”、孟德斯鸠阐述“法的精神”是资产阶级立国之本、马基雅维里曾比较人的素质差异和政治强弱的关系、卢梭讨论居民性格对政体的影响、托克维尔讲的“民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沃拉斯探讨的人格特征与民主行为间的关系、休谟“人性论”、霍布斯“无赖假定”、麦迪逊“政府是必要的恶”、罗尔斯之正义论、诺齐克的个人权利的观点，以及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哈耶克“民主与效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福柯的“知识与权力”、普特南“社会资本”、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勒庞“民族精神构造”、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约瑟夫·奈“软实力”、劳伦斯·哈里森“文化和体制”的关系论等论述，都是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
西方学者对制度文化进行了认真解读和思考。马克斯·韦伯和D.C.诺斯分别是“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典型。西谚曰：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公正。”[27]在《政治学》这部经典名著中他说：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为了追求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结合而构成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合乎“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8]；政治是人类追求终极的善，政治制度原来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柏拉图《理想国》这篇对话的副标题，便是“论正义”；这里所谓“政体的正义”就是制度的“精神”[29]。英国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探讨了人类理性能否发现善恶的问题，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被称为“休谟问题”[30]。约翰·密尔认为，问题不在于制度能否被设计，而在于如何去设计；要划定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界限。亚当·斯密认为：“行善是大厦的装饰物，而不是大厦的基础，因此，规劝即可，而决无必要强加于人。相反，正义则是支撑整个大厦的顶梁柱。”[31]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天主教比较宜于君主国，耶稣新教比较宜于共和国。”[32]托克维尔被誉为“19世纪的孟德斯鸠”，在比较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大革命的论著中，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文化适宜于民主，自然环境、法制和民情是美国民主制度的三个成因，他特别欣赏美国的“民情”和民主政治，认为民主时代的中心议题是在迈向平等的同时保全自由，否则民主也面临坠入专制的风险[3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第四种法律”是公民的风尚、习俗、舆论等。托马斯·潘恩就说：“只有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34]马克斯·韦伯在试图解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时用“扳道工”作喻，认为思想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一个理论命题：价值和观念是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变革的催化剂和动力因[35]。他在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根植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的确，影响我们的行动、活动和历史的因素除了自然客观条件外，就是制度和文化。美国著名政治家、联邦党人汉密尔顿说：“如果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36]汤姆·潘恩说：“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恶。”[37]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的制度文化理念：制度不可缺，但制度又是一种必要的罪恶。马克斯·韦伯研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他指出：“一切经验表明……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38]哈贝马斯认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承认，即获得合法性；一种政治秩序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这便是合法性危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此论引起广泛关注，书籍被翻译成39种语言[39]。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命题，强调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他认为，现代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能否相互协调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大问题。其他如亨廷顿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也有较大影响。在书中他说：“现在这本书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是一件好东西。”[40]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开篇中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正义与否的问题只涉及现实的并且被有效地管理着的制度。”“正义论自身并不偏爱这两种制度中的某一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哪种体系对一个特定民族最好的决定是以那个民族的环境、制度和历史传统为根据的。”[41]德国的哈贝马斯说：“自有国家以来，一切文明都需要制度支撑，否则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42]英国的哈特则认为：“如果说人不是恶魔的话，人也不是天使，他们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者，这一事实使得相互克制的制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43]英国政治哲人欧克肖特说：“政治是在现有的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少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认为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含以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及国际影响力等方式所展现的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的制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言，政治自由对于公共利益而言，具有工具性和建设性双重意义，政治自由可以促进经济自由的实现。
（三）近现代中国学者的看法
与西方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预设防范的制度设计不同，我国儒家思想家认为人性本善，故修心养性的德性伦理学说一直占主导地位。可以说，体制变革和文化思潮互动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转型的基本图式。
近现代思想家魏源、冯桂芬、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以及新儒家钱穆、梁漱溟、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贺麟，关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多有精论，可资汲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诸国富强之术”；[44]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梁启超倡“公德私德”和“开民权”，认为“公共观念之缺乏”是中国“日即衰落”的原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设计；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行为”；陈独秀发动“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吁求“改造国民性”。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有一个观点：“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衰。”而我们要清楚的是：第一，好制度是怎样变成坏制度的；第二，好制度何以变成了坏制度；第三，我们能不能防止好制度变成坏制度。钱穆先生提出一个很著名的现象：中国政治制度的演绎传统是一个制度出现漏洞，再用一个新的制度规范；新的制度出现漏洞，再推出另一个新制度。久而久之，制度越来越多，制度之间互相打架。他在《国史大纲》中说：“中国历史有三个特点：悠久、无间断、详密。”梁漱溟指出：“我们的政治问题不是平常的政治问题，而是自从旧政治制度废弃后，却总建立不起来新制度的问题。此新制度建立不起来，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了。”[45]牟宗三区别了“政道”与“治道”，提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有“治道”，无“政道”。中国政治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经过“良知坎陷”，开辟出中国的民主制度体系。中国政治现代化，即得靠文化的力量、思想的自觉。张君劢认为，“文化建立，犹之种树，不先考本国之地宜，则树无由滋长，且国民习性与制度相表里，习性不败，则新制无从运用”[46]。唐君毅说：“政治民主制度之施行，亦以有社会文化力量、团体组织力量为其背景而易见效。”[47]贺麟在《文化与人生》中提出要“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季羡林先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汤一介《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李慎之《辨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费孝通《论文化和文化自觉》等论著中多有新论阐发。
当代港台华人学人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许倬云《观世变》、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蒋梦麟《西潮·新潮》等，对中国历史和制度文化也有心得体会。针对杜维明论及东亚现代性特征的界定，以及“亚洲价值”与新世界秩序建构的相关性等问题，白鲁恂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一个文明或文化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后君主王朝到民主国家、从经学时代到科学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之根本意义在于现代性的建构。易中天在《帝国的终结——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中有所总结：“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两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总之，在他们看来，根治中国制度文化的缺失，关键是好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代制度文化建设需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这方面，当代学人费正清、杜维明、列文森、白鲁恂、李侃如、柯文、墨子刻、罗兹曼、邹谠、孙隆基等均有建树。
（四）当代学人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研究论著
国内学人从制度和文化两个视角发掘，给予方法论启示。著名学者高放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黄宗良的《书屋论政——苏联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从制度中去寻找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将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制度和体制。他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最核心问题是政治问题，是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弊端引发的，长期的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拖弱了社会主义、拖瘦了社会主义，最后拖垮了社会主义。曹沛霖在《制度纵横谈》中分析了导致苏联解体的制度短缺原因，包括三个方面：先天不足、军事化遗留、创新机制缺乏。其他如贺培育《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陈朝宗《制度学理论与我国制度创新实践》，许和隆《冲突与互动——转型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制度与文化》，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韦森著《文化与制序》，胡伟等《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杨阳《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新加坡为什么能（上下）》，徐宗华《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马庆钰《告别西西弗斯——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与展望》，李艳丽《政治亚文化》，车洪波、郑俊田《中国当代制度文化建设》等。还有李君如《当代中国政治走向》，林蕴晖《国史札记》，何历宇《政治知识化与现代知识的成长——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研究》，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叶庆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深度解析》，吴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季正矩等主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前沿学术对话》，陈希主编《民族复兴之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林尚立《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何俊志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等，也给笔者以启迪。特别是秦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程伟礼、戴学梅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黄宗良、黄南平《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文明》，李屏南《选择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观在中国》，董四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传统理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郑永年《为中国辩护》，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秦德君《政治设计与政治发展》，汪丁丁《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串联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于建嵘《抗争性政治》，张英洪《农民公民权研究》，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触动》等论著，使笔者受益良多。
三 海内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综述
（一）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海外学者重视比较、心理、文本、结构等多维研究的方法，侧重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界已经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纯粹的儒家化或苏联化的极端观点中走出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中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48]。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戴维·W.张认为：“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直存在着三种互相影响的政治文化或政治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好的和切实可行的方法，它首先必须努力在现代革命的价值观念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方面取得成功”，因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以容纳传统观念的精华”[49]。怀利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层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实际上这个词起源于一个文化的，确切地说是文学的语境。在其文化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涉一个国外意识形态学说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相融合的问题。”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观点的价值更在于它所蕴涵的方法论意义上。他指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西方一些人不愿意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为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多用“中国模式”代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太政治化和审美化，模式论述充满价值判断，阻碍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翻译出版了《费正清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等作品，很有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国外（主要是美国）研究人员有史华慈、施拉姆、魏斐德、沃马克、德里克、斯塔尔、邹谠、怀利和沃克尔等；最近有库恩、奈斯比特、马丁·雅克等。特别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傅高义新著《邓小平时代》、英国专家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等书影响深远。如库恩认为，和谐使“中国威胁”变得空洞，为“中国模式”注入活力。同时这种理念已延伸到中国的外交领域，中国已将“和谐世界”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的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中国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民主政治。张维为先生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概括了“中国道路”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破解中国道路的“时代之谜”。这八大特点是：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而八大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成龙在《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论著中回顾了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心趋向，即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集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集中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海外研究的重心转向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绝大多数海外学者坚持“继承发展论”，不仅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而且强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共性。但少数海外研究者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提出了“非毛化论”“经济决定论”“后社会主义论”“实用主义论”等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论”“新保守主义论”等几种观点，科学发展观研究中提出了“混合论”“中国威胁论”“殊途同归论”等挑战性观点，亟须辨析和澄清。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其理论成果是主客统一的新型世界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中国现代化的新型发展观的统一整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表明我们摸索出了一种将进一步预示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国际社会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如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内容，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经济发展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将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和平衡发展；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的现实，团结和带领中国所有阶层的人民，找到了凝聚全社会的最好结合点”（《光明日报》2009年5月9日）。
十七大以来，海外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大量评论，认为“北京共识”（市场经济加权威主义政治）的风头已经盖过“华盛顿共识”（市场经济加上民主政治），占据上风，从“中国崩溃论”“中国不确定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崛起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心路[50]。约翰·奈斯比特在2009年《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把中国发展模式归结为“八大支柱”，即解放思想，纵向民主制，“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略，“管好森林，让树木自由成长”的宏观管理方式，注重艺术和学术，对外开放与融入世界，在倡导自由的同时也追求公平、追求卓越。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中多次运用“中国政治模式”这个词。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模式联系在一起，中国政治模式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发展型国家、共产党政权、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政府中心主义、弱市民社会。西方学者有不少关于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评价，但这也使一些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某些西方人感到困惑，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或误读。关于中国发展道路或“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西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一些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束缚的西方人，称这种新的开拓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们把“中国模式”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如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中国模式”没有什么独创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大杂烩：半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主义、东亚新权威主义、拉美统合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模式”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包括吸取和借鉴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一点，有些国外评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误解成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固有的冷战思维，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经常借“中国政治话题”否认“中国模式”的前景，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权威专制政治”“独裁重商主义”，未来没有前途。他们认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社会必然崩溃，不民主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威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提出，反映了后危机时代海外舆论观察和把握中国发展形势的一个新动向，是继“儒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定位之后的新概括。哈佛大学教授奈·约瑟夫说，北京共识是市场列宁主义的模式。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等认为，“中国模式”总的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是一个不断试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预设的蓝图，其基本原则是务实主义和渐进改革，也即“实事求是”或“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认为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实行集体主义的结果，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只是实行了一般的集体主义，同时又是注意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结果。
（二）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凸显出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主线。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十三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进行概括集成，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十七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三个“一”：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201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新论述，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正面解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制度之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领域丰富实践成果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近年来，《胡绳晚年学术思想研究》《江流自选集》《赵曜讲学录》《高放自选集》《吴江论集》《求真思录》等研究文集陆续出版；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石仲泉、李君如、赵曜[51]、黄宗良、严书翰[52]、阎志民[53]、沈宝祥[54]、高放[55]、包心鉴[56]等专家都有精彩的论述。主要研究视阈和问题如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关系，是当前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国内学者提出应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论题：普遍性和特殊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其逻辑起点、探索创新、本质价值、经验特点、意义趋向皆成热点[57]。李崇富、金民卿、程恩富、赵智奎、李屏南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特色化，就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世界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和实践转化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实践、制度形态；“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实现形式。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脉相承，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不属于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只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社会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没有固定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必须始终正确处理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民族化、特色化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解决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应运而生的，是系统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本质规律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在我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何处？十七大后学术界重点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两个热点问题。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渐成热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主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中国全面发展的、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大多数学者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旗帜论”有新意。十八大后学界研究的进展和重点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制度、道路和理论体系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的解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梳理；研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优越之处及其制度完善途径等。理论界一致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形态相比，有非常大的优越性，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第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野和方法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和社会实践中来谈论是重要特点。学术界一般把社会主义分为经典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类型和阶段。蒲国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包括传统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之科学成果的吸收、借鉴与扬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全新模式。赵曜提出，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和界限，大体上有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30年；第三个30年，是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30年[58]。高放在2009年10月5日《学习时报》上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经有过的三次重大转变：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变为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49～1956年）；从“以苏联为戒”转变为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957～1978年）；从突破苏联模式到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9～2009年）。同样，黄宗良提出了“世界社会主义三个五十年”。石仲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观点。他说，总的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校正方向和创新性发展。前30年，从新民主主义走起，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又从中国原有的社会主义，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董德刚提出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视野，阐述了三个重大转变，即从注重经济社会形态到注重技术社会形态，从只重社会主义表层特征到更重社会主义深层本质，从“社”“资”绝对对立到互相取长补短，并总结了开拓认识新视野的主要经验。顾海良指出，紧紧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社会背景，凸显新时期形成的改革开放、快速发展、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基础和根本内涵，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原则、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视阈。面对各方面对“中国模式”不同的解说，刘国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就是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但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方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世骏认为，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要大大往前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
第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释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界定是近年来学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和难点。吴波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个含义，即作为理论意义上和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作为社会制度意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作为体制或发展模式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个基础性组成部分[59]。高尚全先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还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所谓“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坚持“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保持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60]。秦宣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理论、道路、制度和共同理想，这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李君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北京市社科联研究员马仲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和社会主导控制资本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中国特色是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个概念的中心词是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也有人概括为“新社会主义”“新型社会主义”[61]。有人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广东省委党校苏戎安使用“和谐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界定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与时代特征。华南师范大学陈金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在其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程伟礼、戴雪梅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存在四种形态，即理论学说、社会运动、基本价值和价值体系。而与“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的内在一致性”相吻合，中国人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执政党意识和人民意识四个层面上，体现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制度和价值形态的不同认同。徐崇温撰文，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世界意义。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鲜明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这些科学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七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新论述，如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道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要求等。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释，指明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阐述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中国制度文化建设的本土资源和以“30年和60年”为视角透视制度变迁是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另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国共产党及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也多有论题。2008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举办了“观念、制度与中国政治发展（1978-2008）”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经验与制度变迁理论”“政治制度与治理”“我国政治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以及“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等分议题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交流和对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现实必然性——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社会共识。
国内制度文化建设改革的争论很多，杨光斌、俞可平、王浦劬、何增科、王贵秀、秦晖、胡鞍钢、潘维、邹东涛、陈红太、黄卫平、吴家庆、杨小云、张星久等发表不少新见。杨光斌教授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制度变迁的进程”“制度变迁的基本走向”“制度变迁的成功经验”和“制度设计的选择战略”四个问题论述“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三十年”。俞可平认为，新中国60年政治变迁的趋势，即从革命到改革，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中国政治的新发展，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而潘维则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政治价值，最根本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最大的精神是政治精神。古今中西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文明、政治价值观，西方是法制加民主，中国是远古的民本主义、今天的“为人民服务”。王浦劬从治理模式的视角，探索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对于社会的治理出现的是不同于世界各地曾出现的欧美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苏东模式的一套特有的“中国模式”。邹东涛认为，思变、竞争、稳定等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可以说，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成功的“中国模式”的许多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其中，有三项主要内容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即思变、竞争、稳定。胡鞍钢指出，过去30年我国实现了中国式政治制度的构建与改革：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共同富裕、绿色现代化、和平发展和正义是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和优势。韦森认为，中国当代的命运是经济变迁、政治改革、文化演进过程的统一。许耀桐指出，所谓中国政治模式，就是已经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党内民主的发展是中国政治模式的关键，推进党内民主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陈红太认为，解读中国奇迹的密码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也就是到让西方人头疼的“人民民主”中寻找。中国政治文化有“四大优势”：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文化包容优势。“依法治官”既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儒家礼教政治的最大智慧。寓国家政治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以做人的自省、自律和社会的自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治官”把民主、法治、科学、礼教有机地统一起来。黄卫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杨小云对中央地方关系，吴家庆对和谐社会利益协调及政府公信力，张星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皆多有阐发。
第五，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讨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讨论，本身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2]。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越来越热。“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发端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雷默，他于2004年5月撰写了《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其观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用“中国模式”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准确地说，现在热议的“中国模式”应该被称作“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
国内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随着中国发展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持续升温。绝大多数论者认可“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主张“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与社会主义密切相连，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辨别有关“中国模式”的诸多问题，使中国模式不断完善。马龙闪、李佐军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而不是属于其他任何模式。程恩富、辛向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四位一体”的体制模式，等同于党的十七大确立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称，“中国模式”就是两句话：保障人民权利，集中国家权力。有的则认为可谈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而不能宣扬中国模式，谈中国模式似乎为时尚早。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提法比“中国模式”的提法好。如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蔡霞认为不要讲“中国模式”，而是讲“中国道路”。李忠杰说，中国的道路、体制和做法还在不断地探索、发展和创新之中，我们现在还很难说它已经定型，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不应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模式，而应说是中国特色。“模式”这个概念，比较容易产生固定化的内涵。衣俊卿认为，不要急于定性“中国模式”。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认为，“中国模式”还在探索中。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指出，截至目前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当前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处于转型社会，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秦晖说，中国要崛起，但“中国模式”不应崛起。胡鞍钢、潘维、郑永年、萧功秦、燕继荣等多数学者认为，不能否认“中国模式”，而要理性宣传和发展“中国模式”。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体制，三十多年来已经具有相对稳定性。他们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四个角度，清晰概括了中国道路的丰富内涵。其基本特点是一种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即国家继承了全能主义时代的历史政治遗产，在保持强势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控制的基础上，让社会成员获得相当的自主性。
国内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是区别于苏联模式、拉美模式的新型模式，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党和政府强力主导下发展经济、处理各种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快速实现现代化，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现实合理性和有效性。第二种意见，有的论者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角度，认为这不仅是快速发展经济的道路，也是一种重塑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道路。第三种意见，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审视中国道路，用世界历史的大尺度、大视野反观和总结中国一百多年来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经验和教训，既看到中国道路的实存性和独特性，又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等各个方面综合地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谋划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略，并探索重塑现代化的可能性途径。
秦宣教授总结道：当前学术界对社会制度的基础研究、分层研究、比较研究不足。今后如何从理论上克服社会制度研究的不足，实现制度创新，以便我们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社会制度，这将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四 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
（一）基本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分析包含两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分析；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价值的理念解读。选题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思想范式；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个制度模式；既是一面旗帜，又是当代实践；既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制度文明模式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特色：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历时性和当代性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中对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形成的、有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策略成功经验的概括。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阈看，从国际比较和发展模式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三、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其制度逻辑和思想基础、文化条件为论述重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新型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既遵循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时代新特点进行的制度创新。在30多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经验及现代性思考。“制度是决定因素”。政党文明是制度文明的灵魂，制度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新时期必须走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第五、六章）。我们认为，文化起决定作用；短期看，制度起关键作用。所以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其背后最终是个文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靠执政党动员和推动，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制度既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也是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更是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我们要坚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制度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体系。制度文化和谐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制度的理性、公正、信用、和谐、创新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长期任务，有效的制度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能够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预期的、稳定的机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功。重建市场伦理、建构政制文明、建设公民社会、发展先进文化、树立和谐理念，蕴涵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
（二）研究方法
方法是概念的灵魂，“掌握着研究的命运”（黑格尔语）。现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制度经济学（在介绍制度概念时有论，此处不赘）、全球化、文化冲突、中苏模式比较等视角，各有所长，也有不足。国内外学者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论著，分别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思想史、治理理论的不同角度进行发掘，主要有：沈云锁、陈先奎《中国模式论》和漆思《中国共识》从哲学社会发展角度；刘建武《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局限于邓小平理论；胡伟等《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模式与经验》、唐晋主编《迈向大国之际的中国模式》从政治学视角；邹东涛、欧阳日辉《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1949-2009）》、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着重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视角；郑永年从比较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模式”的经验和困局》；吕元礼主要研究新加坡制度文化的治国之道；董四代进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解读；从思想历史演进角度有梅荣政所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研究》，秦宣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程伟礼、戴雪梅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美〕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金观涛、刘青峰合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等。近期出版的专著，在国内，有姜义华的《论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汪晖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甘阳的《通三统：论三种传统的融合与发展》，还有姚洋的《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胡鞍钢和王绍光的《人间正道》、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丁学良的《论辩“中国模式”》等；在海外，有基辛格最近出版的《论中国》、〔美〕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佛朗西斯·福山的《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淡色中国》，郑永年的《未竟的革命》等。
针对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方法有所忽视的倾向，武汉大学梅荣政曾指出：“不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多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一部分，或哲学、或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或其他某一学科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当然有便于集中论述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的优点，其价值不可低估。但要想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运动规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念，就需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在当今中国发展的最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将空想社会主义转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也是认识和实践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出发，遵循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人类制度文明大道。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阐释性研究和建构性研究相统一，是本书之重要特点。学术界的主要解读如下。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研究流派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提法基本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这一提法本身就隐含着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发展”逻辑的服从以及“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的预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的争论，西方左翼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老“左”派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面教材”；新“左”派则基本肯定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但认为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称为“模式”，还言之尚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问题，虽有偏颇或误读，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方面主要有“后社会主义”（阿里夫·德里克）、“后马克思主义”（弗里德里克·詹姆斯）、“社会民主党”（利奥内尔·若斯潘）三种视角。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在《后社会主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社会主义”，反对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也不赞成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的概念。阿里夫·德里克的论述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调整，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是“理想化”与“正统化”的社会主义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另一个是“后社会主义”阶段，即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这两者之间应该算作过渡时期。受国际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国内有人主张用儒家思想统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有人干脆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西欧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以达成多元社会共识的交往理性取代了片面的工具理性批判，由此实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转型，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不无启示。中国的马克思文本研究要想走向深入，必须重视并且不能忽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但也应当走出“以恩解马”“以苏解马”或者“以西解马”的模式，而采取“以马解马”的方式，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文本。
第二，哲学解释学的视角。解释学，又称诠释学（Hermeneutics），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学术方法。伽达默尔等人创立的解释学提出了“如何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视界融合”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一个解释学的视角，由于理解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完善的、历史地发展的，这就必然导致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局面。误解是由解释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还由解释者对作者心理个性的不了解造成的，所以，不可能回到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而只能不断地走近马克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解释学意境的文化历史现象。从解释学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文本产生之后，就被纳入理解和实践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东西文化两种视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的历史情境、文化传统、地理环境、语言习惯等“场域”影响了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运用。如中国的传统为中国人解读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文化积淀，在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初，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大同思想来解读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理想社会主义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传统的大同追求纠缠在一起的。根据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传统构成的“前见”是我们理解的前提和基石，也有失真、扭曲、误读、变形。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已构成了一个传统，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当代化、大众化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因为理解就是一种创造。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有潘德荣、胡潇、彭启福、汪信砚、张汝伦等。
第三，文化传播学的视角。丹尼尔·贝尔曾这样诠释文化：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文化选择的规律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够在一个国家传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个国家的本土文化所产生的客观需要；二是外来文化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二者缺一不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同样如此。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就是两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形态，既表现为工具理性，属于政治领域范畴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又体现出价值理性，属于文化层面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以“精英文化”形态传入中国，以“大众文化”形态在中国广泛传播，以“主导文化”形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文化传播的机理看，两种异质文化在重构过程中势必发生相互冲突、相互渗透。相互冲突来自文化间的相互隔阂，影响则表现为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来自隔阂方面的机制会不断给文化重构造成障碍，来自渗透方面的机制会使落后文化的消极作用反作用于先进文化。从事思想文化、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有启良、萧延中、王绍光等。清华大学教授王绍光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正处于3.0版本新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2日）：社会主义1.0版本主要是指匮乏阶段，社会主义2.0版本主要是指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3.0版本的生成，则是面对中国进入小康阶段以后，我们应当加大力度增加社会福利投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既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需要不断深入回答的重大课题，又是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中国道路或模式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马恩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思想，虽然他们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而是使用“世界历史”等概念，但这方面的思想是丰富的。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全球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般“共时性”规律。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3]资本主义的扩张一方面导致经济“全球化”，使世界一体化；另一方面，又造成“全球分裂”，抑制了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最高阶段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从一开始就是与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紧密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这一特定时代条件下孕育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也必然是在面向世界、造福世界的互动中继续发展的。深入研究和认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走向，是科学认识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抉择。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将中国和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自主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不二选择。黄宗良、林昭健在《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中分析认为，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自觉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位置和趋向，直接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安全发展，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新时期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拓宽研究视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形成“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紧密结合的学术视野，要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并强调“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在全球化时代积极与世界互动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相统一的道路，将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进程。当今改革开放理论和和谐世界理论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从事世界史、共运史的学者如罗荣渠、蒲国清、曹天予多持此论。
第五，中苏模式比较研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苏联模式比较研究和中苏关系的反思是一个不能忽略和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视角。研究苏联是为了吸取苏共的教训，探究苏联社会主义失败、苏联国家解体的原因，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第一次是对前30年中苏关系的反思，这主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中苏蜜月”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决裂”。第二次则是对后30年中苏关系的反思，这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初到“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次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界政界主流观点认为：苏东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教条主义、专制主义、取消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终结，而是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终结；我们应当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但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在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人断言“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困惑。如关于十月革命的“原罪说”“阴谋说”“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64]；谴责苏联建立的是“集权官僚主义制度”“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要予以“摧毁”“打碎”，“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65]。戈尔巴乔夫谴责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的”“专横的”制度，要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来改造社会制度。他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66]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一股“历史终结论”思潮。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久加诺夫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67]国外《真理报》1989年10月26日的评论较有代表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各个领域的垄断：共产党的领导造成了‘政治垄断’，公有制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造成了‘精神垄断’，并由此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异化’。”国内有各种观点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经济没有搞好说”“斯大林模式僵化说”“民族矛盾决定说”“军备竞赛拖垮说”“戈氏叛徒葬送说”“外部因素决定说”等。但从比较制度模式的视角分析研究是趋向，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实行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相对于上述苏联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突出表现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完全不同的体制。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苏东剧变的反思与启示，研究成果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多有参考价值，如研究国际共运史、世界社会主义的学者李慎明、黄宗良、沈志华、于沛、马龙闪、左凤荣、陆南泉、刘爽等。周有光先生《朝闻道集》《拾贝集》也有关于苏联历史的反思札记。沈志华教授最近出版了苏联历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上中下）；2002年陆南泉所著《苏联兴亡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刘爽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付梓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近推出李慎明新书《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年的思考》，这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的最终研究成果。他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曲折、大逆转。苏联解体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平衡，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大为削弱，从而导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现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并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相信社会主义就可以逐步实现伟大的复兴。
本书在吸收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性）理论、国家和社会理论、思想文化分析、制度主义等多种方法，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为观照，以文化、制度和模式的互动和转换为研究视角，按照理论与实践、思想与逻辑、历史与价值的原则，探索和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思想源流和文化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选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确性，体现了方法论的创新。研究认为：恩格斯曾指出，要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这里讲的“现实的基础”，是指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首要的是必须真正的科学认识“现实基础”。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预示的那个社会主义，我们必须用新的视角、观念、范式、经验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伟大创新。主要研究方法论如下。
第一，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社会主义的特殊，又有社会主义的一般。因此，唯物史观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和根本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自然历史过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离开了唯物史观，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会流于理论空谈，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会产生政治乌托邦。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性变革，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描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解开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之谜”；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共同特征；同时，由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又必然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民族特色。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社会主义体现了一般性、普遍性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则带有更多的个别性、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基础，“两个必然”理论和“两个决不会”的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科学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既是社会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明顺应了“两个必然”理论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国特色”又使“两个必然”在中国的实现途径更具有特殊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一般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是正确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决不会”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我们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误区、深化改革、走出“制度崇拜论”的理性向导。世界历史进程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中国制度文化和历史传统又塑造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人类社会正是在由“地方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大部分主流学者如徐崇温、梅荣政、顾海良、周新城、叶庆丰、李景治、聂运麟、李崇富、李屏南等。
第二，现代化（性）理论。现代化是一个全球化、趋同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进步的过程[68]。但现代化不是一个与社会制度无关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它是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道路探索和模式创新。所谓“中国现代性”，就是在对缘起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辩证批判和多元透视基础上，彰显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立场、观念和模式。中国现代化先后经过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个趋向。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具体实际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鲜明特色。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又体现了“后发式”赶超式现代化国家的特点，很难通过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命运多舛。这就是中国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原因。在两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中，中国人民作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现时代展开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具有历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研究的重要性。中国以创造性的实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自主性道路，它打破了现代化只有西方道路的一元论，赋予发展模式以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现代性生成的过程[69]。除了北大罗荣渠外，还有汪晖、秦晖、何传启、赵剑英、陈勤、辛向阳等；国外有费正清、列文森等。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变迁，既是现代化的条件，也是现代化的结果。在关于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中，最流行的理论范式是“国家和社会”的模式，国家和社会被视为不同和对立的人类制度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变迁是通过制度和制度创新去实现的。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中，国家时常压制社会成长。现代社会空间的塑造，不仅需要国家为社会塑造提供自由的空间，还要求国家能够作为一个有能力的行动主体解决现代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塑造社会空间发育。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强国家与弱社会、强国家与强社会、弱国家与弱社会、弱国家与强社会是四种不同的维度。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几乎控制着社会的全部资源。新时期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格局逐渐松动，社会的自主性逐渐增强，社会分化程度大大提高。改革开放就是调整和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国家本位”，确立“社会本位”，使国家社会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了”[70]“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71]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国家生活和社会模式即发展实践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论者指出，我国正在经历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的社会演进，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是通过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和转型，中国在不断调整政府、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的空间逐渐扩大。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就是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它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72]当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为指导，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依据，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阈中正确把握其基本定位，使两者良性互动关系发展，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实现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我们希望通过制度文化的创新确立国家的限度，建立起执政党的组织整合领导能力、国家权力的相对自主性机制、国家行动的适度有效性机制和国家权威的制度化合法性机制。如一些研究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邓正来、时和兴、林尚立、郑杭生、胡伟、汪玉凯等。
第四，思想文化分析。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哲学，是近年学界的一大热点，如李泽厚、许纪霖、童世骏、丁晓强、何显明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又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文化土壤和思想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接受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它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化、大众化、民族化、当代化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伟大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思想，我们都可以追溯其文化传统和历史源流，无不表现出思想范式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中国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文化矛盾运动规律，由此演绎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形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充满无穷的思想魅力。他们试图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和内在逻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理路探求“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根源和文化动因，再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从而不断促进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伟大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脉络和强大生命力。
第五，制度主义方法论。制度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理论，并经由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而得到发展。这种方法不仅关注理念文化，而且考察基于既有的规则、程序来调节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进行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制度是一种理性安排。制度变迁分为需求诱致型和供给主导型两种。他们认为，制度是一个决定国家经济绩效和社会繁荣的首要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而“信念是构建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思想演变成为政治分析的制度主义方法。新制度主义的主要形态则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论者们认为，制度影响政治、制度有历史形成，在研究中运用理性选择、博弈论、治理、模型化技术的工具探索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强调影响制度绩效的社会文化因素，探讨制度悖论和制度异化的思想根源[73]，重塑制度理性，实现制度公平和正义。如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以科斯、诺斯、奥尔森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国内则有一些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史的学人如俞可平、曹沛霖、何增科、杨光斌、韦森、赵汀阳、汪丁丁、张宇燕等。
（三）主要创新
选题主要突破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创新。本课题在吸收借鉴上述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全球化、治理理论、历史学、诠释学、观念史等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性）理论、制度经济学、国家和社会理论、思想文化分析、制度主义等多种方法，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十年为观照，以文化、制度和模式的互动及转换为研究视角，按照理论与实践、思想与逻辑、历史与价值的原则，探索和求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思想源流和文化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正确性，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历史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道路放在世界视野和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中，通过当今世界不同发展道路的横向对比和人类历史的纵向考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先进性。
第二，体现了内容和观点的创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是后发国家建设的制度文本。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实现了对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第二、三、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
第三，选题问题意识突出，结论具前瞻性，立论鲜明，视野开阔，历史感和思辨性强。研究认为，“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建设政党文明，走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第五、六章）。“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能力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对提升国家软实力非常重要。论题就国内外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一些模糊认识甚至曲解，系统阐明了以下观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客观性，即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实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继续探索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生命力所在；建设政党文明，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等。这些都是具有问题意识现实前瞻性的思考。重建市场伦理、构建政制文明、建设公民社会、发展先进文化、树立和谐理念，蕴涵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制度文化现代性转型之路。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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