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回顾与反思[1]
向荣[2]
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史学界及相关学科领域重大的理论问题。20世纪西方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两次大讨论，其中一次发生在50年代初，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一书的出版引起。这次讨论不仅提出了“过渡时期”概念，还对“过渡时期”的性质和动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3]另一次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对以M.M.波斯坦、勒鲁瓦·拉迪里为代表的“人口决定论”的批判开始，布伦纳认为决定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欧洲经济长期变化的既不是人口波动，也不是贸易和市场的增长，而是阶级和阶级斗争。[4]布伦纳的文章遭到了波斯坦、拉迪里等人的反击，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居伊·布瓦也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虽然他同样“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布瓦称布伦纳的马克思主义为“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它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生产方式概念，并抛弃了经济实体领域。[5]因此，按照两次讨论的参加者、“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R.H.希尔顿的总结，这次讨论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也显现出“特别强调阶级冲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没有赋予阶级斗争特殊地位、而是考察整个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6]国内学界对过渡问题也十分重视，齐思和、张云鹤等前辈学者分别对西方学者的两次大讨论做过专门介绍。[7]马克垚先生还从中西历史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以往过渡问题研究中的不足，认为“一个社会如何过渡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运动。从现在的研究来看，指出某种单一原因作为其过渡的动因往往不能使人满意，而应做多种因素分析”。[8]西方学者也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在晚近关于过渡问题的讨论中，单一原因分析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与此同时，过渡问题的讨论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参与其中。[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伯明翰学派”的克里斯·威克姆担心多元主义解释可能导致折中，偏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范式，特别是忽视阶级和阶级分析。[10]但我们认为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厘清各种相关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主次关系，这种担心也许是多余的。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走向开放，特别是要同史学界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文将对西方学界的讨论做较为详细的学术史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西方学界新的研究动态和新的史学研究成果对讨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倾向做一些反思，以期对我国未来的过渡问题研究有所裨益。
一 问题的提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和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对过渡问题的思考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1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不过，他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以英国为例，他说：“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11]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为资本主义兴起扫清了障碍，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在封建结构解体之后立刻兴起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多布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在欧洲（主要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决定性时刻，即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转变”和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但在此之前，还存在“一个更早的决定性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从14世纪欧洲“旧的封建秩序危机”开始，持续到16世纪晚期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生产领域时为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该时期“似乎是既非封建又还不是资本主义的”。[12]他还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之前，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已经达到晚期阶段，解体过程与旧生产方式中孕育的新生产方式的生长之间没有任何紧密的前后联系。爱德华三世与伊丽莎白之间的两百多年无疑是过渡性质的。”[13]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多布认为，在总体上它仍然是封建的。的确，在这一时期商人资产阶级成长壮大了，但他们在获得特权之后，就不再与贵族对抗，而是与之合流。摆脱了封建枷锁的独立的小生产还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虽然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而且此类经济在整个社会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大多数农民仍以不同方式受制于庄园领主的权威。[14]
多布关于在欧洲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的看法得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同，包括在第一次大讨论中率先对多布提出批评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15]1976年，希尔顿在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文集所写的“引言”中结合英国的历史经验，对“过渡时期”做了更为深入具体的阐释。他说：“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地租异乎寻常的低以及地主和国家对农民和劳工自由流动的控制实际上接近于无，封建制度对简单商品生产的限制几乎完全消失了。但人们绝不要期望发现这一时期会出现朝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向一日千里地发展。毫无疑问，雇佣工资劳动者的约曼农兴旺发达起来了，也出现了手工业从旧行会控制的城市向乡村和限制较少的小城市的自由流动，但从大量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农业和工业雇主的工资劳动者意义上，并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分化。这注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即使17世纪也并没有完成。但重要的是，在15世纪相对不受限制的商品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前提条件被创造了出来。”[16]但是，对于“过渡”或“过渡时期”的性质和动力，学术界仍存在很大争议。
在马克思看来，过渡问题的实质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核心是直接生产者从封建依附状态转变到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说：“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产生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的变化，首先，直接生产者从封建的和行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其次，这些新被解放出来的人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成为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17]其中后一个阶段的变化就是通常所称的原始积累，它一方面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另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无产者。英国的圈地运动是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形式。[18]
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探讨过渡问题的主要依据和出发点。但是由于理解不一样，他们对过渡问题的解释出现了差异。多布和希尔顿特别重视马克思提到的第一个阶段的变化，即直接生产者从封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他们看来，只有当直接生产者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资本主义才能够随之产生。而在此过程中，农民反抗封建领主的阶级斗争至关重要。为此，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花了不小的篇幅批判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贸易对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起了决定性作用。按照这种观点，封建制度是稳定的，只有外部力量，即贸易的冲击才能将之打破。他列举出农奴制随着贸易、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被强化的例证，如13世纪的英国，15、16世纪的东欧，宣称：“事实上，货币经济增长本身导致农奴制加强的证据，似乎与它是封建制度衰落原因的证据一样多。”[19]由此可见，不能将欧洲封建主义的瓦解简单地归因于贸易的作用，他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的语录为证：“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0]
多布认为：“很显然，传统解释忽视了分析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封建制度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决定封建制度解体或延存中所起的作用。”[21]那么，究竟是什么“内部力量”导致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多布说，尽管相关证据既不充分也不确定，“但我们掌握的证据仍强烈显示，主要是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制度低能无效，加之统治阶级对收入上升的需求导致了它的衰落。因为这种对额外收入的需求将对生产者的压力增加到完全无法忍受地步。”[22]他还说：“加重压力的结果不仅仅是杀鸡取卵，而且由于彻底绝望，激起了［农民］从庄园非法迁出的运动。生产者大规模的逃离不可避免地要耗尽维持封建制度的血液，并导致封建经济在14、15世纪遭受一系列危机。”[23]在后来回应斯威齐批评的过程中，多布更明确地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作用”，虽然他加上了限定：“没有人提出农民反对领主的阶级斗争会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导致资本主义。”他解释说：“这种斗争所起的作用是改变小生产方式对封建领主权的依附，并最终导致小生产者从封建剥削中解脱出来。然后正是从小生产方式中（它达到获得行动自主，社会分化进而在其中展开的程度）资本主义诞生了。”[24]由此可见，多布认为农民反抗斗争的意义不仅仅是瓦解封建制度，还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希尔顿赞同多布的观点，他说：“农民的抵抗对于乡村公社的发展，自由租佃关系和自由身份的扩大，使农民和手工业经济自由地朝着商品生产发展，并最后导致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出现都是至关重要的。”[25]
布伦纳充分肯定多布、希尔顿在封建制度瓦解问题上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和对贸易决定论的批判，但他认为仅此还不够。[26]在他看来，就资本主义的产生而言，第二个阶段的变化更为重要。与多布和希尔顿不同，他认为“农奴制的瓦解不会以任何自动的方式走向资本主义或成功的经济发展”，领主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此种进步“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27]到15世纪中叶，西欧大多数地区的农民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还展开了争取将习惯租佃地变成自由持有地的斗争。但是在接下来的斗争中，法国农民在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使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保存了下来；而在英国，农民的反抗斗争，特别是16世纪30年代中叶的北方暴动和1549年的凯特起义遭到了失败，“由于农民未能确立起对土地本质上自由持有的控制，领主因而能够积聚、合并和圈围土地，创造大农场和将它们出租给有能力进行投资的资本主义承租人”。在他看来，“正是‘古典的’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租地农—雇佣工人结构的出现，使得英国农业生产的转变成为可能”。[28]他还说：“如果16世纪〔英国〕农民的反抗斗争取得成功，就会像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剪断农业资本主义的翅膀’。”[29]
布伦纳与多布、希尔顿的分歧反映出他们对欧洲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相差很大。按照多布和希尔顿的观点，欧洲农业资本主义是通过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早在封建制度瓦解之前就已经开始。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也提到过15、16世纪英国的圈地，但他将之视为相对次要的因素，[30]在多布看来，重要的是从中世纪晚期以来富裕农民阶层的兴起。领主圈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并没有创造其自身。他说：“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到的，在这些人中间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富裕农民或约曼农阶层，随着他们的成功，这些人通过租佃和购买不断扩充土地，可能同乡绅、堂区牧师、本地麦芽出售者和粮商一道成为他们贫穷的邻居的高利贷者，到本世纪末（即16世纪末——引者注）成长为依靠雇佣工资劳动者的大农场主，后者来自圈地的受害者或贫穷的茅屋农。”[31]
布伦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农民小生产者有自给自足倾向，而且农民小生产者社会也对那些想积累财富和生产资料的人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典型的暴力剥夺方式，才能强行将农民同他们的生存资料分离开来；只有取代了农民的小土地占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出现，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才真正确立。他说：“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近代早期英国资本主义是在大地主所有制结构中成长起来的，而该结构本身又是从农奴制瓦解和农民的土地所有逐渐被破坏过程中形成的。因此，追随多布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同英国革命前仍然封建的土地结构并存、不相关或相冲突成长的似乎是既无必要，也不正确的。”[32]布伦纳的支持者、加拿大政治学家埃伦·米克辛斯·伍德在晚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虽然多布和希尔顿反对商业决定论模式，但他们本身并没有跳出商业决定论的陷阱，因为他们的基本假定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她说：“多布和希尔顿论据中突出的一点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将已经呈现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的经济逻辑解放出来或‘松开’的问题。这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压倒性印象：只要有机会，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手工工匠就会成长为资本家。”在这种意义上，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解除某种已存在事物的障碍的工具。[33]伍德坚持布伦纳的观点，阶级斗争对于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十分重要，但其作用并不只是释放走向资本主义的冲动，相反，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意外的后果”，由于这种“意外的后果”，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成为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由于市场提供的机会，而是市场的强制。[34]
那么，欧洲农业资本主义究竟起源于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还是起源于领主对农民的暴力剥夺？与此相关，欧洲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从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的渐进，还是近代早期发生的剧变？从表面上看，布伦纳的解释似乎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实则不然。的确，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谓原始积累”中特别强调暴力的作用，他说：“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35]但是，我们在阅读马克思的原著时还应考虑其语境。马克思写这一章是带有论战性质的，重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将原始积累的方法描绘成田园诗式的，因此，他强调原始积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在此过程中“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36]毫无疑问，从马克思犀利的语言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对被故意掩饰的与资本主义诞生相伴随的罪恶的义愤。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根据英国的历史材料对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做具体分析时，仍保持了其一贯的严谨。首先，马克思认为，英国农民被剥夺的实际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即使经历了15、16世纪大规模的圈地，“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37]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38]马克思还认为，独立农民长期延存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说：“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他总是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他认为只有大工业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才“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39]由此可见，马克思并没有无限夸大暴力的作用，他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做客观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与马克思不同，布伦纳似乎更强调暴力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在他看来，一次对农民成功的剥夺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开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之门。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英国“古典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在16、17世纪已经确立，比马克思分析的要早得多。[40]
其次，马克思还指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而农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则是从管事（本身也是农奴）逐步发展来的，“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41]到15世纪，使用雇佣工人的真正的租地农场主已经出现，虽然他们的境况和生产规模同靠自己劳动致富的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又独自耕作的雇农相差无几。15世纪最后30年开始的圈地运动和16世纪的价格革命为租地农场主提供了机遇，使他们迅速壮大起来，“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4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随着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境况较佳的农民“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形成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如果像在16世纪的英国那样，由于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情况，对他们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传统的长期租约使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却使租地农场主发了财，那么，租地农场主就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43]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暴力对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起了加速器的作用。如果我们将真正的租地农场主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它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圈地运动之前的15世纪。
值得指出的是，在《资本论》的写作时期，英国农业史的研究还几乎没有真正展开，马克思主要利用的材料是时人的观察和统计，其中不少人是当时激烈的社会批评家，如托马斯·莫尔。虽然马克思本人意识到他们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由于缺少其他信息来源，他们的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马克思的判断。[44]比如，按照后来的史学研究成果，马克思可能对16世纪英国圈地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估计过高。埃德温·F.盖伊教授根据英国王室圈地调查委员会收集到的证据进行的统计表明，1455～1607年，在英国圈地集中的24郡，被圈围的土地只占整个土地的2.76%。[45]因此我们认为在对待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方面，重要的是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结论。
布伦纳的英法比较研究受到了英国经验派史学家的批评。帕特里夏·克鲁特和戴维·帕克认为布伦纳低估了英国农民的法律地位，同时夸大了法国农民的独立性，事实上英法两国的真正不同是法国缺少一个像英国那样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约曼农阶级。法国君主的真正罪恶不是保护了小农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压垮了他们，使他们陷入普遍的贫困状态，不能成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动力。[46]布伦纳争论推动了史学界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农民土地占有制形式和性质的研究，R.W.霍伊尔指出，布伦纳的关键论据，即英国土地所有者能够通过大幅度提高贡金（fines），特别是进庄费（entry fines）驱赶中世纪农奴的后代——公簿持有农，并将他们的土地出租给租地农场主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公簿持有农对土地的占有是受衡平法院保护的。英国土地所有者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方式，如出卖习惯权利或对公簿持有地已经取得的自由持有身份来缓解经济困境或增加收入的。因此，与布伦纳的观点相反，土地所有者的行动主要是推动了公簿持有农向自由持有农而不是向租约持有农的转变。正因为如此，16、17世纪是英国土地市场异常活跃的时期，也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约曼农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的时期。直到17世纪60年代英国的谷物价格开始下跌，这种趋势才发生改变：自由持有农受到租地农场主的排挤并逐渐被后者所取代。[47]梅维斯·E.马特对15、16世纪东萨塞克斯的研究表明，通向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只有一种，在这里既可以发现领主直接经营直领地，或将它们出租给租地农场主的记录，也可以发现领主通过提高进庄费剥夺公簿持有农，特别是前直领地佃农的案例，但这些并非该地区农业变化的全部。在马特看来，真正重要的变化是这一时期的土地市场放开，由此引发的约曼农阶层的兴起。马特认为要充分考虑过渡时期英国历史的复杂性，没有必要像布伦纳那样过分强调农民土地占有制的形式，事实上，15、16世纪的农民，特别是约曼农通常既占有公簿持有地，又占有自由持有地；也没有必要对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做机械的区分。雇佣工人人数的增长是16世纪的重要现象，但这些雇佣工人往往拥有小块土地，或只是一生中部分时间如年轻时做雇工。[48]
二 正统马克思主义与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争论
以上分析表明，多布、希尔顿对过渡问题的解释并未让布伦纳和伍德感到满足，在他们看来，多布和希尔顿未能将阶级斗争理论坚持到底。该解释也不能使被布伦纳称为“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认为多布、希尔顿过分强调阶级和阶级关系，从而忽略了生产和交换，特别是远距离贸易的作用和影响。新斯密—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前文提到的斯威奇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49]
让我们从马克思本人关于商业和贸易的论述开始。他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50]他还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但是，他接着又指出：“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51]马克思的观点似乎很明确，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历史前提，但贸易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且仅仅贸易还不能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
但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界，贸易一直被视为决定性因素，因此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不得不花大力气对此进行批驳。这种观点的起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的程度则是由交换能力的大小决定的。他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52]斯密还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只要减少人为的干预，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劳动生产力和人类共同的福利就会自然增进。斯密并没有提出“资本主义”概念，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此概念是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53]但事实上，他已经开始从交换关系的角度解释在18世纪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现象。
在斯密和受斯密影响的学者看来，资本主义就是“交换关系”，或“受市场支配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攫取”，是追求最大的利润。[54]美国经济史学家弗雷德里克·L.努斯鲍姆在1935年首次出版的《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一书中说：“资本主义是具有某些显著特征的交换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导性原则是无限的利润，借助于针对该目的的高度理性化的手段，它在与其他经济行动者的竞争中得到确保或诉求。”[55]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将中世纪的经济称为“自然经济”，将随后的经济称为“货币经济”，并将市场范围的大小作为划分近代经济增长阶段的标准。[56]按照这种理解，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实际上是“自然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推动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力量是贸易，是由贸易创造出来的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
贸易决定论者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他将中世纪西欧的经济复兴归因于11世纪地中海贸易的重新开通。皮朗认为自7世纪伊斯兰教徒扩张切断了地中海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之后，西欧的商业停滞了，商人消失了，经济生活退回到原始的自给自足状态，这一时期西欧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是没有市场的大土地所有制经济，即庄园经济。[57]11世纪随着十字军东征，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地中海，东西方贸易的通道重新被打开，海运商业复兴了，而且随着海运商业向内地迅速渗透，农业的自给自足状态也被打破，并成为交换经济的一部分。[58]按照皮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59]他认为到12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他说：“尽管材料很少，中世纪的资料无疑能证明在12世纪时资本主义就已存在。”[60]皮朗还指出，中世纪的庄园经济是缺少内动力的，他在论及12世纪前后西欧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时说：“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在南方是威尼斯的航运，在北方是斯堪的纳维亚的航运。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的。”[61]
斯密和受斯密影响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现象的分析局限在经济生活层面，特别是流通领域，没有同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也没有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因而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62]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按照多布的解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指生产的技术状态，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而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为市场生产的制度——马克思所称的商品生产制度——而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在该制度下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像任何其他交换物一样在市场上买卖。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中在仅由社会中一小部分人构成的阶级手中，以及无产阶级的随之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出卖劳动力是唯一的生活来源。”[63]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封建制度的核心是农奴制，[64]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雇佣劳动制，因此，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实质上是剩余劳动榨取方式从超经济强制转变为“自由的”雇佣劳动。[65]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不反对做这样的理解，但在对封建主义衰落的原因、过渡时期的性质、资本主义产生的方式等具体问题的解释上，他们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
斯威奇对多布的批评集中反映了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看法。斯威奇首先对多布关于封建主义衰落原因的解释提出了质疑。多布在《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将封建主义的衰落归结为内部原因，其中主要表现为领主对收入的需求上升，最终导致对原本低效的生产的破坏，农奴大规模的逃亡。斯威奇认为这种解释脱离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在他看来，领主对收入的需求上升是因为11世纪以来的贸易扩张带来了数量和品种都在增加的货物，农奴大规模逃亡是因为12、13世纪快速增长的城市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因此，他认为：“多布并未成功动摇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中坚持认为封建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贸易的增长那部分内容。”[66]毫无疑问，贸易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农奴制自动终结，在这一点上，多布对过去学者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农奴制的衰落同交换经济的增进紧密相关也是不能忽视并需要做出解释的事实。的确，正如多布指出的，在欧洲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出现过贸易进步与农奴制强化相伴随的现象，“但是，这些暂时的和部分的逆流现象不应使总体形势被掩盖，总体形势是使用农奴劳动的直领地农业被租佃农业稳步取代，后者要么采取独立农民劳动形式，要么［在小得多的程度上］采用雇佣劳动”。他强调，“真正的问题是要对这种基本趋势做出解释”。[67]
在很大程度上，斯威奇对欧洲封建主义衰落原因的解释是以皮朗的“贸易决定论”为基础的，尽管他并没有像皮朗那样将交换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本身。按照他的解释，作为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基础的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共同体的需求是已知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被规划和组织的”，因此，该制度“具有极其强烈的保持既有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的倾向”。[68]简言之，他和皮朗一样，认为欧洲封建制度内部缺少变革的动力。在他看来，动力来自外部的刺激，即11世纪地中海贸易的重新开通。他说，远距离贸易使欧洲产生了“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随着新制度的滋生和成长，旧的为使用而生产的封建经济制度受到了冲击。一系列变化相继发生了：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被打破，专业化和城乡分工开始出现；生产者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变化，对财富的占有成为目的本身，而且这种心理转变还影响到直接生产者以外的人和社会阶层；封建统治阶级的嗜好增加了，新的消费品刺激了他们的欲望，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增加收入的要求；城市为乡村受奴役的人口提供了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前景，从而引起了农奴的大规模逃亡。正是这些变化逐步瓦解了欧洲封建经济的基础，并最终导致生产关系的转变。[69]
应当说，斯威奇将对封建主义衰落原因的探讨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过分强调的阶级关系带回到更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和交换关系层面，对于加深对过渡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似乎犯了和多布同样的错误，即对决定性因素——用斯威奇自己的话“原动力”的痴迷。多布在论述该问题时曾留有余地，他说：“尽管实际后果不得不被视为是市场的外部冲击和制度内部关系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者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影响。”[70]斯威奇认为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内因和外因的互动关系可以用来解释任何社会的历史发展。因此，他断然指出：“封建制度不包含内在的原动力，当它经历真正的发展——区别于纯粹的动荡和没有触及其基本结构的危机——驱动力应当从制度之外去寻找。”[71]这种说法不仅极端，也不符合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实际。希尔顿在随后的讨论文章中指出，按照新的研究成果，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商品生产就已经开始衰落，伊斯兰教徒的扩张并没有对这一发展趋势造成多少影响，事实上，伊斯兰教徒并不敌视同西方的贸易。因此，欧洲中世纪初年商品生产衰落以及11世纪复兴的原因应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而不应简单地归结为地中海商路被切断和重新开通。[72]罗伯特·S.洛佩斯认为，农业的进步，特别是水磨、风磨的采用，重犁的发明和推广，马取代牛成为主要的耕畜，是欧洲从10世纪中叶开始的商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他说：“农业进步是商业革命的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当农民的粮食剩余增加，才能释放出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之外的活动，才会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从这种角度看，可以说商业革命是从庄园起飞的”。[73]
其次，斯威奇对过渡时期经济制度的性质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多布认为在欧洲农奴制瓦解之后和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存在一个“既非封建又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中间期，但从总体上看，该中间期经济的性质仍然是封建的。斯威奇认为这是一种矛盾的解释。既然多布将封建主义等同于农奴制，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将农奴制瓦解之后的经济仍称作是“封建的”呢？斯威齐认为，中间期的经济不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简单混合，而是有自身特点和内容的。他说：“我简要地将15、16世纪在西欧流行的制度称作‘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意指是商品生产的发展首先瓦解了封建制度，然后稍晚一些，在破的工作大体完成之后，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准备了条件。”[74]不过他同时指出，“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不稳定的，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但并非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事实上，欧洲古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并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和佛兰德明显的资本主义开端也归于失败。[75]佯谬的是，斯威齐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伍德的充分肯定。她说，虽然斯威齐强调城市和远距离贸易对“为使用而生产”的封建原则的冲击，“然而，斯威奇认为资本主义不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贸易的扩张足以瓦解封建主义，开启一个本身不稳定，为17、18世纪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渡阶段；但后来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阶段”。她认为，同表面看上去的不一样，多布、希尔顿实际上比斯威齐离“商业化模式”（commercialization model）更近。[76]
斯威奇对多布的质疑暴露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逻辑链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即如何看待或评价过渡时期欧洲经济的性质或特点。既然农奴制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而被视为资本主义核心标准的雇佣劳动制又还没有发展起来，那么人们不禁要问：15、16世纪乃至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欧洲的经济制度，或者说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对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多布的回应只是强调斯威奇忽视了谁是过渡时期的统治者，他说：“只要政治的约束和庄园习惯的压力依然支配着经济关系（只要英国乡村广大的地区继续如此），土地自由市场依然阙如（自由劳动力的流动也是），这种剥削方式就不能被说成脱离了其封建形态——尽管这是一种退化的和迅速解体的形态。”[77]但在后来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昨天与今天》一书中，多布又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是指雇佣工人与资本的关系——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两个世纪或更久已经成熟”，虽然当时的雇佣工人，特别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典型形态的“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下的手工工匠，“通常还没有被无产阶级化，即他们还没有同他们的生产工具相分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还没有同他们占有的小块土地相分离”。[78]多布的解释让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满意。沃勒斯坦指出，多布的解释同他给资本主义下的定义不一致，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他认为多布的自相矛盾并非偶然，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过渡时期的经济还缺乏清晰的认识，他说：“从本质上讲，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谈论的‘过渡’阶段，事实上是一个没有可操作指示器的模糊的非概念。”[79]而在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直接生产者被剥夺、被无产阶级化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键；没有大量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80]
我们认为，斯威奇提出在欧洲封建主义瓦解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存在一个较为漫长的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以及前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并非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产生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垚先生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文章中也有类似观点。他指出，小农经济的运动会不断分化，并在条件成熟时产生资本主义因素，中国和西方皆如此，但有快慢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复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他说：“对小农的研究，还需结合当时的地主经济、城市经济、国家政权等方面分析。”[81]斯威奇和马克垚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从一般性的理论分析转向对具体历史过程中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考察，从而深化对过渡时期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认识。
再次，斯威奇不同意多布关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途径的解释。在多布看来，欧洲资本主义是在市场经济作用下，通过直接生产者内部的贫富分化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马克思说：“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不论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作为过渡起过多大的作用——例如17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布业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做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82]斯威奇认为多布误读了马克思，马克思的本意是要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同缓慢发展的外包制做比较，而不是考察资本家的社会出身。事实上，马克思从来没有将走“真正革命化的道路”的“生产者”限定为手工工匠，他们很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比如，在J.U.内夫所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1540～1640年间英国新兴的采矿、冶金、制糖、制盐、酿酒和肥皂、玻璃、明矾制造业中，那些握有资本的人直接开办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企业，而没有经过外包制中间环节，这才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革命化的道路”的含义。尽管在后来的讨论中，斯威奇承认对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但他的基本观点，即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商人和雇佣工人的企业家直接开创的，没有经历生产者本身贫富分化的中间环节并没有改变。[83]
在后来的讨论中，乔治·勒费弗尔坚持多布的常规解释，不过他认为两条途径都可以通向资本主义。他还认为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先行者，农民和手工工匠是后来人。由于前者拥有垄断权和政治特权，并得到国家的支持，从而引起了从农民和手工工匠中分化出来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在第一次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4]伍德赞同斯威奇对“真正革命化的道路”的理解，并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与布伦纳试图解答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她指出，富裕农民，如英国的约曼农、俄国的富农（kulaks）、法国的大佃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存在过，但为什么唯独英国的富裕农民发展成为与过去完成不同的农业资本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85]
在关于过渡问题的第一次大讨论中，参与者主要争论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但在此之后，学界越来越多地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农业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上。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都可以成为农业资本主义的践行者，就英国而言，中世纪晚期农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新兴的约曼农阶层，但从近代早期开始，乡绅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1650年以后约曼农淡出历史舞台，英国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即大土地所有者—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雇佣工人逐渐形成。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与大的经济环境，特别是人口和物价的波动密切相关。[86]
沃勒斯坦是晚近著名的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起点与斯威奇相同，但走得更远。两人都将封建主义理解为为使用而生产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制度；都将贸易作为推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决定性力量。[87]但沃勒斯坦指出，在1150～1300年的地中海和世界某些地区的某些重要时刻也有过类似的贸易大发展，都未能完成过渡，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世界经济体系下的国际分工。他说：“只是随着近代世界经济在16世纪欧洲兴起，我们才看到市场贸易的充分发展和对经济生活的支配。这是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即统一的劳动分工，但包括多种政治和文化）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个方面。”[88]基于这种认识和理解，他对欧洲内部的生产方式变化不太关心，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经济结构的形成，以及核心地区对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剥削。他说：“资本主义不仅涉及雇主对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榨取，而且也涉及核心地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剩余榨取。”[89]
沃勒斯坦认为多布对16、17世纪欧洲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者过分坚持雇佣劳动标准。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为市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方式”，那么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资本主义从15、16世纪世界市场形成之日就已经开始了，根据市场上主要交换的产品，我们可以将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依次划分为农业资本主义、重商主义时期和工业资本主义三个阶段。[90]
沃勒斯坦的研究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缺陷，比如，他宣称“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经济事务，而非民族国家事务”，这就排除了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又比如，在解释为什么是西北欧而不是其他地区在初始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时，他将之简单地归结为该地区国家机器发达，这也是经不起推敲的。[91]不少学者已对沃勒斯坦的研究提出了批评。[92]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对该问题有过明确论述，他说：“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如果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93]可见，马克思是充分肯定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影响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应首先从欧洲社会内部寻找原因。在这里，马克思的主次是分明的。
三 历史唯物主义与过渡问题研究
那么，为什么在过渡问题讨论中会存在如此多的分歧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前后不一致有关。让·巴谢尔指出，在1845～1846年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非常重视劳动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将之视为推动11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力量。他说：“事实上，令人吃惊的是［他］赋予世界市场极大的重要性并断言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市场的扩张联系在一起。”[94]但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中，马克思则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16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对农民土地的暴力剥夺上。马克思说：“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巴谢尔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与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难以协调。[95]S.H.里格比认为斯密的影响是通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传递给新斯密—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密将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增进过程”，随着城市、贸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社会的束缚将不可避免地被打破，这种思想对马克思最初思考过渡问题产生过重要影响。[96]R.J.霍尔顿指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但在《资本论》里则完全转到了生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方面。事实上，在《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讨论中，几乎看不到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认真思考，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近代工业”带来的生产力巨大增长依赖于先在的资本原始积累。[97]我们认为这种将早期马克思同晚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只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资本论》中则是根据英国具体的历史经验，集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性特征及其形成方式。两者侧重不同，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没有多少改变。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开篇便说：“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虽然为了连贯和完整，《资本论》在第1卷第1章对前书内容做了概述，但马克思强调：“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换句话说，《资本论》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包括本文讨论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思想，需要将《资本论》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至少同马克思专门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考察。事实上，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99]从以上引文中我们不难感受马克思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资本论》对生产力发展的专门论述的确不多，但这是因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分析雇佣劳动制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对其他方面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即使如此，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在论述过渡时期财产权关系的重大变化时仍然没有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作用。[100]此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01]和后来的《资本论》都是从分析商品和商品交换开始的，因为他始终认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不同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商品现象——劳动力成为商品，并分析了劳动力是怎样转变成商品的。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成为商品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关系，它涉及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因此，马克思是从“生产方式”角度分析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生产方式”概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按照希尔顿的解释，“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一种生产方式首先被理解为基于马克思所称的‘生产力’，即自然资源，技术和劳动力——争取生存和繁衍斗争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该定义中的第二个因素是‘生产关系’。此短语主要用来表述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那些通过劳动，不仅为自身提供生计，也为所有者提供收入来源的人之间的关系”。[102]按照“生产方式”概念，对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还要充分考虑与此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不同之处。[103]
但是，重视阶级关系并不等于经济因素不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做过澄清。恩格斯在解释马克思的历史观时说，马克思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104]可见，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是有前提条件的。恩格斯还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05]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标志是阶级关系的变化，道理很简单，阶级关系是最能反映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不同的。多布说：“如果要理解任何特定时代经济制度大的发展方向，该制度独有的特征比那些可能同其他制度相同的特征更重要。”[106]但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探讨阶级关系变化的原因，我们则必须进入更为复杂、更为深层次的领域。在这里，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或“原动力”都无法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事实上，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过渡问题的讨论中，恰恰存在这种倾向。
20世纪50年代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两次大讨论都发生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斗争中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当时的学术研究。此影响在过渡问题讨论中的集中表现就是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这种倾向在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中已初现端倪。如前文所述，在解释欧洲封建主义衰落的原因时，他批判了学界流行的“贸易决定论”，突出了农民反抗封建主斗争的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而言，多布无疑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学术贡献。但是，他将对“贸易决定论”的批判发展到几乎完全否认贸易影响的程度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正如斯威奇所说，欧洲农奴制瓦解同交换经济的增进紧密相关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在随后的讨论中，希尔顿在批评斯威奇外在的“原动力论”的同时，提出封建社会存在内在的原动力，这就是农民反抗封建领主增加租金、保卫劳动剩余的斗争。正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导致领主的收入危机，并为农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贫富分化提供了可能。[107]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在布伦纳于70年代后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发展到顶点。在这些文章中，他分别批判了对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发展做长时段解释的“人口模式”和“商业模式”，还批评了多布不彻底的阶级斗争决定论，[108]宣称“不同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或剩余榨取关系一旦确立，往往会给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强加相当严格的限制和可能性，即的确相当特殊的长期模式”。他强调阶级结构具有独立性，“它们非由人口和商业趋势之变化所塑造，也不随人口和商业趋势之变化而改变”。[109]布伦纳对阶级斗争的一味强调让希尔顿都感到不妥，他认为布伦纳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使他得出“农民保护其持有地租用权完整的成功的斗争导致某种历史倒退的结论”。布伦纳关于小农经济不利于革新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该问题不会因为英国的历史经验而排除其他发展方向的可能性。[11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政治斗争中意识形态的冲突淡化，西方学者，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变得比过去开放。[111]希尔顿在1984年发表的关于欧洲封建主义的文章中已将人口因素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有效性是受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制约的，土地越是稀少，领主就越能利用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削弱他们的抵抗，反之亦然。14世纪的人口灾难之后，由于土地丰足，劳动力紧缺，领主对农民的剩余劳动榨取要么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下降，这就为约曼农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可能。[112]希尔顿晚年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也使得他过去对城市和贸易的排斥态度有所松动。[113]希尔顿的学生、伯明翰学派的戴尔教授在晚近出版的关于过渡问题的著作中，广泛吸收了西方学者（包括他本人）关于中世纪的商业化，中世纪晚期消费特别是普通人消费的增长，对劳动、休闲和贫困的态度的变化等研究成果，尽管他的落脚点仍然是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转变。[114]
行文于此，我们已有可能对以往关于过渡问题的讨论做一些综合性评价。在我们看来，以往过渡问题讨论中最大的不足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忽视，这与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不太吻合。生产力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在以往的讨论中，该因素却很少被提及。哈里·基特西科波洛斯在晚近批评人口学派的文章中指出过这一点，他说：“按照本作者的观点，它（布伦纳争论——引者注）最令人不能接受的不足是各参与者都没有将技术变化在决定1200～1500年间经济增长模式中所起的作用放到更显著的位置。”[115]科恩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作为生产力首位论的主要依据，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6]但科恩的观点遭到希尔顿的反复批驳，在他看来，科恩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了。就历史事实而言，欧洲从10世纪开始就广泛使用水磨，不过水磨技术被领主所垄断；史前的手推磨才被中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匠使用。[117]布伦纳在批判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中，同意波斯坦关于中世纪存在人口危机的长期趋势的基本前提，不过他认为该现象不是因为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造成的，而是由于领主过渡的剩余榨取，使农民没有投资能力，甚至不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所致。[118]
科恩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材料和分析确有不足之处。但是，他提醒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生产力，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按照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成果，中世纪欧洲的经济远不像以波斯坦为代表的人口学派，以希尔顿、布伦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的那样缺乏生气；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不是循环的，而是有发展的。[119]我们认为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的改良和进步。约翰·哈彻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中世纪英国领主对农奴的剩余榨取是受庄园习惯限制的，事实上农奴缴纳的习惯地租比一些自由持有农缴纳的竞争性地租要低。[120]中世纪的农民并非没有改良技术的能力和积极性，按照约翰·兰登对英国的研究，中世纪最重要的农业技术发明之一——马的使用在农民中最流行，农民土地上的用马数是领主自营地的两倍。[121]16、17世纪英国的农业革新不断，以至于被埃里克·克里奇称为“农业革命”。其中主要包括：在休耕地种豆类或萝卜，以便在不耗损地力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实行草田轮作，提高农牧混合经济的效率；引水灌溉干草地，增加牲畜饲料的产量等。[122]罗伯特·C.艾伦估计，16、17世纪的农业革命使英国的农产量翻了一番。[123]因此，我们认为在过渡问题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农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和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因为在19世纪确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世纪与近代是对立的。前文提到的斯威奇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希尔顿和布伦纳也有类似看法。希尔顿说中世纪英国的农业分工很少，因为“农民和他家庭的生计是［生产的］主要目的”。因此，“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生产（就全体而论）同类谷物，并倾向于饲养产肉、产羊毛和提供牵引力的同种家畜”。[124]但晚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查德·H.布里特内尔等人还提出中世纪的英国经历了一个“商业化”（commercialisation）过程。[125]1086年，英国仅有60个地方市场，但到1200年超过了350个；在此期间，不定期的集市也大量增加，其中150个是12世纪末新建的。[126]仅13世纪，英国的出口贸易就翻了三番，内陆贸易也有同量增长。[127]14世纪头10年里，英国每年出口羊毛35000袋，等于从900万只羊身上剪取的羊毛。[128]英国当时的人口可能不超过500万人，这意味着英国平均每人每年出口了两只羊的羊毛。[129]
英国中世纪的商业化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按照坎贝尔的估计，14世纪初年英国出口贸易的90%是由农产品构成的。[130]反过来，商业化又推动了英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交通便利、农产品需求旺盛的诺福克郡，集约农业率先发展起来，每英亩的平均谷物产量达到小麦15.6蒲式耳，大麦17.2蒲式耳，燕麦15蒲式耳。该郡的谷物产量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被超越。[131]但中世纪集约农业技术的采用还只限于少数地区，主要是诺福克和肯特，大多数地区的农业还是粗放式的。坎贝尔认为，集约农业的推广、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随着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乡村手工业兴起、农奴制瓦解等方面的变化逐步展开的，其中需求是最大的推动力。[132]戴尔教授也充分肯定中世纪商业化的影响，他说：“13世纪的商业增长为15世纪的结构性变化铺平了道路。”不过他反对布里特内尔、A.麦克法兰等人夸大13世纪商业化的程度和影响，或将商业化本身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倾向。[133]他说：“商业化可以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生。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人类很久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如果这种活动增长，就会导致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但这并未导致工场和设备的所有权以及劳动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在他看来，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是长时段的，其中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社会结构变化尤为重要。[134]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变之一，除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外，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和他们的信徒也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正如哈维·J.凯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优势在于：第一，通过“生产方式”概念，将资本主义同一定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避免了过渡问题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第二，走出了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充分考虑社会关系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而具有总体的视野。[135]但遗憾的是，在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过渡问题的讨论中，以上原则或方法并未真正落实，他们一味追求“原动力”，忽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综合分析，因而除了相互批评之外，并未对过渡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近年来随着冷战思维淡出学术界，加之新的经验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我们对过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
[1]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0年10月16～1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讨论。
[2]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3] 参与这次讨论的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相关文章经R.H.希尔顿编辑成册，于1976年出版，见Rodney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NLB，1976。
[4] 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 T.H.Aston and C.H.E.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0-63.
[5] Guy Bois，“Against the Neo-Malthusian Orthodoxy”，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107-118.该文曾被张云鹤先生译成中文发表，见吉·布瓦《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14～20页。
[6] R.H.Hilton，“Introduction”，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1-9，quotation in p.9.
[7] 齐思和、马克垚：《西方进步史学家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北大史学论丛》，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132～141页；韩相明：《美、英、法、日学者对“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争论》，《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7年第4期，第24～26页；张云鹤：《西方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世界历史》1980年第6期，第75～80页。
[8] 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178～191页，引文见第190页。
[9] 关于这方面的变化，可参见Chris Wickham，“Mem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What Has Marxism Done for Medieval History，and What Can It Still Do？”，in Chris Wickham ed.，Marxist History-writ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2-48。
[10] Ibid.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第822～824页。
[12] 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46，p.19.
[13] Maurice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46，p.20.
[14] Ibid.，pp.19-21.
[15] Paul Sweezy，“A Critique”，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46-47.
[16] Rodney Hilton，“Introduction”，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25-26.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23页。
[1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
[19]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p.38-42，quotation in p.40.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人民出版社，2009，第370页。
[21]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42.
[22] Ibid.
[23] Ibid.，p.46.
[24] Dobb，“A Reply”，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59.
[25] Hilton，“Introduction”，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27.
[26] Robert Brenner，“Dobb 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1978），pp.121-140.
[27]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p.46，49.
[28]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p.48-49.
[29] Ibid.，p.48.
[30] 在稍晚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昨天和今天》一书中，多布更明确指出，原始积累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它所采取的形式。他说：“无论这一过程采取直接驱逐的形式（如我们自己历史上的圈地和驱逐佃农），或贫困、债务导致最后因债务抵押财产的形式，或（在某些地区）人口增长大于可持有地能满足的形式，该过程的实质都几乎相同。”Maurice Dobb，Capit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8，p.18。
[31]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p.124-125.
[32] Brenner，“Dobb 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121-140，quotation in pp.138-139.
[33] Ellen Meiksins Wood，The Origin of Capitalism：A Long View，London：Verso，2002，pp.41-42.
[34] Ibid.，pp.51-5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42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20～823页。马克思还说，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即利用国家权力可“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同前，第861页。
[37] 此处的“自耕农”，是时人所称的“the yeomanry”；现在国内的史学工作者倾向于将它音译为“约曼农”，意为富裕农民。英文对照可参见Karl Marx，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Vol.I，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5，p.722。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30页。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58页。
[40]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48-49.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52页。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53～854页。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第903页。
[44] 马克思说：“这些老的编年史家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26页。
[45] Edwin F.Gay，“Inclosures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7（1903），pp.576-597.
[46] Patricia Croot and David Park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France and England Compared”，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p.79-90.
[47] R.W.Hoyle，“Tenure and the Land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r a late Contribution to the Brenner Debate”，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3（1990），pp.1-20；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47.
[48] Mavis E.Mate，“The East Sussex Land Market and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Past and Present，No.139（1993），pp.46-65.
[49] Robert 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ew Left Review，104（1977），pp.25-92.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171页。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第364页。
[5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16页。
[53]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3，第242～244页。
[54] 关于“资本主义”定义的讨论，参见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p.1-11；Christopher Dyer，“Were there any Capitalism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in Christopher Dyer，Everyday Life in Medieval England，London：Hambledon and London，2000，pp.305-307。
[55] Frederick L.Nussbaum，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New York：Augustus M.Publishers，1968（1935），p.61.
[56]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6.
[57]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12页。
[58]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24～35、64～80页。
[59] 皮朗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不断积累财富的趋向”。Quoted in Rodney Hilton，“Capitalism-What’s in a Name？”，in Hilt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145。
[60]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154页。
[61]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第43～46页，引文见第46页。
[62] 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pp.33-38；Immanuel Wallerstein，“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Transition or Transitions？”，Social Forces，Vol.55（1976），pp.273-283.
[63]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Capitalism，p.7.
[64] 多布认为“封建制度”和“农奴制”实际上是等同的。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35。
[65]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Capitalism，pp.17-32；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pp.25-92.
[66] Sweezy，“A Critique”，p.41.
[67] Ibid.，p.44.
[68] Sweezy，“A Critique”，pp.35-36.
[69] Ibid.，pp.41-45.
[70]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42.
[71] Paul Sweezy，“A Rejoinder”，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106.
[72] Rodney Hilton，“A Comment”，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109-111.
[73] Robert S.Lopez，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of Middle Ages，950-13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56.
[74] Sweezy，“A Critique”，pp.49-50.
[75] Sweezy，“A Critique”，pp.51-52；Sweezy，“A Rejoinder”，pp.106-108.
[76] Wood，The Origin of Capitalism：A Long View，pp.39-40.
[77] Dobb，“A Reply”，p.63.
[78] Dobb，Capitalism Yesterday and Today，pp.20-21.
[79]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16（1978），pp.398-399.
[80] Wood，The Origin of Capitalism：A Long View，pp.59-60.
[81] 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第186～188页。
[8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第373页。
[83] Sweezy，“A Critique”，pp.54-55；Sweezy，“A Rejoinder”，pp.106-107.
[84] Georges Lefebvre，“Some Observations”，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124-126.
[85] Wood，The Origin of Capitalism：A Long View，pp.39-43，53-61.
[86] Dyer，“Were there any Capitalism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pp.305-327；Hoyle，“Tenure and the Land Marke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Or a late Contribution to the Brenner Debate”，pp.1-20；Joan Thirsk，“English Rural Communities：Structures，Regularities，and Chang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in Brian Short ed.，The English Rural Community：Image and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4-61.
[87] 关于斯威奇与沃勒斯坦理论渊源上的关联，参见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pp.25-92；Robert A.Denemark and Kenneth P.Thomas，“The Brenner-Wallerstein Debat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1988），pp.47-65。
[88] Wallerstein，“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p.391.
[89] Ibid.，p.401.
[90] Ibid.，pp.387-415，quotation in p.399.
[91] Ibid.，p.401.
[92] 西方学者对沃勒斯坦的批评参见R.J.Hilt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1985，pp.74-79；Brenn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pp.53-67。
[9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372页。
[94] Jean Baechl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6，pp.7-12，quotation in p.11.
[95] Baechler，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pp.20-26，文中所引马克思原文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823页。
[96] S.H.Rigby，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London：Macmillan Press，1995，p.63.
[97] Hilton，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64-73.
[9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第7～8页。
[9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人民出版社，1998，第412～413页。
[100] 英国政治哲学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A.科恩认为，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在《资本论》中。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especially pp.175-180。
[10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第411～582页。
[102] Hilton，“Introduction”，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6.
[103] 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渡问题研究的特点，看参阅Harvey J.Kaye，“Maurice Dobb and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in Harvey J.Kaye，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p.23-69。
[104]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3，第458页。
[105]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第591页。
[106] Dobb，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p.27.
[107] Hilton，“A Comment”，in Hilton ed.，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109-117.
[108]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10-63；“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pp.25-92；“Maurice Dobb and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pp.121-140.
[109]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12.
[110] Hilton，“Introduction”，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8.
[111] 关于这种变化，可参见Wickham，“Mem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What Has Marxism Done for Medieval History，and What Can It Still Do？”，pp.32-48。
[112] Rodney Hilton，“Feudalism in Europe：Problem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ts”，in Rodney Hilton，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London：Verso，1990，pp.5，6.
[113] S.R.Epstein，“Rodney Hilton，Marxism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in Christopher Dyer，Peter Coss，and Chris Wickham eds.，Rodney Hilton’s Middle Ages：An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The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248-269.
[114] 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15] Harry Kitsikopoulos，“Technological Change in Medieval England：A Critique of the Neo-Malthusian Argument”，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44（2000），pp.397-449，quotation in p.397.
[116] 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p.41；pp.143-144；马克思语录中文译文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117] Hilton，“Introduction”，in Aston and Philpin eds.，The Brenner Debate，p.7；Hilton，“Feudalism in Europe：Problems for Historical Materialists”，pp.4-5.
[118]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31-35.
[119] 对中世纪欧洲经济特别是英国经济的新看法，可参见Richard H.Britnell and Bruce M.S.Campbell，“Introduction”，in Richard H.Britnell and Bruce M.S.Campbell eds.，A Commercialising Economy：England 1086 to c.130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p.1-6；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p.7-45。
[120] John Hatcher，“English Serfdom and Villeinage：Towards a Reassessment”，Past and Present，no.90（1981），pp.3-39；Junichi Kanzaka，“Villein Rents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An Analysis of the Hundred Rolls of 1279-1280”，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5（2002），pp.593-618.
[121] John Langdon，Horses，Oxe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Use of Draught Animals in English Farming from 1066 to 15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187.
[122] Eric 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7；Eric Kerridge，“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Agricultural History，Vol.43（1969），pp.463-476.
[123] Robert C.Allen，“Tracking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52（1999），p.215.
[124] Rodney Hilton，“Medieval Agrarian History”，in W.G.Hoskins ed.，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Leicester，Vol.2，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p.145.
[125] Richard H.Britnell，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English Society 1000-150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Britnell and Campbell eds.，A Commercialising Economy：England 1086 to c.1300.
[126] John Langdon and James Masschaele，“Commercial Activ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Medieval England”，Past and Present，No.190（2006），pp.43-45.
[127] Bruce M.S.Campbell，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1250-14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1.
[128] Langdon and Masschaele，“Commercial Activ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Medieval England”，p.50.
[129] 对中世纪英国的人口有不同的估计，参见Campbell，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1250-1450，p.403。
[130] Campbell，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1250-1450，p.21.
[131] Bruce M.S.Campbell，“Progressiveness and Backwardness in Thirteenth-and Early Fourteenth-Century English Agriculture：The Verdict of Recent Research”，in Jean-Marie Duvosquel and Erik Thoen eds.，Peasants & Townsmen in Medieval Europe，Gent：Snoeck-Ducaju & Zoon，1995，p.556.
[132] Campbell，English Seigniorial Agriculture，1250-1450，pp.411-440.
[133]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p.1-6，40-45，quotation in p.3.布里特内尔和A.麦克法兰的观点见Richard Britnell，“Commerce and Capitalism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Problems of Description and Theory”，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6（1993），pp.359-376；A.MacFarlane，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78.
[134]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p.1-6，40-45，quotation in pp.41-42.斯密语中译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2页。
[135] Kaye，“Maurice Dobb and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pp.23-69.